19世紀70—80年代可以說是早期資產階級政治運動開展得最有聲有色的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運動的組織性大大加強了，民族主義要求提升到理論化高度，並運用到實際行動中。這一切促成了全印度民族組織印度國大黨的成立，它為印度民族運動的發展提供了領導中心，奠定了發展基礎。國大黨的成立標誌著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已發展成為印度民族運動的主流，資產階級已成為民族運動新的曆史時期的領導力量。
一、民族主義者的醞釀
自19世紀70年代始，民族主義組織出現統一趨勢，到80年代初，已明確提出成立全國性組織的主張，各地組織也在積極準備中。
蘇·班納吉堅定地朝這個目標努力。還在《艾爾伯特法案》的鬥爭尚在進行的時候，他就積極推動籌建全國民族基金的工作。之後，又前進一步，於1883年12月以印度協會的名義，在加爾各答發起召開第一次印度國民會議。參加會議的除印度協會在孟加拉各地以及在北印度一些地區的地方組織的代表外，還有個別孟買和馬德拉斯管區的民族主義者，參與人員相當廣泛。會議通過的決議包括：要求讓印度人參加國家管理，改革文官考試製度，擴大立法會議，實行地方自治等。此次會議向成立全國組織道路上邁開了第一步，從中可以看出孟加拉的民族主義者，正在以印度協會為基地，積極為建立全國性統一組織做準備。盡管如此，會議仍免不了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各地代表名額較少，實質上隻是“印度協會的一次擴大的會議”[6]，其權威地位僅限於此。
與此同時，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者也在積極推動全國民族主義組織的聯合，但他們不讚成蘇·班納吉以印度協會的名義召開全國會議的做法，而希望建立全國真正的聯合。在怎樣聯合，建立什麽樣的統一組織的問題上，輿論界提出了兩種主張：一種意見是孟加拉《印度之境》報編輯拉蘭德拉納特·森和孟買的一些年輕活動分子所主張的，建立全印國民大會，在各管區現有組織的基礎上，定期在各中心城市召開全國代表會議，由各管區民族組織派代表參加；另一種意見是馬德拉斯紳會機關報《印度報》編輯蘇·阿葉爾所主張的，成立民族黨。這兩種意見在許多報紙上公開討論，並未形成最後的統一認識。
1884年11月，總督雷朋辭職離印回國，各地代表到孟買為他送行。孟買和馬德拉斯的代表借機認真地商討了如何召開全印會議的問題。同年12月，印度神智社在馬德拉斯召開年會，與會的著名活動家，如蘇·班納吉、達·瑙羅吉、帕蘭等17人，又一次商討了成立全印組織的必要性，達成一致看法，通過了一項重要決議：決定成立全印組織——印度國民同盟，即後來的國大黨。會議通告各地，定於1885年12月在浦那召開成立大會。這次聚會稱為馬德拉斯會議。
隨著印度國民同盟籌備會議的進行，各地民族主義者受到鼓舞，民族運動又有進一步發展。不僅孟加拉、馬德拉斯、孟買管區、旁遮普和印度斯坦的民族團體十分活躍，而且一直比較沉默落後的地區如信德、阿薩姆和中央省也活躍起來了。在奧裏薩和信德成立了地方團體，與印度協會和孟買管區協會建立了聯係。在中央省還成立了人民協會。阿薩姆的周爾哈特也成立了組織，叫全民大會。
二、殖民統治者的籠絡
印度民族運動的發展與統一趨勢，使英國殖民統治者深感不安。他們預感到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即將爆發。
英國著名的政論家勃蘭特於19世紀80年代初到印度各地進行考察，結果使他擔憂。他總結說，在印度，英國人和土著各民族之間情緒敵對，政府如不采取寬宏大度的辦法加以緩和，很快，英國和印度長久保持下來的“聯合”勢必完全中斷。這對英國來說將損失慘重，因為印度是個地廣人多的大陸國家，人口為英國的10倍。如果印度發生變亂，必定是英國從未經曆過的大規模的、駭人聽聞的變亂。勃蘭特上麵所說是指印度廣大人民反殖民主義的群眾性鬥爭浪潮。而他最害怕的還不止這些，他最擔心的是印度各方麵政治力量的匯合。數量龐大的處於長期饑餓狀態下的農民和越來越開化的城市居民對自身的被奴役地位極為不滿。
據此，勃蘭特斷言，如果再發生1857年那樣的“叛亂”，那恐怕就不隻限於土兵，而是全國人民都會參加這一“叛亂”。勃蘭特也清楚地知道，資產階級民族運動雖然十分溫和，但可怕的是他們同人民運動結合起來。他說，千萬不要讓他們的“改革”轉變為“革命”。他認為印度許多開明的資產階級上層溫和人物也害怕大變亂，隻要英國政府注意傾聽他們的意見，他們對英國人還是很信賴的。所以，勃蘭特呼籲政府抓緊著手改革，至少也要作出某種決定改革的姿態，刻不容緩。
休姆
新任總督達弗林（1884—1888年在任）也深感民意不可忽視。他說政府當前最大的困難是不了解真正的民意。他設想如果有一個足以反映民意的機構出現，讓政府從這個機構裏得到代表民意的建議和要求，“使人民從這個機構發泄怨氣，作為控製印度形勢的安全閥，那就好了”[7]。恰好有一位殖民政府的退休官員休姆，洞察朝野形勢，他的提議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
休姆原為印度高級文官，曾任印度稅收和農商部秘書，因在稅收改革等問題上與最高當局的看法不同，被總督降職使用，1882年退休。他的基本態度是，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必須維護，但不是一味鎮壓，而在於逐步實行改革，把印度引上憲政發展道路；重視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爭取他們的合作和支持是實現憲政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當時，李頓總督的一係列鎮壓措施激起公憤，休姆很為英國統治當局擔心。他認為如果當局不改變策略，資產階級運動和下層人民起義就有合流的可能。
休姆積極支持新任總督雷朋實行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新政策，成了雷朋的顧問和聯係印度改良活動家的橋梁。雷朋辭職後把休姆介紹給新任總督達弗林。達弗林並不讚成雷朋的政策，但在開始時不得不作出一些自由主義的姿態。這時休姆了解到印度資產階級活動家正趨向於建立統一組織，他也希望有一個組織作為英國殖民當局和印度資產階級之間的聯係渠道。印度資產階級可以利用它合法地表達自己的意願，這樣就可以將資產階級民族運動控製在安全軌道上。這個組織可以起政府的合法反對派的作用，並成為疏導人民群眾不滿的“安全閥”。
休姆的想法得到了印度許多活動家的讚同。這樣，休姆很快就取得了發起建立統一組織的主導權。他廣泛接觸印度的活動家，商討計劃，並在英國上層人士中進行疏通，為國大黨的成立開拓道路。早在1883年，他給加爾各答大學應屆畢業生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擬訂了一個成立全印組織的計劃。參與擬訂這個計劃的還有其他一些英國官員。按照休姆的設計，這個全印團體由政府主辦，每年開一次會，會集各方著名人士，反映社會改革方麵的意見和要求，供政府參考，但隻能探討有關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則由各個管區的團體負責加以討論。
1885年春，休姆會見總督達弗林，提出了書麵建議。出乎意料的是，達弗林比休姆設想的更為“開明”。他對休姆的建議不僅全部采納和支持，而且還認為政府行政上的某些缺點也可以探討，以便求得改進。於是，休姆從總督那裏取得了一種非正式的權力，為了維護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基礎不受侵害，他可以對印度民族團體的活動加以疏導和監視。隨後，他向孟買地區的民族主義者傳達了新總督的寬厚態度，使他們感激萬分。休姆這一活動使他在民族運動中的威信和影響大大提高，他甚至直接參加了關於成立印度聯盟通告的起草工作。
休姆的活動促進了國大黨的建立。固然他的目的是維護英國統治，但他的活動在當時符合印度改良活動家的要求，促進了這個要求的實現。印度資產階級活動家對他抱有相當好感，尊稱他為“國大黨之父”，選舉他擔任國大黨秘書長直到1906年。稱他為“國大黨之父”是過分誇大了他的作用，事實上他的作用隻是順水推舟，促使已經醞釀很久的事情成熟。正如印度曆史學家所說，如果說休姆和英國自由主義者希望把國大黨當作“安全閥”，那麽國大黨領導人則希望把休姆和英國自由主義者當作“避雷針”。
三、國大黨的成立
1884年至1885年初，休姆和孟買、浦那、馬德拉斯及阿拉哈巴德等地的民族運動領導人接觸，商討具體計劃，又會見總督達弗林，征得同意和支持。1885年初，建立了印度國民同盟，並發出通告，定於12月在浦那召開印度國民同盟成立大會。1885年12月28日，印度國民同盟成立大會在孟買召開（因浦那發生疫病而改在孟買），正式改名為印度國民大會，標誌著印度國大黨的誕生。
印度曆史學家指出：“很顯然，國大黨的成立是此前幾年政治工作的頂峰。它是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並在19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取得重要突破的政治覺醒過程的頂點。1885年是這個政治覺醒進程的轉折點。因為那年印度的政治家和那些對政治感興趣的現代知識分子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少數群體利益的發言人，而是直麵外國統治的國民利益的代表，是一個‘國民政黨’。他們看到自己的努力有成效。他們成立的全印度民族主義者團體是一個平台、組織者、指揮部，也是新國民精神和政治的象征。”[8]
參加大會的有各地方民族主義組織著名代表人物，如伍·彭納吉、達·瑙羅吉、費·梅塔、蘇·阿葉爾、馬·納倫德等，共72人，主要包括知識分子、商人高利貸者、自由派地主，大多數是印度教徒和祆教徒，穆斯林很少。著名孟買律師伍·彭納吉任大會主席，休姆以發起人和西姆拉地區代表身份參加大會，並任大會秘書長。與會代表對英國充滿了頌揚和感激之情。
伍·彭納吉強調忠於英國統治，他認為國大黨必須做到加寬統治基礎，給予人民以參與管理的應有的合法權利。早期運動領袖達·瑙羅吉也在大會上強調，印度有權享有自由和代議製的果實。除此之外，大會還提出了一些實質性的內容，如請求英國政府派皇家委員會調查印度行政管理情況，取消英國印度事務大臣會議，擴大立法會議在財政和稅收方麵的立法和監督職權，在英國和印度同時進行文官考試，放寬報考年齡限製等。
這次會議有兩個重要意義：其一，這次大會真正具有全國代表性，參加大會的72名代表來自全國各省。其二，這次大會立下了一項不成文的先例，規定大會隻討論政治、經濟問題，不討論容易引起摩擦的社會、宗教問題；隻討論全國性問題，不討論地方性事務。
大會還突出強調印度民族大團結的重要性。國大黨的中心使命是以民族團結的感情代替種姓、宗教信仰和地方偏見的分裂因素，以便使整個印度民族得到進步和發展。國大黨的未來發展方向是使國大黨成為廣泛容納各宗教、各社會階層的，不帶宗教色彩的民族主義政治組織。
國大黨的成立對印度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宣告了印度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進入了一個有組織的全國性發展的新時期。
四、階級構成
據統計，在出席國大黨前3次年會代表總人數中，知識分子約占50%，地主約占25%，商人和工廠主約占25%。這些數據直到20世紀20年代初都無太大變化，可見國大黨年會代表的主要社會成分是知識分子、地主、商人和工廠主。
資產階級（包括工廠主和商人）是國大黨的主要階級支柱。他們通常是通過知識分子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經濟要求。資產階級對國大黨年會的支持，主要表現在財力資助上，其中最突出的是孟買的資產階級。1904年，國大黨年會因遇到財政困難，不能在原計劃地點召開，孟買民族主義者在資產階級支持下，主動邀請年會在孟買舉行，並承擔一切費用。
自由派地主構成國大黨的第二支力量。由於人數上占有一定比例，因此他們對國大黨政策的形成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自由派地主有部分人同時兼有買辦商人、高利貸者身份，因而提出的要求和資產階級不謀而合。19世紀60—70年代，英印協會主要代表自由派地主的利益。國大黨成立後，英印協會參加了國大黨，希望國大黨除反映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地主的共同要求外，也能關心自由派地主的特殊要求。在孟買省和馬德拉斯省，隨著大量兼並農民土地，也出現了大批商人高利貸者地主，許多人參加了國大黨活動，不過由於他們的商人身份更突出，故沒有像孟加拉那樣形成自己的單獨組織。或是因為他們接受了近代教育，思想較開通，或是因為有切身利益要求，一些自由派地主從財力上給予國大黨很大的資助。自由派地主在國大黨內的積極性受國大黨政策的影響，而他們的態度反過來又影響國大黨領導人的決策。因此在兩者有矛盾的時候，通常是尋求相互都可接受的辦法加以解決。
國大黨構成中第三支力量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主要領導核心和骨幹力量，通常是由他們在國大黨年會上實際決策，其中有達·瑙羅吉、蘇·班納吉、費·梅塔、蘇·阿葉爾以及後來的戈·帕爾·克裏希那·郭克雷等。據統計，1885—1905年擔任國大黨年會主席的16名印度人中，有11人是著名的律師，其餘是前文官、教育家和報界人士。其中相當多的人在英國留過學。[9]由於廣見博聞，這些知識分子能較早地順應時代潮流，積極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由於具有英語教育的優勢、顯赫的職業地位，他們把這都歸功於英國統治，對英國抱有相當好感。這些知識分子在生活方式上不同程度地模仿西方。這種態度決定了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可能堅決反英，他們隻會成為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地主的較溫和主張的代言人。
這裏不得不提到一個人數有限但影響頗大的特殊集團——英國激進自由主義者，其主要人物除休姆外，還有亨利·柯頓（前文官）、威廉·韋德伯恩（前文官）、喬治·耶爾（加爾各答商會主席）等。他們同情國大黨，並且希望殖民當局實行改革。因為他們曾經都身居顯赫地位，國大黨領袖們對他們特別倚重，希望利用他們在英國和印度上層中的廣泛聯係和影響，吸引英國人的同情，爭取英國當局的讓步。
國大黨是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地主的政黨。由於發展不完善，軟弱的資產階級還未能完全脫離原來的買辦商人身份，一些自由派地主思想也較為陳舊。如此一來，便決定了在一個長時期內，國大黨隻能把自己的活動局限於局部改良。同時，以休姆為代表的英國保守勢力想方設法製約國大黨的活動。可見，此時的國大黨，要提出激進的鬥爭目標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