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8年春天後，日本無政府主義運動陷入低潮。革命派中對無政府主義的宣傳也相應進入低潮，社會主義講習會的重要人物張繼離開日本去了法國，劉師培回國，投降了端方。錢玄同雖對無政府主義信仰未變，但關懷重點卻有所變化。錢玄同後來回憶這一時期的思想時說：“其時（1908年——引者注）與董特生、康心孚、龔未生、朱逖先、朱蓬仙諸人請太炎師談小學，自是直至十六年之春，專以保存國粹為職誌。”[44]
前麵談到，錢玄同1905年在上海時就受到《國粹學報》的影響。到達日本後，錢玄同進一步接受保存國粹的主張。他在1906年4月2日讀畢一期《國粹學報》後在日記中寫道：“保存國粹，輸入新思想，光大國學，誠極大之偉業也。數年以來，餘扮了幾種新黨，今皆厭倦矣，計猶不如於此中尋繹之有味也。”[45]辛亥革命既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也是一場民族革命，在辛亥革命的時代大潮中，錢玄同對保存國粹做了進一步的思考。
錢玄同認為保存國粹是反西方侵略、愛國保種的需要。他論述文字複古的原因時說：“愚謂立國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學術修明，必賴文字正確，士生今日，誠能潛心正名之事，實為扼要之所在地。文字一滅，國必滅致亡，借觀印度、波蘭，可為殷鑒。若雲文字縱亡，語言猶在，未易廢也，此亦不然。今之語言漸不典則，猶賴有文字以匡之，若棄文存語，是無皮之毛，無往不可附也。故今日急務，實在複保氏之教為最要。”[46]“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是當時國粹派的普遍認識，所以他們特別強調文化是民族救亡之本。注重民族文化，體現了國粹派對民族危機的獨特思考。
錢玄同認為保存國粹也是反滿民族革命的需要。他說“餘自一九〇七年（丁未）以來持保存國粹之論。蓋當時從太炎□□□（原稿空缺——引者注）問學，師邃於國學，又丁滿洲政府偽言維新改革之時，舉國不見漢儀，滿街盡是洋奴，師因倡國粹之說，冀國人發思古之幽情，振大漢之天聲，光複舊物，宏我漢□□（原稿空缺——引者注）然。”[47]對此問題，他在1925年發表的一篇回憶當時思想狀況的文章中說得更為清楚，“總而言之，一切文物製度，凡非漢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漢族的都是好的，非與政權同時恢複不可，可同是漢族的之中，則愈古愈好”。[48]
除現實政治鬥爭的考慮外，錢玄同主張保存國粹還有其深層的文化思考。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東漸，首技藝，次政製，與中國文化發生激烈衝突。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發展中，曾創造出燦爛的文化，有著完整的文化體係和獨特的文化形態，並曾長時期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但中國自清代以來，采取閉關鎖國政策，致使中國文化缺乏與異質文化交流的機會，失去外部活力刺激，兼之統治者實行文化專製政策，更使人們思想日益僵化。與經過14世紀文藝複興、18世紀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洗禮的歐洲文化相比，中國文化落後了。鴉片戰爭以後，先進的中國人，睜眼看世界，開始向西方學習。西方文化的傳入，勢必影響中國文化的一尊地位。革命陣營中的一些知識分子長期接受傳統文化教育，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擔心失去本民族的優良傳統，因此極力提倡保存國粹。國粹一語，意即民族精華。他們對中國文化有感情上的眷戀，甚至有一種文化自大主義的傾向，他們也接受西方文化，但他們更認為中國文化優於西方文化，“革命”、“共和”、“平等”、“人權”、“自由”等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東西，不過被人遺忘了，他們更願意從傳統中挖掘振奮民族精神的力量，去“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熱腸”，並在革命成功後，為中國人製定符合傳統的行為規範。錢玄同就是這樣的革命陣營中的一員。錢玄同對於東西文化時時刻刻做著對比。他在讀了描寫俄國虛無黨的小說《曇花夢》後寫下一段日記：
父子之情出於天性。東方學者提倡孝悌，實極有至理，斷不能以“舊道德”三字一概抹煞。吾見今之維新誌士及秘密會黨，大率有標“家庭革命”四字而置其父母於不顧者，其甚者，有以父母為分吾利之人，為社會之蟊賊，可以杖逐，可以鞭驅者，而開口輒曰“四萬萬同胞”，是真所謂“世界有同胞，家族無倫理”矣。[49]
其後，錢玄同進而認為：
蓋道德發達，我國究勝西歐耳。[50]
在宗教問題上，錢玄同認為中國也勝於西方：
中國宗教家惟墨翟可以當之。敬天、明鬼是其明證，但不談天堂，苦身勞形而無所報，神州即宗教一端，亦高尚乃爾。雖人心不古，其教不昌，然固非西儒所及也。[51]
在男女平等問題上，錢玄同也認為中國優於西方：
蓋論自來女子教育，惟中國古昔最得其平。雖有陽尊陰卑之說，但學《詩》學《禮》，無論男女、後妃、夫人、命婦、內子悉皆通《詩》、《禮》，男女真平等也。……今日之辦女學者，果能行斯道而去其非者（如陰陽尊卑之說），是神州女學大興，而為世界之冠，男女真平等矣。[52]
在文字問題上，錢玄同認為：
我國文字發生最早，組織最優，效用亦最完備，確足以冠他國而無愧色。[53]
中西文之難易實相等，未必西文較易於中文。[54]
略看《英文漢詁·名物類》，未畢。兩兩相形，文法之簡，固莫我國若矣。彼英文雖較法德文字為淺，然已繁於我矣。[55]
總之，錢玄同認為中國文化勝於西方文化。因此，他對一切歐化采取“訑訑然以拒之”的態度。[56]自1908年4月至1910年5月，錢玄同師從章太炎，聽章太炎講《說文》、《莊子》、《漢書》、《文心雕龍》，受章太炎影響，他發願自此“壹誌國學，以為保持種性，擁護民德計”。[57]他在為《教育今語雜誌》所寫的《緣起》中，直接指斥接受西方文化的人，“歐學東漸，濟濟多士，悉舍國故而新是趨，一時風尚所及，至欲斥國文，芟夷國史，恨軒轅、厲山為黃人，令己不得變於夷。語有之：國將亡，本必先顛。其諸今日之謂歟！”。[58]此段議論，反映了他對歐化的痛恨。
錢玄同主張複古、保存國粹，也與他的曆史觀有關。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以前，認為中國學術文化是一步一步退化的。他在《教育今語雜誌》中寫道：“中夏立國，自風薑以來，沿及周世，教育大興，庠序遍國中，禮教昌明，文藝發達，蓋臻極軌。秦漢訖唐，雖學術未泯，而教育已不能普及全國。宋元以降，古學雲亡，八比、詩賦及諸應試之學，流毒士人，幾及千祀。”[59]他在日記中也曾慨歎中國文化之退步：“中國文明之備，果能循是發揚而光大之，不特不亡，且可永存昌大也。然聲名文物，一壞於唐，再壞於宋，沿及元明，逮及本朝，雖中經乾嘉諸儒之提倡，而意隻在考古，不在複古，且髡發左衽，形式已變，故學術雖複昌明，而仍無裨於實際。十撚以還，東西留學生，上海僮仆，學堂洋奴，相繼輩起，首倡廢國文，廢舊書之論，而退率遂大劇。近來莘莘髦士，試作便條且多不通者矣，此誠可歎！”。[60]這種退化的曆史觀是促使錢玄同主張極端複古的又一個原因。
二
從上述認識出發，錢玄同認為中國文化的出路在於回向古昔，並提出了師古、存古、複古但不泥古的較為係統的保存國粹思想。
關於師古，錢玄同認為：“古聖作事，往往因事製宜，求其合於情勢，故所作往往少弊（封建宗法之製為古代之大弊政）。後世事不師古，好騖新奇，凡有造作更張，多不合情勢，第求苟簡，故中國後世不如古代，即是故也。”“宜師古者，即因聖王製作具有精意之故焉。”[61]錢玄同認為“昔古聖立言垂教之旨，悉存於經”。[62]關於對經的認識，錢玄同傾向於今文經學，認為今文經學“詮明聖意”，“得孔學真傳”，而屬於古文的《左傳》“必有偽篡”，“陳義甚淺”，1911年後，錢玄同接受康有為的觀點，絕對尊信今文經而全麵否定古文經的真實性。關於這一問題，留待下節詳論。
關於存古，錢玄同認為：“古製有不適宜於今日者，未必盡屬弊政，乃時勢不同之故，如井田等是，雖不能見諸施行上，而宜保存，庶幾後人得有追想其祖宗創造之豐功偉烈，庶幾種性、民德賴以不墜也。”[63]存古是一種客觀的曆史的態度，將曆史加以保留，以供後人緬懷，追思。
關於複古，錢玄同認為：“即後世事物不如古昔者，宜複古焉。”[64]
複古是錢玄同文化觀的核心。對此，錢玄同提出了諸多具體設想：
在文字問題上，錢玄同認為：“中國文字自頡籀以來時有增益，至小篆出而功用大備。許氏集古籀秦篆之大成以作《說文》，實中國文字之矩矱。故今日所有之文，無論借字、俗字，稽諸《說文》無不各有其本，斷無有憑空突起無本可求之假借字也。”[65]錢玄同認為隸書的出現，“從此便把六書的精意都破壞了。因為篆字（古文、大篆、小篆都是）造的時候，或象形，或指示，或會意，或形聲，這字寫成這樣一個形象，總是有意義，合著六書中間的一種，決不是隨隨便便亂寫幾點幾畫可以算數的。隸書便不然了，隨便拿起一個篆文來少寫幾筆多寫幾筆，都沒有甚麽不可以。於是形也不像，事也不知所指，意也會不成，形聲的字，或形是聲錯，或聲是形錯。”錢玄同認為造隸書的程邈“實在是中國文字界的大罪人”。[66]因此，錢玄同主張廢楷用篆[67]，“字必以篆為正，若必作隸，必宜改從隸古”。[68]隸古“即依篆體作楷”。[69]1910年錢玄同又提出今後文字隻可用四種，除上述兩種外，又加上隸書和草書。但錢玄同強調，“至於四體之中，無論作何體，總不應寫《說文》以外之字”。[70]關於字的讀音，錢玄同認為音韻“必不可不複古”。[71]，他讚成顧炎武所言之複三代古音之說，並欲做江聲，顧炎武第二。
戊戌前後，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中國文字的難學難記，進而影響教育普及，國家強盛，開始向西方學習，探索中國文字拚音化的道路，提出了各種各樣漢字改革的方案。[72]錢玄同亦主張對現行文字進行改革，但他反對向西方學習，實行拚音化，他的改革方向是複古。他在1908年9月27日日記中寫道：“今日見有法部主事江某奏請廢漢文，用‘通字’雲。通字係用羅馬字母二十改其音呼者。噫！近日學部紛紛調王照、勞乃宣入內擬簡字，複有此獠出現，何王八蛋之多也。”[73]對於《新世紀》的主張，錢玄同認為用萬國新語替代漢語是“想入非非”，創中國新語“可笑”，“太炎先生謂其發瘋，誠然”。[74]他和他的朋友認為中國正處於“內惑於簡字，外惑於世界語”的危機之時，他們要“風雨雞鳴”做“砥柱中流”，要從小學至中學按漢字六書教學生字形字義進而音韻，這樣，“及中學畢業，而普通文字，必甚好矣”。[75]民國建立後，開讀音統一會，會上有主張古音者，有主張廣韻者，也有主張簡字及羅馬字拚切漢音者。錢玄同認為後者荒謬，但在讀音問題上，錢玄同對幾年前主張的古音說有所改變，認為以便於應用不失為正當辦法自以第二說為最，主張以《廣韻》為讀音標準。[76]
在衣服冠裳上，錢玄同主張複漢族古衣冠。辛亥革命成功後，1911年12月，錢玄同參考《禮記》、《書儀》、《家禮》等書，及黃宗羲、任大椿、宋綿初、張惠言、黃以周諸家考證深衣之說，作《深衣冠服說》。1912年3月，錢玄同出任浙江軍政府教育司科員，便穿上自製的“深衣”，頭戴“玄冠”，腰係“大帶”前去上班。他願意戴象征六合一統的瓜皮帽，而不戴西方傳入的禮帽，他看到1914年9月袁世凱祭孔時的“祭祀冠服圖”，讚其“斟酌古今，雖未盡善，而較之用歐洲大禮服而猶愈乎！”。[77]
總之，錢玄同認為“凡文字、語言、冠裳、衣服皆一國之表旗，我國古來已盡臻完善，無以複加”。[78]因此，它們是錢玄同複古的重點。
在禮儀方麵，錢玄同主張“禮儀必複古”，“婚禮若照《儀禮》最為文明。蓋夫婦之行禮□歸，至時□（原稿辨認不清——引者注）之一揖爾，不但拜天地等奇文，即交拜之事亦無，而六禮皆無，慎重其始，及事成迎入，僅此一揖，可謂簡單矣，必宜仿行。若士相見，則本可從省，喪禮儀節，恐人所難行，惟衣服則宜從古。又古者宗法社會，故父為天子，三年。又如父母衣服不同，及對於國家政府之服，今概宜變法。必不可依《儀禮》也。”[79]對於古代的禮儀，錢玄同沒有停留在宣傳上，而是將其付諸實踐，1910年錢玄同在浙江海寧曾“取士禮諸篇，與友人畫地行之”。[80]
在教育問題上，錢玄同亦主張複古。他盛讚上古教育，“中夏立國，自風薑以來，沿及周世，教育大興，庠序遍國中，禮教唱明，文藝發達，蓋臻極軌”。[81]，而“自漢至明學校不修，教育廢弛二千年矣”，錢玄同讚揚顏元，認為“顏氏生直鼎革，痛心有明曆代非從事帖括，即隻談心學，乃毅然以複六藝之教為務，若斯人者，誠存古開今之大功臣”。[82]，“顏易直先生躬身正學，以身率教，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炳然大明。剛主、昆繩承之，聖道益著。誠使當日及門者眾，其學由北而南，漸乃普遍全國，禮、樂、兵、農、水、火、工、賈諸科，一一見諸實行，則唐虞三代之隆，不難複睹於今日，蠻夷滑夏，祛除匪難事矣”。[83]錢玄同自己“恒恭顏易直之教，以為居今之世，誠能致力六藝，為實事求是之學，不特保存國故，猶足挽救頹波”。[84]錢玄同因景仰顏元而把自己的筆名取為渾然（顏元字易直，又字渾然）。
在名稱問題上，錢玄同提出：“名稱悉一準於《爾雅》，其有不備，則取唐以前書籍中所見者補之。”[85]關於人名及親屬稱謂，他認為：“今日親族名稱鄙俚不堪，宜作一信書以古式正之。”[86]為此，錢玄同檢取《爾雅·釋名》對錄古稱。他又翻閱《漢書》，將西漢人之號錄出，認為“古人質樸，非如專取美名之意，頗足師法”。[87]關於紀年紀時的名稱，錢玄同也認為，“此宜複古也。古人年、月、日、時皆有專名，紀年必用歲陽（如閼逢、旃蒙）歲陰（如攝提格、單閼），紀月必用日陽（如畢、橘），月名（如陬、如），紀日乃用甲子，紀時即用夜半、雞鳴等，各有界限，不容混雜。《史記·曆書》‘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此最明皙，此後人所當取則也。今世乃言甲子年乙醜月丙寅日丁卯時，甚非古也。”[88]錢玄同明確反對用甲子紀歲。[89]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采用陽曆，錢玄同亦不讚同，他認為“孔子行夏時之語，固萬世不易之理。如中國以農立國，建國，豈可不依農時乎！”。[90]
總之，錢玄同認為：“文字、學術當法古也。禮儀、風俗、宮室、器具雖不能全數複古，而當法古者，必居多數。”[91]
錢玄同主張極端複古，他後來回憶自己當時的思想時說：“保存國粹的目的不但要光複舊物，光複之功告成以後，當將滿清的政製儀文一一推翻而複於古，不僅複於明且將複於漢唐，不僅複於漢唐且將複於三代。”他說自己比老師章太炎還“頑固”呢！[92]
三
古今中西之爭是近代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化過程中所麵臨一係列問題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因此，如何解決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成了長期縈繞於近代學者、思想家腦海中令人困惑而又揮之不去的問題。由於近代中國所麵臨的曆史課題的複雜性，使人們在文化選擇上增加了比以往更多的艱難。錢玄同對這一問題做了積極的探索，其中既有符合曆史潮流、適應時代需要的一麵，也有不足甚至是錯誤的成分。對此，應予以具體的分析。
從政治上看，在辛亥革命時期，錢玄同提倡保存國粹，主張複興古代的語言、文字、衣冠、禮儀這些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特色的“一國之表旗”，在當時民族革命中，對於喚醒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愛國主義熱情，提高民族凝聚力有著積極的意義。
從文化上看，錢玄同提倡保存國粹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戰下為振興中國文化所進行的一種探索。首先，錢玄同的保存國粹不是簡單的保守現狀，而是要對現實文化進行變革。如他批判甲子紀歲容易造成混亂而主張恢複歲陰歲陽之紀年，反對後世科舉製帶來的弊端而主張實踐教育，反對刻書不斷句而主張必當點斷，都體現了這種變革思想。但錢玄同受其曆史觀的影響，他變革的方向是要回歸遠古，而不是麵向未來。關於這一問題，將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以白話文解決言文一致問題以及辭典編纂問題的觀點與其辛亥時期的觀點作一比較，就看得更為清楚。中國言文分離問題是製約文化和教育發展的重大障礙之一。和近代思想先驅一樣，錢玄同也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並試圖著手解決。他在1913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語言文字，古本無歧，後之方音變遷，作文者複棄樸實而日即華靡，致令言文愈趨愈遠，重以唐宋以後，士不悅學，識字者日少，盡有古昔常用之字，而詫為奇傀難解者。”錢玄同反對言文分離的現象，他欲通過回歸古稀來解決這一問題，即采取研究文字訓詁，考究文字本始方法，實現言文一致，“然文字雖罕通用，而語言根於自然習慣，初尚未嚐消滅，故今世語言，無論虛實諸字，大都合乎古訓，特陋者不察，蔑視語言，以為文語二者截然殊途，文字依於書冊之古訓，語言造自市井之俚談，此等謬語固不值明者一哂也。今欲從事文言合一之計畫，則文字訓詁必當普教國人，九服異言，鹹宜求其本始，乃至出辭之法，正名之方，各得準繩，悉能解喻，而同文之期斯至矣。”[93]錢玄同看到白話的意義，但他卻把解決問題的重點放在從事訓詁探求文字的古意上，以求達到言文一致。經過探索，他認識到這一方法之不可行，遂放棄這一思路，在五四時期提倡直接采用活生生的白話文來解決言文分離問題，這樣就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摸索出一條新路，他本人也成為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最有力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再如錢玄同對於編纂字典的認識也是這樣。民國初年，錢玄同強烈批判《康熙字典》的索引辦法。他說：清帝“令其臣編為《康熙字典》，以帝王**威，強迫家弦戶頌，自是而莘莘學子，群焉遵奉，竟不知國字真相，其禍實烈於洪水猛獸，然昔時不敢訟其言，言其非者，日處虜庭之下，恐觸文網也。今幸虜酋踣斃，漢室重光，如《康熙字典》者，即為偽朝敕纂，複誤謬誕妄者若此，萬無任其謬種流傳，不事改革之理。”進而，錢玄同認為，《康熙字典》在索引上有很多錯誤，“《康熙字典》之尤謬者，如才入手部，疑入疋部，季入幹部，無入火部，尹入屍部，求入水部……”。[94]這一段批評若去掉其認為《康熙字典》有害於國字的話外，與他在1918年《新青年》上對林語堂《漢字索引製說明》所作的跋語上對《康熙字典》的批評幾無二致，但在如何解決《康熙字典》存在的問題上，錢玄同前後的方法卻有所變化。在1912年，錢玄同主張“字典分部必當一遵許書，五百四十之舊不得妄有增減移易”。[95]“一遵許書”，就是要完全遵守許慎之《說文解字》，完全是複舊的辦法。而在五四時期，錢玄同卻支持林語堂對中國傳統的注重字形的檢索方法進行的改進，則是對創新的讚成。從這一事例可以看出錢玄同思想先後的變化，也可以看出無論主張複古還是支持改革，錢玄同的出發點都是要對現實文化中的不足進行變革。換句話說，錢玄同的種種複古主張也是他欲改變現實文化的努力。
文化是融入民族血液中的，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重要因素。文化的創造、變革必須建立在繼承的基礎上，必須注重本民族的傳統，從曆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可以說，重視民族文化傳統，注重研究祖國的曆史文化，將其作為建設新文化的重要途徑和基礎，是國粹派在中國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價值所在，也是錢玄同複古主張的合理性所在。
但受自身的知識結構和曆史觀的影響，錢玄同主張的變革完全是要回歸過去，他所用資源也多是傳統，在強調從中國文化汲取智慧和經驗的同時，他忽視了世界文化的共性以及中國文化的發展和進步。任何思想，即使是真理，如果片麵、絕對地向前發展，其結果定是走向謬誤。錢玄同通過複古去改變現實文化的積極努力本身就帶有諸多負麵的因素。首先，極端的複古，完全拒絕向西方學習，影響了對西方先進文化的吸收。在近代中國，自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後，學習西方的科技、思想、文化以及對中國傳統進行反思，是中國思想文化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從文化發展的規律來看，若要使文化發展保持活力和創新的能力，也必須有不同質的文化進行交流會通。而錢玄同當時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主張複古，進而反對向西方學習，“餘謂中國人最劣之性質在不頑固，不自大耳。計庚子至今，一星終矣，上下之人，靡不尊歐美，過先祖，賤己國，過台隸。世有如此而能善立人國於大地者乎？”。[96]提倡民族自尊、自信，固然重要，但鼓吹頑固，拒絕學習他國思想文化，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排新知、阻礙進步的作用。這種做法，也達不到發揚光大中國文化的目的。其次，極端的複古，則不免成為保守與頑固的同調。錢玄同回顧自己對國粹態度的變化時寫道，“初談國粹也，實專在文字之一部分，至於尊孔則腦筋中尚未作此想”。而當回國後，“處祖國腐敗空氣久，謬見漸生，什麽讀經、尊孔，中國倫理超越世界種種荒誕之談，餘當時亦頗以為然”。[97]他的複古思想也“由文字複古進而尊孔讀經”。[98]錢玄同於1912年作《學校中當祀孔議》，以致孔教會勸他入會。[99]最後，極端的複古，也使光大祖國文化中的積極成分的主張在實際上成為不可能。錢玄同主張複三代古音，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事，因為三代古音本身就難以考訂。因而，錢玄同在1913年就不得不放棄之，而主張用能上推古音下證今音的《廣韻》讀音了。在文字問題上，錢玄同自己也覺得主張過於駭俗，不得不將其放棄。[100]在沒有遭到外來反對的情況下，自己就放棄了追求的目標，說明了這一思想的不可行。在實踐中，錢玄同的主張也碰了壁。周作人在《錢玄同的複古與反複古》一文中說：錢玄同於文字複古的問題上麵，留下三種痕跡，證明他的歸根失敗。一是在民國之初，寫過一部周文之（沐潤）的《說文窺管》，因小篆不夠用而闕功未竟。二是章氏叢書裏的《小學答問》，依照小篆用楷書筆勢寫之，結果圓筆變方，反而麵生，改正俗訛，須用本字，一見難識。三是20年後，為章太炎手書《章氏叢書續編》中的《新出三體石經考》一書，已用今隸書寫了。[101]周氏所言不虛。錢玄同自己也承認，“一九一四——一五，寫古體字複古衣古禮的思想漸漸淡了”。[102]複興古衣古禮的情況也是一樣。關於古衣，辛亥革命後，他戴玄冠，著深衣，係大帶的結果是遭到哄笑，傳為話柄。關於複興古禮，他的老師，同是主張保存國粹的章太炎也告誡他，“研精三禮，條牒雖明，未可見諸行事，雖喪祭冠婚諸禮，平民得以自盡，然宮室衣服既異，器用複有不周，固難行矣”。對於錢玄同畫地習禮，章太炎勸告他說：“畫地習禮，雖古人常法，今人不能為也，至如喪禮則躬為孝子，婚禮則或為婿為婦，自非伶人作劇，誰有為此者？前修樸質，覺其無關，今人強欲效此，亦複慚惶無地。”[103]而在錢玄同提倡廢楷用篆的當時，章太炎就以其難行而不讚同。[104]一定時期的文化總是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的反映。上古時代的禮儀製度與現代社會的需要相去甚遠，已不可能原封不動地恢複了。錢玄同在當時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在五四時期回憶這一段的思想曆程時說：“自從十二歲起到二十九歲，東撞西摸，以盤為日，以康瓠為周鼎，以瓦釜為黃鍾，發昏作夢者整整十八年。自洪憲紀元，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始知國粹之萬不可保存，糞之萬不可不排泄。”[105]發昏做夢，是其自責內疚之詞，而東撞西摸，則是他探索改造中國文化備嚐艱辛的內心寫照。
其次，錢玄同在積極主張從中國古代文化中汲取積極因素的同時，對古代文化中的弊端也加以批判。錢玄同極力主張恢複的古聖製作“因事製宜”的求實態度[106]、墨家“苦身勞形，而無所報”。[107]的獻身精神、顏元“致力於六藝，為實事求是之學”。[108]的實踐作風、中國古代思想中蘊涵的民主成分等等[109]，應該說都是中國文化的精華部分，是創造新文化的重要資源。在強調繼承的同時，錢玄同也批評中國傳統中糟粕，如宗法製度，古代教育中的“陽尊陰卑”思想，唐宋之後的“八比”、“帖括”、“空談心學”。最重要的是，錢玄同在主張複古的過程中，對君主製一直持批判態度。他在日記中曾寫道：“點鄧牧心《君道》、《吏道》，其議論實猶在黃太衝《原君》、《原臣》之上。蓋黃氏之言猶近於今之新黨之論，鄧氏則打破一切，直欲上返皇古，快哉！快哉！”。[110]“檢《抱樸子·詰鮑》篇閱，將鮑生《無君論》抄其一頁，鮑生之論痛快之極。老莊之言猶含蓄，彼痛君之惡，實痛快之至也。”[111]錢玄同雖主張文化複古，但對於君主製堅決反對。他後來說：“我那時複古底思想雖然熾烈，但有一樣‘古’卻是主張絕對排斥的，便是‘皇帝’。所以我那時對於一切‘歐化’都持‘訑訑然拒之’的態度，惟對於共和政體卻認為天經地義，光複後必須采用它。”[112]這些議論，並不科學，甚至是站在無政府主義所主張的無君論的思想上去批判專製君主，但與當時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流是一致的。對君主製的反對及對共和政體的追求，也是錢玄同後來能跳出國粹派的一個重要原因。值得指出的是，在反對古代弊政方麵，錢玄同甚至不反對西方文化，他曾說：“西學輸入，凡唐以來之叔世弊政，相形之下，無不見絀。趨新之士，悉欲廢之。有心人憂之。愚謂新黨之澆薄誠可鄙，但此等弊政得賴是以掃除，亦未始無裨，弊政去，而古之善政乃可見諸實行矣。”[113]可見，盡管錢玄同表示拒絕西方文化，但在其思想實際上已經有西方文化的因子了。這一現象反映了西方文化在當時不可抗拒的影響。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對古代文化的批判，在錢玄同的複古思想體係中，不是主要的內容。這也正是他向古昔學習以振興中國文化所不能成功的一個原因。
錢玄同思想的一大特色是重視實踐。當極端複古思想在實踐中不斷碰壁時，他就逐漸地修正自己的思想了。在1915年前，他的複古思想已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寫古字、複古衣古禮思想的淡化就是這種變化的反映。促使錢玄同思想變化最後完成的是袁世凱複辟。袁世凱以文化上的複古為其政治複辟的前導，強烈地刺激了錢玄同，“因為袁世凱造反做皇帝，並且議什麽郊廟的製度，於是複古思想為之大變。起初對於衣冠禮製反對複古，夏秋間見《新青年》雜誌及陳頌平、彭清鵬諸公改國文為國語的議論，於是漸漸主張白話作文”。[114]他意識到上古禮製是“兩千年前‘宗法’社會裏的把戲，現在既稱為民國，是早已進於國家社會，當然不能再玩這宗法社會的把戲”。[115]進而，他的曆史觀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自己總結說，“玄同自丙辰春夏以來，目睹洪憲皇帝之反古複始，倒行逆施，卒至敗亡也。於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種極明確的教訓。知道凡事總是前進，決無倒退之理。最粗淺的比例，如我今年三十一歲，明年便一定是三十二歲，決無倒為三十歲之理。故在一九一七年，便當幹一九一七年的事情，其一九一六年以前，皆所謂‘已往種種譬如昨日死’也。研究一九一六年以前之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謂‘鑒既往以察來茲’，凡以明人群進化而已。故治古學，實治社會學也，斷非可張‘保存國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帶，做二千年前之古人。”[116]他認識到，中國文化的改造之路不是保存國粹，回向古昔，而是要麵向現實，向西方學習。
觀念發生變化的錢玄同放棄了保存國粹的主張。他在1916年9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唔幼漁，吾告以經典之精義全不係乎文字。縱令今日中國之書焚毀淨盡，但有精譯本之西文五經，則經典即可謂之不亡，況篆書變楷書乎？”這一段對話，反映了錢玄同文字觀念上的變化，這也是他主張廢漢文的先聲。1916年以後，錢玄同主張改穿西裝。在紀年改革問題上，錢玄同也有了新思考，他在1916年10月3日日記中寫道：“癸卯年《新民叢報》有尚同子論紀年，其說以紀年與代數紀數無異，但取通用者可矣。故主張用景紀，深以孔子紀年為不然，謂景紀雖出宗教，然今日已成習慣，已忘其為宗教矣。其說吾甚謂然。夫景教之七曜日及格氏之陽曆與景紀紀年有關係，吾國今日亦既承用之，何必於紀年而不用乎？若謂究是出於宗教，吾國非耶教國，與國情不合，則試問今之學校日曜日皆休業矣，曾因是而有景教臭味乎？”而在同年初錢玄同還主張用共和或孔子紀年。[117]關於倫理道德，錢玄同主張毀家。他在1916年10月4日日記中寫道：“林攻瀆將其倫理學講義見贈。其說以倫不止五，固亦有見。惟其輕視君臣而重視家族，則與愚相左。吾謂苟不毀家，人世快樂必不能遂，若謂毀家之後，即視父母兄弟如路人，則尤為謬見，破壞家族正是兼愛之故，方欲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烏得是謬說耶？”
到1916年夏秋，錢玄同已經完全放棄了保存國粹的主張。當他看到胡適倡導文學革命之後，立即投書《新青年》，以一古文大家而支持文學革命，由一個革命派中的保存國粹主義者，一變而成為新文化陣營中反傳統衝鋒陷陣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