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5年底，錢玄同東渡日本。1906年秋，錢玄同在短期回國後再次東渡。此時正值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領導的反清武裝鬥爭進入**之際。錢玄同擁護革命，並於1907年加入同盟會。從思想上看，這一時期，對錢玄同影響最大是革命黨人中流行的無政府主義。
20世紀初，日本社會黨分裂為軟硬兩派，軟派以片山潛、田添鐵二為代表，主張通過議會道路來實現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為代表，完全否認議會鬥爭，主張直接行動，宣傳無政府主義。革命黨人中的張繼、章太炎等受日本社會黨中硬派影響，開始接受無政府主義。1907年6月10日，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天義》創刊。1907年8月31日，中國近代第一個無政府主義團體社會主義講習會成立。錢玄同於7月11日購得《天義》第1期，讀後，覺其思想“精美絕倫”。[1]9月8日，又得到何震所贈第5期。錢玄同看到《天義》把明代思想家李卓吾的思想說成是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是中國的巴枯寧，感慨道：“吾國竟有若是通人乎？”。[2]1907年9月15日，錢玄同開始參加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活動。據《錢玄同日記》記載（這一時期，錢玄同日記並不完全，有長時間不記的情況），當年10月6日，翌年1月12日，1月26日，2月16日，2月23日，3月8日，3月22日的講習會活動，錢玄同都參加了。
在社會主義講習會中，錢玄同接觸到了當時無政府主義的許多理論和實踐問題。在錢玄同日記中，多有這方麵的記載。如錢玄同第一次參加講習會後在日記中記道：會議“首由劉光漢演說中國民生問題，述農民之失業及前途之隱憂。次請堺利彥演說，張繼翻譯，略言社會自有政府富豪而後貴賤日分，貧富日區，今欲平此階級，宜實行無政府主義至共產主義雲。後劉申叔又痛陳立憲之害，言歐、米物質上較我為文明，而政體一切尚以更比我野蠻者，末乃歸重無政府”。[3]1908年1月12日日記記載了當日的講演內容：“日人山川均演說代議政體ト革命，言代議政治之最不堪。”[4]2月23日日記記道，會議“前由申叔述現今上海社會皆以立憲為藪，因前頑固者，今見立憲之手段溫和而趨之，前革命者，今以立憲名目之好聽，□□（原稿空缺——引者注）之容易，亦退而就之。功利主義之《天演論》幾為家弦戶頌之教科書。凡編教科書者皆以富強功利等說為主幹，故吾儕宜亟以無政府主義之書藥其毒雲”。“次由汪公權講非軍備主義。”3月8日日記記載了聽劉申叔述“無中心互助之學說”，汪公權“演述杜爾斯德《致中國人書》，書甚長，大致言支那人不可棄其農業立國之美德而學歐人之立憲、警察、陸軍諸邪說”。3月22日日記，錢玄同記錄了當天會議，“宮崎民臧到會演說農業與平民的關係。宮崎氏在日本創土地複權同誌會，彼係主張共產主義者，後又演述運動農民之方法。申叔演述法律之害人。太炎言人之惡起於有知識，誠欲盡善，非使人野蠻不辦”。[5]
此外，錢玄同在講習會上還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如2月23日，“印度人講Marx、布魯東、某氏三人學說”。[6]3月8日會議，末有某君演述《共產黨宣言》。[7]
積極參加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活動，本身就反映出錢玄同的政治傾向，並且，錢玄同明確讚成無政府主義的主張，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世界大勢所趨，已至無政府。”[8]他在與人辯論時說：“本國政府與外國政府其欺平民同，故即有國而富強，而平民終陷苦境，吾儕今日當為多數平民之革命，不宜為少數人之革命。”[9]
錢玄同對在巴黎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主辦的《新世紀》也極為關注。1907年錢玄同閱讀了《新世紀》三、四兩號，認為其主張“打破階級社會，破壞一切，固亦大有識見”。[10]10月3日，錢玄同又閱讀了《新世紀》五至八號，“覺其所言破壞一切，頗具卓識”，“於現今黑暗世界中不得謂非一線之光明也”。[11]錢玄同的這一段思想曆程，如他後來所回憶：“7年秋-8年春，張溥泉、劉申叔在東京講演Anarchismo（無政府主義——引者注），而吳稚暉、李石曾諸君在Parizo（巴黎——引者注），作La Novaj Tempoj（新世紀——引者注）亦提倡此主義，餘為所感動，頗信仰此主義。8年春夏之交，溥泉往Parizo，申叔歸國，降於端方。其時東京留學生之在同盟會者大都詆毀Anarchismo，鹹以申叔為口實，餘亦漸漸不談（惟心中實未嚐以為非）。”[12]
無政府主義產生於19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它反映了處於不斷破產中的小生產者對於迅速膨脹的資本主義的絕望和不滿。近代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者眾多的國家，小生產者內處於專製政府的統治之下，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日趨破產，成為接受無政府主義的沃壤。另外，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資本主義本身的弊端盡顯，矛盾激化，使得正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資本主義對中國來說並非是一條完美的出路。這一點，在海外的知識分子感受十分強烈。因此，無政府主義又被作為一種克服資本主義弊端的學說而被大量的介紹，社會主義講習會的許多講演都涉及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製度的批判就說明了這一問題。錢玄同對日本社會的不平等就極為不滿，認為日本的盜賊眾多，是社會不平等所造成，“此等事非盜賊之咎也，實由於社會無良教育，而重之社會不平等，金錢為資本家掠奪”。[13]錢玄同的“世界大勢所趨，已至無政府”的判斷，以及“本國政府與外國政府其欺平民同，故既有國而富強，而平民終陷苦境，吾儕今日當為多數平民之革命，不宜為少數人之革命”的主張皆是在這一曆史大背景下所產生。同時，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也激起廣大知識分子對政府的失望。錢玄同對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帝國主義侵略極端憤慨，1907年9月5日，他在聽友人說留美學生電致會館，“言日法、日露、英露諸條約成後，今將實行保護支那”的瓜分中國消息後。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吾儕之國，自此亡定矣。雖然，吾謂自此以後，宜交結各國無政府黨，專以破壞政府為事。”[14]
錢玄同接受無政府主義與其師友的影響也有很大的關係。如他的友人劉師培是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領袖，他的親屬張菊圃是《新世紀》的撰稿人。他的老師章太炎，也有無政府主義思想。另外，據錢玄同回憶，魯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對錢玄同打破對國家的迷信和狹隘的愛國心，接受無政府主義也有影響。[15]
二
任何一種思想的被接受都非原封不動地搬用，都要受到接受者主觀因素和當時所處環境的製約。在接受和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過程中，《天義》與《新世紀》各具特色。比較而言，錢玄同更傾向於《天義》一派。錢玄同讚成《新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觀點，但不同意《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批判。他在第一次閱讀到《新世紀》三、四兩號時，肯定其主張“大有識見”的同時，也對其大加批評，“作者於中文太淺，曆史不知，每有不軌於理之言”。[16]後來他一再表達這一思想。他在閱讀了《新世紀》五至八號後，在日記中又寫道：“所言破壞一切，頗具卓識，惟終以學識太淺，而東方之學猶未所悉，故總有不衷於事實之處，較之《天義》瞠乎其後矣（此由《天義報》中之Liu kuang han君諸人中國學問深邃之故）。”[17]對於吳稚暉和劉師培，錢玄同揚劉而貶吳，劉師培“不廢舊學，賢於吳朓諸人究遠矣！”。[18]如眾所知，《新世紀》與《天義報》的重大區別之一就是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與《天義》注重中國曆史、文化不同，《新世紀》更注意從曆史進化的角度看待中國的過去，他們引進西方近代觀念，批評傳統倫理觀念和國粹主義，倡言“三綱革命”、“祖宗革命”、“男女革命”，“對於舊的一切絕對排斥，主張將歐化‘全盤承受’”。[19]在文字問題上，《新世紀》主張廢漢語，采用世界語。在1908年《新世紀》第40號發表了署名為前行的《編造中國新語凡例》一文，吳稚暉加附按語表示支持。由此，在《新世紀》上開始了一場廢漢語采用世界語的討論。前行認為：“中國現有文字不適於用，遲早必廢，稍有翻譯閱曆者，無不能言之矣。即廢現有文字，則必用最佳最易之萬國新語，亦有識者所具有同情矣。”但作者又恐“持論太高”，“去實行猶遠”，為了“因時合勢，期於可行”，主張先“編造中國新語，使能逐字譯萬國新語”。吳稚暉讚成前行的主張，對其具體主張有所修正。[20]前行接著投稿《新世紀》，認為改革中國文字有三種辦法：（一）采用一種歐洲語言；（二）用羅馬字母反切中國語音；（三）用萬國新語。他收回原來意見，主張采用第三種辦法，“然則與其采用羅馬字母，因陋就簡，枝節更張，仍無裨於畫一聲音之一大煩難”。接著，在《新世紀》第44號上，又發表了一組討論世界語的文章，並對漢字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吳稚暉認為中國文字不能表達西方文明事物，“今日西洋尤較文明之事理，即西洋人自取其本國之文字為代表，尚再三斟酌而後定，通行甚久而後信。若欲強以中國文字相譯，無人不以為絕難。若欲以中國文字治世界較文明之事理，可以用絕對之斷語否定之”。另有一新語會的會員也主張直接學萬國新語，還有一位篤信子的意見更為偏激，認為“中國文字為野蠻，歐洲文字較良，歐洲新語淘汰歐洲文字之未盡善者而去之，則為尤較良。棄吾中國野蠻之文字，改習萬國新語之較改良文字，直如脫敗絮而衣輕裘”。[21]錢玄同當時持保存國粹主義，對於文字和讀音，他主張“字音應該照顧亭林的主張，依三代古音去讀，字體應該照江艮庭的主張，依古籀篆去寫，在普通應用上，則廢除楷書，采用草體，以期便於書寫”。[22]因此，錢玄同讀到《新世紀》第40號後，認為“萬國新語代漢語”的主張是“想入非非”，對於“有創中國新語者，其編造之字身，句身，以知字能識萬國新語為目的”的想法，認為是“可笑之事，太炎謂其發瘋，誠然”。[23]《新世紀》批判封建綱常、反對思想專製，具有思想解放的特色，但有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的傾向。錢玄同從保存國粹出發，堅決反對其文化主張，“其時保存國粹之心理頗熾，而《新世紀》則輸入歐化，坐是又不以其報為然”。[24]不過，錢玄同也並非一點也沒有受到《新世紀》觀點的影響，他在1908年2月28日在早稻田大學倫理學考試的答卷上寫道：“自我者，對人而生，自有此心而後乃有自私自利心，而帝國主義乃興。對於身體之義務無他，即求學以改良社會，使人道進化，非為祖國、功名利祿、一己之私等。今之倫理學皆偏重個人（自私自利）、國家（強權功利）倫理，此極不然（反於進化）。二十世紀之時代，宜求社會的平民教育，如孔孟之徒應排斥務盡，以絕忠君愛國之念。”錢玄同承認，“所言皆拾《新世紀》之餘唾”。[25]
錢玄同讚同《天義》和《新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觀點，但與《天義》、《新世紀》亦有不同的地方。劉師培等人鼓吹無政府主義，反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是造成1907年後同盟會分裂的重要思想原因。[26]雖然錢玄同與劉師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友善，但他並沒有參加分裂同盟會的活動。錢玄同主張反滿民族主義的聯合。當章太炎與劉師培發生衝突時，錢玄同感慨道：“立憲黨與革命黨應該衝突者也，而談排滿者與談無政府者乃或起衝突，而其故又極小，不過為銀錢事，使外人聞而解體，可歎！可歎！”。[27]《新世紀》曾攻擊同盟會主張的民主革命，章太炎著《四惑論》，加以批駁。關於章太炎的《四惑論》，薑義華認為“基調是對《新世紀》假借服膺科學，順應於進化，尊重唯物及信奉自然規則等等名義來否定同盟會的綱領及群眾鬥爭的憤懣，是對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用以嚇人的這些時髦理論的憎惡；它的目標，不是放在‘高蹈太虛’，而是放在反對機械地套用從西方耳食而來的某些固定模式，堅持要依據中國自身的實際狀況找到切實解決現實苦難的行動方案”。[28]對於《四惑論》，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見太炎為《四破論》一篇，破（一）進化；破（二）公理；破（三）自然；四□□（原文空缺——引者注）。此文出，足鉗《新世紀》諸獠之口矣”。[29]這一態度，反映了青年錢玄同在接受無政府主義的同時，對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仍抱有堅定的信仰。在1906年9月錢玄同再次東渡日本時，正是同盟會成立之後，中國民主革命進入**之際。在同盟會的領導策劃下，革命黨人在國內開展了一係列武裝起義。在此之前就已確立反滿革命思想的錢玄同非常關注革命的進展。1906年12月，在湖南、江西交界的瀏陽、醴陵、萍鄉地區了爆發萍瀏醴反清武裝起義，錢玄同極為關注，“閱報知革命軍聲勢尚盛，無大妨礙，為之一慰，又知直督大名府又有起義者，袁督命第四鎮派兵往擾之。”[30]“晨閱新聞，知我軍無甚損傷。勢頗僵。湖南官軍類皆通情，反正而來歸，惟湖南新軍則素抗我師耳。”[31]“聞袁賊之弟已伏誅於我軍（在直隸）。快！快！快！又聞東三省馬賊亦起事矣，雖非一黨，亦助我聲勢也。”[32]“閱報知我軍聲勢頗甚，河南、山東、四川、雲、貴、兩廣均已作好，然則待中國年底動手之說不虛矣，但冀早日奏光複之功，使吾中華民國永得生存於斯競爭之舞台耳。……知湖南首領某至安慶，又舉義旗雲。晚得號外，言王勝與孫逸仙聯盟起事，以長沙為根據地雲雲。”[33]革命的順利進行，錢玄同為之雀躍，當他得知“萍事日漸不振，為之憤憤”。[34]萍瀏醴起義失敗後，錢玄同繼續關注革命軍的行動。1908年，孫中山繼續在西南地區組織武裝起義，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知孫軍光複臨安、□□（原稿空缺——引者注）兩府，頗喜。”[35]“閱《朝日》報，知孫軍在雲南大占優勢，滿奴錫良著實得要不得雲，哈哈！”。[36]“誌切光複”的錢玄同於1907年加入同盟會，參加了徐、馬、陳、秋的追悼會和浙省鐵路同鄉會組織的愛國行動。
錢玄同晚年用“醉心革命”四字來形容自己這一時期的思想。[37]他讚美法國革命，期盼孫中山“大撞革命之鍾，卷三色之旗，以滅虜而朝食”。[38]，建立民主共和國。他認為共和政體是“天經地義”，“光複後必須采用它”。[39]從革命的思想出發，錢玄同反對改良，他曾在日記中寫道，“見《國民新聞報》上忽著一論，痛言我國之不可革命，滿漢之不可分畛域。噫！隔岸觀火，因有此等不知內情，隔靴搔癢之言耶。”[40]當他聽到政聞社開會，梁啟超被張溥泉毆打，黃可權之臂為凳子所擲傷，錢玄同認為是“快事！快事！保皇賊奴，憲政滑賊，今日吃了些眼前小虧”。[41]革命與改良，共和與立憲，是近代改造中國的兩種不同方案和道路，就中國近代具體狀況而言，清朝末年清政府已無力領導中國進行改革以建立立憲派所期望的君主立憲政體，進而改變中國落後之狀況。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首先推翻清政府的統治，而革命的手段，就成為實現這一政治目標的選擇。錢玄同讚成革命，追求共和，站到了時代的前列。在當時一些革命者心中，信仰無政府主義與民主主義也並不矛盾，《民報》就曾介紹過無政府主義，一些民主革命者，在追求民主共和的同時也信仰無政府主義，如參加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景定成就是一個民主主義者，聽了社會主義講習會的講演後，認為社會主義“就是三民主義裏邊的民生主義，與同盟會不相違背，所以和日本社會黨人握手起來，天天在一塊談些世界革命大勢”。[42]景定成等並且專同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急進一派往來。錢玄同的政治思想中就是無政府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同時並存。
綜上所論，錢玄同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有其自己的特點。第一，在文化觀上，錢玄同傾向《天義》，反對《新世紀》，這是受他保存國粹反對歐化的文化觀的影響。第二，在政治觀上，錢玄同在反滿民族主義的前提下，既主張民主革命，也信仰無政府主義。這一特點，反映了正在探索階段的錢玄同的政治思想特色。來源於歐洲的無政府主義雖然不是科學的革命理論，但同一種思想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同的政治形勢和政治力量對比條件下，所發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辛亥革命時期，無政府主義主張排滿革命，暴力鬥爭，有利於民主革命的開展，無政府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也具有啟蒙意義，對於資本主義弊端的揭露和對社會主義的介紹，對於正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先進中國人亦有啟迪意義，為中國啟蒙思想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的輸入提供了思想資料和思維空間。從錢玄同思想發展看，無政府主義是他在五四時期反傳統、反專製的思想武器和思想資源。錢玄同放棄保存國粹的主張後，重新回過頭來從《新世紀》中尋找理論武器。他在1917年1月11日日記中寫道：“至國粹、歐化之爭，吾自受洪憲天子之教訓以來，棄保存國粹之心理已有大半年矣。今日思之，《新世紀》之報，即為吾國言Anarchismo（無政府主義）之元祖，且其主張新真理，針砭舊惡俗，實為一極有價值之報。”[43]五四新文化時期，錢玄同激進的反傳統態度與無政府主義所主張的破壞精神及《新世紀》所主張的歐化都有著內在的關聯。這一點，留待後麵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