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客觀精神”“客觀知識”“概念地圖”和“社會傳播網絡”中的概念結構與概念變化過程和機製有了較全麵的理解以後，再回過頭來對人類曆史上科學傳播的一般模式進行一些分析，就顯得很容易了。畢竟，科學的傳播活動屬於經驗的科學社會學範疇，而科學的概念活動則屬於思辨的理論化、符號化的王國；隻有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才能相互詮釋對方。本節從科學文化的角度梳理和歸納科學文化傳播的一般模式，通過這種一般性模式能夠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科學概念的變化問題。
如果說，從三世紀到七世紀末是中國與印度交往的偉大時代，八世紀到13世紀是中國和阿拉伯交往的偉大時代；那麽，從16世紀到18世紀則是中國與歐洲交往的偉大時代。類似地，從六世紀到九世紀是印度和阿拉伯交往的偉大時代，10世紀到14世紀是西歐與阿拉伯交往的偉大時代。這樣兩個互逆的交往線路，每一條都呈現出階梯式的結構，反映出由於傳播媒介的進步和交往通道的擴展而導致的交流和傳播範圍的不斷擴大：由最初的地緣性接觸，到後來的跨文化溝通，形成東西方兩大板塊之間諸文明的相互交流與融合。下麵，我著重依據東西方科學傳播的基本脈絡，從中歸納整理出三種傳播模式（或稱“路線圖”）。這三種傳播模式分別呈現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走勢，也分別對應於科學思想發展的上古（這個時期的上限擴展到公元前若幹千年）、中古和近代三個時期。
一、科學文化的“生成—擴散”傳播模式
不管史前時期是否受到其他文明的影響（人類學、考古學的研究和發現不斷證明，這種影響是存在的），古埃及文明和古巴倫文明是曆史上最為古老的兩個文明。[40]科學史家薩頓指出，東方智慧曾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就源於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41]科學史家D.普賴斯在其《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一書中把巴比倫時期特別是塞琉西王朝時期的科學看作是人類科學文明的源頭，至少是古希臘科學的源頭。[42]科學史家梅森也承認，埃及人和蘇美爾人很早就有了數字符號和技術發明，並認為在某些方麵如數學和天文學方麵，巴比倫人超過了埃及人。[43]如果薩頓、普賴斯和梅森的觀點是成立的，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巴比倫的比較“先進”的科學知識和技術發明是否對其他民族產生了影響。對這個問題，李約瑟有一個明確的觀點：“已經成為公認的看法，這就是，所有最古老的和最基本的發明，例如火、輪子、耕犁、紡織、動物馴養等，隻能想象為是由一個中心地區起源，爾後再從那裏傳播出去。美索不達米亞流域最早的文明被認為是極可能的中心。”[44]有學者進一步認為，這個中心不僅體現在技術方麵，也體現在科學思想方麵。例如，科學史家恰特萊（H.Chatley）對中國古代天文學中的“蓋天說”圖式加以複原後認為，這種“雙重穹窿說”體現了巴比倫文化的特點，因而很可能是受巴比倫的影響而形成的。[45]科學史家江曉原認為，《周髀算經》中有明顯的域外天文學成分，其宇宙模型與古印度的宇宙模型極為相似，其寒暑五帶知識等可能間接地受到了希臘地理學的影響。[46]由於印度的宇宙模型及坐標體係受到過巴比倫的影響，說中國古代天文學間接地受到了巴比倫的影響，也自在情理之中。
雖然不排除相對隔絕的文明能獨立地做出某些發現和發明，也不排除相互隔絕的不同文明之間在它們的早期階段有過“平行發展”的可能，但不同文明發展的曆史表明，通過獲取已有的發現和發明，無疑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最短路徑”。這也就意味著，相互學習與借鑒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最基本的“常態”。可以設想，一個較早的、比較發達的文明必定會通過各種方式將自己的先進文化傳播到相對不發達或比較落後的文明當中。盡管這樣的傳播路徑有的我們還不太清楚，一些考證的資料還十分有限，甚至永遠不可能找到，但這並不等於說這種傳播的可能性不存在。文明史研究表明，上古時期舊大陸的兩端就已經產生過接觸。早在中國的商代（公元前1500年前），中國青銅或鐵製的器物（如劍鞘）就傳到了古代歐洲。考古實物也證明，原西德南部一個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墓中，伴隨著人體殘骸的有中國絲綢衣服的殘片。[47]似乎可以得出結論，史前文明時期的考古發掘證明，許多文明遺存中的相同或相似之處都有可能得益於文化傳播的影響。
根據以上的觀點，大致可以勾勒出上古時期科學傳播的基本輪廓。這就是，古巴比倫（間或還有古埃及）的比較先進的科學認識成果和技術成果（包括器物），分別向東西方兩邊作輻射性的擴散性傳播，並與那裏的文明相融合，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其他科學文明發展。這就是所謂上古時期的“生成—擴散”科學傳播模式。時間的下限大抵止於公元前四世紀。表12-2給出了巴比倫自古以來向東、西方擴散其科學思想（概念）的例子。
表12-2“生成—擴散”傳播模式例證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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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麵，試以巴比倫黃道12宮及二十八宿體係的傳播為例作進一步說明。[48]考古學研究表明，在屬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楔形文泥板上，已證實記載有表示拱極星及其相應“月站”的原始平麵球形星圖。這個星圖可能是最早的二十八宿體係的雛形。到了塞琉西王朝時期，當時的泥板文書上有了關於黃道12宮和31顆恒星組成的係統（該係統與後來見諸中國古籍的二十八宿中的距星有六顆是相同的）。這表明，巴比倫天文學體係已經初步形成。差不多同時，波斯天文學也把天空劃分為四個赤道宮、一個中央宮。李約瑟說：“古波斯無疑是向中印兩國傳播巴比倫思想的中繼站之一。”[49]不過，古波斯傳播的是巴比倫較晚、較成熟時期的天文學思想。而在公元前14世紀以前，印度的古老的宗教文獻《梨俱吠陀》中已有“月站”（也稱“納沙特拉”）體係的雛形。同樣，在公元前五世紀以前的中國古代青銅器銘文以及《詩經》所反映的公元前八九世紀的生活記錄中，也已經有了二十八宿體係。這一點也許表明，中國上古時期的二十八宿體係和公元前一世紀的《周髀算經》中二十八宿沿黃道排列的體係可能通過印度而受到巴比倫的影響。在西方，巴比倫天文學直接影響了埃及，又通過埃及影響了稍晚出現的古希臘文明。因為埃及也有許多“月站”的名稱表，其旬度星（decans）與巴比倫的星群有相關聯之處。或者也可以說，巴比倫和埃及的天文學共同影響了古希臘的天文學。其中，塞琉西王朝時期天文學對黃道帶和黃道坐標係統的重視，與古希臘天文學是完全一致的。這種影響可能一直持續到天文學家托勒密《天文學大成》一書的完成。據此，普賴斯曾指出：“從亞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始於公元前334年的史無前例的征服產生的偉大融合之前，看來它們相對很少有科學接觸（指古希臘人與塞琉西朝時期的巴比倫人——引者注）。在以後的幾個世紀裏，人們可以辨認出明顯外來的、數學程度很高的、隻能追根於古巴比倫的結果和方法進入了古希臘的數學和天文學。”[50]實際上，公元前四世紀之前，古希臘人與巴比倫人已經有過接觸了。
二、科學文化的“轉換-激活”傳播模式
以巴比倫（美索不達米亞）為中心的科學文化向東西方擴散以後，在東西方分別形成了若幹個科學文明中心。尤其是在橫跨歐亞的舊大陸兩端形成了兩個很有代表性的科學文明板塊，即中國和希臘。這兩個科學文明板塊在思想體係和認知風格上有著很大的差異。隨著東西方各個帝國的興盛與擴張，不同文明之間的發展與交融此起彼伏。
由於地緣關係，位於舊大陸兩端中間的波斯、敘利亞、土耳其、阿拉伯半島諸國以及印度的科學文化沒有向古希臘或中國的任何一極方向發展，而是分別受到兩端思想的“擠壓”而保持著一種“中間型”的特征。例如，印度成熟的天文學體係可以追溯到新巴比倫黃道天文學傳到希臘的時代，但它並沒有直接采用希臘的黃道坐標，而是采用了一種“偽黃經”和“偽黃緯”的係統。對於印度科學文化的這一特點，於1017年至1030年居住在阿富汗的加茲尼並學習印度曆史和科學著作的波斯人阿爾白魯尼（Albiruni）認為，印度的天文學和數學著作是“既有珠貝又有酸棗，既有寶玉又有卵石的混合物。這兩者在印度人眼中是相同的，因為他們自己不能提高到嚴格的演繹法的水平”[51]。當然，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這些中間地帶的科學文明板塊有時偏向西方，有時又偏向東方。比較起來，它們偏向東方的時期要更長一些。尤其是印度的科學文化。
隨著六世紀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興起，一個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大帝國建立起來。在這幅員遼闊的疆域裏，埃及、巴比倫、希臘、古波斯以及印度的古老文化被統一在阿拉伯語文化和伊斯蘭教之下，使得阿拉伯科學文化兼有著東西方文化的某些共同特征。一方麵，“阿拉伯文明的科學和科學思想，從最實在的意義上來看，是和歐洲的科學形成一個整體的——這不僅因為在伊斯蘭大擴張時代地中海成為穆斯林的內海，西班牙的穆斯林和波斯的穆斯林一樣，對科學的發展做出過貢獻；同時也因為大家都知道，阿拉伯文是一條渠道，希臘人的著作就是通過它傳給中古時期的歐洲人的”[52]。另一方麵，阿拉伯科學也受到中國和印度的影響。在《古蘭經》中，穆聖說道：“學問雖然遠在中國，亦當求之。”研究表明，在促使阿拉伯人熱愛天文學這一點上，印度和波斯學者的影響要比希臘人早些，而且印度的數學和天文學著作促使阿拉伯人掌握了一些非常有用而又不為希臘人所知的重要方法，解決了一批有關球體三角計算的天文學問題。[53]蘇聯物理學史家庫德裏亞夫采夫和康費傑拉夫指出：“垂名青史的阿拉伯科學就是由古希臘羅馬和東方科學熔化而成的。”[54]。
阿拉伯科學文化的這種海納百川、包容並蓄的特性使它在中古代科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使它做出了那些較為單一的科學文化類型所不能做出的科學成就。從科學傳播的角度來看，阿拉伯科學（在某種程度上也應當包括印度科學）的成就與貢獻主要表現為，它們成為東西方科學的匯合地，成為東西方科學相互溝通和交流的橋梁和紐帶。由此構成一條經由印度和阿拉伯通路而形成的“轉換—激活”科學文化傳播路線圖：不僅中國的科學文化經由印度—阿拉伯而傳到西歐，而且古希臘和西歐的科學文化也以同樣的路徑傳播到中國。（見表12-3）
表12-3“轉換—激活”傳播模式例證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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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這個科學文化傳播模式分為兩大步。第一步是“轉換”。即將不同類型的科學文化轉換成易於被接受者接受的有益成分和要素。這一步又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傳遞”。直接將某種科學文化的某些成分傳遞到另一類科學文化體係當中，而不管被接受方是否消化和吸收。例如，早期的阿拉伯人在科學研究中有一條宗旨，他們不想對介紹進來的科學加以改革（從規範到內容），而是全盤接受。從這一原則出發，阿拉伯人很早就注意吸收和保存古希臘時期的偉大著作，並從九世紀開始，對古希臘的著作進行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翻譯工作。經過百年的“翻譯運動”，當時能夠搜集到的古希臘的科學和哲學著作，大多被譯成了阿拉伯文。同時，阿拉伯人還翻譯了許多波斯和印度的書籍。甚至在他們編纂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中，還包括了中國的科學知識。有了這番翻譯、編纂和保存的工作，一方麵，古希臘的科學思想得以通過阿拉伯和印度的“中介”傳播到古代遙遠的國度——中國。例如，代表著古希臘公理化體係、具有西方數學特點的歐幾裏得《原本》早在12～13世紀就傳播到中國；它的傳播者是納西爾·丁·土西（Nasir ad-Din al-Tusi，又譯為納速剌丁）——在旭烈兀汗統治下波斯著名的馬拉加天文台的奠基者。[55]另一方麵，中國數學中比較著名的算法——盈不足術，大約在九世紀時就已傳入中亞地區；後又通過所謂“西阿拉伯文化走廊”，在13世紀初傳入歐洲。意大利數學家斐波那契在其《算盤書》中明確談到，“盈不足術”係來自“阿拉伯”，就是一個證明。[56]
二是“過濾”與“匹配”。在原本接收的基礎上，根據本民族和地區科學文化的特點，有選擇地加以接納。例如，古希臘的著作大都經過了阿拉伯語的“過濾”。因為他們欣賞本民族的語言，排斥外來語，以至出現這樣的情形：“諸如阿威羅伊這樣的希臘哲學的最偉大的讚賞者，甚至缺乏最起碼的希臘語的知識。”[57]又如，在倭馬亞時代，古希臘著作的翻譯僅局限於實用科學，如化學、醫學和星相學，而沒有涉及邏輯學、哲學和幾何學等理性科學。對理性科學著作的翻譯直到阿拔斯王朝時才開始出現。盡管如此，理性的科學著作在阿拉伯人那裏也仍然有所側重。例如，阿拔斯時代的人對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學進行了刪除和篡改，他們刪掉了亞裏士多德邏輯學中演繹法的核心內容，更多地保留了其類比法的部分，並在學術中很好地運用類比法。[58]這樣做的結果使得古希臘的著作更適合於阿拉伯人的“口味”。至於價值取向，阿拉伯人一直保持伊斯蘭教的傳統信仰；雖然接受了古希臘的哲學和理性科學，但那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在內容上他們十分注意避免邏輯學和自然科學對《古蘭經》和人的心靈可能造成的“傷害”，依然保留人文科學對人的心靈塑造的傳統。由此，在阿拉伯的文化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有趣的情形：哲學、數學、邏輯學、天文學、物理學等更多地受到希臘的影響，而在文學方麵則更多地受到印度的影響。[59]因為後者在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上與他們有更多的相通之處。這樣，經由阿拉伯輸出的希臘科學已經是經過改造了的科學。這對接受一方來說也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第二步是“激活”。在科學概念網絡中，由於概念的鏈接、並置和集聚而加大了某些概念或某些概念群的“權重”，或者突出了概念的某些方麵而產生某些“突現”性質的東西，而這些突現性質的東西是原來的概念所沒有的。這就為下一步某一學科分支或某一科學思想的形成起到促進作用。[60]
再以代數為例。中國的代數起步很早。二次方程的公式解法以《周髀算經》趙爽注中給出的解法為最早。《九章算術》中也有二次方程的問題，連同後來劉徽的解法，中國古代數學家實質上已掌握了求根公式。宋元時期的“天元術”可說是中國的符號代數；四元術是元朝朱世傑用來解高次方程組的方法。隻是由於受中國固有的籌算記法的限製，所解問題不能高出四元以上，即抽象程度不高。李約瑟因此稱，中國的代數學“是一種‘修辭的’和（位置的）代數學”[61]。與之相對照，古希臘的代數學要從丟番圖（活躍於公元250年前後）的《算術》算起。在《算術》中，丟番圖使代數擺脫了幾何的羈絆。它的特點是設了一個未知數以及這個未知數的符號（但沒有建立方程）。雖然丟番圖創立了一些符號，但問題的敘述仍然主要是文字；雖然他已熟練地掌握了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但隻限於求有理根，不取無理數，並完全排斥負數解答。此外，它的局限性還在於一個題一個解法，很難找到各種解題方法的共同點，這與中國代數有很大的不同。至於後來的印度數學無疑受到中國的影響，其代數學具有中國傳統。但印度代數學又有自己的獨創性。例如，數學家婆羅摩笈多完成的《婆羅摩修正體係》中給出了一般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並用於解決複雜的天文學問題。此外，印度人在這方麵還有一個了不起的貢獻是很早就發展起來的所謂“印度—阿拉伯數碼”和記數法。在八九世紀，古希臘代數學特別是丟番圖的著作傳到了阿拉伯國家。在這樣一個由東、西方代數學思想和方法組成的概念網絡體係中，阿拉伯人在借鑒巴比倫代數傳統的基礎上，直接采用中國《九章算術》中的“同名相除”“異名相益”原則，對方程進行簡化，形成“歸位”（還原）和“抵消”方法。雖然這其中運用了丟番圖的幾何證明，但又沒有使用任何符號，甚至連印度婆羅摩笈多的簡略的記號也未采用，連數字也是用文字來表達的。同時，又保留了巴比倫以來的實用傳統和數字運算技巧等。這樣，盡管阿拉伯人的代數學還不是符號化了的代數學，但它在傳到歐洲以後，刺激和激活了西方代數思想的某些方麵，有力地促進了現代代數學的形成和發展。（見圖12-2）
圖12-2 代數學的傳播與發展“路線圖”
三、科學文化的“互補—創新”傳播模式
所謂“互補—創新”傳播模式是指基於兩類有較大差異（主要表現為不對稱）的科學文化之間經過衝突、交流與融合而形成的傳播活動。這種傳播活動通常因其巨大的差異性而導致新奇性、抗拒性、變革性等特性，因而常導致科學文化的根本性變革或成為科學革命的源泉。雖然在其他具有差異性的概念體係之間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互補性關係，但隻有在表征為不對稱性的文化體係之間才可能構成明顯的互補關係以及由這種互補關係而產生的創造性動力。
如果把全球的科學文化傳播看作一個網絡的動態係統，則在這個係統的兩極明顯形成了兩個穩定的“吸引子”。就是在東西方科學思想概念互動傳播的過程中，經過一係列過渡環節和中間型科學（不穩定狀態），非但沒有消除兩類科學文化的差異，反而“極化”了兩類科學文化自身的固有秉性，使之成為全球科學思想創新和發展的兩大“策源地”。這當中，由於阿拉伯科學文明的中介性，舊大陸兩端的兩類科學體係避免了過早的直接相遇。因而它們都能在間接地吸納對方優長的同時，彌補自身的不足，從而保證全球科學思想網絡係統的整體進化。
進入16世紀以後，隨著紙張和印刷技術的普及、海上通路的開通以及商業資本擴張的加速，東西方兩大科學文明板塊直接麵對麵地相遇了。例如，早在16世紀末，奧古斯丁會傳教士門多薩（J.G.de Mendoza）根據傳教士提供的材料寫成《大中華帝國誌》一書（用西班牙文在羅馬出版，後被譯成英、法、德、拉丁、荷蘭、意大利等歐洲文字）。該書對中國進行了全麵的描述，其中介紹了中國包括印刷術在內的實用技術。這些描述和介紹大大拓寬了歐洲人的中國視界。[62]隨後，著名傳教士利瑪竇對中國科學的評述，成為17世紀歐洲人討論中國科學的重要取材內容之一。作為真正架設中西科學橋梁的“建築師”，萊布尼茨於1669年提出建立一個德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的計劃，以此加強歐洲與東方帝國文化關係問題的研究。他甚至認為“俄國從文化方麵把中國和歐洲聯係起來了”。[63]
從中國方麵來說，在“西學”傳入之初，國人就以清醒的認識和包容的心態接納西學之所長。徐光啟與利瑪竇將《原本》前六卷譯為漢文言文，並於1607年刊印。在譯本卷首的《幾何原本雜議》中，徐光啟指出：“人具上資而意理疏莽，即上資無用；人具中材而心思縝密，即中材有用；能通幾何之學，縝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而歸於實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64]在他的大力倡導下，西式幾何學也確實發揮過一定的作用。在天文曆法方麵，也多有中國學者研習西方天文學。1613年，數學家李之藻上書推薦龐迪我、熊三拔和陽瑪諾三位傳教士參與修曆。他說：“（耶穌會士）所論天文曆數，有中國昔賢所未及者，不徒論其度數，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明史·曆誌》）[65]雖然，隨著後來的中西文化衝突加劇，西方科學文化的傳入不如中國科學文化傳到西方那樣積極主動，但在緩慢的進程中，西方科學思想的主體還是在中國科學體係中占有了一席地位。客觀地說，近代以來，中國科學與歐洲科學文化的直接相遇，推動了近代科學的發展。如果說近代科學形成的初期，歐洲人得益於從10世紀一直到13、14世紀的阿拉伯科學的培育；那麽近代科學革命達到巔峰期的17、18世紀，歐洲科學則得益於中國科學文化的濡養；沒有這後一步，近代科學的延續是根本不可能的。[66]表12-4列舉了有關“互補—創新”傳播模式的一些例子。
表12-4“互補—創新”傳播模式例證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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