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發揮媒體輿論監督的獨特作用
所謂媒體監督，主要是指報紙、刊物、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傳媒對各種權力主體的違法犯罪、瀆職腐敗行為所進行的揭露、報道、評論或抨擊，具有速度快、範圍廣、影響大的特點。在西方社會，由於媒體所特有的開放性與廣泛性，在監督權力的運行、揭發腐敗、評論等方麵發揮重大作用，被稱為“無冕之王”。在我國，媒體監督為權力監督體係注入了新的活力，媒體監督、媒體反腐已經成為監督權力的重要力量，並引起了黨和政府以及全社會的高度重視。
1．媒體在權力監督和反腐敗鬥爭中的重要作用
從國際社會上看，發達國家特別重視輿論監督，並把它視為廉政建設的重要支柱。從國家方麵說，政府重視媒體反腐敗作用從《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可見一斑：要確保社會公眾、社會組織參與監督，防治腐敗，那麽，“這種參與應當通過下列措施予以加強：（一）提高決策過程的透明度，並促進公眾在決策過程中發揮作用；（二）確保公眾有獲得信息的有效渠道；（三）開展有助於不容忍腐敗的公眾宣傳活動，以及包括中小學和大學課程在內的公共教育方案；（四）尊重、促進和保護有關腐敗的信息的查找、接收、公布和傳播的自由。”這些措施無不依賴新聞媒體。媒體不僅擔當權力與社會之間的中間人角色，同時也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直接對權力實施有效的監督。如，瑞典前副首相用公務信用卡購買個人衣物被曝光後，受到了處理。芬蘭中央銀行行長有一次在公務接待中點了一道鵝肝，被媒體指責“超標”，結果引咎辭職。類似的，因新聞媒體揭發官員不當行為而導致其喪失權力的案例非常多，不再一一列舉。
從社會方麵說，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組織，都重視媒體在監督權力、反對腐敗中的重大作用。如“透明國際”設計的國家廉政體係，就把大眾媒體作為基本的“廉政支柱”之一。“透明國際”的創始人之一——傑米裏·波普認為：“如果政治家和國家公務員確信，他們不會有被新聞媒體在公眾麵前曝光因而受到羞辱的危險，他們就愈易受到濫用權力以謀取私利的誘惑，而政治家在追逐這類好處的時候，總試圖使新聞界保持緘默。”“透明國際”的另一位創始人彼得·艾根甚至看到了新興新聞媒體——網絡對反腐敗的積極作用，他說：“對於我們這些反腐敗積極分子而言，網絡已經成為一種主要的、不可或缺的反腐敗工具。”
在我國，在國家的控製下，圍繞權力監督問題，我國的媒體報道大致經曆了一個倡導廉政、懲治腐敗、揭發腐敗的過程。與此相應，媒體監督也經曆了一個由弱到強、由點到麵、由淺及深的一個過程。媒體在權力監督方麵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可以說，利用網絡等媒體揭發腐敗，標誌著媒體監督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十八大以來，有相當一部分腐敗分子被網友通過實名揭發、舉報而落馬，為反腐敗事業提供了新的力量。
同時，媒體監督的發展過程是媒體行業在黨的領導下有序發展的過程，也是媒體的自由度不斷提高的過程。自由是媒體生存的依據，沒有自由，就沒有監督，自由性是媒體監督的首要原則。媒體擁有采集、發布、傳送和收受新聞的自由，包括報刊出版的自由，影視播放的自由，新聞采訪與報道的自由，媒體發表意見和進行批評的自由，媒體自由是發揮媒體監督功能的前提。典型性是媒體的重要原則。媒體報道要考慮社會公眾的心理，抓住具有典型的權力腐敗案件進行報道，引起社會公眾的關注，形成輿論熱點，典型報道是媒體擴大監督作用的內在要求。及時性是媒體的又一個重要原則。媒體報道要快，要及時，能夠反映出新聞的應有價值，尤其是在我國，通過媒體揭發，能夠有效地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進而引起上級領導的注意，加快查處腐敗案件。
隨著社會的發展，黨和國家對媒體監督也越來越重視，並出台了一係列法規文件，鼓勵和發展媒體監督事業。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將輿論監督作為10項黨內監督製度之一。2005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的《建立健全教育、製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實施綱要》提出，要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在論及權力製約和監督機製時強調：“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加強民主監督，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明確把輿論監督納入到權力監督體係中來。隨後，中共中央印發《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2008—2012年工作規劃》，明確提出：“黨報黨刊、電台電視台和重點新聞網站、政府網站繼續辦好反腐倡廉專欄、專題節目。完善反腐倡廉新聞發布製度。做好反腐倡廉對外宣傳工作。嚴格執行反腐倡廉新聞宣傳紀律。加強反腐倡廉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開展反腐倡廉網上宣傳和熱點問題引導。積極營造良好的思想輿論氛圍。”由此可見，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和支持新聞媒體正確開展輿論監督，即無論是官辦媒體還是民辦媒體都要遵守職業道德，堅持科學監督、依法監督和建設性監督。
改革開放前，媒體完全
被國家所控製而沒有獨立的地位，整個社會幾乎隻有一個觀點、一種聲音，官媒合一，基本談不上媒體監督。媒體的主要任務是工作報道和正麵宣傳，連反麵典型也很少提及，總體上呈現出封閉的狀態。改革開放後，適應社會多元化發展的要求，媒體行業逐漸產生了不同形式的、具有獨立性的民辦媒體，打破以往官辦媒體一統天下的格局，媒體才真正開始發揮監督權力的作用。其中，官辦媒體居於主導地位，民辦媒體也構成了媒體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麵對不同的社會需求和公眾願望，不同形式的民辦媒體之間產生了多樣化的競爭，通過監督權力、揭發腐敗而贏得公眾的支持，這既是贏得競爭的重要手段，也是社會良知的一種表達。官辦媒體的發展則遭遇到了來自於市場的瓶頸約束。麵對民辦媒體的蓬勃發展，官辦媒體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理順媒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以更加開放的態度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在麵對市場的過程中，官辦媒體既要正確地把黨的聲音向社會傳達，又要在市場競爭中贏得應有的主導地位，實現政治目標、社會目標與市場目標的統一。
2．媒體對權力監督的改進和提高
媒體監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西方國家的媒體在權力監督方麵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有力地維護了階級統治。我國的媒體監督起步晚，還存在諸多觀念上、體製上的問題，因此，我國的媒體監督距離黨和人民的要求、期望還有很大的差距，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在權力監督的理念上還有明顯的誤區。從官辦媒體上說，對於反腐揭腐還有一定的顧忌。比如，有的人認為反腐揭腐屬於負麵報道，有損黨的形象，不利於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因而，在這一方麵的報道采取最小化的原則。而實際情況則恰恰相反，我們黨正是在不斷改革中獲得發展的，也隻有不斷地加大反腐力度，清除和防止腐敗，才能最好地維護黨的執政地位。民辦媒體同樣也存在理念性的誤區。在市場競爭和利潤需求的雙輪驅動下，有的民辦媒體片麵地把監督權力視為贏得眼球、增加銷售獲取利潤的機會，因此，有的就采取誇大事實、肆意渲染的手法，甚至虛假報道，混淆視聽，不僅沒有發揮監督作用，反而幹擾了社會正常秩序，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如，有的媒體報道的根據是道聽途說，造成信息不準確，甚至嚴重失實、製造假新聞，有的媒體對國家反腐敗政策、方法、措施斷章取義，以偏概全，誤導公眾。麵對民辦媒體中的問題，官辦媒體有時行動遲緩、低效，錯過了有利的時機，在正確引導輿論方麵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官辦媒體與民辦媒體在監督理念上的誤區，導致的結果都是媒體監督沒有落到實處，偏離了科學監督、依法監督和建設性監督的基本要求。
第二，在媒體體製、機製上還不夠順暢。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基本無權從事媒體行業，媒體主要由私人或社會承辦，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由各類資本承辦，在對公共權力不信任的前提下進行權力監督，監督的根本目的在於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在體製上是融洽和一致的，其監督的力度強大。在中國，存在官辦和民辦兩類不同產權性質的媒體，還存在一些擁有官方背景的民辦媒體，產權性質不同的媒體，在目的、運作方式等方麵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圍繞權力監督問題，官辦媒體和具有官方背景的媒體擁有更加廣泛的信息渠道，但是，受製於公共財政的生存需要，特別是，有的媒體官員本身就隸屬於公共權力體係內的成員，為了避免在監督上偏離上級意圖而給媒體帶來生存問題，也為了維護個人的切身利益（官位、待遇等），因此，其眼光內斂，比較傾向於以保守的態度對待監督問題；而民辦媒體的信息渠道窄，來源不暢，但是，為了生存、為了盈利，為了投資者的利益，民辦媒體就會廣泛搜集信息，極力尋找能夠增加銷量、提高市場占有率的任何信息、事件，力圖在市場競爭中贏得一席之地，因此，其眼光向外，在權力監督方麵就更加具有開放性。兩種體製不同的媒體麵對同一個公眾群體，處於各自不同的動機，因此，對同一個案件、同一種腐敗行為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往往有一定的差異，有時會導致公眾無所適從。
第三，在實施媒體監督時，運用的方法還不夠成熟、科學。在反腐倡廉的宣傳方麵，宣傳的對象不夠明確，內容上缺乏針對性，導致信息的無效傳遞；在形式上也比較單調，宣傳先進典型時，追求“高大全”，批判反麵典型時，就一無是處，讓人產生虛假、不可靠的感覺，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難以達到應有的效果。在手法上，如在披露腐敗案件時，熱衷於情色、貪汙腐敗的金額等淺層次上的內容，比一比誰的情人多，誰貪腐的金額高，這些錢能夠滿足什麽樣的奢侈消費，私生活如何奢侈糜爛，如何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等等，在庸俗的格調上滿足社會上一些庸俗的心理需求，帶有低級娛樂化的傾向，而且還會捎帶地否定黨的執政地位。這種方式不僅不是監督，反而還會對某些人產生負麵的誘導作用。就是說，媒體監督的報道對於問題發生的根源、過程以及應采取的對策等方麵，普遍缺乏理性的分析。雖然，一些官方媒體沒有娛樂化的傾向，可是，又極易羅列一些空話、套話、官話，同樣也沒有社會吸引力。在表現方法
上的不成熟、不科學，媒體監督就難達到教育、警示和啟迪的作用。
第四，媒體監督的效果還不夠理想。問責製是實現媒體監督的必要條件，而我們的問責製還在探索中，還沒有形成科學完整的體係，因此，媒體監督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有的腐敗現象經過媒體曝光，確實顯示出了這一監督手段的作用，但是，相當一部分腐敗問題被曝光後，腐敗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理，有的處理得不痛不癢，應付媒體和社會。有的表麵上是按規處理，而實際則僅僅是“避避風頭”，過段時間，被曝光官員可以換個單位、換個地方官複原職，個別的甚至不降反升，類似情況對媒體監督是嚴重的打擊，也是對黨、國家權威和法律製度權威的挑戰。
我國的媒體監督處於起步階段，因此，在體製上、機製上、方法上等方麵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通過改革，強化媒體監督，不僅從製度上、體製上，而且要在操作的層次上，把媒體監督納入到監督體係中來，發揮媒體監督的優勢，推進反腐敗鬥爭進入更高的層次。
3．充分發揮媒體的獨特優勢，實現有效的權力監督
媒體承擔著監督權力的神聖職責，並已經成為公認的重要力量，但是，媒體自身的不足製約著其進一步的發展，因此，需要通過持續的改革，逐步解決體製機製上的問題，在權力監督方麵真正展示出“無冕之王”的強大力量。
第一，需要改革官辦媒體的體製、機製。官辦媒體是官與媒相結合的產物，既帶有官的色彩，又有市場的特性，這種二重性使得官辦媒體在具體的運行中呈現出矛盾性的特點。由於受到權力的直接控製，因此官辦媒體的監督本質上屬於同體監督，難以在權力監督方麵實現突破。因此，應該以市場為基本導向，以官媒在輿論界中保持主導和引領者的地位為基準，保留必要的、少量的媒體，通過體製改革，把大量的官辦媒體推向市場，切斷官與媒之間的經濟聯係。改革後的官辦媒體與民辦媒體具有同等的市場地位、法律地位和社會地位，都要依賴於市場、依賴於社會的支持才能獲得生存的依據。脫離權力直接控製的、具有獨立性的媒體對權力的監督屬於異體監督，隻有這樣才能發揮更有效的監督作用。
第二，要充分發揮媒體的專業優勢、信息優勢、資源優勢，在權力監督方麵實現新的突破。改製後的官辦媒體，技術成熟、力量雄厚，構建了良好的信息渠道，擁有巨大的優勢，完全有能力引領媒體監督事業的發展。民辦媒體則需要進一步提高競爭力，積極參與到權力監督事業中來。完全市場化的運作，就能夠有效激發各類媒體的活力，擴大異體監督的力量，監督權力運行的每一個環節。通過揭發腐敗、恰當評論、正確引導輿論等方式，推進媒體監督事業的發展。
第三，要提高媒體從業人員的素質，提升監督的質量和水平。媒體依賴於市場，因此，有的媒體為了生存而不惜弄虛作假，踐踏職業道德，甚至違反法律法規，對媒體監督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因此，提高媒體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素質，遵守職業操守，是首要的任務。同時，需要進一步提高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準確傳達信息，而不能由於業務上的缺陷誤導受眾。特別是，媒體人要有鐵肩擔道義的胸懷，不怕強權，不怕打擊報複，甚至不怕犧牲的精神，維護社會正義。
媒體監督不能獨立實施，需要公共權力和整個社會的配合和支持。因此，需要理順彼此之間的關係。如建立媒體監督剛性措施等，從法律上保護媒體監督的正當權利。
第四，要強化依法保護媒體監督的權力，不能“亂扣帽子”。媒體擁有法定的正當采訪權、報道權、批評和評論權，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幹涉。媒體依法揭露腐敗案件、批評政府不當行為等，是媒體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獲得法律的完全保護，拒絕任何權力的幹涉。如有不當之處，也隻能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矛盾和糾紛，防止個別人利用強權維護非法利益、掩蓋事實。
第五，公共權力和整個社會以更加寬容的態度對待媒體監督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為推進媒體監督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媒體監督的對象是強勢的公共權力，因此，需要公共權力把自身的運行納入法製化的軌道中來，推行陽光政治，確保一切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如《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行政機關應當將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通過政府公報、政府網站、新聞發布會以及報刊、廣播、電視等便於公眾知曉的方式公開，這種公開性為媒體監督提供可以實施監督的前提。暗箱操作的結果是媒體可能通過猜測、想象、道聽途說等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監督就會發生各種問題，或者根本無法監督。另外，由於媒體監督在我國才剛剛起步，有的人對媒體監督持有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限製了媒體的自由度，妨礙了媒體監督的正常運行。
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現代意義上的媒體監督就像一個初生的嬰兒，還遠遠不夠成熟，暫時還存在不願監督、不敢監督和不會監督的問題，但是其未來的發展必然會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同一切損害人民利益的行為做最堅決的鬥爭，維護社會正義，並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不斷成長壯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