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體青年楷模”
——何功偉
少小曾懷國難憂，長成誓雪萬民仇。
漢江怒吼天遲曙，海上流亡誌幸酬。
鐵馬金戈戰敵偽，高歌壯語勵同囚。
忠貞那惜頭顱擲，含笑刑場典範留。
——錢瑛
何功偉（1915~1941），湖北鹹寧人，開辟鄂南抗日遊擊根據地。曆任上海青年抗日救國服務團組織部長、湖北省工委農委委員、武昌區委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委員、中共鄂南特委書記等職。1941年11月17日，何功偉在恩施方家壩後山五道澗刑場慷慨就義，時年26歲。
由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
1915年11月，何功偉出生在湖北鹹寧縣柏墩鎮中田畈村一個書香人家。父親何楚瑛，是鹹寧有名的紳士，母親在他6歲那年病逝。
何功偉自幼聰明可愛，8歲時進入私塾讀書，後來隨父親到武漢定居，何功偉先後就讀於武昌閱馬場省立第四小學、湖北省立第二中學及省立武昌高級中學（簡稱“省高”）。從小學到中學，何功偉一直都勤奮學習，他智力超群，很注意學習方法，數、理、化、文、史各課全麵攻讀，成績優良，名列前茅。作文文筆犀利，思想鮮明，愛國之心，躍然紙上，國文老師和同學們讚賞不已。他能言善辯，英語功底紮實，是全麵發展的高材生。何功偉常閱讀報刊，關心時事。東北淪陷後，他在同學中發起組織讀書會，在學校鍾樓上，常和幾個誌趣相投的青年交談，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共勉，並組織救國宣傳活動。讀書會受到學校注意後，他們又用“振華”球隊的名義來掩護讀書活動。
一次，何功偉從一本期刊上讀到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給天皇的奏折，《奏折》中明目張膽地提出日本侵略中國大陸的政策：“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何功偉看完義憤填膺，怒不可遏。為了讓廣大群眾認清日本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何功偉拿出自己的生活費翻印“田中奏折”，並站在武昌司門口，散發演講，慷慨激昂，聲淚俱下，過路行人無不為之感動。
為了尋求救國真理，何功偉經常閱讀進步書刊，反複研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決心改學政治，投身民族解放鬥爭。他對同學們說：“當前讀書不能救國，科學也不能救國，中國需要政治經濟學家和革命家”“學生當務之急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國家亡了，偉大的抱負有什麽用？”同學們都誇讚何功偉有遠見、有膽識，很快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進步集體。
1935年五六月間，日本侵略者密謀策劃，在天津和河北等地製造事端，並以武力相威脅，先後迫使南京國民政府接受達成了“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把包括平津在內的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奉送給日本。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積極策動所謂華北五省“防共自治運動”，策劃成立由其直接控製的傀儡政權，全麵在華北進行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侵略，“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激起北平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慨。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大、中學生數千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反對華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掀起全國抗日救國新**，史稱“一二?九”運動。12月12日，北平學生舉行第5次示威遊行，高呼“援助綏遠抗戰”、“各黨派聯合起來”等口號，掀起愛國熱潮。
聲勢浩大的“一二?九”愛國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很快傳遍了國內外。消息傳到武漢，群情激昂。何功偉首先在省高響應，還到漢口找讀書會的骨幹，商議聲援北平學生運動。他們奔走武漢各校，在華中大學召開了第一次武漢中等以上學校聯席會議，決定：“通電全國，製裁漢奸，保衛國土；同時請學校當局扶助學生，共圖救亡。”
會議上，何功偉發表講話：“武漢不能沉默，全國是一體，北平和武漢的學生是一體。”“我們當然要讀書，但光讀書能救國嗎？華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張書桌了！我們要收複國土，情願流血。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犧牲是光榮的。”會議決定成立遊行委員會，何功偉擔任糾察隊總隊長。
12月20日淩晨，武漢三鎮的學生紛紛擁向街頭。武昌有40餘所大中學校上萬名學生，手執各式小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等口號，來到漢陽門碼頭準備過江時，發現輪渡沒有了，無法過江。原來，國民黨省政府指使建設廳采取了“封江”的措施。何功偉立即帶領隊伍到平閱路湖北省政府請願，靜坐示威。虛偽的省府官員對學生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不予具體答複，企圖消磨學生們的鬥誌，讓隊伍自行解散。遊行的學生從清晨集合到下午3點多仍沒有吃飯，各校學生陸續離去，最後隻剩下省高學生。何功偉決定率領省高學生單獨作二次遊行，於是他帶頭高呼：“堅決要求渡江遊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各校學生聽到省高學生的呼喊聲，受到極大鼓舞，連忙跑出校門，跟著遊行。晚上9時左右，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重新集合在黃鶴樓下，武昌城沸騰起來了。
見學生們的愛國情緒高漲，湖北省教育廳的督學、省立各校校長都紛紛趕來，在學生代表中“做思想工作”，企圖分化瓦解學生隊伍。何功偉見狀，一麵布置警戒，一麵聯絡各校代表聚會，共商對策。代表們表示一定要過江示威遊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周圍的居民深深被學生的愛國行動所感動，商店和居民熱情送茶水，送幹糧，送被褥。當夜，十裏長街萬人露宿，燈火通明，歌聲、口號聲此起彼伏，驅散了嚴寒，迎來了黎明。
21日拂曉，何功偉帶領武昌萬餘學生包圍了省政府。反動官員們對何功偉等學生代表的要求一味支吾，拖延不複。圍在大門外的學生久等不見消息，一致喊著要“衝進去”，他們砸碎了掛在省府大門旁的牌子，拆散了設在門前的崗亭，用亭柱猛撞大門，催促當局趕快答複條件。省代主席盧鑄等人見眾怒難犯，才被迫向學生代表表示：“輪渡明天恢複。”
何功偉向歡呼的同學們報告：“我們勝利了！明天上午10點鍾過江去示威遊行。”
22日上午，何功偉率武昌8000餘名學生分批渡江，漢口、漢陽學生整隊在江邊歡迎，三鎮學生會合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並有學生衝進日本租界，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25日，軍警開槍射擊，釀成“應城慘案”。30日上午，省高等41所院校舉行總罷課，每校派出代表兩名，在何功偉的帶領下到省政府要求去應城調查事件真相，懲辦凶手，慰問受傷同學。省政府秘書接見學生，拒不答應學生提出的條件。何功偉等毫不退讓，在省政府內靜坐示威。應城縣縣長不得不公開道歉，並在應城縣公園裏懸掛愛國學生紀念匾，給受傷學生賠償醫藥費，對肇事者進行處罰。
這次運動取得了勝利，此時，何功偉還隻是一個20歲的非黨革命青年。在群眾鬥爭的洗禮中，受到鍛煉的何功偉逐漸成熟起來。
由於何功偉積極領導學生救國運動，引起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仇恨，當局發出通緝令，要將其逮捕。何功偉得悉後，設法分別告訴其他學生領袖，在交代學聯工作後，暫避漢口親友家，在同鄉幫助下，乘坐日本輪船離漢去上海。他到上海後，改名為何明理，經同鄉革命前輩錢亦石介紹，到剛剛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學聯工作，擔任常委職務。1936年8月，經唐守愚、胡喬木介紹，何功偉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此後，根據黨的指示，何功偉先後進入正風中學、暨南大學和上海法學院學習，和方銘、黃若曦三人組成上海中學聯合黨支部，他任書記，以學生身份作掩護進行革命活動。
“七七”事變後，國共兩黨建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烽火燃遍全國。不久，上海成立了青年救國服務團。黨派何功偉（化名何彬）擔任該團的組織部長，主要負責上層的統戰工作。這時，他已組織了不少黨員骨幹在工人區辦夜校和學習班，團結了一批愛國青年。
何功偉在上海生活非常十分艱苦。他的住處，除了一張床以外，別無他物。身上常常穿著舊襯衫、舊西褲，經常啃兩個燒餅就算一頓飯。但他的精力卻總是充沛的，經常跑工廠、碼頭、學校，與工人、學生打成一片，結合形勢，開展宣傳組織工作，還經常教人們唱《保衛馬德裏》等歌曲。
1937年11月，上海戰局危急，黨決定
把一部分骨幹轉移到內地，由何功偉負責領導轉移，他們經南通、鎮江、南京，奔向武漢，沿途演講、募捐，向廣大群眾進行抗日宣傳。12月底，何功偉被任命為湖北省工委的農委委員，由董必武介紹到“湖北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任秘書，負責組織政治活動和對外聯絡。
第二年年3月，何功偉調任武昌區委書記。穿著青布對襟短褂的何功偉，時常出入住在“貧民窟”的工人家裏。努力改變工人的貧窮狀況，為此他曾多次引導工人開展合法的經濟鬥爭，要求提高工人工資，改善生活條件，與欺壓工人的惡勢力進行鬥爭。
在何功偉的具體領導和影響下，以學生運動轉到工人運動的革命青年，紛紛深入到工人階級中去，與他們建立感情。隨著時間的推移，覺悟的工人人數成倍地增長。
廢寢忘食地投身救亡運動的何功偉，經曆了從愛國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飛躍，成了一名堪當重任的無產階級戰士。
不辭艱險隻為革命
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何功偉任省委委員。7月初，抗擊日寇的武漢保衛戰正在激烈地進行中，省委派何功偉回鄂南，重建黨組織和人民武裝，開辟鄂南抗日遊擊根據地。
7月6日，何功偉回到了家鄉鹹寧柏墩，剛到就遇見了族弟何功國、何功濟及好友雷同，他們都是鹹寧青年學生讀書會“扶搖社”的成員。“扶搖社”是一個不帶政治色彩的類似“讀書會”的組織。當天，何功偉應邀參加了“扶搖社”的年會。會上，何功偉向青年們介紹了全國抗戰的形勢，揭露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指出了抗戰的光明前途，號召“扶搖社”的青年們行動起來，在自己的家鄉動員民眾抗日救亡，做開路先鋒。在何功偉的領導下，“扶搖社”的青年們積極行動起來了。沒幾天工夫，柏墩第一個民眾閱覽室便籌備完畢，這裏有各種宣傳抗日的進步書刊，附近的許多學生和店員都被吸引來了。
同時，這裏也成了“扶搖社”青年學習革命理論的陣地。何功偉時常到閱覽室來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受民眾歡迎。在他的幫助教育下，何功國、何功濟和雷同先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又成立了中共柏墩支部。這是何功偉到鄂南後建立的第一個黨支部。何功偉在發動民眾的同時，還設法同當地堅持地下工作的老共產黨員接上了關係，建立了鹹寧中心縣委。不久，成立了鄂南特委，何功偉任特委書記，特委機關設在鹹寧南川仙人墩。
為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團結爭取本地紳士，利用各方麵關係，聯合建立武裝，何功偉主動承擔了爭取他的族叔何寰楨的工作。何寰楨是鹹寧縣名紳，曾當過民團團長，有勢、有槍，何功偉多次登門向他曉以救國大義，何寰楨深為感動地說：“過去我錯了，今後我聽功偉的！”何寰楨出麵號召鄉人，籌集糧餉。很快，在柏墩很快組織起一支擁有300人的抗日遊擊大隊，即鹹寧縣國民自衛隊第二大隊。
10月29日，鹹寧淪陷。何功偉、何寰楨率領這支新組建的抗日遊擊隊登上了柏墩桂榜山。上山之前，何功偉為了給遊擊隊儲備糧食，把自己家的穀倉打開運了幾十擔上山，還把自家的禦寒衣服拿出來，管家老人不同意，同何功偉吵了起來，何功偉對老人說：“我父親將來問你，你就說是我拿去了，叫你找我好了。”遊擊隊上山後，他指揮隊員們在密密的叢林裏進行軍事訓練，準備迎擊日寇的進犯。
11月，何功偉率領遊擊隊在鹹寧桂榜山八卦宕打退了一小分隊進犯的日寇。不幾天，駐守柏墩的一支日寇小分隊向鳴水泉方向襲擊，何功偉率領遊擊隊在山道上設伏，打得敵人倉皇逃去。此後，遊擊隊活躍在鹹通公路兩側的高山密林中，不斷打擊敵人，大大鼓舞了抗日鬥爭中的鄂南人民。
12月，何寰楨被國民黨128師師長王勁哉逮捕槍殺，鹹寧第二大隊被搞垮，何功偉和雷同遭通緝。此時，鄂南特委與湖北省委又失去了聯係。遵照省委預先的指示，鄂南的工作由湘鄂贛特委（駐平江縣嘉義）領導。何功偉到湖南平江，與湘鄂贛特委接上關係，根據湘鄂贛特委決定，鄂南特委改為通山中心縣委，何功偉任書記，並兼任湘鄂特委委員，中心縣委機關仍設在南川仙人墩。
正當何功偉在挫折中重整鄂南工作時，蔣介石發動了第一次反共**。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27集團軍包圍新四軍後方平江通訊處，屠殺新四軍幹部，製造了“平江慘案”。鄂南形勢急劇直下，鄂南黨組織與上級的聯係又告中斷。7月，何功偉主持鄂南中心縣委在鄂城塗家堖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即疏散已經被敵人注意的幹部，保存力量，並派人去江北與鄂豫邊區黨委接關係。
不久，曾一度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方步舟部投靠了國民黨反動派，在武昌湖泗區包圍襲擊梁湖遊擊大隊，遊擊大隊大部分被打散。鄂南黨在抗戰初期通過統一戰線組織起來的抗日武裝遭到嚴重挫折，黨的骨幹一部分被捕犧牲，一部分轉入隱蔽鬥爭，一部分撤退到江北，黨的工作轉入地下。何功偉安排好工作後，離開鄂南去江北找上級黨聯係。
8月，何功偉到達了重慶紅岩村，找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向組織匯報了鄂南形勢。9月，南方局派何功偉到設在湖北宜昌湘鄂西區黨委工作，他接受任務踏上新的征程。路過萬縣時，何功偉順便看望逃難到萬縣的父親。此時父親沒有找到職業，過著難民一般的生活，正打算去投靠親戚另謀生路，弟弟妹妹們也都很可憐，哭著不讓他走。何功偉隻得多住一天，第三天，弟弟妹妹們還未醒來，他悄悄地拿起被弟弟妹妹藏起來的行囊毅然離去。
9月11日，在湖北省鬆滋縣劉家場參加了中共湘鄂西區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選舉錢瑛任書記，何功偉為宣傳部長。
1940年2月，錢瑛調回重慶南方局後，何功偉接任湘鄂西黨委書記。他來往於宜昌、巴東、建始一線，檢查地方黨的工作，傳達中央的指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年，何功偉在宜昌與區黨委宣傳幹事許雲結為革命夫妻。
6月，日寇出動大批軍隊，從武漢沿宜路直犯宜昌，南方局指示中國共產黨在宜昌的主要工作人員，分批撤往巴東、恩施。何功偉接到指示，夜以繼日地安排宜昌失守後黨的各項工作，一直戰鬥到敵機投下燃燒彈，宜昌市內火光衝天的緊急時刻，才乘最後一條英國商船前往巴東。8月，他妥善安排了巴東的工作後，又和懷孕6個月的妻子許雲，跟隨西逃的難民，花了10天的時間，翻山越嶺步行400餘裏，到達恩施。這時，南方局負責組織工作的錢瑛也來到了恩施。在她的主持下，湘鄂西區黨委決定改組為湘鄂西特委，由何功偉任書記，馬識途任副書記兼宣傳部長，劉惠馨任婦女部長。會議結束後，錢瑛對何功偉說：“許雲已近半年的身孕，留在鄂西活動不方便，組織上決定調她到南方局工作。”不久，許雲隨錢瑛一起去了重慶。誰知，這一去竟成永訣。
自從宜昌失守後，湖北的國民黨軍政機關紛紛遷至恩施。國民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陳誠到恩施後，銷毀進步書刊，解散抗日群眾團體，大造反共輿論，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進行追捕和迫害。
何功偉帶領同誌到敵特勢力較弱的偏僻山鄉，或以農村合作事業指導員的身份，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揭露日寇、漢奸、頑固派的罪行；或以教師的名義，在農村創辦夜校、識字班，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鬥爭。
國民黨反動派對恩施出現的革命活動十分氣惱，下令在鄂西地區大肆逮捕共產黨人和愛國進步人士。由於何功偉在武漢工作時就已受到敵人的注意，現在處境十分險惡，上級黨決定將他調離。
何功偉堅決要求留下來，組織同意了他的要求，並一再叮囑要他立即撤到鄉下龍鳳壩去。何功偉抓緊時間，一方麵組織那些已暴露身份的黨員轉移和疏散，一方麵教育那些留下來的黨員堅定立場，保持革命氣節。除了革命氣節教育提綱外，他用“豐烈”的筆名主編了《站在布爾什維克的戰線上》，還親自擬好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農民抗戰讀本》等等，並複寫謄印，秘密分發到各個委。他與同誌們談到如果萬一不幸被捕，應該采取什麽態度時說：“當敵人不了解你的真實情況時，不要承認自己的身份，以保護組織，爭取早日出獄為黨工作；當敵人確已知道你的身份時，就應該公開鬥爭。”
譜寫壯麗之歌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皖南事變”，是第二次反共**的頂峰。盤踞在鄂西的反動
派更加囂張起來，進行了瘋狂的大搜查、大逮捕。因叛徒出賣，何功偉於1月20日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敵人知道了何功偉的身份，便挖空心思，軟硬兼施，妄圖迫使何功偉屈服，為他們提供重要的情報。
何功偉被捕的第二天，敵人就迫不及待地進行審訊。國民黨特務組織“高幹會”的少將參謀劉培初以及閻夏陽、朱若愚一齊出麵，妄圖一舉壓服這個鄂西共產黨的領導人。在法庭上，劉培初首先說道：“黨國以民族大局為重，與共產黨精誠團結，一致抗戰，共黨卻目無黨國，抗上作亂，煽風點火，擾亂治安。何先生在此間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你知罪嗎？”
何功偉聽到敵人對共產黨的誣蔑，再也抑製不住內心的憤怒，大聲質問道：“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深入發動民眾，積極參加抗戰，到底何罪之有？”
接著何功偉上前一步，慷慨陳詞，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團結民隊眾舍生忘死英勇抗擊日寇的大量事實，痛斥了敵人的論調，最後他義正辭嚴地說：“我黨我軍乃中華民族之精英，國家之希望！你們國民黨實施‘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把半壁江山拱手讓給日本帝國主義；又製造皖南事變，把新四軍扼殺在北上抗日的途中，你們是破壞抗日的罪魁禍首，有什麽資格侈談抗戰？”
何功偉的話一針見血地刺中了敵人的要害，敵人惱羞成怒，閻夏陽大叫道：“此等死硬分子，不動刑如何肯服！”於是命令軍警用刑。特務劉培初急忙阻止，然後轉臉對何功偉說道：“何先生是個聰明人，請你好自為之。”何功偉對他的虛情假意報以冷笑。一場興師動眾的審訊草草收場。何勸偉被關入了方家壩管理所的單間牢房。
接下來的幾天裏，敵人對何功偉進行了多次審訊，何功偉始終對敵人予以義正詞嚴的斥責。這時，劉培初無奈地把審訊情況報告給國民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陳誠。陳誠明白，何功偉是有影響的人物，是壓服不得的。於是，他變換手法，親自派遣國民黨“要員”進行誘降。
1941年2月，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苗培成、省民政廳長朱懷冰一起來到方家壩管理所，親自“拜訪”何功偉。
一見麵，苗培成假作親熱地“誇讚”道：“久聞何先生大名，今日得見，果然氣度不凡。”
何功偉平靜地答道：“苗大人過獎了。”
苗培成忙說：“在下聽說何先生身陷囹圄，急忙往見陳司令長官，現請得恩準：隻要何先生交出共黨組織名單，省府委員、秘書、全省青年領袖等職任先生挑選。”
何功偉聽後大笑說：“苗大人認錯人了吧？我何功偉豈是蠅營狗苟之徒？”
朱懷冰急忙插話道：“何先生隻是誤入歧途，但仍不失為黨國的棟梁之才。先生若能悔悟，可真是前途無量啊！”
何功偉堅定地回答：“我沒有誤入歧途，我一點也不後悔我選擇的道路，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你們就死了心吧！我不會同你們這班禍國殃民的官僚政客同流合汙的！”
苗培成、朱懷冰聽到這裏，無言以對，隻好告辭了。
誘降計劃破產了，陳誠仍不肯罷休，又令特務暗查何功偉的親友，得知何功偉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鹹寧縣的一名紳士，便立刻派人將何功偉的父親送至恩施，想用骨肉親情來軟化何功偉的革命意誌。並利用老人盼兒出獄的心理，對老人甜言蜜語，威逼利誘，說“隻要何功偉回心轉意，登報聲明脫離共產黨，馬上就可以出獄，如果何功偉願意，還可以出國留學。”
4月8日，一位老人走進了陰暗潮濕的牢房，何功偉抬頭一看，心中猛然一驚，這不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父親嗎？他猛地撲到老人的跟前，兩手拉著老人的袍角連連喊道：“您不該來！您不該來啊！”原來，何功偉對父親要來恩施的消息早有所聞，他料知這是敵人勸降的詭計，連忙去信製止，沒想到父親還是來了。老人看到眼前衣衫破爛的兒子，彎下腰，捧著兒子的臉仔細端詳，隻見他的臉龐已變得消瘦、蒼白，麵容憔悴，失去了往日的光澤，頓時兩行熱淚忍不住奪眶而出，父子倆抱住痛哭了一場。
何功偉哭著跪下來，仰麵對父親說道：“兒子不孝，讓您老人家操心！”
老人雙手扶起兒子，聲音顫抖地說：“你就答應他們吧……”
何功偉望著父親，忍住悲傷堅定地說：“您老人家也是讀過聖賢書的人，懂得生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道理，兒子要為黨盡忠，忠孝不能兩全了……”
老父親千裏探監是為了營救兒子，當麵沒有講通，於是暫住在恩施，給兒子寫了一封信。何功偉見信回複道：“……今日跪接慈諭，訓誡諄諄，一字一淚，不忍卒讀。鳥能反哺，獺知報本，兒獨何心，能不斷腸？……而兒之所以始終背棄大人養育之恩，斷絕妻子之愛，每顧而不悔者，實不願背棄絕大多數人之永久利益以換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誰無妻兒？兒安忍出賣大眾，犧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愛？兒決心犧牲個人，以利社會國家，粉身碎骨，此誌不渝！”
信中聲聲血淚，字字千鈞，顯示了一個普通人的難以割舍的親情和愛情，更顯示了一個共產黨人遠遠超出個人私情的對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愛，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何功偉的父親在恩施住了40多天，往管理所跑了10次。最後一次探監時，老人和兒子一起睡在穀倉裏，徹夜長談。他不忍心與愛子永別，老淚縱橫地對功偉說：“這是最後一次求你了，隻要你肯點一下頭，就可以跟我回去！”說著老人竟跪在了兒子麵前。功偉心如刀絞，一把扶起父親，抱住父親說：“您不要上他們的當！兒為天地存正氣，為個人全人格，頭可斷，頭不可點！兒的誌向已定，您就不要強求了。”老人見何功偉心意已決，隻得流著眼淚說：“孩子，你長大了，我不強求你，你安心做你的事吧，為父能帶你做點什麽嗎？”
何功偉見父親諒解了自己，眼中流下了幸福的淚，他對父親說：“兒子有一事相求。”邊說邊從衣襟裏取出寫給妻子許雲和黨組織的幾封信，“請您老人家為兒子把這幾封信帶出去。”說罷，父子倆又都灑下熱淚。
拒絕誘降的何功偉早已報定了為信仰犧牲的決心。他在獄中依然保持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獄中，他經常引吭高歌，借以抒發自己的戰鬥激情。起初，特務們聽到歌聲，慌忙跑來製止，何功偉理直氣壯地說：“我有口就要說，就要唱；不讓唱歌，除非給我把嘴堵上。一個特務正要衝上來，看守長急忙小聲阻止道：“他是陳誠的要犯，還是少惹麻煩的好。”何功偉從此獲得了唱歌的自由，《囚徒歌》、《茫茫的西伯利亞》等歌曲，還有何功偉最喜愛唱的歌《延安頌》常從狹小的牢房中傳出來。何功偉在獄中還自己創作了《汨羅願》、《獄中歌聲》等一些歌詞，借以寄托革命戰士的情懷。
在敵人的監獄裏，何功偉每每以悲壯的歌聲打破死一般的寂靜，一曲曲的歌聲，載著對敵人的極度蔑視，對舊世界的徹底否定、對革命的堅定信念、對新生活的熱烈向往，衝破敵人的牢籠，向著高遠的天空飄蕩，飄蕩。
何功偉的歌聲，為難友們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使敵人感到恐懼不安。敵人見何功偉不僅沒有為他們的各種手段所屈服，反而通過不屈的歌聲，鼓動全獄囚犯起來反抗，長此下去，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便決定對何功偉下毒手了。
1941年11月的一天，閻夏陽提審何功偉，他趾高氣揚地說：“我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現在悔悟還不晚。”何功偉意識到將要發生的事情，他淡然一笑，冷冷地說：“我該說的，早就說了，你們不要枉費心機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何功偉在寫給妻子許雲的遺書中說道：“在臨刑前，不能最後見你一麵，不能吻一吻我們的小寶寶了！……告訴我所有的朋友，加倍努力吧！把革命的紅旗舉得更高。好好教育我們的後代，繼續完成我的未竟事業！”
11月17日，何功偉含笑和難友告別，大步跨出了牢房，走向荒山“五道澗”的坡地。麵對劊子手的槍口，振臂呼喊：“共產黨萬歲！”……
敵人的槍響了，年僅26歲的何功偉，倒在了血泊中。用他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共產主義的壯麗頌歌。
周恩來、董必武聞訊痛惜，在八路軍辦事處幹部會上宣讀何的遺書、遺詩。1942年6月，延安各界為之舉行隆重追悼大會，中共中央青委挽聯中稱他是“全體青年楷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