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與文明的區別與聯係
我們很難把文化與文明截然分開。文明中肯定表現了一種文化觀念和文化活動，因為文明是文化的積極成果；而文化的發展肯定表現了不同時期人類文明的進步。不體現文化內涵的文明，正如全然不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文化一樣是不存在的。但是，從社會形態的角度說，這兩者是存在區別的。
文化是屬於社會結構的概念。它是由特定的符號（語言和其他象征）傳達的、在人類實踐中創造的各種思想觀念以及社會生活和行為規範的總和。例如，哲學、文學、宗教以及道德、風俗習慣，等等。文化是觀念形態。物質並不直接是文化，但可以作為文化的載體而具有文化的蘊涵。一塊黑布纏在手臂上傳達的是哀悼；胸前一朵紅花傳達的是喜慶和祝賀。黑布和紅花是物質，由不同的文化觀念和風俗習慣而賦予不同的意義。任何社會都是由一定的經濟、政治、文化構成的有機的統一體。在這種關係中，文化是作為一定的經濟和政治在觀念中的存在方式，因而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文化中總是會包含一些落後的甚至野蠻的東西。不僅前資本主義社會如此，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化垃圾也是比比皆是。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會存在帝國主義文化、殖民文化與封建文化的殘餘和影響。因此，文化可以加上定語，革命文化、反動文化、進步文化、黃色文化，如此等等。文明是表示社會進步程度的概念，是相對野蠻而言的。文明是人類活動的積極成果，是衡量社會進步的一種尺度。文明發展的不同程度集中表現了一個國家和在民族的發展水平和社會形態發展序列中的位置。衡量社會進步的尺度是多方麵的，文明可以區分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製度文明。
文化是人類為了適應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環境而進行的精神生產的產物。既然如此，人類的文化創造必然要受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製約。生產力水平越低，自然作為勞動對象和資源對人類的生產方式的製約和影響就越大。居住沙漠地區的人，不可能以農業生產方式和遊牧生產方式為生，而依托大江大河的民族易於發展農業，水草茂盛之地易於產生遊牧生產方式，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自然條件並不能直接決定有或沒有某種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文化形態。自然條件提供的是條件和機遇，而要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有待於人類自身的勞動創造。長江和黃河提供有利於發展農業的條件並在一定時期使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處於非常發達的地位，但它並沒有使中國永遠是農業國，不能成為工業化國家，正如古代希臘羅馬的地理環境便於航海，有發達的商業，但並不妨礙它的工業化一樣。事實上，愛琴海仍然是愛琴海，正如長江仍然是長江，黃河仍然是黃河一樣，可是幾千年來無論是西方或中國社會形態和文化都在發展和變化。同理，日本明治維新前後自然環境沒有改變，可社會形態和文化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盡管自然條件並不能直接決定文化的形態和性質，但它的影響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文化是由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不同種族的人創造的。我們可以發現文化具有種族差異性，但人種不能解釋文化，同一個種族可以產生不同的文化。例如，漢族在發展過程中創造了不同的文化，即使新加坡的華人與中國的華人種族相同但新加坡的文化與中國並不完全相同。美國的黑人與非洲黑人種族相同但文化並不相同。假假一個中國人一出生就在美國的文化環境中長大而完全與中國人隔絕，他的文化觀念肯定是美國式的。種族基因中並不存在文化因子。荀子說的“生而同聲，長而易俗，教化也”的說法是深刻的。任何一個種族的人，在另一個不同文化環境中生長肯定會具有另一種觀念，即使他的種族特性相同，但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完全是另一個民族的。一個民族文化能夠代代相傳、保持一種繼承關係並不是由於基因相同和種族遺傳，而是由於這個民族以社會國家的方式存在，在一個相對固定的地區，使用同一種語言進行交往，每一代人都在繼承上一代人已經取得的成就上前進。對於整個民族而言，文化是一種為適應生存和發展而進行的創造，可對於這個民族的每個成員而言則是一種接受和學習。這表明文化自身具有一種民族凝集力和自我繼承的力量。隻要這個民族存在，它的文化就會存在。當然文化傳統可能中斷，也可能會發生重大變化。變化的原因並不是種族的改變，而是社會變化引起的。但變化後的文化仍然是這個民族的文化，仍然以不同方式同曆史上的文化傳統存在聯係和繼承關係。
人的行為方式與生活方式，不能脫離文明和文化，它表現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水平和文化觀念。無論是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都與人類文明程度相關的。文明、禮貌、講公德，是文明的表現。隨地吐痰、大聲喧嘩，不講公德是不文明的表現。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一些文人的酗酒、狎妓、納妾，以及後來的吸鴉片，就不是文明的生活方式，即使他們的文化程度很高仍然是不文明的。生活方式的樣式取決於社會文明發展的程度。什麽樣的居住條件、飲食習慣和觀念等，都與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程度相關。分食製就比我們祖傳的共食製要符合衛生要求，要更加文明。而在生活方式中也蘊涵不同的文化觀念。中國人的婚喪嫁娶、親朋往來的風俗習慣等都表現了中國人的文化觀念。由於是文化觀念，其中有好的習俗，也有不好的陋習。我們要樹立科學的、文明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改造落後的、迷信的、愚昧的生活方式，沒有相應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沒有文化觀念的變化是不行的。
文明是文化的物質成果或精神成果。文明可以傳播，可以接受，可以借用。以知識形態表現的精神文明從其原生地而被別的民族接受是常見的。現在通行的數字係統是印度人創造的，通過中世紀的阿拉伯人傳到歐洲。據說歐洲的拚音字母創始者是埃及人，經過菲尼基人傳到希臘，然後傳到羅馬發展為現在的拚音字母。特別是物質產品和技術的發明和運用，更是會通過交往而被別的民族吸收。中國的火藥、指南針、造紙、印刷對世界的貢獻是眾所周知的。在當今世界幾乎任何產品和新技術都能很快為別的國家所采用。一個與外界交往頻繁的民族進步相對較快，而閉關自守、與世隔絕的民族容易停滯的原因就在於此。文明特別是物質文明是可以借用、傳播的。隨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傳播，實際上也是文化交流。但在文化交流中，易於接受的是物質產品、科學技術，但文明觀念特別是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觀念是不容易改變的。中東一些國家生活水平可以比西方毫不遜色，可是思想上不同於西方的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念。文化是民族的。文化性質主要決定於社會製度和由各種原因形成的文化傳統的影響，而文明程度往往取決於生產力發展水平。西方某些國家的文化傳統比不上世界上的一些文明古國，可文明程度特別是物質文明顯然比後者高。這說明文化與文明是不能簡單等同的。豐富的文化傳統要結出豐碩的文明果實還要經過再創造。
人類由野蠻時期進入文明時期表明社會的進步。但文明時期的人的行為並不是一切都是文明的。由於社會發展的內在矛盾，在文明時期也存在野蠻，而且遠遠超過原始人的野蠻。文明時代不會殺人祭天、祭神、祭祖，但德國納粹殘殺猶太人，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殺，都是任何野蠻人望塵莫及的。在當代，各種新式武器包括核武器，惟恐殺傷力不大，死人不多。曆史證明，人類進入文明時代對人的殺戮比任何野蠻時代要多的無比。這並不是人性的墮落或異化，而是社會製度的性質和物質利益的衝突所造成的。有人認為，在近代中國曆史中，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包括鴉片戰爭，似乎是先進文明戰勝落後文明，是向落後國家輸送先進文明。而不識時務的中國人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就是反對進步。這就是不會區分文明和野蠻的緣故。西方殖民主義用大炮、用燒殺掠搶來鎮壓被侵略國家和民族的反抗，這不是傳播先進文明，而是野蠻向文明的進攻，是用近代物質文明武裝起來的強盜向古老文明民族的進攻。隻有頭腦糊塗的人才會把用新式武器破門而入的強盜稱為文明人。任何以文明的先進性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辯護的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文明是文化的積極成果，就這點說，文化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一個文化不發達的民族，也難以建立發達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們可以引進一些西方的新技術，如果沒有具有高水平文化素質的人去掌握這種技術和工具，任何先進技術和機器都是無用或用處不大的。文化可以交流，可以吸取，但不能全盤引進。一個民族的文化有待自己繼承自己民族的優良傳統和吸取別民族的優秀成果去自行創造。對一個民族的進步特別對可持續發展來說，文化資源比自然資源更為重要。自然資源短缺而社會發展的國家或自然條件豐富而社會停滯保守的國家在世界上都不少見。自然資源是有限的、消耗性的，唯獨知識與文明是不斷增長的無止境的。黨中央在十五大報告中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性是非常正確的。在落後的文化基礎上，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都是不可能的。
二、文化的民族性、時代性和階級性問題
自古以來，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當然文化的民族性並不是說文化都隻是本土文化，因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純粹的，都會吸收外來文化。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僅是由本民族的地區文化逐步融合而成，而且往往她吸收了別的民族的文化。純而又純的民族文化是沒有的。但文化的民族性並不會因為文化的融合或吸收而消失。因為任何文化都是由處於共同地域、具有共同語言、具有共同的心理的群體創造的。這種共同的血緣、共同的地理環境、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文化傳統，決定這個群體在文化觀念上具有不同於別的民族的基本特點。
正因為文化具有民族性，因而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文化的各種形態，從風俗、習慣、交往禮節到哲學、道德、法律、宗教都各有特點。例如，哲學的民族性就很顯著。作為以共同的地區和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不同的民族共同體，各有自己的不同哲學。很顯然，東方哲學不同於西方哲學；即使同屬東方哲學，中國哲學不同於日本、印度和朝鮮哲學，它們彼此也各有特點；即使同是以希臘羅馬哲學為源頭，同屬西方哲學，歐洲大陸哲學不同於英美哲學，而德國古典哲學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從哲學的著力點，即各自關注的中心看，古希臘羅馬哲學更多地注重作為純客體的自然，因而自然哲學比較發達。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注重人倫，即人際關係中的倫理道德，處理人際關係的原則。中國古代哲學也講到自然，如《道德經》和《莊子》，但老莊哲學講的自然，不僅是人之外的自然，更主要是人自身的自然，即人的自然本性。“順其自然”的原則，是人的本性不受外物束縛的原則。從思維方式看，西方古代哲學強調的是主體與客體的區別，講求觀察、實驗、理性的方法，一般來說擅長分析；而中國古代哲學雖然也有的哲學家倡導明於天人相分，但主流是張揚天人合一，強調主體，強調依靠主體的內在意識和道德實踐來實現二者的統一，它運用的是反求諸己的內省方法，一般來說，擅長綜合。它們彼此的哲學範疇也各有特點。中國哲學講理氣、有無、動靜、形神、知行；西方哲學則講矛盾、一多、感性理性、質量、肯定否定。這種特點各有優點，應該取長補短；不能絕對說孰優孰劣。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主義不同。民族主義是貶低其他民族對人類文化的貢獻，片麵地把本民族的文化視為唯一優秀的文化，而且對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采取排斥的態度和做法。例如，西方文化中心論以及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主義都是如此。
事實上，文化的民族性絕不能成為排他性。例如，哲學具有民族性，但哲學可以相互吸收和傳播。中國哲學可以接受西方哲學的影響。中國明清之際，特別是晚清曾經接受過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學的影響。至於中國哲學對西方和周邊國家的影響更是巨大。特別是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後，曆史轉變為世界曆史，更有條件相互影響。我們現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所使用的許多範疇，就不是中國哲學固有的，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獨創或經過馬克思哲學中介吸收的西方哲學範疇。哲學中的相互吸收融合是一種進步趨勢。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直接來源於德國古典哲學，而且批判地繼承了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應該強調的是，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各個民族有不同於別的民族的文化，而不是說一個民族隻有一種統一的民族文化。事實上進入階級社會後，唯一的無差別的民族文化是不存在的。列寧說過，每一個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有普利什凱維奇、古柯夫和司徒盧威之流的大俄羅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漢諾夫為代表的大俄羅斯文化。烏克蘭也有這兩種文化，正如德國、法國、英國和猶太人有這樣兩種文化一樣。列寧的意思是反對俄國資產階級利用民族文化口號宣揚自己的意識形態，鞏固自己的統治，而不是反對文化的民族性。不存在唯一的民族文化是就其內容說的，但就文化的表現形式和特征而言，即使兩種對立的文化仍可以有共同的東西。例如，山水畫、書法、中國的詩、詞、章回小說、京劇以及各種地方劇種等都是中國民族的文化表現形式，它並不會因為存在兩種文化而喪失它的民族特性。
文化具有時代性。在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各個國家和民族交往較少，各自在特定的地區獨立地進行活動，曆史突出地表現為國別史，曆史還沒有轉變為世界史。在這個時期，文化的時代性集中地表現為各個民族文化的社會製約性和曆史性，即每一曆史時期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基礎。社會形態的演變及其區別決定了文化的時代的特征。很顯然，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是不同的，這種不同都是由社會製度的演變決定的。每一種文化都具有社會的特征，從它的演進看即具有時代特征。
當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期以後，出現了另一種文化的時代特性。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和科技的發展，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壁壘逐步被打破，出現了越出一個國家和民族範圍的時代概念，如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等等，它對原來各自獨立發展的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都有程度不同的影響。各民族的相互作用的加強和世界潮流的出現，必然會給各個民族的文化打上烙印。
文化的進步性不同於文化的時代性。任何文化都屬於一定的時代，這是文化的時代性，它表明的是這種文化產生的必然性和何以如此的原因。而文化的進步性表明的是這種文化站在時代的前列，代表的是社會進步潮流，符合曆史發展的規律。例如，在資本主義時代出現的社會主義思潮、帝國主義時代的反帝國主義思潮以及它的各種文化表現形式。在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它出現了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帝國主義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這種文化在中國的出現，顯然具有時代的特征，但它是反動的落後的文化，是喪失時代進步性的文化，而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文化的新文化是進步文化。在五四運動以後，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化又成為中國最先進的文化。可以說，在任何社會，在任何時代，特別是處於社會變革時代，各種文化並存的狀況是必然的，它們是時代的產物都具有時代性，但並不都具有先進性。例如，哲學可以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也可以是時代的糟粕；哲學家可以是時代驕子，也可是時代的棄兒；可以是真理的發現者，也可以是錯誤理論的吹鼓手。問題是反映了時代的哪一個方麵。真正哲學之所以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正是在於它符合時代的進步要求，抓住時代的主題，回答了時代提出的迫切問題。一個哲學家越有才華和貢獻，他就越是依存他的時代反映他的時代，用哲學為他的時代的進步服務。
一個民族不隻擁有一種文化，一個時代也不隻存在一種文化，這說明文化在階級社會中是有階級性的。盡管文化中包括一些非階級性的現象，如語言和某些風俗習慣，但從文化總體上說，應該說是有階級性的。之所以如此，首先在於在階級社會中創造文化的人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的，他們的情感、意誌、興趣、目的都會受到一定階級地位的製約，這些必然表現在他們的精神產品之中。其次，從社會的角度看，文化特別是人文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其內容是受特定的經濟關係決定的，而經濟關係的核心是利益關係、階級關係。因而作為人文文化形態的哲學、道德、宗教、法律、政治學說總是直接或間接、公開或隱蔽地維護處於社會經濟關係中的某個階級的利益。
當然，文化的階級性絕不能意味著某一階級的成員必定創造代表這一階級的文化，關鍵不是創造者的階級出身，而是取決於他站在什麽立場、代表什麽利益進行文化創造的。馬克思在講到某一階級的思想家與其所代表的階級關係時說過一段著名的話：“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地位來說，他們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者的代表人物的是下麵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超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關係，都是這樣。”[17]例如，俄國的偉大文學家托爾斯泰是貴族，可列寧把他稱為俄國農民的一麵鏡子，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反映了那個時候俄國農民的願望和要求。論階級地位他是貴族，但論思想情感他代表的是農民。這種思想與階級的分離，在精神生產中並不罕見。馬克思出身於富有的知識分子家庭，恩格斯出身於工廠主家庭，可他們創造出馬克思主義。這種狀況並不是說明思想體係本身是超階級的，而是說明這種思想體係的創造者本人超越了自己的階級。因為在社會矛盾、階級矛盾激化的變革時期，一些原本屬於某個階級的人背叛自己的階級，自覺地站在被壓迫者一麵，這種情況在曆史上是常見的。
而且，文化的階級性不是說階級社會中兩種文化之間就沒有任何共同點。即使是意識形態比較強的哲學、法律、道德等，它們不僅具有意識形態的特性，而且具有知識性，能夠作為知識的積累而為另一個階級所接受。宗教更是如此，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蘭教教徒，既可以是富人也可以是窮人，既可以是無產者也可以是資產者。這並不否定宗教從根本上說是有利於維護統治者的利益的，因為它通過維護社會的穩定來維護現存秩序和現存製度。但從信仰說，宗教信仰可以是共同的。
特別是階級社會中，處於統治地位的思想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它是這個社會中的主流文化，盡管就其階級性來說，是屬於統治階級的思想體係，可就其影響和作用來說可以遍及全社會。被統治者往往違背自己的利益而接受統治者的思想，如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包括農民在內的勞動者都或多或少地接受儒家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道德觀的影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接受資產階級所鼓吹的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觀念，接受利己主義、享樂主義思想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被統治者接受統治者的思想影響是規律性的現象。因為統治者擁有一切手段來做到這一點，隻有當被壓迫階級逐步走向成熟或矛盾逐漸激化的時候，從思想上擺脫統治階級文化觀念的影響的鬥爭才會尖銳起來。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是儒家文化。這一特點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是以人倫為核心的倫理文化，著重是調整人們的各種關係，如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以及各等級隸屬之間的關係，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兄弟關係。由於儒家學說的政治倫理特色，從根本上說，儒家文化是比較保守的，它是為維護大一統的封建君主製服務，為宗法服務的。因此，它強調正名，即各種等級各色人等，各安其位，享受和承擔與自己的等級身份相符合的權利與義務。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說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各有地位各有職責，不能錯亂。因而儒家的理論是不準改革，不準造反，更不準犯上作亂。儒家不利於革命變革，但有利於社會穩定。這就是變革時決不會提倡儒家，必然提倡反對尊孔讀經，而取得政權之後可能會提倡尊孔的原因。我們隻要看看中國從五四運動到袁世凱複辟時的曆史便可證明這點。
我們現在提倡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絕不是以儒家學說作為社會穩定器。我們當前需要正確處理發展、改革、穩定的關係。其中穩定是能否深化改革和發展的重要前提。但我們的穩定不是依靠儒家學說得到的，不是無原則的倡導和諧，更不是虛假地標榜仁政，或者維護不合理的舊體製和幹群關係。我們依靠的是馬克思主義，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各種矛盾來使社會穩定並在正確處理各種矛盾中推進改革和求得發展。我們的穩定不是消極的，不是把凡是現實的都說成是合理的，而是為改革求得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和良好的社會秩序。因此，在我們社會中儒家學說能起的穩定作用，無論就其性質、方式和目的來說，都同封建社會迥然不同。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不利於穩定的鬥爭學說，把儒家說成是有利於穩定的學說，這種解釋是不全麵的、不準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絕不是一個“鬥”字能概括的，正如儒家學說也不能歸為一個“和”字。儒家倡導寬猛相濟，就說明它並不是隻一味講“和”的。別的不說，僅就王陽明和曾國藩對待農民起義的態度而言就可以說明這一點，而王、曾都算是儒學的信奉者，也是大儒。
儒家的政治性決定曆代封建王朝需要以儒學為治國治民的要術。實際上在長期封建社會中，儒家的確起到了穩定封建製度的作用。曾國藩打敗太平天國，成為清王朝中興名臣的思想武器正是孔孟之道。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特色是因為儒家長期成為封建社會主流文化形態造成的。其實中國傳統文化的精品很多，並不限於儒家。但是，儒家由於它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成為曆代統治者不可缺少的思想工具。儒家處於正統地位並為法律所維護，非聖與非法一樣曆來是殺頭的罪名。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黨的性質和社會性質決定我們隻能是以馬（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治國而不能以儒治國。中國近百年來的曆史證明，不是儒家學說挽救中國，而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挽救了儒家學說，使它免於同社會和民族的衰敗一道走向沒落。當今中國在世界的國際地位，使儒家學說重新光彩奪目。儒家學說中的精粹隻有當中國人民當家作主以後才有可能重得到正確評價、清洗、吸收和發揚，因為與儒家學說相依存的封建社會已經成為曆史，君主專製製度已經死亡。儒家學說與它極力維護的政治現實距離越來越遠，它的意識形態性質越是減弱，它蘊含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就越是凸現。所以舊中國的滅亡，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解放，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儒學的解放。儒學擺脫了曆史上充當封建製度思想衛士的重負，真正成為科學研究對象，成為中國人民創造新的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資源。
之所以如此，歸根結底還取決於儒學的雙重性。儒家學說是產生於封建社會並具有封建主義本性的文化，但不等於說儒家學說全部內容都是封建主義的東西。不僅在同一社會中可以存在兩種文化，而且即使代表統治者利益並處於統治地位的文化，也包含可供繼承的不同的內容。一種具有階級性的文化形態，何以能為另一個社會製度下的人所繼承和吸收呢，這並不是由於儒家學說代表人性，因而可以成為永恒不變的常道。其實儒家學說從先秦經兩漢到宋明的發展和演變，是代表封建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但由於人倫關係是人類社會中的一種普遍關係，因而它的一些規則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一麵。如人們相互交往中講信、對父母講孝、夫妻關係中的互敬和互愛、對國家和民族講忠義、講大節，這對所有社會處理類似關係都有可供借鑒方麵。因此，儒家倡導的仁愛精神，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和理想人格的培養，提倡節儉反對奢侈，提倡個人對家庭、對社會的責任，提倡以義製利、反對見利忘義，等等，這些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精神文明建設都是有益的。
中國有12億人口，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中國人在世界上的華人華僑也是最多的。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之間之所以認同中國主要不是認同馬克思主義、認同社會主義製度，而是種族血緣關係的認同。此外，這種認同也是一種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最根本的是對儒家學說的認同。他們不會認同老莊哲學、認同墨家、認同孫子兵法，等等（除了少數文化人以外）。為什麽？因為儒家是與血緣關係最為直接、最為密切的學說，它是專講人倫關係的。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個人與家族、個人與國家，這些道德倫理觀念，最能為華人所認同。但如果從文化的內涵看，儒家並不是中國文化中最深刻、最豐富的思想形態。儒家比較狹隘，著重於政治倫理方麵。如果說到各種文化形態的優點所在，那麽，講哲學應該是道家即老莊，講邏輯應該是墨家，講軍事應該是兵家，講農業應該是農家，講法治應該是法家。所以，中國的諸子百家各有特點各有貢獻，儒家僅其一而已。但其他各家都是一個方麵，或打仗，或論辯，或耕作，或刑名，唯獨儒家所具有的政治倫理色彩，使它長期處於支配地位，並發揮任何其他學說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世界上沒有絕對純粹的東西。純粹隻是一種舍棄其他一切因素的抽象。社會形態如此，文化同樣如此。階級性絕不是絕對排他的。階級性與社會性是結合的。一個階級越是處於進步的上升的時期，它的階級性中包含的社會因素就會越多。這正是文化可以交流可以繼承的內在根據，如果階級性是絕對排他的，人們隻能被封閉在自己的文化圈子裏，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都是不可能的。
三、文化發展的本質是創造
文化是由人創造的，因而不可能是停滯不變的。每一代人都要在文化寶庫中或多或少增加一些新東西，又要從先輩的的文化遺產中借用一些東西。可是，文化的積累不是往錢罐子裏塞錢，而對前人文化遺產的繼承也不是從錢罐中取錢。文化的積累和繼承都是一個創造過程。沒有每個時代人們的創造就沒有積累也沒有繼承。不能把文化的發展歸結為對傳統文化的詮釋，不能認為文化存在於世世代代的人民對祖先文化傳統的詮釋之中。文化是一種創造，是現實的人麵對現實需要的一種創造。離開了現實人的現實活動，既不可能有文化的積累（無東西可積累），也沒有文化的繼承（沒有必要繼承）。
當然，任何時代的人的文化創造活動都不可能脫離傳統，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18]可是傳統不等於文化典籍。對傳統的繼承不能理解為對文化典籍的詮釋，把文化典籍視為不可超越的範本，而當代人隻是古代典籍的解釋者。其實，古代文化典籍中的重要思想在現實生活中並不一定存在，即使在古代也可能並沒有實行過，並不是現實而是一種個人的理想和信仰。例如，《論語》中許多道德規律，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人，己欲達而達人”等，從來就沒有人真正做到過、實行過，包括儒家學說的創立者和曆代的所謂大儒。寫在書上的不等於實有的，古籍中精華不等於是傳統。我們說的傳統保存在當代中，離開了當代就不是傳統。因此，傳統是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世世代代起作用的那些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風俗習慣、道德觀念。它古老而又在一定程度為當代人們所遵守和認同。在長期曆史過程中，古老的過時的東西不斷減速減弱，而新的東西又不斷凝集為傳統。傳統就是這樣在保存和變遷中演進的。
每代人在繼承傳統過程中，利用曆代先人積累的文化典籍是極其重要的。它為後代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料，提供智慧。一個民族的文化名人越多，流傳下來的典籍越多，表明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越豐富。但這些瑰寶能否得到利用，取決於後人如何利用這些資料。正如同樣的材料，由於廚師的手藝有高下優劣之分，因而菜肴的水平完全不同一樣。可是盡管繼承什麽、如何繼承傳統、把什麽視為精華、什麽視為糟粕，可以因人而異，但從時代角度看，隻有符合時代需要，有利於時代進步，有利於民族文化的發展和提高，才是真正對我們祖先優秀文化遺產的繼承。曆史經驗證明，立足於時代和人民需要的繼承，和當代推進社會的實際活動需要結合在一起的繼承，才不是尊孔讀經的複古倒退。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繼承都是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為目的的。一個國家的文化狀況對經濟和政治的影響是巨大的。列寧講過文化落後的國家容易產生專製主義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采取民主製度，這不是取決於人們的願望，而是有其文化背景的。即使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存在君主製，也是資本主義化的君主，而不可能是專製主義的帝王。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的文化水平高於農民。列寧說：“正常的資本主義社會要順利發展下去，就不能沒有穩固的代表製度，就不能不給予在文化方麵必然有較高要求的人民以一定的政治權利。這種一定程度的文化要求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連同它的高度技術、複雜性、靈活性、能動性以及全世界競爭的飛速發展等條件所造成的。”[19]而在東方個別社會主義國家，還可能產生極端的個人迷信，產生個人的高度專權，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文化落後，文盲遍地，農民占絕大多數。小農是好皇帝的溫床。因此，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不能不考慮到中國的文化狀況的製約性，重視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普及教育，開發民智，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自覺意識，有利於積極推進政府機構改革，發展民主，健全法製，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論述，指出“全黨必須從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和民族振興的高度，充分認識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出“創造絢麗多彩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號召。
文化建設涉及很多領域，但最重要的是指導思想的問題。絕不能把文化建設問題簡單變為一個繼承文化遺產問題，甚至變為在中國複興儒學問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最根本的是要建設、要創造，而不可能隻通過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來完成。要正確繼承傳統文化還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我們不能在儒學範圍內談論儒家文化的繼承問題。不跳出傳統文化的視角就不能真正繼承傳統文化。中國文化史證明，盡管儒家思想在曆朝曆代也有變化和演變，但都是在這個框框內的變化。我們的目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因此必須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分析、清洗、吸收、改造。我們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我們從來不隱諱這一點。如果要談論複興儒學的話，沒有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我認為孔夫子絕不會有如此高的地位。是中國的複興才使儒家重振家聲成為可能。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國，就不會有一個名揚四海的孔夫子。是中國的強大把儒家推向世界，而不是儒家把一個曾經是滿目瘡痍、貧窮落後的中國推向世界。不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指導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我們不可能越出前人的窠臼。黨的十五大做出了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的曆史性決策，並寫進修改後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和憲法。這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表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並不是處於低潮，而是處於發展的新階段。鄧小平理論，使在世界某些國家和地區遭到挫折的馬克思主義重放光輝。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在經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以及其他領域，深入研究鄧小平理論，並在鄧小平偉大旗幟指引下，研究進一步推進改革所提出的各種理論和實際問題，繼續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就是為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做出應有的貢獻。
文化是社會形態的組成部分。任何社會，都具有自己的特定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以及相應的文化形態。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如此。正如江澤民在報告中精辟指出的：文化相對經濟、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對於物質文明而言。隻有經濟、政治、文化協調發展，隻有兩個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與文化之間存在著不可解決的矛盾。一方麵，生產力不斷發展；另一方麵，社會道德水準下降和價值觀念發生危機。這種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不平衡在資本主義剛剛登上曆史舞台時就出現了。盧梭在他的獲獎論文中，已經發現了這個矛盾，但不理解這個矛盾。馬克思也曾論述過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不平衡性問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這個問題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與文化關係的失衡是必然的，是以資本主義私有製為經濟基礎的不可避免的現象。西方一些思想家設想一種混合結構，即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文化上的保守主義。這是一種烏托邦式的設想，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有些思想家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文化的失衡而反對物質文明，反對科技發展，這同樣是一種錯誤的哲學思想，沒有真正弄清楚經濟、政治、文化的關係。隻有社會主義才有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與經濟之間的矛盾。鄧小平關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不僅為繁榮社會主義經濟而且為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指明了方向。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展望21世紀，具有豐富文化傳統的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一定能立足現實，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吸收中外文化的優秀成果，創造出更加絢麗多彩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對人類文明做出應有的貢獻。
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是全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有繁榮的經濟，也應該有繁榮的文化。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偉大事業中，哲學社會科學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哲學社會科學各係科是整個高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要以自己的理論研究成果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指導地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服務，而且要培養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的哲學社會科學專業人才。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有利於全民族的思想理論素質的提高，有利於加強我們民族的凝聚力。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就不容易在全社會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沒有自覺的道德紀律、沒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就難以形成良好的文化環境。這是關係到我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重要條件，也是關係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原則問題。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要跨越卡夫丁峽穀，必然要充分吸收資本主義的科技成果、大力發展生產力，同樣不可忽視的是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社會主義的道德情操和較高的文化修養。人的素質問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問題。而素質不是單純的科技水平，它也包括人的人文素質，其中特別是哲學社會科學素質。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在創造絢麗多彩的社會主義文化方麵發揮作用，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的優勢和專業特長，就必須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正確對待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踐。把現實、理論、傳統三者有機結合在一起，立足現實，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重視（文化）傳統，在創造中繼承，在推陳中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