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認知科學角度來看。認知科學提供了人類神經組織、心智結構、認知過程以及思維加工與表征的實證研究。其中認知神經科學提供了人類認知活動神經構造與機製的一般性說明。研究表明，人類神經構造的基本單元——神經元之間的關係類似於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論”所描述那種關係，即在神經元水平上，某些神經元組（neuronal groups）在自發活動模式的基礎上被建構和選擇。通常是神經元組活躍到一定程度時按照特定的比例和模式進行自動“修剪”。例如，在種族發展與個體發展過程中，由於突觸與樹突的有選擇的剪除，大腦不斷分化成為相對分離的加工部分與結構，形成所謂“區域化”的神經組織和神經構造。這些區域組織表現為特異化的功能模式。[48]這當中，神經組織結構區域化和功能特異化的顯著表現莫過於腦的“單側化”或（兩半球）不對稱性。
澳大利亞神經生理學家約翰·埃克爾斯指出，大腦皮層不對稱性的進化演變是原始人進化的關鍵所在。相比較靈長類動物的大腦，人類胎兒的神經管除新皮層外，有一些特殊的區域涉及所謂“新新皮層”神經組織。這些新新皮層在相對定型的人類頭骨內獲得容量的增長，人類智能的神經組織因此得以進化。在這個過程中，新皮層所采取的不對稱性策略無疑是十分有效的。例如，將語言功能定位於左側，空間感知與辨別和音樂功能定位於右側，從而確保進化的量的增長。按照埃克爾斯的計算。現代人新皮層容量是黑猩猩的3.2倍。若按照左右重複的策略，皮層功能僅有3.2倍的增長；若按左右不對稱的策略，皮層的潛能就會有5.4倍的增長。[49]神經科學家D.布拉克（D.Bullock，1987）等人也認為，發育進程上的差異導致了半球功能的最初偏向（例如語言加工在左半球）。這種偏向與兩個半球之間動態性的抑製（dynamic-inhibition）結合起來，就加速了認知功能單側化的趨勢。[50]
認知心理學有關認知過程不對稱性的解釋是建立在心理資源有限性基礎上的。研究表明，人類神經係統獲得的感覺信息的數量大到天文數字，而高級認知加工係統的能力卻十分有限。因此，在選取恰當的信息以備進一步加工與摒棄不適宜的信息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平衡。在記憶方麵，短時記憶存儲量與加工能力之間總是存在一種消長關係：存儲量小，加工能力就強；存儲量大，則加工能力減弱。美國著名心理學家R.斯騰伯格（R.J.Sternberg）注意到人類信息加工過程中存在的整體加工與局部加工的相互關係問題。他發現通常個體主要依賴於控製化的整體加工機製處理來自新領域的信息，即隻有通過從整體係統到局部係統這一加工路徑，個體知識的激活才成為可能。但是，個體加工信息的能力是極其有限的，通常隻能集中注意力於眼前的任務。因此，如何使與當前情境相關聯的局部知識得以激活與提取，成為有經驗的人與新手之間的重要區別。有經驗的專家能夠根據新的經驗與情境快速提取已經自動化了的局部知識與經驗，從而能夠在較短的時間裏利用更大範圍的整體知識資源，因而具有較高的認知能力。即使如此，專家的局部知識係統也是有限的。[51]這表明，人類整體知識的存儲與局部知識的選取與運用，仍然是一種不能完全協調的矛盾。
如前所述，知覺信息的傳輸具有生態學的意義，它的信息必須是封裝的，即模塊化的。然而它與認知係統的不透明關係，卻使認知活動能夠從輸入分析器工作的限製中解放出來進行更為複雜、更為綜合的工作。隻是在認知過程中，除了外源性的限製以外，內源性的限製也是不可忽視的方麵。按照福多的說法，“即便認知過程都被假定是奎因式的並且各向同性——因而完全是非封裝性的——認識有限觀點的主要論點仍很有力度：隻要那類可通達的概念受到內源性限製，就會有一些思想我們無法去思考”[52]。可見，人類知覺與認知有限性的觀點，是我們認識認知不對稱性的一把很有用的“鑰匙”。
再從人類學角度來看（嚴格來講，人類學也與認知科學存在交集）。人類學研究證明人類更傾向於社會文化的二分模式或不對稱模式。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發現，人類很早就傾向於左右劃分或構築左右符號體係。這方麵的有力證據是早期的原始印歐語係的庫爾幹人的喪葬模式。該模式典型地表征了左右符號係統。在宗教思想中，左右二分模式也特別明顯。如猶太教的《舊約全書》中說：“上帝的右手是神聖的：上帝的右手傳遞的是偉大的東西。”在佛教中，通往涅槃的路被一分為二：“左邊的應當避免，右邊的應當沿行。”人類學家羅伯特·赫茨（Rebert Hertz，1881～1915）在著名的《死亡與右手》一書中發現，幾乎在所有社會中，都是右手優於左手。例如，右手與神聖相聯係，而左手代表凡俗。人類學家羅德尼·尼達姆（Rodney Needham）的研究表明，緬甸的普魯姆人將社會係統分為兩類非常獨立的群體或集團，並構築了典型的二元符號分類係統。在這個係統中，世界被劃分為對立而又相聯結的兩個方麵；給定其中一方，另一方也就確定了。（見表6-2）[53]這一符號係統與坦桑尼亞戈人的十分相似，兩者地理位置卻相距甚遠。
表6-2 普魯姆人的二元符號係統
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通過對“野性的思維”和原始部落土著居民認知活動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典型的例子。按照他的觀點，圖騰作為一種象征係統，是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一個功能性的調節因子，被稱為“圖騰算子”，它促成人（文化）與自然兩個係統之間的某種程度的對應；野性的思維就是從二元結構出發或對立的兩端進行思維的。例如，在托列斯海峽中的馬瓦他島上，當地居民將氏族的名稱按陸類與海類的動物進行分類；基瓦伊人則用兩種象征物來表示穀米族和薯預族之間的對立。菲律賓南部的哈努諾人把自然萬物分為可命名的和不可命名的兩大類；當一個哈努諾人說“植物”這個詞時，他排除了他所說的東西是岩石或一件製造品的可能性。北美洲土著居民將蒿屬植物及其變種進行了區分：其中艾草植物被用於治療痛經和難產，因而伴有女性、月亮和黑夜的含義；其變種，例如，黃花屬，通常被用來治療男性**的疾病（例如尿道疾病），因而同時伴有男性、太陽、白天的含義，如此等等。所有這些“構成一個無所不包的動態分類係統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此分類係統的統一性是由其結構的充分的齊一性保證的，這個結構實際上由連續二分法所構成”[54]。
英國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對社會/文化現象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中，提出了一種“群體/格柵”分析（group and grid analysis）方法。認為社會結構可以從“群體”（group）和“格柵”（grid）兩個維度加以考察。這當中，群體是指有明顯邊界的社會組織，類似於塗爾幹所說的“社會”；格柵指以個人為中心的交往準則。通常，邊界明顯的社會屬於“強群體社會”，反之則為“弱群體社會”；人際交往強的屬於“強格柵社會”，反之屬於“弱格柵社會”。將這兩個維度分別標以縱軸、橫軸，便可以獲得以格柵為縱軸、群體為橫軸的四象限坐標體係。根據道格拉斯的劃分，這四個象限可以分別劃出四種社會（類型）：①強格柵強群體社會；②弱格柵強群體社會；③強格柵弱群體社會；④弱格柵弱群體社會。這四種不同類型的文化之間存在著互相的排斥，因為兩種維度嚴格區分了組織形式之間的不相容性。[55]這對於我們認識認知不對稱的社會文化來源，有一定幫助。
不妨將美國學者D.E.司托克斯（Donald E.Stokes）關於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的“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看作是道格拉斯群體/格柵分析法在當代科技政策研究中的一種應用。這不僅是因為司托克斯對科技研究的分類基礎依然是“二分法”模式：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而且還因為他的分類也采用四象限分類法：處在第一象限的是“純基礎研究”，亦稱“玻爾象限”；處在第二象限的是“由應用引起的基礎研究”，亦稱“巴斯德象限”；處在第三象限的是“純應用研究”，亦稱“愛迪生象限”；處在第四象限的是研究那種特殊現象，但又不考慮一般性解釋和實際應用的對象，亦稱“皮特森象限”[56]。
按照司托克斯的說法，他的四象限分類法是布什（V.Bush）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一維線性圖式和二分法靜態結構的質的擴展，所強調的是科學研究的動態過程以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兩者的相互關係。[57]在他看來，基礎與應用之間並不總是互相排斥的；應用研究來自社會需要，它同樣會引發基礎研究。我的看法是，司托克斯的四象限分類法除了在分類上更加細致並接近實際外，本質上與布什的二分法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布什更多地看到了基礎與應用之間相互排斥、對立的一麵，而司托克斯則更多地看到兩者相互聯係與相互作用的一麵。
最後要問的是，人類心理上是更偏重於對稱性的事物，還是更偏重於不對稱的事物呢？英國心理學家、人類學家克裏斯·麥克馬納斯（Chris McManus）根據自己的研究發現，注重形式的對稱可能隻是古希臘以來歐洲人的“專利”。這種對對稱性近乎癡迷的渴求集中體現在對圓形、正方形這樣一些幾何圖形的強調當中。然而，許多時候，古希臘的科學家（如阿基米德）從對稱性原理出發作出的推理常常成為後人的誤導，即人類也許並不青睞對稱性。[58]卡普拉也指出，對稱性是從古希臘承襲下來，並在許多世紀中得到發展的一種哲學觀念，在古希臘的科學、哲學和藝術中起著重要作用。然而這種哲學觀念在東方神秘主義那裏似乎並不起任何作用。他發現，東方的許多藝術形式對非對稱性有著一種明顯的偏愛，並且常常避免規則性，或者呈非幾何學的形狀。[59]在這點上，非對稱性似乎站在了東方這一邊。
[1] 著名學者何兆武將“直覺的精神”譯為“敏感性精神”。見〔法〕帕斯卡爾：《思想錄》，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第3 頁。
[2] 〔法〕帕斯卡爾：《思想錄》，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第4～6頁。
[3]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於光遠等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48～49頁。
[4] 〔法〕 皮埃爾·迪昂：《物理理論的目的和結構》，孫小禮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第89頁。
[5] 〔法〕德日進：《人的現象》，範一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第229頁。
[6] 〔美〕喬治·薩頓：《科學的生命》，劉珺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第116頁。
[7] 〔美〕D.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任元彪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第20頁。
[8] 〔美〕托馬斯·庫恩：《必要的張力》，紀樹立等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第224頁。
[9] 〔美〕托馬斯·庫恩：《必要的張力》，紀樹立等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第225頁。
[10] 轉引自〔美〕A.I.米勒：《科學思維中的意象》，李繼宏等譯，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第49頁。
[11] 許良英、範岱年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第416頁。
[12] 許良英、範岱年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第3頁。
[13] 轉引自〔美〕M.克萊因：《數學：確定性的喪失》，李宏魁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第348頁。
[14] 〔美〕弗裏喬夫·卡普拉：《轉折點——科學、社會和正在興起的文化》，衛颯英、李四南譯，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第20～21頁。
[15] 劉長林等學者認為中西方包括科學思想在內的文化恰成左右對稱格局。這裏的“對稱”當理解為廣義上的，即指出左右兩個方麵的和諧與平衡等。但嚴格說來，東西方民族科學文化呈現出的是不對稱格局。參見劉長林：《中國象科學觀》（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第1005頁。
[16] A.盧森堡說：“兩麵神思維所指的，是同時積極地構想出兩個或更多並存的和（或者）同樣起作用的或同樣正確的相反對立的概念、思想或印象，在表現違反邏輯或者違反自然法則情況下，具有創造力的人物製定了兩個或更多並存和同時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對立麵，而這樣的表述產生了完整的概念、印象和創造。”見美國《科學新聞》（中文版）1979年第21期。
[17] 蔣謙：《科學認識的不對稱性》，載《江漢論壇》2013年第11期。
[18] 〔美〕M.克萊因：《古今數學思想》（第一冊），張理京、張錦炎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第227頁。
[19] 吳文俊：《吳文俊文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第97頁。
[20] 項昭、項昕：《幾何證題與幾何解題——東西方幾何研究傳統啟示》，載《自然辯證法研究》1998年第8 期。
[21] 〔美〕M.雅默：《量子力學的哲學》，秦克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第69～70頁。
[22] 〔丹麥〕N.玻爾：《尼耳斯·玻爾哲學文選》，戈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第234頁。
[23] 〔丹麥〕N.玻爾：《尼耳斯·玻爾哲學文選》，戈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第21頁。
[24] 〔美〕M.雅默：《量子力學的哲學》，秦克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第110頁。
[25] 以上兩段引文見〔德〕康德：《未來形而上學導論》，厐景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第42頁。
[26] 〔德〕伊曼努爾·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第179頁。
[27] 《海森伯論文選》，《海森伯論文選》翻譯組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第21頁。
[28] 〔英〕W.C.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李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第40頁。
[29] 〔英〕李約瑟：《中國傳統科學的貧困與成就》，載《科學時代》2008年第3期。
[30] 參見梁乃崇：《時間起於變易》，載《佛學與科學論文集》，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31] 劉長林：《中國象科學觀》（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第6頁。
[32] 轉引自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129頁。
[33] 此為現代物理學中物質波理論的創立者德布羅意（L.de Broglie）語。轉引自章士嶸：《科學發現的邏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127頁。
[34] 〔美〕A.I.米勒：《科學思維中的意象》，李繼宏等譯，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第216頁。
[35] 參見李繼宏等：《科學意象》，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第163～164頁。
[36] 李繼宏等：《科學意象》，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第95頁。
[37] 《列寧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407頁。
[38]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於光遠等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83頁。
[39] 〔美〕希拉裏·普特南：《事實與價值二分法的崩潰》，應奇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第14頁。
[40] 〔美〕希拉裏·普特南：《理性、真理與曆史》（譯者序），童世駿、李光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41]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於光遠等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83頁。
[42]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於光遠等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65頁。
[43] 〔德〕黑格爾：《邏輯學》（下卷），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第69頁。
[44] 〔德〕黑格爾：《邏輯學》（上卷），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第9頁。
[45] 韓林合編：《洪謙選集》，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10頁。
[46] 〔法〕加斯東·巴什拉：《科學精神的形式》，錢培鑫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第257頁。
[47] 陳曉平先生從數理邏輯角度給出了一個證明。他描述了一個互補邏輯Z係統的“超越”特征。他說：“否定詞Z的特征功能就在於超越。一旦進入超越世界，ZA便超越A而進入一個新的子世界；類似地，ZZA超越ZA而進入一個更高層次的子世界。A與ZA之所以在超越世界中可以同真，是因為二者處於不同的子世界；這使得，盡管Z與ZA相互否定，但它們同時成立並不構成邏輯矛盾。”見陳曉平：《互補邏輯、辯證邏輯與關係實在論》，載羅嘉昌等：《場與有——中外哲學的比較與融通》（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第321～332頁。
[48] 〔美〕馬克·約翰遜：《發展認知神經科學》，徐芬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第200～203頁。
[49] 〔澳〕約翰·C.埃克爾斯：《腦的進化：自我意識的創生》，潘泓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第232頁。
[50] 〔美〕馬克·約翰遜：《發展認知神經科學》，徐芬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第192頁。
[51] 〔美〕R.J.斯騰伯格：《超越IQ——人類智力的三元理論》，俞曉琳、吳國宏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第91～94頁。
[52] 〔美〕J.A.福多：《心理模塊性》，李麗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第120～121頁。
[53] 〔英〕克裏斯·麥克馬納斯：《右手，左手：大腦、身體、原子和文化中不對稱性的起源》，胡新和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7，第33頁。
[54] 〔法〕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第158頁。
[55] 參見鮑磊：《“格刪/群體”分析：瑪麗·道格拉斯的文化研究圖式》，載《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56] 意指那些載入《皮特森北美鳥類指南》中關於昆蟲標記和發病率的高度係統化的一類研究。見〔美〕D.E.司托克斯：《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周春彥、穀春立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第63～64頁。
[57] 這個二分法模式為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科學顧問、《科學——無止境的前沿》一書作者V.布什所創。
[58] 〔英〕克裏斯·麥克馬納斯：《右手，左手：大腦、身體、原子和文化中不對稱性的起源》，胡新和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第407頁。
[59] 〔美〕F.卡普拉：《物理學之“道”》，朱潤生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43～2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