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問題是當今思想領域中的熱門話題，它的研究延申到各個領域。從大國的興衰到弱國的崛起，從時裝的走俏到戰爭的硝煙，從流行歌曲到影視風格的變換，從文學批評的話語到文學的新風格。總之社會中的所有現象，從物質到精神，從經濟到政治，一切都可從文化角度進行解釋。文化似乎成為當代解開一切謎團的萬能鑰匙。
亨廷頓在他主編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一書的“前言”中就說，“社會科學界越來越多的學者把目光轉向文化問題，用它解釋各國的現代化、政治、民主化、軍事戰略、種族和民族群體的行為以及國與國之間的聯合和對抗。”[20]的確，文化問題在當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成為我們考察社會曆史的另一重要視角。毫無疑問，曆史唯物主義並不排斥社會曆史考察的文化視角，尤其是在當代。但它反對文化決定論。怎樣才算合理運用文化哲學的解釋，如何劃清唯物主義曆史觀和文化決定論的界線，在當代文化熱潮中，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
一、曆史唯物主義不是文化決定論
馬克思在寫於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曆史唯物主義的概括是非常著名的、經典的。可就是這段概括，至今仍被視為經濟決定論的典型而被垢病。現將全文引證如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麵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麵所發生的物質的、可盡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21]
列寧對馬克思的上述論斷給予最高的評價，認為正因為馬克思把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把生產關係歸結於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最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曆史過程。“不言而喻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22]但序言提出的是對曆史唯物主義根本規律的揭示，而不是全麵表述。列寧強調，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進行分析時，既完全用生產關係來說明該社會形態的構成和發展，但又隨時隨地探究與這種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上層建築，使骨骼有血有肉。“使讀者看到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個活生生的形態：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麵，有它的生產關係所固有的階級對抗的實際社會表現，有維護資本家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政治上層建築，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之類的思想，有資產階級的家庭關係。”[23]這說明，馬克思在實際運用他的偉大發現時，完全不同於一些人所指摘的“經濟決定論”，而是對社會形態進行唯物辯證地考察，充分意識到上層建築的作用。
但是從純理論概括看，馬克思上述著名的論斷，是把重點放在經濟方麵。它從生產活動出發，由生產力到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以及它們之間矛盾如何導致革命變革，從而推動社會形態的變化，揭示生產力在社會曆史發展中的最終決定作用，以及社會基本矛盾展開、激化、解決，從而推動社會形態有規律的更替過程。馬克思當時對相反的方麵，即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未加論述。這隻能從馬克思活動的曆史條件和肩負的曆史使命中得到解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曆史唯物主義時，當然要把重點放在論證物質生產力在社會曆史中的決定作用，非如此不可能打破唯心主義在社會曆史領域中的長期統治地位。所以從《德意誌意識形態》發表以後，當馬克思總結他十多年經濟研究的結果時，必然采取這種方式總結他的劃時代的具有裏程碑式的研究成果。脫離曆史條件和馬克思與恩格斯當時肩負的理論使命，就不可能準確公正評價並把握馬克思的上述論斷的實質。
俗話說，不願傾聽的人比聾子還聾。恩格斯反複說，不能把曆史唯物主義說成是主張經濟因素是社會曆史發展中起作用的唯一因素，實際上，上層建築各種因素都以自己的方式從不同方麵影響社會曆史的發展過程。他在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明確地說：“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為基礎的。但它們又相互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並非隻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餘一切都不過是結果。”[24]恩格斯還對馬克思和他當時為什麽都把重點放在經濟方麵做了解釋和自我批評。他在給梅林的一封信中曾說：“隻有一點還沒有談到，這一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麵我們大家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經濟事實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且必須這樣做。”[25]馬克思和恩格斯忙於指導國際的工作和工人運動，當革命處於沉寂時期，馬克思便埋頭於《資本論》的寫作，而恩格斯則忙於反對杜林和總結自然科學的理論成就，他們都沒有機會和條件重新回到序言中所確立的原則上來，專門論述這個問題，正如恩格斯說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或歪曲”。最後這句話在當代仍然有現實意義，因為時隔一個多世紀，所有曆史唯物主義的反對者們仍然喋喋不休地指摘曆史唯物主義是經濟決定論。他們最“過硬的”材料就是1859年這篇著名的序言。所以全麵準確並曆史地理解馬克思的著名序言，是我們理解文化重要作用的立足點。
二、文化問題成為時代的熱點的社會背景
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來說，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文化問題並不是他們關注的熱點問題。他們關注的是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和無產階級解放的問題。因而重要的是創立新的世界觀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分析並以它為依據推進社會主義學說由空想到科學的轉變。盡管唯物史觀為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論和方法，但馬克思並未直接研究文化問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在晚年的人類學筆記中都涉及文化問題，都是從社會形態發展角度提及的，而不是專門研究文化問題。相反，他們反對過多地研究文化問題，反對文化決定論的唯心主義曆史觀，批評“舊的還沒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義曆史觀不知道任何基於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生產和一切經濟關係，在它那裏隻是被當作文化史的從屬因素順便提到過”[26]。對經濟問題和無產階級鬥爭問題的研究與文化問題相比，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孰重孰輕是一目了然的。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後，情況逐步發生變化。文化隨著社會的發展日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並為人們所重視。當資本主義在西方確立，世界曆史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時，對於後現代化國家，文化觀念對一個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產生重要作用，日本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采取對外開放方針，與中國閉關鎖國以及強調中體西用的文化觀念，顯然對中國與日本近代曆史發展產生深刻影響；在當代，無產階級的革命條件尚不完善，葛蘭西關於文化領導權問題以及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批判，對於無產階級的新覺醒和革命力量的積蓄有著遠比19世紀下半期和20世紀上半期更為重要的意義；在當代，由於文化、經濟和政治相互滲透的作用強化，一個國家的文化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文化產業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重要生產部門，成為它們的經濟發展支柱，政治影響力強化的手段和對外進行經濟政治軍事擴張的軟力量。此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與衝突，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等問題，都使文化問題成為理論和現實的熱點。對當代文化問題的研究，的確為我們提供考察諸多社會現象的新視角。正因為這樣，文化研究成為當今的顯學，倍受關注。有的哲學家認為，當代西方哲學領域已由科技哲學轉向文化哲學。1983年召開的第十七屆世界哲學大會討論的主題就是“哲學與文化”。自此以後，文化問題一直被關注，包括後現代主義哲學文化理論。1998年夏，哈佛國際與地區問題學會決定探討文化與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關係。1999年4月，美國藝術與科學學會召開文化價值觀與人類性進步的討論會。在我們國內，改革開放後，文化問題的探討持續增溫。我們應該高度重視文化問題的研究，但我們應該堅持曆史唯物主義原則。
三、文化問題考察中的兩種曆史觀
從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來說，文化問題開始是屬於社會人類學研究的範圍，時是把文化作為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和信仰進行實證性、經驗性的研究，以便更具體地研究和了解一個民族或原始部族的社會狀況。當文化被理解為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總體，在這個範圍內，文化與文明是同等概念。考察一個民族的文化、文明與從總體考察這個民族是同一回事。從社會發展看，這種研究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和向外拓展存在著某種明顯或不明顯的聯係。
從文化角度考察人類的前途和命運，這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激化開始的，它表現了西方學者對人類命運和前途的憂慮。這種憂慮可以被稱為文明的憂慮。
在這些學者中，第一位首推斯賓格勒。他的《西方的沒落》就是通過抽象地、思辨地對文化生長規律的考察，斷言西方社會正趨向沒落。這是從文化視角對西方資本主義前途的預言。
如果說斯賓格勒還是限於西方的沒落，那麽經曆兩次世界大戰，麵對當代人類困境的湯因比等人則從對西方的考察擴大為對人類總體前途的憂慮。無論是他的《人類與大地的母親》以及他與池田大作之間關於展望21世紀的對話，都是把人與自然矛盾激化所引發的人類生存困境，理解為文化危機，或人類文明的危機。這個危機會導致人類的自我毀滅。擺脫危機的唯一方式是重建人類的高級文明，這就是回歸宗教，創建高級的宗教文明。
從20世紀人類經曆的兩次世界大戰看，戰爭都是直接由經濟和政治的利益的矛盾和對立引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是法西斯帝國主義和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但戰爭的根源仍然是經濟和政治利益。然而，當代戰爭不同，它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因此當代戰爭的根源和引發國際衝突的因素是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這就是亨廷頓主張的“文明衝突”論。在他看來，在當代決定國際關係和人類前途的是各種文明之間的衝突，特別是在所謂文明的斷裂帶矛盾更為尖銳。他斷言，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蘭文明是當代文明對抗的三種主要形式。因為作為文明核心的價值觀念不同，儒家文明國家和伊斯蘭國家不會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價值觀念。正是由於價值觀念和信仰的對立，因而它們必然會反對西方的文明，從而導致戰爭。不是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強國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反對某些處於發展中的國家，而是後者由於對西方文明的抗拒而具有反西方情緒。這是東方野蠻人抗拒西方先進文明的老調新彈，是馬克思和列寧早就駁斥過的陳詞濫調。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各種文明之間的差異和衝突，各國文明間差異的存在是客觀的。但是，我們認為文明差異是曆史形成的，是正常的，是文明多樣性的表現。文明的差異不應該是文明衝突的原因而應該是文明互補和交流的根據。文明由差異而導致衝突並發展為戰爭最根本的原因是經濟和政治利益，美國絕不是為人權、人道、為西方價值觀而戰，而是為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戰。不同的文明隻有與經濟和政治衝突相結合才會由差異而轉向對抗。
另外，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與不發達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差距越來越大。經濟全球化並沒有縮小這個差距，而是更迅速地、更大地拉開了這個差距。根據一些西方學者的看法，世界上落後國家的貧困原因並不在於殖民主義、不在於帝國主義、不在於對發達國家的經濟和政治依附，而是在於文化的阻礙，在於觀念的落後。有的學者認定“不發達是一種心態”。因而“越來越多的學者、新聞工作者、政治家和實際從事發展工作的人，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價值觀和態度在促進或阻礙進步方麵所起的作用”[27]。他們還說：“文化價值觀和態度可以阻礙進步，也可以促進進步。可是它的作用一直大體上受到政府和發展機構的忽視。我相信，將改變價值觀和態度的因素納入發展政策、安排和規劃，是一種很有意義的辦法。會確保在今後50年中世界不再經曆多數窮國和不幸群體過去50年所陷於其中的貧困和非正義。”[28]說文化可以阻礙也可以促進社會進步，一個政府應該製定正確的文化政策，這個意見無疑是有遠見的、正確的。可是如果完全不考慮以往殖民傳統和當代不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有形和無形的依附關係，把當代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以及種種社會問題都歸結為文化觀念落後，當然不會得到認同。人們會問，究竟是哪一種文化價值觀和態度，能改變一個窮國的貧困？廣大發展中的國家，能不能拋開自己的民族的傳統和價值觀而采用西方的價值觀？也就是說，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觀念，或者他們極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政治觀念，能使至今仍處於貧困落後的國家和地區進入先進國家的行列嗎？不可能。西方的文化觀念是在西方土壤上成長的，它的自由、民主觀念中的積極因素可以借鑒，但這些並非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在一個經濟落後和政治製度完全不同、有著自己文化傳統的國家，以推行西方的政治觀念和經濟觀念、改變文化觀念為切入點，而不是著重於符合本國情況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往往會導致更大的混亂。
究竟用什麽樣的曆史觀觀察人類的前途和命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同於文化史觀。文化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可決定人類前途和命運的並不是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而是社會曆史的走向。文化隻能作為社會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它是在社會的經濟和政治製度的基礎上起作用的，而不是遊離於經濟與政治之外並從外麵決定社會變化的獨立因素。文化中顯現的矛盾本質上是社會經濟和政治矛盾的折射光，它不能單獨由文化自身得到解釋。以文化為切入點，當代西方學者高度重視對於文化對經濟和政治的作用的研究，的確拓寬了人們的眼野，使人們對曆史和社會問題可以進行多角度的思考。我們應該重視西方學者包括當代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但我們並不認同他們的文化史觀。
四、當代人類困境不能簡單歸結為文化危機
在當代，全球性問題與經濟全球化共生並進。一方麵，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勢不可擋，科學與技術發展迅猛，跨國資本不斷擴張；另一方麵，全球性問題不斷激化，從自然生態的惡化到道德規範和價值觀念的混亂。窮人與富人、窮國與富國的差距越來越大。吸毒和同性戀引發的艾滋病，以及人與自然矛盾尖銳化導致的新疾病嚴重威脅著人類。人類生存陷人前所未有的困境。西方學者把人類生存危機看成是人文危機或者文化危機。
此外，全球化問題與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密不可分。西方有些學者把晚期資本主義的矛盾稱為文化矛盾，認為西方社會的問題在於以個人主義為主導的文化與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不相適應。因此，晚期資本主義的矛盾的深刻根源是文化危機。包括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興起，都可以看成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一種文化回應。
文化之所以呈現危機狀態，說明它的確出了問題。這種問題隻有當人們對它的世界觀、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動搖或發生信仰危機時才會產生。20世紀後逐漸沉重的對文化危機的感受，是傳統觀念大裂變的表現。人們麵對西方現實矛盾的不可理解性，沉迷於私有製的神聖和西方議會民主製度的成就，無視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的內在矛盾，從而往往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歸結為文化問題。盡管各派說法不一，但都把視線集中在文化上。或者強調，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必然帶來精神空間的萎縮和退化，物質生產的發展與心靈的空虛是並進的；或者強調，是理性與科學的發展殺死了上帝，人們失去了宗教信仰；或者強調，對高消費的追求與人對私利的貪婪；又或者強調，由於哲學思維的錯誤，即主客二分而導致的對自然的無止境的掠奪。總之，人們從西方傳統哲學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從西方啟蒙主義對神學的批判和理性與科學的張揚，以及從傳統道德的失落中尋找根源，因而醫治資本主義社會性的痼疾的良方妙藥始終是文化的，跨不出文化圈子。或者回歸宗教、發揚宗教精神，或者拋棄傳統主客二分的哲學、倡導主客一體的哲學、倡導普世倫理和普世價值。隻要強國弱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富得無奈和窮得精光的人，天下世人都能遵守共同的道德規範，都遵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黃金律，都深信眾生平等，為一切生命包括一切動物和植物爭取同樣的生存權利，就會天下太平，世界就會充滿陽光。這種悲天憫人的人道情懷雖然可以令人感動，但確實也會使人迷糊，使人麵對當今現實時，弄不清問題的症結所在。
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是不可阻擋的。科學在進步，生活在提高，人們對自然的改造能力總在不斷地強化。如果社會進步的代價必然如此，當代的所謂文化危機豈不是不可避免的人類惡運？任何國家如果為了避免社會工業化帶來的禍害而永遠停留在農業社會豈不是萬全之策嗎？這是不可能的。生產要發展、人類要進步、農業生產方式必然會發展為工業生產方式，這是曆史發展的進步趨勢，不可阻擋。後現代主義對現代化的批判，隻能看作資本主義現代化矛盾的潰爛，而不是矛盾問題的解決方式。從人類社會發展來說，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和工業生產方式是曆史的進步。它的消極麵是曆史的代價。人類付出了代價，也得到了教訓。資本主義現代化和工業化並不是通向社會進步的唯一道路。
既要現代化又不要資本主義化及其各種弊病是否可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所探索的就是這樣一條道路。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及其現代化進程，西方社會矛盾和當代全球性問題，都顯示了曆史唯物主義原則的正確性。對人類曆史和社會發展而言，歸根結底具有最終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狀況及由其決定的社會製度。文化的重要作用及以文化形態表現出來的矛盾，不能從文化自身而應該從文化所由產生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得到科學的說明。在當代，一切所謂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機，都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在文化問題背後，肯定存在引發文化危機的社會問題。
五、中國文化爭論與中國社會發展前途的選擇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文化問題的爭論，總是與中國社會發展前途選擇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自從晚清衰敗，在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後，一些改良主義和保守派倡導“中體西用”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實際上是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上，用東方文化優越論的觀點看待西方，認為西方隻有物質文明，東方即中國的精神文明是無與倫比的。精神文明高於物質文明。所以中國人隻要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船堅炮利，就可以重振往昔天朝雄威。
接著是五四運動，這是新文化運動，實際上也是一場愛國主義的、政治性的運動。它是在推翻帝製以後，在思想文化上進一步對舊文化傳統進行清算。所謂德先生、賽先生，即科學與民主觀念，當然是西方資產階級中的進步觀念。在五四運動中，各種文化觀點彼此爭論，其中有一派完全用西方文化優越論觀念衡量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如所謂“全盤西化”論就是如此。
不久，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既不是站在中國傳統文化優越論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也不是站在全盤西化的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立場，而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即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采取分析的態度。這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融合中西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立場。
處在中國傳統社會瓦解、矛盾尖銳、社會動向不明的上述三個時期，以文化問題作為中心的論爭，從根本上說，都是一種具有社會背景的具有政治性質的關於社會前途選擇的爭論。如果停留在文化問題上就不能深入問題的本質。
晚清末年的“中體西用”論，是迫於西方列強瓜分豆剖和國內變革力量興起采取的文化保守主義理論。這種理論本質上是一種麵對封建王朝的大廈將傾，唯我獨尊的天朝世界觀難以為繼的文化觀。從根本上說，這是一種企圖維護封建社會，又試圖仿效西方的船堅炮利，富國強兵、重振天朝威儀的文化理論。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深化——從推翻清王朝的政治統治，進入思想文化層麵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謂德先生、賽先生，所謂打倒孔家店，從根本的政治含義上說，是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深化，其目標是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可是中國社會現實和國際環境、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和思想理論的貧乏，都使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難以以西方曾經發生過的方式再現。
而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則是與中國共產黨人關於中國社會前途的非資本主義選擇相結合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論，是在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一部分；是要建立與新民主主義經濟、政治相適應的文化理論。它的目標是為建立社會主義奠定基礎並進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可見，每種文化理論背後都有它的社會背景。牌麵是文化問題，牌底是社會選擇。中體西用——改良的封建製度；全盤西化——西方資本主義製度；新民主主義文化——新民主主義社會製度。拋開全國勝利前中國多次文化爭論中存在的社會選擇，就不能理解中國近現代史。因此，產生文化問題爭論的社會背景在於中國社會自身，而它的解決和正確答案最終是由社會發展的前途來回答的。曆史表明，從晚清以後，中國沒有走上現代化道路，沒有邁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步伐並不單純是由於文化心態，而主要是由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實。最終使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根本改變經濟和政治製度的革命鬥爭，而文化心態是在變革現實中逐步變化的。
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重要性
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文化具有它的特殊作用，但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它的作用並不一樣。就我國當代來說，文化建設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因為社會製度不同、時代不同、文化建設所承擔的任務也不同。文化是依存於社會又反作用於社會的精神力量，但它並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我們國家是具有優秀文化傳統的古老文明國家。可是豐富厚重的文化傳統並沒有阻止中國盛世的沒落，阻止中國近百年的落後與挨打。在社會發展中具有最終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及由其決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製度的本質。文化的作用和這一作用的大小都是與經濟發展和政治狀況相聯係的。隻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建立，才使先進文化的建立成為可能，使古老的文化傳統再度複興成為可能使先進文化對經濟和政治製度的能動作用成為可能。隻有在變革了社會經濟和政治製度的情況下，曆史才可能把建設先進文化的使命賦予當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首先，從社會結構來說，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如果說，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關於文化的爭論，本質上是關於社會前途選擇的爭論。這個爭論，隨著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的勝利而基本結束。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關於中國社會前途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無論是中體西用還是複興新儒學都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盡管20世紀末80年代初有以《河殤》為代表的文化激進主義，鼓吹藍色文明高於黃色文明，以激烈的反傳統姿態主張全盤西化；90年代初又有一股小小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無批判地主張複興儒學，以傳統文化的保衛者姿態出現。可是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中國，這兩種片麵性的主張都不可能成為主流，而且必然為中國的現實發展所否定。
從中國近代曆史看，包括中國革命史，文化問題的實踐價值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社會主義時期這樣明顯，變得得如此重要、如此突出。這是因為隨著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確立，處處顯示出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封建傳統厚重的國家，要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的宏偉目標，始終不渝地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穩定、發展和不斷通過改革推進中國社會的發展，沒有先進文化的參與是根本不可能的。社會主義製度自身把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擺在奪取了政權的中國人民麵前。應該說，在建國以後差不多20年時間內我們忽略了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我們過多地注重“破”而沒有著重“立”。由於“左”的路線和政策錯誤，我們不適當地開展過各種思想和理論批判，最後發展為延續十年的“**”動亂，極大地破壞了中國文化，傷害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這種狀況不利於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和社會主義政治體製的完善。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沒有得到很好發揮，國家綜合國力弱，人民的生活貧困。
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和政治體製的改革的逐步展開，日益顯示先進文化對經濟與政治改革和發展的智力和精神的支持作用。特別是社會由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由傳統農業社會向以現代信息為主導的工業社會的轉變，諸多社會矛盾和思想矛盾的由隱到顯、由弱到強，極其強烈地顯示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先進文化對調整和解決矛盾，保證社會穩定，促進改革，提高全民精神素質和道德麵貌的無可替代的作用。改革開始邁步時，思想理論領域一定程度出現的某些混亂證明，沒有先進文化的建設，改革開放的宏偉任務很難順利實行。我們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製度的社會性質，我們改革的性質和未來的前景，都要求必須同時在文化領域中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鄧小平提出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要求，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逐漸形成、完善和係統化的關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條就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這些方針都是適應並促進我們國家的社會經濟製度和政治改革的需要而采取的戰略性措施。
堅持先進文化成為我們黨在新時期指導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因為整個社會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及其麵對的新的曆史使命，賦予文化建設以新的使命和作用，使堅持什麽樣的文化，推動建設什麽樣的文化，成為執政黨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麵旗幟。如果說，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代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那堅持先進文化則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導向。沒有先進文化的導向作用，社會主義的航道就會迷失方向，可沒有社會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支撐，單獨的文化力量是無能為力的。隻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先進文化，才能以其特有的科學性和價值性，在與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相滲透中成為綜合國力的一部分。
我們國家正處於曆史上最好的時代，處於改革中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激活了蘊藏在人民中的活力。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已經向世界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同時也表明一手硬、一手軟的危害。這是我們必須堅持先進文化的原因，也是先進文化得以發揮作用的社會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保證。我們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要求相應的文化建設，而文化建設必須有利於鞏固和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製度。我們國家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決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先進文化建設，對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積極作用就是無可替代的。離開了我們國家的現行製度，先進文化的建設的必要性就是不可理解的。
其次，從時代來看，我們處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擋的知識經濟時代。文化與經濟、政治的滲透，使文化成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西方某些發達國家，文化產業成為它們的經濟的重要支柱，通過發達的文化產業不僅獲取高額的利潤，而且變為向世界擴展文化影響，輸出西方價值觀念和政治觀念的重要手段。
作為當代經濟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知識經濟時代已經來臨的社會主義中國，理所當然地要重視文化建設。我們同樣要發展我們的文化產業，使它成為重要的經濟部門，在經濟中占有越來越大的份額。這不單純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堅持社會主義文化陣地，在世界文化交流和競爭中，發揮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優勢。是當代世界的現實狀況，使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在我國社會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也隻有經過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積累，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科學技術的發達，才能使文化借助於經濟和科學技術力量轉化為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不實行社會製度的變革和改革，國弱民窮，所謂文化產業也就無從談起。
最後，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重要性，關係到新的曆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能否保持先進性，能否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曆史使命和民族文化的複興問題。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黨，是中國近代政黨史上最具先進性的黨。可黨的先進性是曆史的時代性的具體概念。在文化處於多元化狀態、各種形態和性質的西方文化輸入的情況下，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是中國共產黨能否始終保持先進性的精神支柱。江澤民說，“堅持什麽樣的文化方向，推動建設什麽樣的文化，是一個政黨在思想上的一麵旗幟”，講的就是文化問題在當代中國對黨的建設所具有特殊意義。在奪取政權時，文化戰線是一條重要戰線，由於奪取政權的需要，肯定要在文化思想戰線對一切腐朽沒落的舊思想、舊文化進行批判和戰鬥。不如此，革命不可能勝利。
當代中國社會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和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的產業化和文化消費市場的擴大，文化產品的經濟價值的凸顯，都使正確處理多種文化形態的關係，正確把握文化發展的方向，文化及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係，成為對市場經濟條件下處於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和各級領導所麵臨的一種新考驗。因為奪取政權時，文化是要“賠錢”的，革命必須為文化戰線付出經濟代價。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業可以成為巨大的經濟收入來源，從而強化了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在文化市場的指導地位、把握文化前進方向的難度。對處於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在文化領域中堅持什麽，反對什麽，是在改革開放條件下能否保持先進性的重要方麵。一個在文化領域中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放任各種黃色文化、黑色文化流行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政黨、共產黨都是打引號的。因為這種文化流行的結果，是從思想上和理論上瓦解和腐蝕處於執政地位的共產黨自身。
對我們黨和國家麵臨的任務來說，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這一宏偉目標中就包括文化建設。小康社會是對社會主義理想的一種中國式的表達。我們建設的是社會主義的小康社會，或者說是小康式的社會主義社會。如果僅僅追求經濟發展和生活富裕並不一定是社會主義。丹尼爾·辛格在《誰的新千年？》一書中批判戈爾巴喬夫的社會主義觀時說：“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歸根到底就是一種繁榮的資本主義，那時的國家是福利性的，那時的最低工資是體體麵麵的”，“戈爾巴喬夫毫無疑問轉向了資本主義”。[29]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包括追求社會共同富裕和社會與人的全麵發展的社會。先進文化建設是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含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與和諧發展的要求之中。我們不可能設想沒有以馬克思主義處於主導地位的文化的高度發展，沒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範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建設，沒有科學、教育和文化事業的繁榮，僅有較高的國民經濟產值怎能稱為社會主義的小康社會？沒有先進文化對經濟和政治的滲透，生產力中的科學技術含量的提高和經濟持續增長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沒有先進文化的建設，要培養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逐步實現人的全麵發展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烏托邦。這樣，小康社會隻能是空中樓閣。
在當代中國，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們同樣清楚，隻有一個穩定和不斷發展的社會主義製度，隻有經濟發展和政治清明，才能使先進文化的建設和堅持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成為可能。如果不理解文化的社會製約性，文化建設就會由於失去強化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積極作用、由於失去經濟的強力支撐和政治的製度性保證而流為空談。可是如果不重視文化在思想理論上的先導作用，就會阻礙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我們應該記住一個簡單真理：文化不能空洞化，文化的內容永遠是社會的；文化不能虛無化，它以一種無形的所謂軟力量在不斷影響社會。文化隻有在與經濟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中，隻有與硬力量即經濟與政治軍事實力相結合，這種軟力量才能顯示它的意義和價值。問題是文化並不是終極原因，也不是解釋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文化的力量及其在不同社會中的作用歸根結底必須從社會自身得到解釋。因此，能否正確理解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相互關係，答案是大相徑庭的。
我們高度重視文化的當代價值，但要防止文化決定論，不能把一切社會問題歸於文化，一切求於文化，而應該對文化的作用、意義及其社會製約性做出曆史唯物主義的解釋。越是堅持曆史唯物主義，就越能正確理解文化的作用和價值。對文化作用的正確理解，關鍵是科學地理解社會結構，從經濟、政治、文化的關係及其相互作用中把握文化的作用。毫無疑問，文化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這是我們應該堅持的一條基本原則。
[2] 《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商務印書館，第26頁。
[3] [美]萊斯利·A·懷特《文化科學—一人和文明的研究》第2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0頁，人民出版社，1998。
[5]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頁，人民出版社，1991。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冊，第296頁，人民出版社，2014。
[7] [蘇]格拉齊安斯基等：《世界著名思想家評傳》，第372頁，商務印書館，1993。
[8] [美]理查德·尼克鬆：《1999：不戰而勝》，第12頁，上海，三聯書店，1989。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頁，人民出版社，1998。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11頁，人民出版社，2003。
[11] 《列寧全集》，第26卷，第451頁，人民出版社，1998。
[12]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5頁，人民出版社，1993。
[13]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47頁，人民出版社，1991。
[14] [美]恩伯：《文化的變異》，第26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5頁，人民出版社，1995。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9頁，人民出版社，1995。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6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5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列寧選集》，第2卷，2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亨廷頓：《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頁。
[22] 《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23] 《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頁。
[27] 亨廷頓：《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7頁。
[28] 亨廷頓：《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頁。
[29] 丹尼爾·辛格：《誰的新千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