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經學，作為傳統文化的主體，曆來受到封建時代的政治家和學者的重視。對晚清革命黨人中的國粹派而言，經是其複古的重要思想資源。與國粹派的領袖章太炎、劉師培等尊信古文經不同，錢玄同選擇了今文經學。
今文經學的複興是近代經學發展史中的一個突出特點。自漢以後就一直默默無聞若潛流於地下的今文經學，在考據學如日中天的乾嘉時代，異軍突起。今文經學的複興一方麵有其學術原因，是清代學術複古的必然產物；一方麵也有其社會原因，是清代中葉後社會矛盾激化的反映。因為，原有的考據之學已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時代需要新的理論來解釋各種社會問題。這樣，一向被認為具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的今文經學，走進思想家的視野。莊存與、劉逢祿首先挖掘，龔自珍、魏源發揚光大，到康有為今文經學則改變性質，成為改良變法的理論工具。康有為發揮公羊三世說之義，融入進化論學說，托古改製，將劉歆以來之古文經典斥為偽經，把自劉逢祿開始的懷疑思想發展到極端，在思想界掀起一場颶風。戊戌變法時期，即使是古文經學大師的章太炎和劉師培亦不反對今文經學。[118]戊戌變法失敗後，今文經學在政治領域的影響隨之減弱，但隨著民主革命的興起，康有為的改良學說成為革命派的批判對象，以章太炎為首的革命派大倡古文經學。今古之爭又成為革命與改良之爭在經學領域的延伸。錢玄同的經學思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和展開的。
錢玄同自幼讀經，喜歡公羊，閱讀過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等今文學家的著作，深信“公羊最得經意，左傳必有偽竄”。[119]，對康梁說公羊亦曾“大好之”。到日本後，錢玄同一度“醉心革命”，對革命歡呼雀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信仰。1908年以後，革命陷入低潮，無政府主義宣傳亦呈低迷，錢玄同思想重點發生變化，他開始以保存國粹為職誌，提出師古、存古、複古的思想，而作為中國文化源頭的經成為錢玄同師古複古的重要思想來源，“古聖立言垂教之旨，悉存於經”。[120]，但經過於簡古，錢玄同認為需要有乾嘉學派的精神來考訂經訓，以今文學派的精神來探求經義，以顏李學派的毅力實行，如此，“聖學昌明不難複睹矣”。[121]可以說，錢玄同選擇今文經學是因他認為今文學派的解經比古文學派更符合經的原旨。
清代今文經學的發展，前後有許多變化。前期今文經學崛起於莊存與，成立於劉逢祿，下終於戴望。後期今文經學，開始於龔自珍，發展於康有為，下迄於崔適。前期以分經研究為特征，對於古文經典加以個別的打擊，對於今文經典予以個別的發揮。後期以綜合研究，發揮微言大義為特征，對於古文學派的學統加以整個的攻擊。前期的崛起原因主要是學術的，後期的發展更主要是社會的刺激。從意識形態來看，清代今文經學家多主張一種變的哲學，但其變的基本方向卻不同。總體看來，從莊存與到龔自珍，其變的方向基本上是回向古代，活動在傳統的典範之下，如龔自珍所雲“藥方隻販古時丹”。從魏源到康有為，他們更傾向於向西方學習。錢玄同在清末登上曆史舞台，正值民主革命的時代，革命派已開始創建自己的政治哲學，托古改製已成為落後於時代的政治理論。錢玄同在政治層麵上已經接受了民主革命的觀念，因此他不讚成康有為托古改製的改良思想，在這個問題上，他盡管不讚成古文家的解經，卻讚同古文家劉師培對康有為“不外欲以孔子所改之製附會新法，實則孔子自孔子，新法自新法”的批評[122]，但在文化層麵，錢玄同對歐化“訑訑然拒之”，主張“師古”、“存古”、“複古”，注重從傳統中為革命成功後的中國人尋找行為方式和規範。前文談到，錢玄同的文化變革是一種回歸古昔的變革，因此，在經學問題上，他更傾向於莊、劉為代表的前期今文經學，而反對康有為代表的以新知附舊學，不遵師法的後期今文經學。他對清代的今文經學評價道：
思國朝今文家，蓋可分為三派。初莊存與、劉逢祿、淩曙、陳立、宋翔鳳、戴子高輩皆恪守董、何家法，不雜其他誇詞。廖平、康有為輩乃欲合以西人之言，強相比附，不辨家法，不遵師說，惟以一字一句之可附於西學者是尚，至謂六經非因古史成文而參以筆削，堯舜禹湯無其人，為孔子之所臆造。此其立說之無據，無怪乎治古文者之欲屏斥之。平心論之，此派即謂今文者亦應排斥耳。錢塘夏曾佑則以緯解經，經緯並視，此複與莊劉輩有異，然實為今文學最要之務。蓋緯書雖多漢人緣飾之語（如為漢製法等），然尼父微言大義，悉在於是。吾謂欲治今文宜參取莊、夏二家之法，庶幾素王製作之精義可得，至其雜入鬼怪妖罔之談，如孔子感黑龍而生等語，此實古代帝王必應緣飾之事，明知其偽，然非如此，固無由解古史也。夏氏“感生、受命、封禪”三事必有孔子為素王，禮亦宜然。此說最精。《春秋》為漢製法，固漢人緣飾之詞，然“絀周王魯”之說，實素王為後王製法，初不容疑。必雲孔子定六經，與中壘校書無殊，此說吾亦未之能信。[123]
因此，錢玄同讚揚清代莊、劉、戴的今文經學，“莊、劉之學詮明聖意，顏李之學實明聖事，蓋此皆孔學之真傳也”。戴望“通知西漢家法，知素王改閏受命之說，欲明孔教微言大義以致用”，是“國朝三百年來獨見聖學之全者”。[124]其後，錢玄同還稱讚戴望之《論語注》，“多從五經今文說詮明《論語》微言”，“為東漢以來所未有”。[125]
對孔子及其與儒家經典的關係及儒家經典內容的認識不同，是今、古文爭論的焦點。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今文學以孔子為政治家，以六經為孔子致治之說，所以偏重於‘微言大義’，其特色為功利的，而其流弊為狂妄。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繁瑣”。[126]錢玄同認為今文經學的解經符合“古聖”的原旨，他在今古文的爭論中，傾向今文經學，認為儒家經典中含有微言大義，孔子作《春秋》，為後世製法。錢玄同在1910年1月讀了今文經學家皮錫瑞的《經學曆史》，讚同皮錫瑞“《春秋》是經，左氏是史，經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據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體例判然不合”的說法，認為“其說最確”。[127]錢玄同讚成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及“其義竊取”之言，他說：“後世之崇古文而詆今文者，蓋亦觀孟子之書乎？西漢今文家之不足信，孟子之言亦不足信乎？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實為聖人之嫡傳，其說如是，殆不可易。”[128]當他讀到俞樾在《群經評議》中將孟子“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之“取”訓為“為”時，他讚揚道：“可為一字千金”，“蓋孔子作《春秋》，孟子言之最明，後世傳之者止有公羊子。近世有鯫生謂孔子不改製，而孟子此文之‘取’字即今文家亦不得其解。故訓不明，遂啟偽學之侵入。謂即據孟子，亦言取而不言作矣。俞氏曾聞宋於庭之緒論，通公羊家法，固能解此也”。[129]錢玄同認為，“六藝本先王政典，孔子因之刪訂筆削，作為一家書……蓋六經為孔子所作，堯、舜、禹、湯皆亡是公、烏有先生之說本康氏謬談。要之謂經應宗今文，唯當恪守西漢先師成法，近則二莊、宋、劉、戴（望）、陳（立）諸子耳，古文無師說，劉歆一家不足據也，然康氏之說亦未足據也”。[130]“解經必宗西漢師說，經緯並視。”[131]
與讚成今文經學相反，錢玄同反對古文經學。他在1908年看到其師章太炎所作的《春秋左傳讀敘錄》稿專對劉逢祿書攻擊，心竊懷疑，再取劉書細讀，終於沒有讚成章太炎的觀點。[132]他在日記中寫道：“餘雖受業章先生，觀以辟今文之說，亦頗不謂然。《周官》真偽，非吾淺見所能窺，若左氏實不傳《春秋》者，蓋彼記載全是史書，偶涉釋經，大抵陳義甚淺。俞氏謂其竊聞緒論而然，信也。故考春秋時之古史，可以《左傳》為準，至於解釋經典，蓋非《公》、《穀》不能知也，昔人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其說信。”[133]錢玄同不讚成其師章太炎將《春秋》視為曆史的說法。章太炎引莊子之“《春秋》經世，先王之誌。經世者，紀年也。先王之誌者，本以紀往事，非為後代製法也，道家者流，出於史官，莊子之說，高於儒家孟子遠矣”。對此，錢玄同反駁道：“此說實未可從。要之，史家之《春秋》即如《公羊傳》所引，‘不修《春秋》’是也。此固所以紀往事者。若孔門之《春秋》，則固孟子所謂‘天子之事’，史公所謂‘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之徒不能讚一辭者’，一是史，一是經，原不可合為一也。莊子所言，蓋古六經，而非孔子之六經也。”[134]他對劉師培將六經視為教科書的說法也表示不滿，“劉申叔更以為六經為孔子教科書講義，此以今日之製臆測古初，可笑已極。若果為教科書，則孟子何以言《春秋》天子之事，且有‘知我’、‘罪我’之說乎。若使今之編教科書者作是語，豈不可笑”。[135]
二
1911年2月錢玄同謁崔適問學。崔適（1852-1924年），浙江吳興人，字懷瑾，一字觶甫。初受學於俞樾，治校勘訓詁之學，後受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影響，專治今文經學，成為近代今文經學的代表之一。著有《史記探源》、《春秋複始》等書。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出版一年，即遭清廷之忌而被毀版，傳者頗稀。崔適之書皆引申康有為之說，可謂今文派之後勁。同月25日，崔適致函錢玄同說：“《新學偽經考》字字精確，自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知漢古文亦偽，自康君始，下走之於康，略如攻東晉《古文尚書》者惠定宇於閻百詩之比。”3月，又致函錢玄同：“康君《偽經考》作於二十年前，專論經學之真偽。弟向服膺紀（昀）、阮（元）、段（玉裁）、俞（樾）諸公書，根據確鑿，過於國初（指清初）諸儒，然管見所及，亦有可駁者，康書則無之，故以為古今無比。若無此書，則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尚在夢中也。”錢玄同“謁崔君請業，始借讀《新學偽經考》，細細籀繹，覺得崔君對於康氏之推崇實不為過。玄同自此也篤信‘古文經為劉歆所偽造’之說，認為康、崔兩君推翻偽古的著作在考據學上的價值，較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猶遠過之”。[136]自此到1913年，錢玄同時向崔適質疑請益，1914年2月以劄問安，遂自稱弟子。錢玄同崇信今文經學的思想又向前發展。他在1921年3月23日寫給顧頡剛的信中描述這一思想發展過程：“我對於經，從一九零九至一九一七，頗宗今文家言，我專宗今文，是從看了《新學偽經考》和《史記探源》而起。這兩部書，我都是在一九一一才看到的。一九零九細繹劉申受與龔定庵二人之書，始‘背師’（章太炎師專宗古文，痛詆今文），但那時惟對於《春秋》一經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書》之馬，《詩》之毛，雖皆古文，卻不在排斥之列，而魯恭王得壁經一事，並不疑其子虛烏有，故那時雖宗今文，尚未絕對排斥古文。自一九一一讀了康崔二氏之書，乃始專宗今文。”[137]
專宗今文，使錢玄同對今文經學的尊崇達到了頂點，同時也開啟了他對儒家古文經典的全麵懷疑。梁啟超在描述清代學術的特點時說，清代學術“以複古為解放”，“第一步，複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複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複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138]這種複古是對經學原典的追求而對於後世注疏的解放，而伴隨著複古進程的是對後世注疏的懷疑。從胡渭《易圖明辨》對於宋儒假托於羲、文、周、孔的易學詆為虛妄，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對於晉人偽托於孔安國的孔壁古經證為贗品，開懷疑經典的緒端。今文學家於《詩》則斥《毛傳》，於《書》則斥《古文尚書》，於《禮》則斥《周官》，於《易》則斥費氏，於《春秋》則斥《左傳》。在康有為之前，不同的今文家對於古文經的排斥程度是不同的，劉逢祿即僅僅懷疑《左傳》而已。錢玄同所接受的今文說，主要是劉逢祿的觀點。到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出，集疑古之大成，舉古文經全麵摧毀之，在思想界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這一影響，如梁啟超所論，“第一，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動搖。第二，一切古書，皆須從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之一大颶風也”。[139]二十年後，這股颶風還在學術界、思想界回響，錢玄同看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崔適的《史記探源》，“知道所謂古文經是劉歆這班人偽造的”，後來看了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考》，“知道經中所記的事實，十有八九是儒家的托古，沒有信史的價值”。[140]錢玄同由單獨疑《左傳》發展到對古文經的全麵懷疑，“若就經義而言，古文固為偽言”。[141]並且，他的懷疑精神進一步發展，他在1912年11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崔先生謂凡秦漢經師傳授，不可信者居多。蓋愈遠而人愈詳，如《七略》詳於《史記》，東漢人說詳於《七略》，逮三朝六朝，以至唐世之《經典釋文》則傳述人最為詳備，豈有愈遠愈詳之理？則必不可信。姑毋論古文傳授本為劉歆偽造也，即於《公羊傳》傳授之西漢無道及者，至東漢戴宏乃言者之鑿鑿，則不可信也。此說最為精確。”[142]崔適的觀點可謂後來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古史”理論的先聲。所以當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古史”的理論時，立即得到錢玄同的呼應和支持，就不足為奇了。
1914年，錢玄同閱讀了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考》，接受了廖平、康有為六經皆孔子所作的觀點。“六經皆孔子所作，其中製度皆孔子所定，故《堯典》製度全同《王製》，此義發明於廖、康二子，可謂撥雲霧而見青天。”進而，錢玄同批評六經皆史的思想，“世尤有拘牽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說。六經皆史說其他姑弗論，即如《詩》、《易》二經如何能說是史？於是說者謬其詞曰，詩序言作詩之故，此亦史也。姑弗論毛序之不可信，即以序說為確，即《詩》之有序，尤後世之言本事詩耳，若以《蘇詩補注》、《絕妙好詞箋》為史，雖愚者亦知其非，後世乃認《詩經》為史，豈非謬談”。[143]六經皆孔子所作之說，係廖平所創，康有為加以繼承，把孔子打扮成教主和古代改革家的形象，為自己的變法服務。雖然廖、康是為了提高孔子的地位，但其客觀結果，卻如梁啟超所言，“《偽經考》既以諸經中一大部分為劉歆所偽托，《改製考》複以真經之全部分為孔子托古之作，則數千年來共認為神聖不可侵犯之經典，根本發生疑問，引起學者懷疑批評的態度”。[144]對此，錢玄同也有相同的感受，他說“我很喜歡研究‘經’也者，但我是很‘惑經’的，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為底《偽經考》和崔觶甫底《史記探源》，知道所謂‘古文經’是劉歆這班人偽造的。後來看了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考》，知道經中所記的事實十有八九是儒家底‘托古’，沒有信史的價值”。[145]錢玄同對古文經的懷疑，雖是站在今文家的立場上，但卻是其後來疑古的思想來源。經過新文化的洗禮，錢玄同打破家法，進一步認為“六經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子底‘托古’的著作……六經底大部分固無信史底價值，亦無哲理和政論底價值”。[146]這樣，錢玄同因主張複古而尊信今文，而尊信今文又導致其對古文的全麵懷疑，進而在五四時期全麵疑古，成為疑古學派的學術領袖，其思想實來源於此。
對經的懷疑，促使錢玄同的史觀發生變化。在曆來古史研究中有兩種相反的觀念：一種是退化論，一種是進化論。這兩種觀念與經今、古文有密切的關係。周予同先生對此有過精辟論述，他認為，退化論以為中國古代的文化在堯、舜或堯、舜以前已經十分燦爛，以後不僅無進步，而且從春秋、戰國以來，每況愈下。周先生將這一派命名為舊派。舊派以“黃金時代”在古代已經實現過，所以略帶有悲觀的、複古的色彩。進化論以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燦爛期，不在孔子所敘述的堯、舜，而在諸子爭鳴的春秋、戰國時候，以後雖受專製政體的影響而沒有長足進步，但今後努力奮振，不見得沒有相當的希望。周先生將這一派命名為新派。新派相信人類社會都是逐漸發展，中國也不能例外，所以比較的帶有樂觀的、革新的色彩。周先生認為這兩派觀念的不同，實在受經學上今古文的影響。前一派——舊派——一如古文家，相信孔子所描繪的堯舜時期的文明是真的，相信《周禮》是周公治天下已實行或計劃的製度。而後一派——新派——則采取今文家的態度，以為古籍上堯舜時期文化的描寫完全是孔子“托古改製”的宣傳手段，和老、莊之托於太古，許行之托於神農，墨翟之托於夏禹，是一樣的把戲，至於《周禮》至早也是戰國時候的理想作品，決不是什麽周公的著作。他們更由此進一步而推翻古代的一切的傳說。[147]錢玄同在今文經學影響下，曆史觀也發生變化。他在1916年1月6日日記中寫道：“雖然廖氏謂孔子以前洪荒野蠻，全無禮教，其說亦有大過。蓋經中所言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德，誠多孔子所托，非必皆為實事，然必有其義，必為古之賢君，殆無疑義。”錢玄同此時雖然認為廖平的觀點還有錯誤，但孔子托古，錢玄同是承認的。其後，錢玄同思想進一步發展，進一步否定堯舜的存在，他在1923年《答顧頡剛先生書》中說“我以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大也。堯舜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隻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中國底曆史應該從禹說起，各教都有洪水的傳說，想來是實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無曆史可稽了。堯舜這兩個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來的；大約起初是民間底傳說，後來那班學者便利用了這兩個假人，來‘托古改製’。這類把戲，其實早被韓非戳破了，隻因秦漢以後底學者太無見識，糊裏糊塗地相信這是真人真史，直到康有為作《孔子改製考》，才把它弄明白了。”[148]打破上古時期是黃金時代的觀念，是錢玄同能跳出國粹派的一個關鍵。
錢玄同還接受了今文家廖平“諸子皆出孔經，儒亦不能代表孔子”之說，認為是“洞見道本，一掃漢唐箋疏，魏晉清談，宋明空談之說，信哉兩千年來未有之一人”。[149]諸子出於孔經，是廖平經學二變時期尊今抑古的觀點。廖平認為，自孔子改製後到漢代哀帝平帝間，流傳的全是今文經學，“自春秋至哀平之際，其間諸賢諸子，經師博士，尊經法古，道一風同，皆今學也，雖其仁智異見，鄉土殊派，然譚六經必主孔子，論製度必守《王製》，無有不同”。[150]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總結先秦西漢學術，提出諸子有儒、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家等九流，其中隻有儒家“遊藝於六經之中”，“親師仲尼”，其餘各家都不是以六藝為宗，而是各有旨趣。廖平為了論證今文學在哀平前無所不包，提出了諸子皆為聖人支流的學說。廖平觀點顯係為尊今抑古所發，但對錢玄同的思想發展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錢玄同自己所言，“吾思半年前，吾主西漢今文之說，而不求經子貫穿，且屏道於儒外，尹默天分較吾為高，能知從子書中探求道本，顧頗非儒，幼漁雖不如黃、朱諸公之排斥今文，顧於六經皆史之說深信不疑，當日常相辯論，恒不相下，乃自去夏尹默與馬一浮高士談及道本，馬謂皆源於一，九流平列，其說非是。吾閱廖君之說，謂百家皆源於孔子，於是各持道本於一，散於為諸子百家，固不得以儒自畫，而屏諸子為異端，於是昔之參商，今則魯衛矣”。[151]從廖平的觀點出發，錢玄同不再將諸子視為異端，而將其與儒並列，進一步突破儒家獨尊的思想係統。在此之前，錢玄同即曾主張“兼取孔、墨最好”。[152]，現在又將儒家與各家學說並列，為他進一步打破儒家一尊的思想，接受新學說創造了條件。
1931年，錢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證〉書後》一文中寫道：“我以為一百年來的‘今文學運動’是咱們近代學術史上一件極光榮的事。它的成績有兩方麵：一是思想的解放，一是偽經和偽史料的推翻。”[153]這段對近代今文學運動的評價，可謂錢玄同的一個切身體會。
[1] 《錢玄同日記》，1907年7月11日。
[2] 《錢玄同日記》，1907年9月8日。
[3] 《錢玄同日記》，1907年9月15日。
[4] 《錢玄同日記》，1908年1月12日。
[5] 《錢玄同日記》，1908年3月22日。
[6] 《錢玄同日記》，1908年2月23日。
[7] 《錢玄同日記》，1908年3月8日。日記原稿《共產黨宣言》之“產”字似一“和”字。根據2月23日會議汪公權預報和本次會議的內容判斷為《共產黨宣言》。在2月23日，汪預報以後擬講題目為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和托爾斯泰的《致中國人書》等，這一預報與3月8日內容完全吻合。故作此判斷。
[8] 《錢玄同日記》，1908年3月5日。
[9] 《錢玄同日記》，1908年2月22日。
[10] 《錢玄同日記》，1907年9月18日。
[11] 《錢玄同日記》，1907年10月3日。
[12] 《錢玄同日記》，1917年9月12日。
[13] 《錢玄同日記》，1908年2月14日。
[14] 《錢玄同日記》，1907年9月5日。
[15] 錢玄同在1922年10月10日的日記中回憶了在日本時受周氏兄弟影響的情況，“當年做學生時（指在南洋中學——引者注）唱‘請看那印度，波蘭馬牛奴隸性……’和‘最可恥，一種奴隸心，波蘭人終被俄征服，最可鄙，一種倚賴心，印度人人墮進地獄’等軍歌。這種軍歌，周氏兄弟從一九〇七、八在東京時，撰文痛罵（登在《河南》雜誌上）一直罵到現在。我當時看了他們的議論才知道中國人罵印度、波蘭才真是可恥可鄙，才算是馬牛奴隸性。我的狹隘的愛國心，崇拜軍國民主義，輕視印度、波蘭的謬見，賴讀周文□漸漸破除，現在想來，真不得不感謝良友也”。
[16] 《錢玄同日記》，1907年9月18日。
[17] 《錢玄同日記》，1907年10月3日。
[18] 《錢玄同日記》，1908年7月1日。
[19]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20] 《新世紀》第40號，1908年3月28日。
[21] 參見吳稚暉：《新語問題之雜答》，《新世紀》第44號，1908年4月25日。
[22] 錢玄同：《亡友單不庵》，《錢玄同文集》第2卷，287頁。
[23] 《錢玄同日記》，1908年4月29日。
[24] 《錢玄同日記》，1917年1月11日。
[25] 《錢玄同日記》，1808年2月28日。
[26] 關於這一問題，可參見楊天石先生《同盟會的分裂與光複會的重建》一文，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27] 《錢玄同日記》，1908年4月24日。
[28] 薑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26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9] 《錢玄同日記》，1908年6月6日。
[30] 《錢玄同日記》，1907年1月1日。
[31] 《錢玄同日記》，1907年1月4日。
[32] 《錢玄同日記》，1907年1月6日。
[33] 《錢玄同日記》，1907年1月7日。
[34] 《錢玄同日記》，1907年1月21日。
[35] 《錢玄同日記》，1908年5月5日。
[36] 《錢玄同日記》，1908年5月13日。
[37] 《錢玄同日記》，1930年2月13日。
[38] 《錢玄同日記》，1907年3月5日。
[39]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40] 《錢玄同日記》，1907年1月9日。
[41] 《錢玄同日記》，1907年10月17日。
[42] 《罪案》，北京《國風日報》刊本，參見楊天石輯《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中國哲學》第1輯，379頁，北京，三聯書店，1979。
[43] 《錢玄同日記》，1917年1月11日。
[44] 《錢玄同日記》，1917年9月12日。
[45] 《錢玄同日記》，1906年4月2日。
[46] 《錢玄同日記》，1909年11月2日。
[47] 《錢玄同日記》，1917年1月1日。
[48]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49] 《錢玄同日記》，1906年1月10日。
[50] 《錢玄同日記》，1907年2月27日。
[51] 《錢玄同日記》，1909年12月13日。
[52] 《錢玄同日記》，1909年9月24日。
[53] 《刊行〈教育今語雜誌〉之緣起》，《教育今語雜誌》第1期，1910年3月10日。
[54] 《錢玄同日記》，1906年4月5日。
[55] 《錢玄同日記》，1906年3月12日。
[56]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57] 《錢玄同日記》，1909年1月22日。
[58] 《刊行〈教育今語雜誌〉之緣起》，《教育今語雜誌》第1期，1910年3月10日。
[59] 同上。
[60] 《錢玄同日記》，1909年11月2日。
[61] 《錢玄同日記》，1909年9月30日。
[62]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8日。
[63] 《錢玄同日記》，1909年9月30日。
[64] 同上。
[65] 《錢玄同日記》，1909年9月23日。
[66] 《中國文字略說》，《教育今語雜誌》第1期，1910年3月10日。
[67] 《錢玄同日記》，1909年1月29日。
[68] 《錢玄同日記》，1909年11月16日。
[69]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10日。
[70] 同上。
[71] 《錢玄同日記》，1909年3月8日。
[72] 例如，譚嗣同1896年在《仁學》中，就指出漢字的不足，提出文字改革的意見，他說：“又其不合一之故，語言文字，萬有不齊；越國即不相通，愚賤難以通曉。更苦中國象形文字，尤為之梗也。故盡改象形為諧聲，各用土語，互譯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則地球之學，可以合一。”這是戊戌前最露骨的文字改革主張。被錢玄同所罵的王照、勞乃宣都有這樣的認識。王照在《官話合聲字母》的序中說：“吾國通曉文字之人，百中無一，官府詔令，無論若何痛切，百姓茫然不知，凡政治大意、地理大略、水陸交通、貨物灌輸之大概，無以曉譬，是以遠近隔閡，上下蹠戾，不可救藥。”“今歐美各國，教育大盛，政藝日興，以及日本號令之一，改變之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為一，容易普及，實其主要之原。”勞乃宣在《普及簡字以廣教育折》中疾呼：“是故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為易識之字，非用拚音之法不可。”以上見倪海曙之《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51、52、75、76、77、17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73] 《錢玄同日記》，1908年9月27日。
[74] 《錢玄同日記》，1908年4月29日。
[75] 《錢玄同日記》，1908年9月27日。
[76] 《錢玄同日記》，1913年3月3日。
[77] 《錢玄同日記》，1914年9月26日。
[78] 《錢玄同日記》，1909年9月30日。
[79] 《錢玄同日記》，1909年5月9日。
[80] 章太炎：《致錢玄同》，1910年10月20日，《魯迅研究資料》第19輯，8、9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
[81] 《刊行〈教育今語雜誌〉之緣起》，《教育今語雜誌》第1期，1910年3月10日。
[82] 《錢玄同日記》，1909年9月30日。
[83] 《錢玄同致鄧實書》，見1909年12月16日《錢玄同日記》。
[84] 《錢玄同日記》，1909年10月17日。
[85] 《錢玄同日記》，1909年10月26日。
[86] 《錢玄同日記》，1909年3月15日。
[87] 《錢玄同日記》，1909年10月16日。
[88] 《錢玄同日記》，1909年9月15日。
[89] 《錢玄同日記》，1909年11月10日。
[90] 《錢玄同日記》，1912年9月30日。
[91] 《錢玄同日記》，1909年11月10日。
[92]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93] 《中小學改良國文教授並加課語言文字學議》，《獨立周報》第15期。
[94] 《錢中季與率群論國學書》，《獨立周報》第1卷第6號。
[95] 同上。
[96] 《錢玄同日記》，1912年12月3日。
[97] 《錢玄同日記》，1917年9月12日。
[98] 《錢玄同日記》，1919年1月1日。
[99] 錢玄同在1913年3月25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章仲名來謂，孔教會以我去年曾作《學校中當祀孔議》一文，勸我入會。我意彼等尊信孔子，恐與我不同，未決。觀該會雜誌所載高要陳煥章之著實無甚道理。”
[100] 錢玄同在1917年1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徐君於改良華文事，主張刊刻用篆文，書寫用草書，而廢去隸楷，此餘於1908、9間所主張者，嗣因過於駭俗，恐難實行，遂寢此意。”
[101] 周作人：《錢玄同的複古與反複古》，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94輯，101、102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
[102] 《錢玄同日記》，1919年1月1日。
[103] 《章太炎致錢玄同》，1910年10月20日，《魯迅研究資料》第19輯，8、9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
[104] 《錢玄同日記》，1909年1月29日。
[105] 錢玄同：《保護眼球與換回人眼》，《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15日。
[106] 《錢玄同日記》，1909年9月30日。
[107] 《錢玄同日記》，1909年12月13日。
[108] 《錢玄同日記》，1909年10月7日。
[109] 錢玄同對中國古代文獻中的民主思想的異常珍視，如他曾寫道：“宋六齋謂《鶡冠子》之說純乎民主說（？），《鶡冠子》吾所未研究，不敢妄談，使果如宋說，則其書固可貴，不必問其真偽也。”見《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10日。
[110] 《錢玄同日記》，1909年5月18日。
[111] 《錢玄同日記》，1909年12月13日。
[112]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113] 《錢玄同日記》，1909年9月30日。
[114] 《錢玄同日記》，1919年1月1日。
[115] 錢玄同：《姚叔節之孔經談》，1919年2月12日，《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15日。
[116] 《錢玄同致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
[117] 《錢玄同日記》，1916年1月5日。
[118] 關於章太炎與康有為在經學上的分歧，參見薑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4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19] 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30頁。
[120]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8日。
[121] 同上。
[122] 同上。
[123]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11日。
[124]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8日。
[125] 《錢玄同日記》，1916年1月4日。
[126] 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94、9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27]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16日。
[128] 同上。
[129]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26日。
[130]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20日。
[131]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8日。
[132] 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1931年3月7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33]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13日。
[134]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16日。
[135]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11日。
[136]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931年11月16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2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錢玄同在1912年10月22日的日記中記錄了他讀康有為和崔適書的感受，雲：“晚取《新學偽經考·藝文誌》一卷點之。康氏作此書年輕氣盛，往往有過火語，文筆亦不經意，然辟偽經謬，可為東漢以來所未有，崔氏承之，壁壘益嚴。崔氏經學耆儒，故言多平實，較勝康矣。”11月1日日記，“在枕上翻《新學偽經考》，雖精論甚多，究不無過當之論，其蔑視清中葉之言訓詁者尤非，康氏小學之事諒為門外漢也。又於偽書仍複信之，蓋西漢今文家實不道此，何休今文大師獨昧此事耳。此意自崔君出，可謂撥雲霧而見晴天矣”。
[137]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3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3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7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139]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70頁。
[140]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冊中編，69頁。
[141] 《錢玄同日記》，1912年11月26日。
[142] 《錢玄同日記》，1912年11月28日。
[143] 《錢玄同日記》，1916年1月6日。
[14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72頁。
[145]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冊中編，69頁。
[146] 同上。
[147] 參見周予同的《經今古文學》一文，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作選集》，24、25頁。
[148]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冊中編，67頁。
[149] 《錢玄同日記》，1916年1月6日。
[150] 廖平：《古學考》，李耀仙主編《廖平學術論著選集》（一），103頁，成都，巴蜀書社，1989。
[151] 《錢玄同日記》，1916年1月8日。
[152] 《錢玄同日記》，1910年1月8日。
[153] 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1931年3月7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