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論述地形在戰爭中的作用，詳論了六種地形上的作戰規律，分析了六種敗象，以及判斷取勝的三點重要因素，闡明了將帥與國君、與士卒應注意的關係。
◎因地製宜巧勝敵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孫子兵法·地形篇》
地形是用兵作戰的輔助條件。
精讀
孫子對選擇地形的重要性和有關各種地形的行動原則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其中指出：地理形勢，是用兵的輔助條件。正確判明敵情，製定取勝計劃，研究地形的險易，計算道路的遠近，這是主將的職責。深知這些道理並能用來指導作戰的，必然會取得勝利；否則，不能用來指導作戰的，必然失敗。《六韜·虎韜》中亦如是記載：“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宋人梅堯臣說：“地形有一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清人俞益謨說：“行兵之道，貴知地利，地利不明，萬難出奇設伏。”就是說，在行軍作戰中，根據地形采取不同的戰略戰術，至關重要，如此才能克敵製勝。俗話說：“不知民情難為相，不知地形難為將。”奇謀方略的創造，常要借助於地形條件。地形條件在戰爭中雖然不是活躍因素，而選定適宜，利用得當，就等於在兵力對抗中找到得力的幫手。為此，孫子在本篇中論述了六種軍事地形的特點以及如何加以利用。這是我國最早的軍事地形學的論著。
古今戰史證明，地形首先確定了軍事行動的舞台。設營、配置兵力、開辟交通線都是由地形條件決定的。古代兩軍交鋒的所有戰陣，總是在地形製約中完成的，主將隻有在戰前實地考察不同的地形，對戰局了然於胸，才能駕馭複雜的地形，出奇製勝。
在軍事上，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優勢；在企業經營中，不同的地域也同樣具有不同的優勢。
廣州南方大廈是國內屈指可數的商業大廈之一，20世紀80年代曾創下年銷售總額2．7億元的紀錄，位列全國第一位。這裏麵的原因當然很多，但南方大廈善於發揮自己獨特的地理優勢，巧做生意也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當時，南方大廈的銷售主管從氣象部門得知一條重要信息：明春雨季長、雨量大，廣州多陰雨天。這位主管在核實了氣象消息之後，決定預先購入一批雨傘。事有湊巧，當時深圳有一家公司因積壓了25萬把雨傘而一籌莫展，主管果斷地支付了100萬元巨款，將人家的“陳貨”放在自己的庫中“陳”了起來。第二年春天，廣州果然陰雨不斷，25萬把雨傘未等雨季過去，早已銷售一空。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令大廈內的職員和同行們不解的事情：雨季剛剛過去，廣州陽光燦爛，這位銷售主管又購入了20萬把雨傘。於是，人們議論紛紛：“主管是不是發財發過了頭?不下雨了購入這麽多傘賣給誰?再說，即使是下雨，廣州市民們的傘早已買得不少了，誰還買雨傘啊?”
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情況又出現了，氣象預報指出：降雨區離開廣州不斷北上，然後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止步不前!南下的遊客們都知道這一天氣趨勢，而且很喜歡廣州的雨傘，於是在返歸之前，人人都選購一把稱心的雨傘。這時候，廣州市的其他商廈大多已沒有貨源，南方大廈“天馬行空”，又發了一筆財!
可見，“因地製宜”是企業經營決策和實施中的重要原則之一。地形，是用兵的輔助條件，判斷敵情，製定取勝的計謀，研究地形的險易，計算路程的遠近，這是高明將領的用兵方法。為人處世與兵戰一樣，也要注意環境的創造。氛圍不同會產生不同的辦事效果。
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人處在彌漫著某種情緒的環境中時，都會受到環境的感染，使自己的情緒不知不覺地被環境所同化。比如，肅穆的氣氛，能使人產生一種悲壯感；明快歡樂的氣氛，能使人產生一種輕鬆感；壯懷激昂的氣氛，易於振奮人的精神；咄咄逼人的氣氛，容易使人產生一種壓抑感……為了達到不同的辦事目的，我們除了適應“地形環境”的同時，還應該學會製造不同的“社會環境”及氣氛。
案例
東漢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夏天，光武帝任命馬援為隴西郡郡守。馬援一上任，便整頓兵馬，派步騎三千人出征。先在臨洮擊敗先零羌，斬首數百人，獲馬牛羊一萬多頭。守塞羌人八千多，望風歸降。當時，羌族各個部落還有幾萬人占據要隘進行抵抗，馬援和揚武將軍馬成率兵進擊，羌人將其家小和糧草輜重聚集起來在允吾穀阻擋漢軍。馬援率部暗中抄小路襲擊羌人營地，羌人見漢軍突如其來，驚慌失措，連忙地逃入唐翼穀中。馬援揮師追擊，羌人率精兵聚集北山堅守。馬援對山擺開陣勢佯攻，吸引敵人，另派幾百名騎兵繞到羌人背後，乘夜放火，並擊鼓呐喊。羌人不知有多少漢軍襲來，紛紛潰逃。馬援大獲全勝，斬首千餘級。但因為兵少，沒有窮追敵人，隻把羌人的糧穀和牲畜等財物收為漢軍所有。
當時，金城破羌(今青海樂都東)以西，離漢朝路途遙遠，又經常發生變亂，不好治理。朝廷大臣商議，要把該地區舍棄。馬援持不同意見，他提出了三條理由：第一，破羌以西的城堡都還完整牢固，適於固守；第二，那地方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第三，假如舍棄不管，任羌人占據湟中，那麽，以後將有無窮的禍患。光武帝覺得他言之有理，依從了他的意見，下詔命令武威太守把從金城遷來的客民全都放回。放回的客民一共有三千多，他們各自都返回了原籍。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參狼羌(羌族的一個分支)與塞外各部聯合，殺死官吏，發動叛亂。馬援率四千人前去征剿。羌人再次憑借有利的地形，據險而守，任憑漢軍百般挑戰，就是穩坐山頭不戰。馬援在詳細勘察了羌人的據守情況和周圍的山勢地形後，發現了羌人有一個致命的弱點：水源不足。馬援指揮部隊奪取了羌人僅有的幾個水源，斷絕了羌人的水和糧草，沒過多久，羌人即不戰自潰：一部分羌人投降了馬援，大部分羌人遠遁塞外。隴西從此安定下來。
◎靈活機動，變化無窮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孫子兵法·地形篇》
所以，懂得用兵作戰的將帥，其指揮調動軍隊的決心絕不會迷惑不定，其所采取的戰法及措施應是變化無窮。
精讀
兵形像水是孫子所概括的用兵規律。
孫子在本篇提出了主動用兵、示形誘敵等戰法後，又揭示了因敵情而變的戰術原則，提示了指揮作戰的機動靈活性。指揮戰爭，本無常規，千變萬化，敵莫能知。軍情永遠處於變化之中。正如流水一般，“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正是“實”“虛”的可變性，能夠“因敵變化而勝者，謂之神”，足見靈活應戰的可貴。
在我們變換戰術時，要有取得最後勝利的目的。靈活作戰本身不是目的，隻是達到勝利目的手段。消滅敵人的武裝力量，取得勝利才是戰爭的目的。因事、因人、因時、因地，采取靈活機動的戰術，正是“兵形像水”的主旨所在。
商場如戰場，要想成為一名精明的商人，能夠在商場中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善於動腦，從商品或經營策略的某一個點上，稍加變化，把平常變為不平常。隻要你善於思維，發現別人所不注意的東西，在有些事情上加上那麽一點點東西，變化那麽一點點，你一定能所向披靡，馬到成功。
張先生開了一家電腦公司，除了賣各種電腦軟硬件、配件外，也幫人家組裝電腦。開始的時候，他的生意並不好，而且還因為不慎輕信朋友，有兩萬多貨款無法追回，經過交涉，也隻是抵了一批鼠標墊，共有兩萬多隻。
如此平常的鼠標墊，隨便到什麽展覽會上就可以拿幾個，有多少人會買嗎？兩萬隻鼠標墊，怎麽才能賣得出去呢？張先生就像手持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生意越來越不好做，張先生隻好閑坐著，看看報紙，或者玩玩電腦遊戲。
忽然有一天，張先生的一個朋友來玩，閑聊之餘便坐在張先生的電腦前練習打字。這個朋友剛學會五筆輸入法，一些字根還記不熟，翻書又麻煩，不由得說了句“要是字根就在鼠標墊旁邊就好找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張先生突發奇想：要是在這批鼠標墊上印上五筆字型的字根表，也許會方便那些記不準字根的人。但如果賣不出去的話，他又要多貼印刷的成本。想了想，他還是決定試一試。印上了字根表後，他到網吧、打字店、電腦培訓班等處推銷，果然賣了很多。
有一天，一個中年男子來到張先生的公司，看到了這種鼠標墊，詢問了價格，說如果一個1.20元錢的話，他會買兩萬個鼠標墊。原來他也是一家電腦公司的老板，最近他的公司接了一個大單子，給一家全國聯網的尋呼台作係統集成方案，這個單子很大，PC機就要配兩萬台。尋呼台那方麵要求，所用的PC機除了配齊常規的設置外，還特別強調每台PC機需要一個鼠標墊和一張五筆型字根表。為此，這個中年老板走了好幾個地方，都是沒有合適的產品和合適的價位。今天看到張先生這裏的鼠標墊上印著五筆字型字根表，真是喜不自勝。這下他可以兩件事情當做一件事辦，兩樣東西用一樣東西的價錢買回去，省錢又省事，真是打著燈籠也難找。張先生正好還剩差不多兩萬個鼠標墊，這筆生意就成交了。
因為添加一個小小的字根表，死貨就變成了活錢。如果張先生一直不改變自己的思路，那麽，就不會有機會推銷自己的鼠標墊，有了變化就有了機會。
遇到難題時，如果一味的順著一個思路向前思考，那麽隻能是越想越難，根本把不到解決問題的思路。假如善於換位思考，從另外一個角度重新審視自己和環境，就很容易找到新的人生機遇和突破點。可以說，移位思考是成功辦事的智慧之一。
案例
公元1367年，按照朱元璋提出的“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然後進兵元都”；克元都後，再揮軍西向，“太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的戰略決策，征討大將軍徐達和副將常遇春，率軍25萬，沿淮河、運河、黃河北上進取山東、河南。
當時元軍在山東分為東平、東昌(今聊城)、洛寧、益都、濟南、般陽(益都西)等路，由山東東西道宣撫使普顏不花坐鎮益都(今山東益都)指揮。雖然各路兵力較弱，戰備鬆弛，但據有山東，卻可屏障元朝的京畿重地。益都居於魯山之北，南有大峴山，古稱濟水以南之天險；又有沂州南連淮泗，北通青齊；益都之西，有南依泰山、北臨黃河的濟南為門戶，向為兵家必爭之要地。
明軍欲北攻山東，可從兩路進軍：其一可由江淮北經沂州直取益都，其二可由徐州北攻濟寧、濟南，再東取益都。徐達鑒於沂州守將王宣可以爭取，因此，率主力由沂州北進，另以一部兵力出徐州，消滅魯西南之敵，以掩護主力的翼側。至正二十七年(吳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二十四日，徐達、常遇春率軍由淮安北上，沂州王宣、王信父子降而複叛。十一月初十，徐達攻克沂州、嶧州後，莒(今山東莒縣)、密(今山東諸城)、海(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等諸州縣相繼歸降。徐達即令韓政率兵一部扼守黃河要衝，阻敵增援，令張興祖率兵一部由徐州沿大運河攻取東平、濟寧，自率主力繼續北進。二十九日，徐達軍攻占益都，元宣撫使普顏不花等戰死。朱軍乘勝又攻占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地。十二月初八攻占濟南。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攻占登州、萊陽等州縣。與此同時，十二月初五至初八，張興祖部也連下東平、東阿、濟寧等地。
明軍僅用三個月的時間就順利地奪占山東，至此明軍已完成了北取中原第一個目標——奪取山東，掃除元大都屏蔽的作戰任務。元廷甚為恐懼，但此時王保保正在同元廷火並，互不相讓，元軍無力顧及明軍的進攻。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月，徐達占領了山東之後，按原定計劃，旋師河南，執行翦除元大都羽翼的作戰任務。徐達率主力由山東濟寧溯黃河西攻汴梁，進取河南。另以一部攻占永城、歸德(今河南商丘南)，西攻許昌，策應徐達奪取汴梁。三月二十六日，鄧愈率襄陽、安陸、江陵各地駐軍向南陽進攻，配合徐達軍的行動。鄧軍旋占唐州(今河南唐河)及南陽。三月二十九日，徐達軍迫降汴梁元軍左君弼部，元將李克彝率部乘夜西逃。四月初八，徐達軍自虎牢(今河南滎陽西北汜水鎮)西進，大敗王保保之弟脫音帖木兒(此時王保保在山西太原)五萬人於洛水北塔兒灣(今河南偃師境內)，元梁王阿魯溫投降。徐軍攻占洛陽後，接著又攻取嵩、陝、陳、汝諸州，並派馮國勝攻取潼關。元將李思齊、張思道聞風棄潼關逃入關中。
四月二十六日，馮國勝率兵進駐潼關，並西進占領了華州(今陝西華縣)。至此潼關以東已全被明軍占領。馮宗異按朱元璋的指示，選將留兵守關，不急於深入陝西。五月初一，徐達又增兵扼守潼關。至此，明軍已完成了斷其羽翼、“據其戶檻”的戰略進攻任務，元大都已處於“勢孤援絕”的境地。
七月二十九日，徐達按朱元璋的指示，命益都、徐州、濟寧各地的統兵將領，各率所部向東昌集結，並分別渡河。閏七月初二，徐達師出汴梁，自中灤渡黃河，連下衛輝、彰德(今河南汲縣、安陽)、磁州(今河北磁縣)、邯鄲，十一日轉向臨清。臨清地處衛河人運河之口，為北上船隻的集結處，徐達在此會合山東各軍，完成水陸進軍的準備後，於十五日由臨清北上。二十三日，明軍已在攻取德州、長蘆(今河北滄州)後進抵直沽(今天津獅子林橋西)，控製出海口，並沿北運河分水陸兩路繼續推進。二十五日，明軍大敗元軍於河西務(在今天津武清東北)。二十七日，明軍克通州後進逼元大都。
元大都為遼金以來的故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居庸、古北、鬆亭諸關，東西千裏，險峻相連，近在都畿，據守尤易”。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於原中都舊城東北改築都城，方60裏，開11門，於九年改稱大都城。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於11門增築甕門、造吊橋，以為守禦。但是，由於元末政治腐敗，又經孛羅帖木兒與擴廓帖木兒之變，民生喪亂，守備多不固。元順帝在閏七月二十七日夜得知明軍進逼大都後，便決定攜後妃、太子，於二十八日夜開城西北之健德門，倉皇出居庸關，逃往元上都開平(今內蒙古多倫西北)。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徐達率明軍自東麵齊化門進入大都，元朝宣告滅亡。這樣，明軍隻用了9個多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北上滅元的作戰任務。
◎用“仁愛”贏得擁戴
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孫子兵法·地形篇》
對待士卒像對待嬰兒一樣細致，那麽士卒就可以同將帥赴湯蹈火；對待士卒像對待自己最疼愛的兒子一樣關心，士卒就可以跟將帥同生共死。
精讀
“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這是處理將與兵關係的原則。將領隻有如愛子般關愛士卒，才能使士卒與自己同生共死。孫子的這段論述，充分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君人者製仁”的思想精髓。《六韜》中說：“敬其眾，合其親。敬其眾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一個人，要想成就一番事業，不僅要有過人的膽識，寬廣仁慈的胸懷也是不可少的，一個沒有仁愛之心的人，肯定隻能成為一個“孤家寡人”，根本不可能做成什麽大事業。這一點無論在軍事鬥爭領域還是社會生活和人際交往的其他領域，同樣適用。
孔子說：“仁者愛人。”他認為，“仁”就是人們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在儒家思想中，崇尚道義、富有遠見卓識和同情心、行為高尚的人，就可以被稱為“君子”。相反，唯利是圖、目光短淺、行為卑下的人，則被看做是“小人”。君子是人人都願意結交的，而對於小人，人們則往往唯恐避之不及，更不用說得到別人的支持和幫助，或者作為一個理想的合作夥伴了。
一般說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夠體現出“仁”的指導思想，但“仁”比前者具有更加廣泛的含義。不論是“己欲立”、“己欲達”，還是“己所不欲”，都包含有從自身考慮的直接的功利目的，即為了滿足實現“己立”、“己達”或者避免“己所不欲”。而“仁”卻通常不包含明確的直接目的，僅僅是出於自己的同情、惻隱等內在美德。同樣，能夠經常實行“仁”道的人所得到的回報，也不僅僅表現在一兩件具體的事情上。
當然，以“仁”心對待別人雖然沒有直接的目的，並不意味著它就是毫無目的的。相反，有時候，仁慈的背後可以隱藏更長遠、更大的目標。
仁義不僅表現在個人或者組織之間的交往中，有助於個人或者組織的長遠目標的實現，而且還適用於組織內部，有利於協調內部的關係。在我國古代，把仁愛精神推及到政治領域，便是“仁政”。暴政失民，仁政得民，被認為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中國曆史上，人民安定、政權穩固、生產繁榮、社會進步的所謂“盛世”，都是統治者推行寬鬆的“仁政”的結果。而國家滅亡，則往往是由於統治者暴虐，不能以仁義治天下的結果，史籍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不務德而武傷百姓”以至於令“百姓弗堪”的夏桀，好酒**樂、固執殘暴的商紂，一意孤行、多行暴政逼得國人“道路以目”的周厲王，以及由於“仁義不施”而短命的秦王朝等。
當今的領導者，仍然可以從“君人者製仁”的謀略中得到啟示。減輕被管理者或下級的負擔，多體諒和同情他們，讓他們真正體會到領導者的寬厚、仁義。隻有從下級的切身利益考慮，關心他們的疾苦，才能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這是一個組織能夠齊心協力實現計劃目標的一個先決條件。
中國有句話叫義薄雲天，講究情義是人性的一大弱點，中國人尤其如此。“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女為悅己者容，士為知己者死”，無一不是“感情效應”的結果。為官者大都深知其中的奧妙，不失時機地付出廉價的感情投資，對於拉攏和控製部下往往能收到異乎尋常的效果。
在現實生活中有許多身居高位的大人物，會記得隻見過一兩次麵的下屬的名字，在電梯上或門口遇見時，點頭微笑之餘，叫出下屬的名字，會令下屬受寵若驚。富有人情味的上司必能獲得下屬的衷心擁戴。有人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掌權者對部下的一切感情投資，就是這樣的。
墨子說：“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意思是說，愛別人的人一定會被別人愛，而憎恨別人的人也會被別人憎恨。正所謂“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你怎樣對待別人，別人就會怎樣對待你，為人處世不可不知。
案例
宋哲宗元祐年間，蘇軾出任錢塘(杭州)的地方官。當他上任不久後，掌管地方稅務的官吏抓來一個人，是南劍州的舉子吳味道。此人攜帶著兩大卷物品，冒用蘇東坡的名銜密封，上麵寫有“送京師蘇侍郎宅”(蘇侍郎即蘇軾的弟弟蘇轍，時任職門下侍郎)。他這樣做顯然是為了逃稅。
於是，蘇軾把吳味道叫到跟前，問卷內是什麽東西。
吳味道惶恐地上前說道：“我今年秋天有幸得到推薦成為鄉貢進士，同鄉湊集了十萬錢送給我，作為赴京師的路費。我用了其中的一部分錢買了二百匹建陽薄絲。但是考慮到沿途所有的地方都要抽稅，到京城時恐怕剩不到一半了。於是私下想，當今天下名望最高，並且喜歡提攜獎掖讀書人的，隻有先生您和蘇侍郎了。即使這件事情敗露了，也一定會得到寬恕。因此我就假借先生的名銜，封好了貨物往京城而來。沒想到先生您已經先來到這裏任職，真是罪責難逃。”
仔細打量了一會兒後，蘇軾笑著叫來掌管文書的官吏，把舊封除去，另題自己的新官銜，附上“送至東京竹竿巷”蘇轍處字樣的字條，並親自給弟弟寫了封書信，一同交給吳味道，讓他帶到京城去。
過了一年，吳味道考中進士，特地回來向蘇軾表示感謝。蘇軾非常高興，兩人成了至交。
吳味道進京趕考，冒充蘇軾之名攜帶物品以圖逃稅，按律本當問罪，但蘇軾了解舉子的艱辛，不但沒有處罰他，反而真心地對他提供了幫助。吳味道考中之後，自然不會忘記蘇軾的恩惠。蘇軾是出於同情才這樣做的，但客觀上又多了一個官場上的好朋友。
蘇軾的這種同情，體現的就是我國傳統儒家思想的核心——“仁”。
◎認識規律，利用規律
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孫子兵法·地形篇》
既了解敵方，又了解我方，爭取勝利就不會有多大危險；懂得天時，也懂得地利，奪取勝利就有完全的把握。
精讀
孫武在本篇列舉了六種地形之後，緊接著又提出了“六兵”(“走兵”、“馳兵”、“陷兵”“崩兵”、“北兵”、“亂兵”)，並且強調指出：這六種敗兵的出現，主要的原因還不是由於地形的原因，而是為將者用兵的失誤；地形對於戰爭的勝利，隻是一個輔助條件，勝敗的關鍵，是為將者是否善於掌握“戰道”，也就是戰爭規律。
這“戰道”究竟是什麽?歸結一點，那就是：“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一切都要按“戰道”辦事。
“彼”，指的是敵方。知彼，可以說是“四知”中最複雜、最困難的方麵。孫子突出加以強調，認為：“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用間篇》)
“己”，指的是我方。孫子十分重視知己。知己不僅是多方麵的，甚至矛頭直指國君：“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謀攻篇》)
“天”，孫子認為：“天者，陰陽、寒暑、時製也。”天是純粹的物質現象，而“知天”則是取得軍事勝利的必不可少的條件。《火攻篇》所敘述的更為明白：“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把知天與軍事行動密切聯係在一起，是“知兵”的重要方麵。
“地”，孫子明確指出：“地者，高下、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他還強調說：“地形者，兵之助也。”為了知地，他十分重視利用向導，認為“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彼、己、天、地”，孫子認為，乃是實在事實，無任何虛幻神秘的成分，隻有認真慎察其事實，從實際出發，乃能正確確定戰爭的戰略和戰術指導原則，克敵致勝。
掌握戰爭規律，按照戰爭規律辦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難了，甚至會有很大的風險。難就難在，有時候，要堅持按戰爭規律辦事，甚至皇帝老子的話都不能聽，都要“頂撞”，這風險還不大嗎?然而，要克服這個“難”，要敢於冒這份風險，依靠的又是什麽呢?孫武回答說：“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這就是說，隻有不圖個人名位，不畏懼可能招致的罪責，而以廣大民眾利益為思考問題、作出抉擇的惟一出發點，才能真正地堅持“戰道”。兩千多年前，孫武能站在這樣的人生觀與得失觀的高度來考察問題，不能不發人深省，令人敬佩。當然，孫武是站在民本主義立場上講這個話的。民本主義的特點仍是以封建皇權為前提的，因此他才說，“惟民是保”也“利合於主”，即符合封建君主的根本利益。這是孫武的時代局限，我們不能苟求古人。
仔細思考一下，打仗有“戰道”，要按戰爭規律辦事，而做其他什麽事也都有“道”存焉，也都得要按規律辦事。辦事要明理，辦事要研究規律，這是我國在辦事理論研究上的一大特色，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是中國人在辦事中奉行的至理名言。從古到今，凡是有誌辦好中國事情的仁人誌士，無不在明事理，探究辦事規律上進行不懈地追求。但是，最值得讓人敬佩的是毛澤東同誌，他認真總結並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幾千年來對辦事規律研究的成果，對辦事規律科學的表述為：
“大家明白，不論做什麽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他明確指出了，不論辦什麽事，隻有懂得那件事的規律，才能辦好那件事。
案例
公元208年(獻帝建安13年)，曹操率領馬步水軍83萬，水陸並進，計伐東吳。諸葛亮分析天下形勢，向劉備建議：往投東吳，使南北相持，我軍將可從中得利。劉備接受了諸葛亮的獻計，當即派他去東吳進行遊說。諸葛亮奉命來到江東，幾次用計，多番曲折，先是“舌戰群儒”，促使孫權與周瑜下定決心與曹軍抗爭。然而，在這過程中，由於諸葛亮屢屢表現出非凡的智慧與才能，遭到東吳都督周瑜的嫉恨，周瑜決心設計除掉諸葛亮，為東吳根除後患。草船借箭就是因周瑜蓄意謀害諸葛亮而由諸葛亮導演出的精彩一幕。它生動地說明諸葛亮用兵具有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的特點和才能。
卻說這一天，周瑜在大營中邀請諸葛亮與眾將官一道議事。大家坐定後，周瑜對諸葛亮說：近日即將與曹軍會戰，水上交鋒，先生以為應該用何種武器為先?諸葛亮說：大江之上，兩軍交鋒，應以弓箭為先。周瑜說：先生所言，正與我意相合。隻是現在軍中箭枝甚缺，能否請先生監造10萬枝箭，以作應敵之需；這是公事所在，還望先生不要推辭哩!諸葛亮明知這是周瑜設計陷害，但他卻心中有數，便回答說：都督委派之事，我豈敢推辭，隻是不知10萬枝箭，何時即需備齊呢?周瑜說：10日之內備齊如何?諸葛亮說：曹操大軍，即將到來，若等10日，恐怕誤了大事哩!周瑜聽了有些納悶，心想：我限10日，正要難為於他。他卻反說10天時間太長，這是何意?便問諸葛亮道：那麽，依先生之見，那應是幾天完成才好呢?諸葛亮說：隻消3天，便可向您繳納10萬枝箭，以應急需。周瑜聽了更是暗暗吃驚，說道：這可是軍中無戲言呀!諸葛亮說：我豈敢戲弄您大都督呀!您如不信，我願立下軍令狀，3日之內繳不出10萬枝箭，甘願按軍令受罰!周瑜聽了諸葛亮的話，以為這下諸葛亮是中了自己的計了，大喜過望，當即命令軍政司拿來紙筆讓諸葛亮簽下軍令狀，並假惺惺地對諸葛亮說：待您完成這件大事，我定當重謝，擺酒為先生慶功!諸葛亮說：今日造箭已經來不及了，從明天算起吧，到第3天您來取箭就是了，說罷便告辭而去。諸葛亮走後，當時任周瑜軍中讚軍校尉的魯肅吃驚地對周瑜說：諸葛亮莫不是有詐吧，3天怎能造成十萬枝箭呢?周瑜說：管他的，是他自己送死，又不是我逼迫他。今日他當眾立下令狀，這下便插翅也難逃了；我還要吩咐工匠故意拖延時間，所需要的器材也遲遲不給他備齊，看他如何是好!您與諸葛亮交情甚好，不妨到他那裏去探聽一下虛實，看他到底怎樣動作。
說罷，魯肅便來到了諸葛亮住處，諸葛亮一見魯肅來到，故意裝作為難起來，對魯肅說：子敬呀，您可得救救我哩！3日之內如何能造成10萬枝箭啊!魯肅說：這全是先生自取其禍，教我怎能相救哩!諸葛亮說：事到如此，別的事我也不求您了，隻求一件事，借給我20艘船，每艘船配軍士30人，船上一律用青布作成幔帳，各紮稻草千餘來，分布於幄帳兩邊，這樣，我包管3天後繳納10萬枝箭就是了。隻是我的這個要求，請您務必不能告訴都督，不然的話，他又會壞我大事。對於諸葛亮這點微不足道的要求，魯肅滿口答應了，回到周瑜那裏真的沒有提諸葛亮借船的事，隻說孔明根本用不著什麽造箭的器材和工匠，一切他自有道理。周瑜聽了魯肅的回報感到十分奇怪，但又想不出怪在哪裏，便說：那好吧，看他3天內怎樣拿10萬枝箭來見我!
卻說魯肅按諸葛亮的要求私自撥出20艘船，每船30人，以及布幔、稻草束等一一齊備，隻等諸葛亮調用。卻不料第一天並不見諸葛亮的動靜，第二天也還是不見動靜，直到第三天四更天時，諸葛亮才秘密邀請魯肅來到船中。魯肅問道：您叫我到船上來是為什麽呀?諸葛亮說：特地請您來一同去取箭哩!魯肅感到奇怪，問道：到哪裏去取箭呀?諸葛亮笑著說：這您就不需多問了，等船開到前麵您自然會明白的。說罷，命令士卒用長長的繩索把20艘船連在千起，朝著北岸魏營的方向開去。這天晚上，大霧迷漫，長江之上，更是迎麵不辯人影。諸葛亮隻是催促船隊加速前進，到五更天時，已經靠近曹軍水寨了。這時，諸葛亮吩咐軍士把船倒過來，頭朝西，尾朝東，一線兒擺開，就在船上擂鼓呐喊。魯肅嚇得不行，說道：先生，你這樣大吹大擂，假若曹操聽到了，出兵來攻，如何是好?諸葛亮笑著說：不礙事，我料他曹操見到大霧迷漫，不辨虛實，必不敢出兵，我們隻管喝酒取樂，等天亮霧散，便回營去。
且說曹操營中，聽得江上擂鼓呐喊，水軍首領毛蚧、於禁慌忙報告曹操。曹操聽到報告，下令道：江上重霧，吳軍忽至，必有埋伏，切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5000人前去以亂箭射之。說著又派人叫張遼、徐晃也各帶陸軍弓弩手3000人前往江邊助射。這樣水陸兩軍弓弩手合計共約萬餘人，一齊向江中放起箭來。一霎時，箭如聚雨。過了一陣，諸葛亮又教軍士把船再換個方向，頭朝東，尾朝西，並且更逼近水寨受箭，一麵還繼續擂鼓呐喊。就這樣，一直鬧到日出霧散，諸葛亮才下令向江東返航。這時，20艘船上的稻草束上已排滿的箭枝，等到曹操發覺派兵來追趕時，諸葛亮的船已經走了20多裏，無論如何也追不上了。
在返航的路上，諸葛亮對魯肅說：我叫士兵大略地算計了一下，每艘船約莫受箭5000—6000千枝，不費我們半分之力，已經得了10萬餘枝箭，明日用它來射曹軍，這豈不是很合算嗎?魯肅聽了這話佩服得五體投地，問道：先生真是神人呀，您怎麽會知道今天有大霧呢?諸葛亮回答道：為將者用兵打仗，如果不通天文不識地利，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那豈不是一個庸才?用那樣的人帶兵是注定要誤事的。我在3日前便已算定今日必有大霧，所以才敢在周瑜麵前誇下海口，立下軍令狀哩。說著說著，船已到岸，周瑜正派500軍士在江邊等候搬箭，計數的結果竟計10萬有餘，周瑜想害死諸葛亮的陰謀又沒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