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便於討論，先一般性地闡述科學概念的相關問題。
（一）基於客觀知識的概念生成。如果我們是從文化進化的高度，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某個或某些天才科學家頭腦中的靈光閃現，也不是局限於某個科學共同體所創造的概念和知識體係，那麽我們必然會設想某種不依賴於某些個體或某些群體的概念和知識體係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的外化形態，即所謂“客觀知識”形態。在這一形態中，我們或可窺視到整個人類科學發展的總體架構和基本脈絡；而某種科學思想或發明的傳播不過是這個龐大的概念和知識網絡體係中的某個或某些概念的移動、連接、並置以及改變的結果。這是在一個巨大的思想圈層內部發生的事情。
我們不難理解如下事實：古漢語“重”為物體輕重之“重”。《說文解字》曰：“重，厚也。從壬，東聲。凡重之屬皆從重。”[2]從該字的含義來看，物體之為“重”應與厚度、密度有關。因而這個字兼有“重量”的“重”（zhòng）和“重複”“重疊”的“重”（chóng）兩種讀音和兩種含義。後者意謂密度大。人們僅通過漢字“重”便可以了解到古代物理思想中有關重力和質量的某些概念。與之相似，牛頓在他的經典力學體係中提出的“質量”概念（這一概念不僅指出質量等於密度和體積的乘積，而且還指出質量與重量成正比），不會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因為，人們可以通過閱讀他的著作而掌握這一重要概念。這實際上涉及概念與客觀知識（與主觀知識相對）的關係問題。
提到客觀知識，我們首先會想到波普爾的“第三世界”理論。波普爾在他的《客觀知識》一書中寫道：“如果不過分認真地考慮‘世界’或‘宇宙’一詞，我們就可區分下列三個世界或宇宙：第一，物理客體或物理狀態的世界；第二，意識狀態或精神狀態的世界，或關於活動的行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觀內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學思想、詩的思想以及藝術作品的世界。”[3]在這裏，“客觀”是指由說出、寫出、印出的各種陳述組成的問題、猜測、假說、理論、論據以及問題境況等。後者通過雜誌、書籍以及圖書館等載體加以“物化”或“外化”。由於是客觀的，並且不依賴於認識主體，這些知識一旦形成，不僅具有客觀性，而且還具有“自主性”。例如，自然數列是人類的創造物，但它反過來也創造自主性的問題。
從思想淵源上說，波普爾的客觀知識與柏拉圖的“理念”、黑格爾的“客觀精神”等思想有許多共同之處。在黑格爾那裏，客觀精神的演化通常是通過概念的運動和邏輯的推演來實現的。概念的問題受到黑格爾的高度關注。黑格爾指出：“一切事物都是一概念。”[4]顯然，盡管普遍性的概念或範疇是“純粹思想”或“純粹思想規定”，但這種純粹思想也是外界事物的固有性質，是由事物的固有性質轉化而來的。這樣，概念或範疇就成為某種“客觀思想”；當人們談論概念的運動變化時，實際上談的是思維與存在的辯證運動。即概念在運動變化中對自身內容的展開。在這裏，黑格爾強調了概念或精神的客觀性，但他並沒有否定概念或“純粹思想”的主體性和主觀性。他說：“概念無論如何總是主體性本身。”[5]概念是主體意識的自由的、創造性的活動。這個主體作為實體的體現者，必須表現為意識的主體或必然要經過意識的發展階段。而意識的發展過程正是人類精神史的演變過程：它們構成了純概念運動變化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我們要做一種比附，那麽黑格爾的“客觀精神”大體相當於波普爾的“第三世界”或“客觀知識”，主體經驗或人類的精神史則大體相當於“第二世界”。而這兩個層麵的精神實體或兩個世界是相互作用的。所不同的是，黑格爾更強調概念的基礎性地位和運動變化過程，強調所謂“範疇的變換”[6]。有鑒於此，當黑格爾的邏輯學和概念運動說被用來描述經驗科學的概念生成與變化時，非常符合認知科學家們對科學概念變化的說明。[7]
列寧在評述黑格爾的邏輯學時指出：“邏輯不是關於思維的外在形式的學說，而是關於‘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發展規律的學說，即關於世界的全部具體內容及對它的認識的發展規律的學說。換句話說，邏輯是對世界的認識的曆史的總計、總和、結論。”[8]而且，這種認知的總成果，其內部由不同的片段、紐結組成，而構成這些片段和紐結的正是作為人類認識成果的概念或範疇。也就是說，“在人麵前是自然現象之網。……範疇是區分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即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是幫助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象之網的網上紐結”[9]。基於此，列寧指出了當時自然科學家中有關概念轉化的狹隘的觀點，重申了恩格斯早就強調了的一個觀點：“自然科學的成果是概念，但巧妙地運用概念卻不是天生就會的，而是自然科學和哲學兩千年發展的結果。”[10]
現代情報學、文獻學、科學計量學、地圖（圖譜）學以及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在相當大程度上為黑格爾、恩格斯、列寧以及波普爾的上述哲學論斷提供了一種實證性的說明。在這方麵，英國著名情報學家B.布魯克斯（B.C.Brookes）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B.布魯克斯坦言他的情報學理論受到波普爾客觀知識理論的啟發。他說：“波普爾的‘世界3’不能不引起圖書館學者、情報學者的注意，這是因為它是第一次從純粹實用的觀點以外的角度，為圖書館學與情報學的專業活動提供了理論根據。”[11]在他看來，情報活動實際上是世界2與世界3相互作用的結果。為描述人們獲取情報的過程，布魯克斯還主張情報工作者的工作不應當隻是搜集和分類文獻，還應當組織知識。這種知識是情報和文獻學中已經有的具有客觀屬性的知識。情報工作者的任務在於通過客觀知識的結構（語言結構），確定概念間的邏輯關係，並將這些邏輯關係以直觀的方法標示出來，以形成所謂“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s）。為達此目的，B.布魯克斯利用傑·法拉得（J.Farradne）和亨利·斯摩爾（Henry Small）關於學科認識結構的研究成果，嚐試在世界3基礎上建立“概念聯結網絡圖”。
循著B.布魯克斯的視角，我們可以將不同的知識層麵和不同的認知結構之間看成一種“映射”關係。我們看到，在最初的經驗認識活動中，某些觀察活動將某些專有名詞指派給某些經驗事實，並運用一定的語言符號加以表征和固化，這種指稱關係實際上已經構成了一種映射關係。隨著認識的加深和抽象思維能力的提高，那些較為複雜的事物的屬性及事物間的關係與大量的非專有名詞（詞匯）進一步構成一種穩定的聯結，即構成語義豐富的概念性語詞。這時，雖然詞匯與所指稱的對象不再是一對一的簡明關係，但它仍是一種“映射”，隻是它表達得更加隱晦、抽象罷了：除了指稱物理世界的信息內容外，還更多地指稱或蘊含主觀心理活動世界中的觀念性的內容。再進一步地，隨著人類認識總計、總和的不斷積累，作為認識“紐結”的概念或範疇間的聯結範圍不斷擴大，其抽象化程度更高，那種以關係網絡形式出現的語言結構模型、概念結構模型便成為人們展開認識活動的更為主要的工具。這時，“這種概念的和語言的抽象變成一種用表示事實及其關係的代用物或符號進行操作的手段，而不是用這些事實本身進行操作；它用符合操作代替對於事物和事件的操作，用反思推理代替事實世界中的直接行動和幹預。事實上，這樣一種表示法是一種映射地圖”[12]。
除了映射的生成模式外，概念的形成與知識的產生還縱向地表現為“潛在型”與“表達型”兩種形態。依據物理世界、概念世界以及主觀心理活動三者構成的關係性質及其程度的不同，任何確定性的概念和知識都存在由潛在形態向表達形態轉化的一個過程。用黑格爾的術語來說，這就是一個概念運動變化的過程，是概念自身內容的展開過程。當我們用這套術語和思想來分析和認識人類科學概念和知識的生成過程時，的確會發現許多確定的概念和知識是由潛在形態向顯性表達形態過渡的；而那些已經是確定的概念和知識形態仍然處於運動變化過程之中。如果我們站在東西方科學概念和知識生成的立場上來看待那些已經確定了的概念和知識形態，在中國古代的科學概念和知識體係中，差不多都可以找到各種胚胎和萌芽形態（見表12-1）。這個例子同時表明，也隻有從客觀知識的視角出發，我們才能看清科學概念和知識的生成過程。
表12-1 中國古代“準科學概念”與近、現代科學理論[13]
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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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於網絡組織的概念結構。從客觀知識的角度來審視概念生成的一個自然結果便是將概念世界的結構看作網絡化的組織係統。即將概念世界的內部關係不是看作一種基於本質主義的所謂“共相”以及基於規則推演的線性關係，而是看作彼此聯係的、相互作用的生成與轉化的關係。其實，稍微留意一下，那些主張客觀精神、認識總計和客觀知識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們幾乎無一例外地讚同概念的“網絡說”。例如，黑格爾和列寧有“範疇之網”說，波普爾有客觀知識的“蜘蛛網”隱喻，B.布魯克斯有“認識概念網絡”說等；維特根斯坦、迪昂、奎因等人也都持有概念特別是科學概念的網絡說。我們可以重點看看科學（語言）概念網絡說。這些觀點的各自視角可能不盡相同，但都顯示出試圖刻畫概念世界內在網絡結構的傾向。
首先來看維特根斯坦的“概念網絡說”。維特根斯坦在他早期的思想中，通過對語言的哲學分析形成了自己的概念網絡說。在其代表作《邏輯哲學論》一書中，他把語言看作是與世界相對應的映射物，認為語句或命題提供了原子事態的“邏輯圖象”或“邏輯形象”。而邏輯圖象的共同部分則構成所謂“邏輯形式”；它與現實或事態的關係如同幾何學與現實及事態的關係一樣。在維特根斯坦看來，力學理論對物理世界的描畫，與視網膜對現實的感知一樣，是通過“網眼”的方式實現的。“描畫世界的不同體係是與不同的網眼相對應的”，但“種種規律，象因果律等，所處理的是網，而不是網所描畫的東西”[14]。也就是說，“網”是像純粹幾何學那樣的概念化了的東西。我認為，維特根斯坦的這種邏輯圖像說及概念網絡說對他後期思想的形成是有影響的。他後期提出的概念“家族相似”理論正是基於概念的網絡說之上的。因為在後期代表作《哲學研究》中他說得很清楚，在“語言遊戲”活動中，“我們看到一種錯綜複雜的互相重疊、交叉的相似關係的網絡：有時是總體上的相似，有時是細節上的相似”，“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達式來刻畫這種相似關係：因為一個家族的成員之間的各種各樣的相似之處：體形、相貌、眼睛的顏色、步姿、性情等，也以同樣方式互相重疊和交叉。所以我要說：‘遊戲’形成一個家族”[15]。
與維特根斯坦不同，迪昂和奎因不是從語言與世界的關係，而是從理論特別是科學理論與經驗觀察的關係層麵來論述概念的網絡特征。他們提出了所謂“迪昂-奎因論題”（Duhem-Quine thesis）。在迪昂的論述中，物理學理論被看作是一個整體，其理論中的單個命題或假設不能單獨地交付實驗檢驗。他說，“物理科學是一個體係，必須看作一個整體；它是一個有機體，其中單獨一個部分不能發揮作用”[16]，“物理理論乃是一個由邏輯上有聯係的命題組成的體係，而不是一係列不連貫的力學模型或代數模型。這個體係的目的不是要對實驗定律提供一種解釋，而是要對它做出描寫和自然分類，因而它是整個被接受下來的”[17]。迪昂還認為，所謂的判決性實驗是不可能有的。物理理論的真理性不是像擲錢幣那樣是通過正麵或反麵來決定的。雖然從迪昂的被稱為“整體論”的論述中，我們沒有看到有關概念與理論的明晰區分，也沒有關於概念網絡的直接表述，但是他的由理論的整體性進入意義的整體性層麵的論述，有可能引導人們把理論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世界來加以理解，並引導人們將這個意義世界與經驗世界作整體性的對應。有鑒於此，不少學者認為迪昂的整體論已經出現意義或概念網絡觀的端倪。[18]
奎因的思想受到迪昂的影響。在奎因看來，從整體上看，科學既依賴於語言，又依賴於經驗，“我們關於外在世界的陳述不是個別地而是僅僅作為一個整體來麵對感覺經驗的法庭的”[19]。具體來說，通常所謂的知識或信念的整體，從地理和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學甚至純數學和邏輯的最深刻的規律，都是一個人工的織造物。它隻是沿著邊緣同經驗緊密接觸。因此，奎因“極力主張可以通過對整個係統的各個可供選擇的部分作任何可供選擇的修改來適應一個頑強的經驗。……人們覺得這些陳述較之物理學、邏輯學或本體論的高度理論性的陳述具有更明確的經驗所指。後一類陳述可以被看作在整個網絡內部比較中心的位置，這意思不過是說，很少有同任何特殊的感覺材料的優先聯係闖進來”[20]。相比較而言，奎因的整體論由迪昂的物理學擴展到所有的自然科學學科，甚至包括人文科學在內。他對作為整體的意義理論的闡述，使他的整體論成為“語義學的整體論”[21]。
認知心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相關的支撐。例如，前麵提到的奎連等人的“語義網絡模型”回答了語義記憶存儲是由概念的龐大網絡組成的等問題。根據認知科學中聯結主義研究綱領，單個的計算機係統和複雜的大腦神經係統，都是由單元及其聯結構成的網絡係統。其中某一單元的變化同時意味著其他有關單元的變化；新的聯結模式的產生並不是某一或某些單元的變化，而是這些單元的相互關係的重新調整。在這裏（特別是依據分布式網絡的理論觀點），語義或概念並不等於某個特定的節點（單元），而通常是由一組典型特征作為輸入時出現的一個典型的單元激勵模式來表征的。也可以說，“概念是作為加權聯結性模式在聯結論係統中實現的”，“係統所擁有的每一個概念，將在整個係統的每一個聯結中實現”[22]。
概念結構化和網絡化的意義在於消解了西方自亞裏士多德以來對所謂“共相”的偏執追求，削弱了通過充分而必要條件來定義概念“本質”的單一傾向，並認識到概念世界內部的相互聯係和變動不居的性質。但是，我要指出的是，這些概念的網絡說並沒有最終提供一個明確的概念結構的基本框架（即使是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說，也是如此）。特別是當我們從客觀知識的視角來看待概念世界時，我們除了關於概念之間的粗線條的網絡化的模糊圖像外，似乎並沒有得到更多的東西。有時，對於概念問題的本質主義的否定，似乎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我們會反身設問：基於網絡的概念係統是均質化的嗎。概念內部的交互作用是無跡可尋的嗎。概念如果有結構，這種結構將是怎樣的，原因如何。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在概念網絡說的粗線條勾勒的基礎上，對概念的含義、內部分層、概念網絡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框架等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根據語言學家、邏輯學家若幹個世紀的研究，人們普遍認為，構成一個語詞所表達的概念不外乎三個方麵的要素。即語言符號、所指對象以及意義或意謂。這三者之間構成所謂“語義三角”（semantic triangle）關係。依據這樣一種關係，語言學家索緒爾於1916年提出了語言學上一個著名的觀點：一個符號或一個詞項是音響形象和概念的結合體。其中，音響形象是所謂“能指”（signifier），概念則是所謂“所指”（signified）。後者可看作弗雷格的“係統意義”，它與所指對象似乎並不發生直接的關係。也就是說，在許多時候，一個語詞或術語更多的是表達“意義”，而不是指稱事物或對象，因此也可以說是一種“意謂”。然而，並不是所有語言或所有語言的語詞都如索緒爾所說的那樣。例如，漢語漢字[23]訴諸人的視覺等感官係統，通過感知達到“以形索義”的目的。因而漢語漢字作為表意係統更多的是與所指稱的對象發生直接關聯。正所謂“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墨經·經說上》）就是說，漢語漢字特別強調名實關係。其中“名”就是指的“名稱”；名稱是與概念緊密相連的。[24]為了達到名與實相符，中國古代很早就強調“名”應當“指實”“識物”“指事”等。用現代語言學和邏輯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指稱對象。雖然不能簡單地說，漢語中詞語的“義”僅僅是所指稱的對象，而不包含任何主觀心理的成分，但漢語的語義仍區別於弗雷格、索緒爾的所謂“係統意義”，因為它更多地具有“摹狀”“象似”和“體驗”的認知特征。
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嚴肅而有意義的問題：沒有任何一種單獨的語詞既能充分地指稱對象或某一經驗事實，又能完全概括對象的本質屬性，形成所謂係統意義；使兩者做到完美統一的，隻能是一種理想的狀態。而且，對於不同類型的語言，其構成語詞概念的三個方麵並不是均衡的，它們表現出內部構造的異質性。例如，印歐語言和漢藏語言在表達意義和指稱兩個方麵，其權重是各不相同的。與漢語不同，西方字母語言文字是一種表音係統。這種字母語言文字除了極少數具有“象似性”的音節和詞語外，更多的是不與人的認知對象發生直接關聯，因而在符號、概念與所指對象之間更多的是一種“任意”的組合關係或人為的約定關係。而為了維護這種關係，它通常需要“語法化”的手段使語言中的實義詞不斷地向語法詞轉化，進而使語義更加抽象化。這也就是為什麽索緒爾將語言看作“自治體係”並強調語言的“觀念論”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代認知語言學試圖揭示人們的互動性感知體驗在形成概念過程中的作用。在認知語言學家看來，語言是經由人們的感知體驗，再經過範疇化的過程，逐步生成有關對象的範疇和概念，最後再用符號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而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概念內容”是認知活動（經驗性指稱）與語義形成的一個中間環節。所謂概念內容，是指包括指稱在內的概念係統內容與語言係統相聯通的那一部分。它的內涵比“概念語義”要豐富得多，是一個“百科語義係統”。它的另一端直接連接著人的感性實踐活動。[25]根據這種觀點，我們可以得到一張語詞概念生成過程中由經驗指稱到意義固化的連續圖譜。（見圖12-1）
圖12-1 由經驗指稱到意義固化的連續圖譜
依據這張連續圖譜，弗雷格和索緒爾的“觀念論”似乎更偏重於該圖譜右側，而古代漢語漢字則更多地偏向於左側。然而，它們都與“概念內容”相聯結。自然，純粹的語法形式和純粹的指稱（如專名），隻能位於圖譜的兩端。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麽維特根斯坦要放棄對概念的“共同性質”的追求。因為他看到了在這個連續圖譜中間所形成的一係列過渡環節以及這些近距離的環節之間所呈現的“相似性”。同樣，我們也不難理解語言哲學家奧斯汀（J.L.Austin）在他的“概念結構論”中強調概念結構的多樣性，並把“類比”作為概念構造的一種方式的做法。[26]因為他看到了感性活動或非邏輯思維過程中，分類、類比、原型構造在概念生成中的作用。
至此，我們不妨設想，人類的全部語言（當然主要是前述兩大語係的語言）及其對概念的表達，可以像B.布魯克斯的“認知地圖”那樣，構成一張簡化的“人類概念網絡分布坐標圖”。在這張假想的圖中，X和Y軸分別代表著概念網絡圖的兩個維度，即本體論維度和認識論維度。由圓點O向兩軸輻射，表示認知活動的開始。其中，本體論軸表示從客觀對象指稱到主觀心理活動對“意義”的構成；認識論軸表示由感性經驗活動到抽象思維活動的轉變。坐標內橢圓圖形的兩端表示概念網絡圖的兩極；中間的圓點和圓框（含黑白兩色）符號表示一個個單獨的概念。這些概念在整個網絡圖中表示為節點，其相互間的漸近變化表征著概念的“家族相似性”。自然，較近距離的兩個符號之間有較多的相似性。根據這個圖我們也不難想象，人類的整個概念網絡是高度結構化了的，即它是由不同的概念節點構成的網絡化的整體。其內部不僅呈現出概念間的水平的關係和從屬的關係，而且隨著時空的轉換（坐標內點的移動），網絡圖的不同部分構成不同的“域”或“槽”。而這些域或槽反映著不同部分的特征或屬性。當用坐標值來描述這些特征或屬性時，它們成為特定的“屬性值”；屬性與屬性值是一種穩定的製約關係。很明顯，概念網絡圖體現了概念的基本結構，這就是概念結構的“兩極性”。這樣，我們思維又回到了概念性辯證思維的原點上：“概念的全麵的、普遍的靈活性，達到了對立麵同一的靈活性，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所在。這種靈活性，如果加以主觀的應用=折中主義與詭辯。客觀地應用的靈活性，即反映物質過程的全麵性及其統一的靈活性，就是辯證法，就是世界的永恒發展的正確反映。”[27]
（三）基於傳播機製的概念變化。基於客觀知識的概念生成使我們將心智活動中的概念思維過程“投射”到“物化”或“外化”的人類知識結構當中，並在概念的世界2與概念的世界3之間架設起一座連通的橋梁。這樣，不僅兩個概念世界的具體的生成和變化過程能夠得以描述，而且這種生成和變化的機製也能夠得到說明。這個機製就是兩個概念世界的相互作用。它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過程以及科學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正如薩加德所指出的：“就概念變化而言，認知解釋和社會解釋是可以並存的。”[28]下麵我從傳播學和社會網絡分析的角度略作分析和討論。
“傳播”一詞是舶來品，是對英文“communication”一詞的翻譯。在曆史上，許多研究者對文化傳播的重要性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例如，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一些人類學家、地理學家較早地注意到文化傳播現象，形成所謂“文化傳播學派”。在他們看來，文化的傳播與接觸是產生文化相似性的原因。[29]至於文化傳播的具體形式，人類學家和文化地理學家們發現，文化傳播通常由一個文化源地或文化中心作為起點或圓點，然後再以這個起點或圓點向外部和周圍移動、擴散。這個過程往往具有一定的規律性或呈現出一定的行為模式。許多時候，這種傳播是在影響一個地區以後，再離開這個地區去影響另外一個地區。因此，常常有這種情形，一些思想和發明沒有在發源地興盛，甚至去向衰亡，反倒在別的地方生根發芽。人們還注意到，離發源地越遠，一項創新被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小，所謂的“創新波”就會變弱；傳播給被接受者所需要的時間越長，它們被接受的可能性就變得越渺茫。[30]
到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學者索爾（C.Sauer）在他1952年出版的《農業的起源與擴散》一書中，就文化的傳播與擴散問題進一步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觀點。傳播學家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則強調傳播媒介技術對人類文化進化的重要性。他把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媒介技術作為劃分文明曆史時期的重要標誌。在英尼斯的影響下，麥克盧漢明確提出了“媒體即信息”“媒介是人體的延伸”等觀點，認為新的電子媒介延伸了人的中樞神經係統，人與人之間的時空距離驟然縮短，由此人們重新體驗到部落化社會中村莊式的接觸和交流。[31]
對於曆史上科學交流、傳播的地位與作用，一些哲學家和科學史家有過精辟的論述。例如，F.培根在提倡“知識就是力量”的同時，也認為“知識的力量不僅取決於其價值自身，更取決於它是否被傳播以及被傳播的深度和廣度”[32]。科學社會學家貝爾納指出：“按照過去關於科學的概念，交流是科學家之間唯一的橋梁。”[33]美國當代科學史家席文更進一步認為，“近代科學並不簡單地隻是歐洲幾個世紀裏許多有益思想接連湧現的產物，而是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各種連綿不斷的文明之間思想與器具相互交融的結果”[34]。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的私人助理卜魯（Gregory Blue）指出：“李約瑟等人的證據顯示：從曆史上看，實物要比抽象的、體係化的觀念易於傳播。在某些場合下，還找到更好的證據：概念化了的探索自然的策略也可以傳播，譬如在中國煉丹師的金丹的傳播案例中，或者是在阿拉伯數學天文學的傳播案例中，可以發現概念傳播。”[35]
“網上紐結”的思想使我們有可能將科學傳播看作是由一個概念“紐結”或節點向另一個概念“紐結”或節點的傳遞過程。這樣，科學傳播就可以被理解為基於分布式神經網絡格局的概念資源的配置與變化的過程。或者說，科學傳播就是語義知識或概念知識的聯結。由於概念的傳播必須依托於主體或載體，因而在實際的科學傳播網絡中，作為“節點”的東西，既可以是獨立的科學家，也可以是科學共同體，還可以是客觀化了的知識元（knowledge element）以及由大量知識單元和知識處理機構組成的知識庫；既可以是猜測（假說）、問題境況、理論、定律和公式等，也可以是不同類型的相對獨立的學科群，如此等等。所有這些外在形式的表征，其內核或基礎仍然是概念；任何複雜的傳播網絡都可以還原為概念網絡。
無疑，科學傳播本身包含了雙向交流和互動過程。著名傳播學家、《創新擴散》一書的作者羅傑斯（E.M.Rogers）把傳播看作是參與者創造並互相分享信息以達到互相理解的過程。他提出的傳播的融合模式，其優點體現出因傳播活動的信息流動方式的相互聯結而構成的內部網絡關係等。[36]以印度天文學為例，佛經《七曜攘災訣》詳細記錄了五大行星的運動表（星曆表），相當準確地描述了五大行星的實際運行情況。傳入中國和日本後，對這兩國的天文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它的數理天文學淵源卻可以一直追溯到巴比倫塞琉古王朝時期的行星運動理論，後又受到希臘天文學的影響。例如，其羅睺、計都的各種數據中，可以明顯看到古希臘天文學小輪體係的痕跡。[37]這說明，任何一項科學發現或技術發明都隻是處在整個發現和發明鏈條上的某一環節，它的影響和傳播過程似乎是無止境的。我們也可以將這個互動過程看作是概念網絡中節點的鏈接及“權重”的改變過程。
既然實際的科學傳播有賴於社會建構和科學文化的交流與傳播，詳盡地探討科學傳播網絡的社會維度，以掌握其中的社會動力機製，顯得十分必要，而分析社會的組織結構和網絡形態必須充分地借鑒和運用社會網絡分析的原理、方法和工具。首先，要把概念和知識的結構鑲嵌於社會聯結之中，通過一定的社會聯結關係說明一定的概念和知識結構，進而說明一定的認知結構。我們看到，不同的社會聯結和不同的社會網絡構成不同的社會結構[38]，而不同的社會結構“內嵌”著不同的概念和知識的聯結圖式。其次，通過在社會（群體）與個體之間建立宏觀—微觀的連接以說明不同層次的網絡單元（節點）間的相互轉化過程。既要看到概念網絡結構是如何影響科學家個人的，又要看到科學家個人是怎樣借助於社會傳播網絡經過創造性的重組與轉化工作生成新的概念，進而影響科學概念網絡模式的調整的。這既是社會網絡分析的任務，也是科學認知分析的任務。最後，借助於社會網絡聯結路徑、模式、機製和動力係統的刻畫，詳細說明科學概念傳播的具體過程和內在動力機製。例如，通過異質性理論、“切入點”（cutpoint，指那些如果從某一網絡中消失就會導致這一網絡分裂成若幹互不相連的子集的行動者）、“守門人”（gatekeeper，指把那些從某一社會網絡外部的聯結中獲得的信息及其他資源傳遞到社會網絡內部的行動者）和“結構洞”（structural）等，解釋跨文化科學傳播（或跨本體論概念變化）的現象和機製。研究表明，強度弱的聯結比強度強的聯結更可能帶來多樣化的信息；某些特定類型的強聯結，可能有助於複雜知識的傳播。[39]具有創新性的知識傾向於在組織邊界的間隙中產生，而在這個間隙（結構洞）當中，“外來者”就扮演了“交換者”的角色，它能把新消息、新發明、新知識等帶入那些相對封閉的網絡中。這樣，交換者往往在社會網絡中擁有較高的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在本章後文中，我們會看到，萊布尼茨正是這樣的“交換者”和“中介”。通過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兩大科學文明板塊文化的概念融合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