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參考】
通過國家政策維護少數民族權益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實行少數民族有使用、改革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自由的政策。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
建國以後，全國和有關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工作機構和研究機構，例如，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文化司設有領導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的處；各自治區和一些省設有少數民族語文工作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設有少數民族語文研究室；中央民族學院和有的地方民族學院設有少數民族語文研究室（所）或某一個少數民族的語文研究室。建國初期，開展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調查研究工作。1956年，中國科學院，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即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前身）組織了700多人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隊，分成7個隊深入到10多個省、自治區對40多個少數民族的語言進行了普查工作，積累了大量的珍貴的語言資料，對大多數語言的係屬提出了見解，對各個語言的語音係統、語句結構、詞匯和文字等，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此後，仍然經常派出工作人員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進行調查研究。
1951年，政務院決定：“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幫助文字不完備的民族逐漸充實其文字。”國家組織有關部門在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於1956年起，幫助一些還不完備的少數民族文字進行了文字改革，使之漸趨完備。幫助傣、景頗、拉祜旋改進了文字。幫助維吾爾、哈薩克族改革了文字。同時，國家幫助一些民族創製了文字，共創製了壯、布依、苗、彝、黎、納西、僳僳、哈尼、佤、侗10個民族的文字，一共14種拉丁化的文字方案，其中苗族方言文字方案4種，哈尼旋方言文字方案2種。這14種文字中，壯文、維吾爾文和哈薩克文經國務院正式批準推行，其餘的經中央民委或省、自治區政府批準試行。拉丁化的彝文被廢止，換成了經過整理和規範的傳統彝文，1980年經國務院批準已在四川彝旋地區推行。新創的文字在推行和試行中，取得了一定成績，有些文字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有些文字則有待進一步總結。效果較好的如壯文，1980年廣西恢複推行以來，壯文已進入44個縣515所小學949個班，學生達2.8萬多人；農村壯文掃盲班31萬多人，脫盲人數15萬，出現了6個壯文無盲鄉。貴州1981年恢複試行苗文、布依文、侗文、彝文，用民族文字在農村試行掃盲的53個縣、10萬人，脫盲人數達8萬人，民族文字已進入小學試行教學，現已有420所小學780個班實行民族語文或雙語文（民族語文和漢語文）教學。雲南1980年以後，已有480所以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小學，實行雙語文教學，入學率、鞏固率、合格率都有顯著提高。彝文於1980年推行以來，已有8個縣的彝族青壯年基本脫盲，人數達34.4萬多人，占彝族青年的69%。有些文字推行和試行的效果就差一些。如改革的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推行的效果不理想，1982年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決定，在保留改革的維、哈文繼續使用的同時，以使用原來的維、哈文為主。
國家在憲法和一些法律中，還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問題作了一些具體規定，來貫徹尊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政策。憲法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行職務的時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條例的規定，使用當地通用的一種或者幾種語言文字。”在西藏自治區，自治機關執行職務時主要使用藏語文和漢語文兩種語文，發布各種布告、指示、規定；西藏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西藏日報》和西藏其它報紙、刊物，都使用藏、漢兩種文字。在內蒙古自治區，使用蒙古語文和漢語文。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使用維吾爾語文和漢語文。民族區域自治法還進一步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同時使用幾種通用的語言文字執行職務的，可以以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語言文字為主。”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的一些地區，在使用維吾爾語文和漢語文的同時，區內一些別的民族，如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在州內同時使用哈薩克語文、維吾爾語文和漢語文，但以哈薩克語文為主。同樣，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就以使用蒙古語文為主。在內蒙古自治區內的鄂溫克自治旗（縣），既使用蒙古語、漢語，又使用鄂溫克語，以鄂溫克語為主。
（資料來源：《中國民族概貌和民族政策》劉先照、陳永齡，民族出版社，標題為編者所加。）
焦裕祿：共產黨人永遠的楷模
1962年初冬，黨的好幹部焦裕祿同誌就任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在蘭考的日日夜夜，焦裕祿一心想著人民的溫飽，想著改變蘭考的麵貌。他關心人民疾苦的故事，實在太多了。
1962年12月的一天，大雪使蘭考大地換上了銀裝。傍晚，撥給蘭考的救濟棉衣運到了縣城。焦裕祿一想到這風雪之夜裏衣被單薄的群眾，他馬上決定集合幹部，連夜發放。至半夜一點多，10000件棉衣基本發完了，最後剩下的不足百件。這時，焦裕祿對眼前的5位幹部說：“餘下的我們6個人包了，送到爪營公社去。”他們拉著一輛架子車，裝上棉衣就出發了。北風一陣緊似一陣，彎曲的鄉間小路在白雪中時隱時現，車越拉越沉，不一會兒，焦裕祿便是渾身大汗。幾位幹部爭著要換他，他堅持不讓。到爪營公社，他臉色發白、汗流滿麵，公社幹部一看，知道他的肝病又犯了，連忙抱柴要給他點火取暖。焦裕祿製止了，他說：“大雪天群眾很需要燒柴，千萬不要燒掉。趕快把棉衣送到群眾手中。”說完，扛起一捆棉衣就向外走去。
為了根治三害，焦裕祿決定把蘭考的自然情況摸透。他抽調了120名幹部、農民和技術員組成了三結合的三害調查隊伍。那時，焦裕祿正患肝病，同誌們擔心他在風沙大雨中奔波會加重病情，勸他留下來。他拒絕了，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兒。”他不願靠聽匯報來進行工作，帶著幹糧、雨傘上路了。
1963年初春，彌天大風襲擊著蘭考，在黃河故道上排山倒海般地推進。漫天飛沙，幾米外就看不見人影，沙粒打在人臉上，火燎一般的疼，每走一步都很困難。他們迎著風沙，爬過一個個沙丘，焦裕祿高興地說：“風有風路，沙有沙路，一點不亂，我們應摸清它的規律，想辦法治住它。”他不時地記著哪裏該修幾道防風林、哪裏該修防沙溝，直到太陽西斜，他們才帶著資料回到縣委。
1963年秋，大雨又把蘭考變成了汪洋。焦裕祿讓各級幹部下到農村，一麵組織救災，一麵查清水情，以備治理。布置完，他不顧勸阻，帶著幾名幹部上路了。大雨不停地下著，一會兒就濕透全身，他們拿著高梁稈探路，順著水流摸索前進。眼見水流匯入一條小河，焦裕祿率先下河，跟蹤而去，終於找到了水的去向。他站在激流中，別人為他張著傘，他畫了一張又一張的流向圖。傍晚，他們來到全營大隊，焦裕祿拿出草圖，詳細地對大隊幹部講起從哪裏到哪裏開一條河，再從哪裏到哪裏挖一條溝……這樣就可以把這幾個大隊的積水排出去。大隊幹部聽了都很感動。要吃飯了，他們要給焦裕祿派飯，焦裕祿說：“雨天，群眾缺燒的，不吃了。”
說完，又向雨中走去。
1963年冬的一個夜晚，坐在屋子裏的焦裕祿還覺得冷，望著窗外的大雪，想著缺吃少穿的農民，他立即通知全縣所有幹部：當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共產黨員要出現在群眾麵前，幫助他們度過災荒。第二天天剛放亮，焦裕祿就組織縣委的機關幹部，帶著救濟糧款，分頭出發了。他們走了幾十裏路，慰問了幾十位生活困難的老貧農。在許樓，焦裕祿走進一個低矮的柴門，裏麵住著兩位老人，老大爺生病臥床，老大娘是個盲人。焦裕祿一進門就問寒問暖。老大爺顫微微地坐起來問：“你是誰呀？”“我是您的兒子。”焦裕祿親切地說。老人又問他大雪天來幹啥，他說：“毛主席叫我來看望您老人家。”說完交給老大爺20元救濟款。老大爺含著眼淚說：“解放前，大雪封門，地主來逼租，攆得我串人家的房簷，住人家的牛棚……如今，毛主席的好幹部冒著大雪給我送錢，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啊！”老大娘也感動得不知說什麽才好，用顫抖的手撫摸著焦裕祿。
焦裕祿心裏裝著全縣人民，惟獨沒他自己。在他到蘭考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強忍病痛，拚命工作，全縣149個大隊他跑遍了120個，他把心交給了蘭考大地，交給了蘭考人民。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優良作風鑒覽》吉林人民出版社，標題為編者所加。）
走群眾路線 解決土地問題
土地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改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是億萬農民群眾的迫切要求。毛澤東正是依靠著農民群眾，製定出了一條正確的土地路線。
早在1925年春，毛澤東就在湖南韶山對典型佃農進行了調查。1927年1月，毛澤東又對湖南5個縣進行實地考察，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得出了廢除封建土地製度，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結論。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後，毛澤東就領導邊界各縣農民開展土地革命。他走訪了許多貧苦農民，了解農村土地狀況和階級狀況以及對黨的工作的要求。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和實踐，製定了《井岡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廢除封建的土地所有製。
《井岡山土地法》頒布後，毛澤東又深入農村搞追蹤調查，了解農民對土地分配方法的意見。為了糾正《井岡山土地法》中的錯誤，毛澤東先後到於都、興國等地調查研究，在1929年又製定出了《興國土地法》。這個土地法對於土地政策作了一係列新的規定。此後毛澤東又於1930年5月到尋烏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發現了貧雇農同富農在土地分配上的尖銳矛盾。直到1931年初，基本上形成了一條完備的土地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這是中國共產黨土地路線得以製定的前提。而土地路線的製定又是毛澤東一貫倡導的群眾路線的一次具體實踐。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優良作風鑒覽》吉林人民出版社，標題為編者所加。）
城市人民的保護傘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製度是新時期發展起來的城鎮社會救濟的一種嶄新形式。在社會救濟製度和企業解困製度方麵，過去往往是“送溫暖式”的臨時性、隨機性的救濟方式。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這種方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變化了的情況。
1993年6月1日，上海市率先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製度，拉開了城市社會救濟製度改革的序幕。5年多來，這項工作的發展是非常迅速的，大致可以分成兩上階段。
1993年6月-1995年5月為試點階段。在1994年召開的第十次全國民政會議上，民政部肯定了上海的經驗，提出了“對城市社會救濟對象逐步實行按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標準進行救濟”的改革目標，並部署在東部沿海地區進行試點。到1995年上半年，已有上海、廈門、青島、大連、福州、廣州等6個大中城市相繼建立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製度。
1995年5月以來為推廣階段。1995年5月民政部在廈門、青島分別召開了全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線工作座談會，由上述已經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製度的城市介紹了經驗，並號召將這項製度推向全國。到1995年底，建立這項製度的城市發展到12個。1996年初召開的民政廳局長會議重點研究了這項工作，根據形勢的發展作出決定：進一步加大推行最低生活保障製度的力度。到1996年底，建立這項製度的城市已經發展到116個。此後，形勢發展得更快，到1997年5月底，全國已有206個城市建立了這項製度，約占全國建製市的1/3。同時，在有條件的地方，這項製度正在向農村推行。到1997年3月底，已經有74個縣建立了生活保障製度。
1997年9月，國務院頒布了《國務院關於在全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製度的通知》，對保障對象的範圍、保障標準、保障資金的來源和有關政策措施作出了明確規定。《通知》要求：1997年底以前，已建立這項製度的城市要逐步完善，尚未建立這項製度的要抓緊做好準備工作；1998年底以前，地級以上城市要建立起這項製度；1999年底以前，縣級市和縣政府所在地的鎮要建立起這項製度。各地要根據當地實際情況，逐步使非農業戶口的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城市低生活保障製度的順利實施，對我國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到1998年底，全國已有600多個城市、1242個縣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製度，共有332萬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濟。據最新消息，在全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製度的工作已在建國50周年（1999年10月1日）之前提前實現，這是社會保障工作者獻給國慶的一份厚禮。
（資料來源：《新中國經濟50年1949-1999》曾培炎，中國計劃出版社。）
職業資源地位三位一體劃分階層
當代，社會資源的內容包括生產資料，資金，權力，知識，人力等等。這些資源會以不同的社會活動方式形成財富，因此，掌握了一定的社會資源就相當於掌握了一定的社會財富。
社會資源是在不同的職業領域裏分配的，生產資料與資金主要在工商業中分配占有，權力資源在管理階層中分配占有，知識資源在知識界中被分配占有，不同的社會資源領域形成不同的分工，形成種種職業，人們通過某一職業具體地占有和操作社會資源，達到獲取社會財富的目的。因此，人們的職業身份標誌著對社會資源占有的內容和程度從而形成在社會序列中的差別。
把社會成員按不同類別進行劃分，分別研究，闡釋其社會特征、作用和前途，在以往的社會研究中前人已作了許多探索。比較早的研究應該說在馬克思之前的資產階級學者中就曾有過，這首先是對社會成員作階級劃分和分析。馬克思曾說，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論斷並不是他的發現，資產階級的學者早巳論述，他的貢獻僅僅在於指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把當時的工業社會劃分為兩大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種劃分僅僅是以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有無來區分。對於什麽是階級，還沒有明確地定義。
列寧由於指導俄國的革命鬥爭的需要，對階級的定義作了闡述，為當時社會階級的劃分提供了一個標準。列寧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
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曆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這也是按照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來劃分階級。
這些階級劃分的思想在本世紀中的很長時間，一直作為中國共產黨人觀察社會，劃分階級，明確革命目標和尋找階級力量的一個指導思想。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中就開宗明義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的民主主義革命，基本上就是按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來劃分階級，指導革命運動。
實際上，階級劃分理論也是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理論組成部分。
這些思想，可以說都是按社會資源的掌握程度來劃分人群，隻不過是這種資源僅局限在生產資料的範圍以內。這種劃分階級的標準是一定曆史階段的產物，與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和階級鬥爭狀況大體相符。
對社會成員的劃分，還有一條學術研究的思路，那就是以韋伯為代表的社會學分層理論，韋伯提出按經濟收入、政治權力、社會聲望等因素對社會成員分層的標準，對後來社會學在這一社會現象的研究中產生了極大影響，以至在今天，這種分層的標準和方法還有它的學術價值。
從社會資源的角度看，經濟收入、政治權力也屬於這個範圍。社會聲譽在一定條件下也容易轉化為社會資源。無論是早期的社會科學研究還是以後的社會學研究，對社會成員的分層實質上就是按人們對社會資源的占有來劃分，隻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對社會資源沒有從多方麵去把握，或者沒有把具體的劃分標準提升到社會資源的概念來認識。
（資料來源：《都市裂痕：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社會差別》樊新民，經濟日報出版社。）
從孔繁森到範匡夫
80年風雨征程，80年不懈奮鬥；80年前赴後繼，80年群英輩出。
今天，正當中國共產黨人按照江澤民同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新世紀征程上闊步邁進的時候，又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響亮名字被八方傳誦。他就是本社播發的長篇通訊《當代共產黨人的崇高形象》所介紹的“清正廉潔、一身正氣的好幹部”範匡夫。
秉公辦事不謀私利，廉潔自律從我做起，堅持原則敢於較真，關心群眾滿腔熱情；“權力能使人高尚，也能使人墮落，領導幹部任何時候都不能在權力的天平上失衡”、“明哲保身不是共產黨人的作風，同不正之風作鬥爭，勇氣比辦法更重要”、“權力是黨和人民給的，不為人民謀福，就不配當共產黨的官”，讀讀範匡夫的感人事跡，聽聽範匡夫這些擲地有聲的話語，我們的眼前不禁浮現出“領導幹部的楷模”孔繁森的高大形象。
孔繁森、範匡夫——一個殉職於雪域高原，一個奉獻在江南水鄉；一個在地方，一個在軍營。雖然，他們經曆不同、職業不同、所處環境也不同，卻有著共產黨人共同的理想信念，有著相同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他們都在用自己的形象塑造著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形象。他們把手中的權力，始終用在黨的事業和人民的事業上。在他們的人生天平上，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始終高於一切：孔繁森兩次進藏曆時十載，在黨的召喚麵前，精神境界一次次得到升華，直至把一腔熱血拋灑在西藏高原；範匡夫在金華為政11年，幹好事、辦實事、管壞事，清政廉潔從自律到自覺，“所做的一切，都在詮釋著《共產黨宣言》的時代內涵”。孔繁森為了撫養3個藏族孤兒，3次獻血，向人民奉獻的是比血還濃的熾熱感情；範匡夫冒著生命危險，衝進滾滾急流，搶救被洪水圍困的13名民工，胸膛裏同樣燃燒著與人民患難與共的烈焰。麵對惡劣的自然環境，孔繁森“冰山愈冷情愈熱，耿耿忠心照雪山”，顯示了一個優秀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麵對歪風邪氣，範匡夫敢碰硬、不怕難，敢亮醜、不護短，對黨的忠誠赤心可鑒……
孔繁森的事跡，直到今天仍讓人為之落淚；孔繁森的精神，曾鼓舞了多少人。與孔繁森壯麗的人生相比，範匡夫的事跡顯得很平凡，但他平凡的事跡同樣感染了成千上萬的人。從去年底到今年初，範匡夫在軍地作報告26場，場場爆滿。平凡與偉大，所折射出的都是共產黨人的本色，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感染了、激勵著千千萬萬的人；正是這種精神，鑄成了我們民族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動力之源。
當年，孔繁森的事跡之所以在廣大群眾中產生巨大震動，是因為他們看到，盡管時代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孔繁森仍能高揚理想和信念的旗幟，仍能滿懷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懷，仍能恪守那份與人民患難與共的清貧，仍能視個人名利“淡似獅泉河水”，浩然正氣令人敬仰；今天，範匡夫的事跡之所以引起強烈反響，同樣是因為人民群眾看到，麵對種種誘惑，範匡夫始終堅守著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守著清貧談富有”，胸裝黨的事業，心係萬千百勝。範匡夫說得好，“時代在變，黨員的本色不能變。不論環境如何變化，共產黨人都要頂得住歪風、經得住誘惑、管得住小節”。與他們相比，那些經不起執政和改革開放的考驗，經不起權力、金錢、美色考驗，忘記了入黨的誓言，背離了黨的宗旨，置黨的事業與人民的利益於不顧，甚至以權謀私、貪贓枉法、欺壓百姓，當官做老爺的人，顯得多麽渺小與卑劣。
江澤民同誌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強調：“所有黨員幹部必須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權、用好權，而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作為一位領導幹部，應該經常想一想，我們參加革命為什麽？手中有權幹什麽？人生哲學是什麽？孔繁森、範匡夫以及許許多多優秀共產黨人用行動交出了出色的答卷，這就是：參加革命為了人民，手中有權服務人民，一生一世造福人民。一個人的一生有長短，一個領導幹部的職位有高低，但隻要我們想黨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幫人民之所需，一切以人民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滿意不滿意、讚成不讚成、擁護不擁護為依據，一切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那麽，我們的生命就會融入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我們的汗水就會灑在黨的事業上，我們的黨群關係、幹群關係、軍民關係就會更加親密和融洽，我們的國家就能長治久安。
從孔繁森到範匡夫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們的身後是千千萬萬個孔繁森和範匡夫。我們的黨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永葆青春，我們的事業之所以乘風破浪、無往而不勝，就是因為無論在血與火的戰爭年代，還是在改革開放新的曆史時期，都有一批始終站在時代前列的共產黨員，他們無愧於先鋒隊的稱號，不愧是我們民族的脊梁、社會的中堅和時代的中流砥柱。
事實一再證明：一個典型就是一麵旗幟，榜樣有著無窮的力量。正如孔繁森的精神曾教育了成千上萬的人一樣，我們堅信，範匡夫的先進事跡，也必將激勵、鼓舞更多的黨員幹部像範匡夫那樣，用自身的形象去塑造黨的崇高形象。
（資料來源：《解放軍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