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指出：“辯證法內容的這一方麵的正確性必須由科學史來檢驗。”[37]同樣地，科學認識（認知）不對稱性也需要辯證法加以辯護。

首先，科學認知不對稱性兩個方麵的並置揭示出人類認知活動的某些過程（環節、片段）。科學認知不對稱性之所以成立，是基於不對稱的兩個方麵（條件、範圍、要素、能力、效果等）；或者說，通過並置不對稱性的兩個方麵可以構造出認知統一體。雖然這兩個方麵構成的差異、區別，乃至對立性質，並不一定構成矛盾的性質（否定性的關係），但它確實反映了客觀世界的某些辯證性質，具有主觀辯證法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所謂主觀的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在自然界中到處盛行的對立中的運動的反映而已。”[38]

雖然我們可以在人類認識“總計”的意義上看出人的認識發展的辯證過程，但是具體到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不同的認識主體、不同的實踐方式時，認識活動常常是在認識對立的某個方麵、近似於一串圓圈的某個小圓圈或大圓圈的某個片段上呈現出來。例如，一個時期人們可能最先認識到光的粒子性質，以後又強調光的波動性質而否定粒子性質，再以後又將兩者統一起來認識，就是一個不對稱性的認識過程。

康德基於純粹理性批判的考察認識到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他發現了存在於理性中的二律背反現象。認為理性在有關世界整體問題上總是提出兩個相互衝突而得不到經驗證實或證偽的命題的原因在於，理性想“在感性世界裏尋找無條件者”，可是感性指向的隻是現象，而不是物自體；而想在經驗的基礎上建立形而上學正是理性的這種迷思的一種表現。為此，他認為要最大限度地擴展人類認識能力就必須確定人類認識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以及這些先天要素的來源、功能、條件、範圍和界限等。而要判定各種先天知識的來源和限度，以確定形而上學是否可能，必須將事物分為現象與物自體兩個方麵，將認識能力分為感性與知性兩種形式。因為人的理性並不直接與經驗對象相關，而僅僅與知性相關，或僅僅關涉判斷和概念；反過來，感性雖然提供了經驗對象的現象，但它並不達於“物自體”。

不可否認的是，康德在理性麵前設置的一道界線，正反映出人類認識能力在特定階段上的局限性，是對人類認識階段性狀況的一種理論概括。我們知道，在康德之前的曆史上，唯理論和經驗論兩個流派並不總是統一在一起的：某個時期可能理性的或理智的方麵占據主導地位，而另一個時期對經驗的強調更具有優勢，而且相互之間充滿著排斥。在早期古希臘的各派哲學當中，有以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等人為代表的強調認識來源於感覺經驗的經驗論的認識路線，與以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為代表的更多訴諸“理性直觀”和抽象邏輯思維的唯理論的認識路線之間的對立；以後又交替出現了以柏拉圖為最大代表人物的唯理論或理智主義，與以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為總代表的經驗論流派。在中世紀，唯理論與經驗論的矛盾集中表現為唯實論與唯名論兩派的激烈衝突與對抗。在近代的西歐，則分別構成了以弗蘭西斯·培根、霍布斯、洛克、貝克萊、休謨等人為代表的經驗論，與以笛卡兒、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等人為代表的唯理論這樣兩大主要陣營。康德正確地看到了這一點，尤其注意到曆史上的這樣兩大傳統、派別或陣營，不論哪一方，都是片麵的、僵化的，並且認識到這些方麵總是以矛盾纏結的方式一直存在著的。他試圖在重新界定或劃界的基礎上對之加以調和。雖然其結果並不理想，但對我們考察、梳理和總結人類認識發展的經驗和教訓，進而形成辯證理性來說，還是有幫助的。

從20世紀前半期邏輯經驗主義者為康德二元論思想的辯護來看，同樣有些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一方麵，邏輯經驗主義者在某些方麵加深了二元劃分的鴻溝；另一方麵，那些不讚成邏輯經驗主義、企圖消弭二分模式的做法，往往也並不成功。例如，人們認識到奎因對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批判過於依賴於一個高度清晰的標準，而這種標準是找不到的；退一步說，即使有這種標準，也隻是意味著劃界的困難，而並不意味著不存在界線。有鑒於此，普特南認為，奎因否定把分析真理的類別與要接受觀察驗證的真理區分開來的觀點等於把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了。[39]回過頭來看普特南本人的做法似乎也不見得更高明多少。研究表明，普特南宣稱“事實與價值二分法的崩潰”的最終的結果不過是構造了另一個二分模式。例如，他自覺不自覺地使用了內在論和外在論的區分；當他談論“實在”的時候，他已經預設了“理論”的存在[40]，而他所列舉的物理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價值“權重”是不一樣的。這從另一個側麵證明，試圖一勞永逸地取消認識（認知）的二元特征並不符合認識的辯證法。

其次，科學認知不對稱性兩個方麵的排斥為深化特定時期的人類認識保持了“必要的張力”。與那種思辨性地談論“普遍聯係”“相互轉化”不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辯證法的思索中首先注意到統一之物的兩個方麵的確立。例如，恩格斯曾經多次談到所謂世界的“兩極性”問題。他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指出，“在磁那裏開始了兩極性，這種兩極性是在同一個物體中顯現出來的；在電那裏，這種兩極性就自己分配到兩個或兩個以上處於相反的電應力狀況中的物體上。一切化學過程都歸結為化學的吸引和排斥的過程”[41]。在認識史上，“兩個哲學派別：具有固定範疇的形而上學派，具有流動範疇的辯證法派（亞裏士多德，特別是黑格爾）；下列各點的證明：根據和推斷、原因和效果、同一和差異、外觀和本質這些固定的對立是站不住腳的，由分析證明了，一極已經作為in nuce［在核內］的東西存在於另一極之中，一極在一定點上就轉化為另一極，以及整個邏輯正是從前進著的各種對立中發展起來的”[42]。將流派和範疇看作固定不變的固然是不對的，但認識（邏輯）的發展又正是在這樣的兩極對立中發展起來的；離開了兩極就談不上發展。

確實，在一定的曆史階段和認識條件下，認識統一體兩個方麵的對立是以相互排斥的方式表征的。為了獲得某一方的認識往往要以抑製或限製對立的一方為條件和前提，而被限製的一方為獲得自身的發展，又要與對方抗衡或競爭；這樣，在抑製與抗衡過程中，對立的兩個方麵各自達到自身極致的狀態，形成一種所謂“片麵的深刻”。可以說，二元的範疇、對立性的思維，是人類認識的必經階段，甚至是較高一級的思維形式。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相對於表象，“思維的理性則可以說是使差異物變鈍了的區別鋒利起來，使表象的簡單多樣性尖銳化，達到本質的區別，達到對立。多樣性的東西，隻有相互被推到矛盾的尖端，才是活潑生動的，才會在矛盾中獲得否定性，而否定性則是自己運動和生命力的內在脈搏”[43]。也正因為如此，“科學上的進步，都使較高級的思維關係逐漸顯露，或至少將這些關係提高到更大的普遍性，從而引起更密切的注意”。例如，力學的“兩極性”範疇在近代科學中就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在這樣的方式之下，一種規定性，例如力，它所借以保持其獨立性的那種抽象形式，即同一性形式，消逝了；而規定的形式、區別的形式，它同時又作為一個留在同一性中的不可分離者，出現了，並且成了流行的觀念。”[44]

庫恩在通過對科學曆史的考察後指出，科學的進步實際上是變革與傳統、相對主義與理性主義、不可通約與部分可交流、“發散式思維”與“收斂式思維”共處於統一體之中，隻是雙方保持著拮抗的狀態，形成某種“必要的張力”或“二象性”。

最後，科學認知不對稱性兩個方麵的互補為科學認識（認知）的發展提供內在動力。科學認知不對稱性兩個方麵的並置、排斥並不表明它們雙方的性質和狀態是固定不變的。實際上它們相互之間是可以轉化的。隻是這種轉化是以互補的方式來實現的，即其中的一方在吸納對立一方中的否定性因素的同時，呈現出向對立一方過渡和轉化的趨勢和特征；就雙方的狀態而言，曾經占主導地位的一方在達到自身極限狀態以後，通常會向非主導方轉化，出現經由中介和中間狀態而實現的主導性與非主導性的位移。但是必須指出，互補的這一結果並不是簡單地消除差異、消弭統一之物的兩個方麵，使原本不對稱性的雙方共處於一種無差別的均衡或膠著狀態之中；而是不對稱性的雙方依然存在。隻是這種不對稱性已經不再是原來的不對稱性，或者說它們是在更高層次上重新確立的新的不對稱性。這種情形猶如複雜動力係統中的兩個不動點或奇異吸引子：不論雙方各自從對方中吸納多少否定因素，相互間依然保持著對立性或不對稱性。

科學認知不對稱的兩個方麵的互補性表明，在認識領域內的任何一成不變的劃界標準都是不存在的。雖然康德試圖通過某個先天概念或範疇將感性經驗和純粹理性兩者緊密地聯結起來，但是他的方案要麽使問題變得愈加複雜，要麽最終倒向他所依據的先天範疇或先天形式一方。更為重要的是，由於“二律背反”是人的理性原則和理性認識能力永遠無法到達經由感性經驗所獲得的物自體的必然結果，因此康德的“赫爾庫勒斯石柱”界碑似乎是永遠存在的。可是人們發現，實際的情形並非如此。例如，邏輯經驗主義者根據現代科學成果已經認識到，康德所謂“先天綜合判斷”等概念的形成及其劃分標準是不成立的。如希爾伯特幾何學是以公理、定理和定義為理論基礎的，是一種純粹形式的演繹體係，根本無須綜合的作用，也無須直觀的成分；毋寧說現代幾何是一種“先天分析判斷”。又如，海森伯的“測不準”理論已經表明因果律在科學上的應用是有一定限製的；它並不是什麽先天綜合知識，因而也不具有先天效用。[45]如此說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應不應該劃界，而在於應該如何劃界以及這種劃界標準是不是固定不變的。如果把劃界標準看作是固定和僵死的，勢必會導致一種普特南所說的“極度膨脹”的二分法或“二元論”。事實上，對於承襲了康德二元論的邏輯經驗主義者來說，其依據為基石的“事實”內涵也是在不斷變化的。例如，在休謨那裏，事實僅僅是某種可感覺的印象；而在邏輯經驗主義者那裏，則為“可觀察對象”。進一步，隨著觀察手段的不斷改進，原來不可觀察的對象變得可以觀察了。這樣，邏輯經驗主義者再次修改他們的標準，直至將“電子”“電荷”這類術語還原於他們所說的物理學當中，作為原初物質而加以接受。遺憾的是，邏輯經驗主義者並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從一般的意義上說，人類科學認知不對稱的兩個方麵的互補性轉化集中表現在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不斷進行的交互作用過程中。正如法國科學哲學家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所說：“科學認識的曆史就是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不斷交替的曆史。這種交替不僅僅是事實，它成為了心理活動的必然需要。因此，任何用唯實論或唯名論禁錮文化的哲學，都構成阻礙科學思想演變的最可怕的障礙。”[46]在這裏，巴什拉強調了認識的兩個方麵的“交替”過程。我的理解是，這種交替並不是消弭認識的兩個方麵，也不是在這兩個方麵之間互換位置，而是在交互作用中實現遞進的、增長的過程。[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