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錢玄同在五四時期是一個強烈的西化論者。但為一般論者所不知的是，他在主張西化、批判儒學的同時，卻對墨學情有獨鍾。
墨子（約公元前480-約公元前400年），名翟。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他創始的墨家學派在春秋戰國時與儒家學派並稱為顯學。但漢代以後，由於墨學所代表的獨立小生產者階級本身不斷向兩極分化，由於墨學否認等級差別，主張兼愛，使墨學本身與等級製度處在截然相反的地位，不能為統治階級所利用，墨學便衰落下來。從漢代到清中葉的兩千年中，除了晉代的魯勝和唐代樂台二人為《墨子》一書作過注釋外，沒有人研究過這部書，並且此二種注釋亦未流傳下來。墨學的命運，如俞樾所說，“傳誦既少，注釋亦稀……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埋終古矣！”。[133]清乾嘉之際，漢學鼎盛，大開考據之風，由經而史而子，過去被正統儒學視為異端的學說也開始得到整理。乾隆四十一、四十二年間，汪容甫最初治墨學，中經盧抱經、孫淵如、畢秋帆、王石臞、俞蔭甫、蘇爻山而至光緒十九年孫仲容集各家之說，成《墨子閑詁》。《墨子閑詁》一書在墨學複興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梁啟超說：“蓋此書出，然後《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複活，全由此書導之。”[134]錢玄同在閱讀《墨子閑詁》時也曾感概說，“墨子之書，脫衍錯簡最多，使非有畢（大約孫氏為之）、王（念孫）、俞諸家釋於前，孫氏集大成於後，正不能句讀。句讀且不能，何論其書之微言緲論哉！”。[135]
子學複興，打破了儒家一尊的地位，如梁啟超所言，“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136]盡管思想解放並不是乾嘉諸子的主觀目的，但子學複活客觀上卻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汪容甫治《墨子》，翁方剛罵他是名教罪人，就是這個緣故。如果說，在乾嘉時代，考據大師研究整理《墨子》還隻是為了考證的話，那麽，到了晚清，墨子則是思想家用來解放思想、解救時代危機的重要資源了。孫詒讓就極力稱讚墨子的“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獻身精神和“勇於振世救弊”的篤厚用心。俞樾則稱讚墨子是“千古有心之人”，對“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觀察極深，他是為“補弊扶偏”，才撰寫《墨子》一書。[137]梁啟超“幼而好墨”。[138]，在萬木草堂時，他“又好《墨子》，頌說‘兼愛’、‘非攻’諸論”。[139]1904年，梁啟超著《子墨子學說》，對墨家的兼愛和實踐、利他、非命思想加以闡楊，把墨學作為挽救中國危亡的思想武器，明確提出“今欲救之，厥惟墨學”。[140]他的任公與兼士之名，均來自《墨子》。章太炎著《訄書》，打破儒家一尊思想，列儒墨一章，將儒墨並列；劉師培著《周末學術史序》，使用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縱論諸子，直開五四思想解放先河。
錢玄同在1905年就讀了章太炎的《訄書》和劉師培的《周末學術史序》，1910年又讀了梁啟超的《子墨子學說》，也研讀過孫詒讓的《墨子閑詁》。他當時追隨章太炎，倡導保存國粹，極端推崇儒家學說，尊信今文經典。受墨學複興的影響，他將墨學也包括在國粹之內，他在1909年的一則日記中寫道：“中國宗教家惟墨翟可以當之，敬天明鬼是其明證，但不談天堂，苦身勞形而無所報，神州即宗教一端，亦高尚乃爾，雖人心不古，其教不昌，然固非西儒所及也。”[141]他提出儒墨兼取的思想，“今日治學，雖不必確宗孔學，然孔氏立教以六藝為本，固與玄言有異。吾謂誠能兼取孔、墨最好了。”[142]
辛亥革命前後，錢玄同一度醉心複古，但受袁世凱複辟的刺激，他感到共和與孔經是絕對不能並存的東西。如果要保全中華民國，惟有將自來的什麽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曆史、文字“棄如土苴”。如要保全自來的什麽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曆史、文字，惟有請愛新覺羅溥儀複辟，或請袁世凱稱帝。[143]1916年，他致書陳獨秀，支持胡適的文學改良主張，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後又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等文章，猛烈批判中國文化。其激進態度，在五四時期，少有出其右者。人們一般認為，錢玄同是一個全麵的反傳統者，但透過其激烈的情緒，全麵地考察他的思想，錢玄同當時不僅對儒學沒有全盤的否定，對墨家更是極力讚揚。不過，與辛亥時期相比，錢玄同對儒、墨關係的認識有所變化。他的思想，如黎錦熙所說的那樣，“逃儒歸墨”，他提出，與孔子倡“別上下，定尊卑”不同，莊周、墨翟、宋鈃、許行諸人能倡平等學說。他引征夏穗卿的《中國社會之原》的觀點，來說明墨家倡導平等的意義，批評儒學在這方麵的不足。夏氏認為，使墨子之道而大行於漢晉，則中國當早為共和國。無如其說太幫助百姓，大為君主所惡，而儒教，則經荀卿諸人之發明，處處利便於皇帝。於是，教竟君擇，適者生存，儒教上下尊卑之精意，遂為祟為於兩千年來之中國。錢玄同讚成這一觀點，並認為夏氏所說的“墨蹶儒興為涿鹿戰後一大事”為“精絕之論”。[144]以儒批墨，是五四思想界的一個重要現象，從最早在《新青年》著文批判儒家學說的易白沙，到“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都是如此。顯然，錢玄同的思想與五四這一時代潮流是一致的。
二
墨家思想對錢玄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其一，墨子的“兼愛”思想。《墨子》書中的“兼愛”、“天誌”等篇反複提倡“兼相愛，交相利”，即主張愛無差等，愛無厚薄。這是墨學的基本主張。如劉師培所論，墨子“欲人人兼愛交利，愛人猶己，爭競不生”。這一學說，遭到主張親親的儒家的反對，被攻擊為“無君、無父”，“失親疏之別”。劉師培認為儒家的批評“未為當也”。[145]章太炎也提出，“詆其兼愛為無父，則末流之喁言也，有以取譏君子，顧非其本也”。[146]梁啟超也將此作為利他主義而加以重視。錢玄同讚成兼愛一說。他在1918年1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聞教育部中人稱獨秀為無父黨，其不曰無君者，因既帶共和麵具，似不便再說無君是不對了。我想陳獨秀果然能如墨子之無父，也就很了不得了。”錢玄同在1923年1月15日的日記中還寫下了這樣的一段話：“二梁，漱溟、啟超，說孔家生活最不計較效率，此點賢於墨家與歐洲學人之論。這話我極以為然，這確是孔學最優之點，但‘親親而仁民’之說，實不適宜於現代，論學理亦不逮墨家兼愛說的圓滿。我們對於前者當從孔，而後者當從墨。”可見，兼愛成為他判斷事物和學說價值的一個重要標準。這條史料也反映出錢玄同在批評儒家所倡導的愛有不足之處而主張兼愛時，也並沒有完全否定儒家學說的價值。一直到晚年，錢玄同仍持這樣的認識。他在一則日記中寫道：“近思墨子‘築牆’之喻，兼相愛＝仁，交相利＝義，覺此意極精。人之道德唯一是‘仁’，然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各盡所能以利社會，便以行仁之法，則墨子築牆之說最精矣。”[147]
其二，“尚賢”與“尚同”思想。“尚賢”、“尚同”是墨家的政治思想。劉師培評曰：“墨家不重階級”，“是墨子者，以君權力有限，較之儒家，其說進矣”。[148]墨家這一思想也深深影響了錢玄同，他1917年說：“一年以來，改變宗旨，思為教育事業略效微勞，又因厭惡階級社會之故，無一日不受刺激，因之獻身社會之心日甚一日。改名玄同，即因妄希墨子之故。”[149]他在1917年1月5日的一段日記，更是反映了墨學對他的政治觀念的影響，他這樣寫道：“我亦主張和平者，然以為改革之際，恐怖時代決不能免。夫武力解決，無論如何文明，必謂石雖盡焚，而玉無一波及，此實必不可之事，況強淩弱，眾暴寡，此等世界，無論如何溫和穩健之人，亦不免發指眥裂，一旦反抗，複仇之思想，詎能僅免。吾謂恐怖時代不足懼，但令經一度恐怖即能進斯世於極樂，萬物玄同，相望於道，即是無上上幸福矣！。”錢玄同後來廢姓也是受到墨家“尚同”思想的影響。他在1917年3月21日的一則日記中寫道：“墨翟之思想與今世心社之師複（本姓劉）相同。雖論廢姓理由，卻是極合真理，將來大同之世，家族製度破壞，姓氏為物毫無用處，必當廢滅，殆無疑義。”
值得提出的是，劉師培和錢玄同在辛亥革命時期，都是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直到五四時期，錢玄同還仍然信仰著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是西方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流派，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在近代中國曾產生過重大影響。它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向往世界大同，絕對的平等和自由，與墨家的“兼愛”、“尚同”學說有暗合之處，故中國早期的一些社會主義者都是墨家學說的擁護者。
其三，非樂思想。墨家學說中有“非樂”一說。近代以來，在墨學複興中，人們對非樂的看法不同。對非樂有持批評態度者，如章太炎就說，“今五經粗可見，《樂》書獨亡，其亦昉於六國之際，墨者倡言號乎以非樂，雖儒者亦鮮頌習焉，故灰燼之餘，雖有竇公，製氏，而不能記其尺劄也，嗚呼！俟、翟之禍，至自蔽以蔽人，斯亦酷矣！”。[150]錢玄同同意這一看法，也認為非樂是墨家的不足。但他由於他太偏愛墨家了，結果竟達到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既想學墨子之長處，則其短處自亦不覺沾染。墨子非樂，即其不明美術作用之點”。[151]他的朋友黎錦熙說他“活像墨家”的地方就是非樂，“他自民六七‘逃儒’而提倡新文藝反對舊戲後，再也不看梅蘭芳了。《新青年》中，他罵舊戲罵得最厲害，如五卷二期《今日所謂評戲家》，五期《中國舊戲之應廢》皆是。但他生平也不愛一切音樂，並一切運動和消遣的遊藝都不會，尤不喜看電影，有聲電影是民十七八來北平的，截至民廿六我和他話別之時止，他還沒有看過頭一次。”[152]錢玄同善書法，但在五四時期，由於非樂思想的影響，他甚至一度放棄書法創作。
錢玄同並沒有關於墨學的係統論述，如他自己所說，他是把墨學當作世界觀和人生觀來遵循的。[153]對這一點，與錢玄同相交幾十年的黎錦熙先生體認最切，他說：“錢先生的思想人格，若照先秦諸子的舊說法是‘逃楊而歸儒，逃儒而歸墨的’。”胡適曾評論錢玄同議論多而成功少，黎錦熙不讚同這一說法，他說錢玄同“清末一轉變就‘逃楊’而做革命黨人，民六七再一轉變就‘逃儒’而提倡新文化，致力國語運動，他‘矢誌斡旋氣運’，不‘徒以所知能為一身家之謀’。這一點墨家精神，也就算成功了”。[154]黎錦熙進而評價道：“總之，他一生安身立命之處，還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義，墨家的人生觀。”[155]
錢玄同不僅自己以墨家思想為世界觀，他還以此來教育影響下一代。1923年初，沈尹默、張風舉、徐耀辰三人於星期日對沈氏、錢氏諸子女做文學講演，錢玄同擔心青年尤其是當時中國的青年，一心注意文學，容易產生頹廢的人生觀和走上傷春怨秋的道路上。3月21日，他聽說沈士遠加入講演，但不講文學，講的是墨子思想和《史記·刺客列傳》，錢玄同認為這可以和文學相調劑，因此，很讚成這種做法。[156]
墨家學說，這一淹沒了千年的傳統絕學，在西學洶湧、思潮迭起的近代中國得以複興，並對當時的許多思想家產生較大的影響，是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有意義的現象，值得學術界研究。墨學複興對錢玄同的影響，也是我們認識錢玄同思想的一個重要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