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錦熙是著名的語文學家、教育家，1917年與錢玄同相識。黎、錢二人交往二十多年，不僅友誼保持終生，且誌同道合，是思想上的同調和學術上的至交。錢玄同逝世後，應錢玄同之子錢秉雄所請，黎錦熙先生寫了《錢玄同先生傳》。這部傳記是目前提供錢玄同生平資料最全的一種，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影響極大，幾乎為所有關於錢玄同的資料所必收。但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局限一樣，這篇在錢玄同逝世不久，作於抗戰後方陝西城固地區的紀念文章，受當時條件的限製，如黎錦熙自己所言，其中不免存在“年月偶忘，事實有誤，著錄未盡，評論或乖，無法稽詢”的情況。黎先生曾設想“統俟異日，重為訂補”。[111]但後來黎先生並沒有再作訂補的文字。這樣，文中的一些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而為後來的一些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引用。本文根據所接觸的有關錢玄同的資料，對黎文中的幾個問題進行考證。
第一，關於錢玄同的白話文問題。黎先生在《傳》中說，“他清末留學日本時，和他的章老師辦了一種《教育今語雜誌》，出了六期停刊，宗旨是灌輸文字曆史等國學常識給一般失學的人，內中也帶有提倡種族革命的意味，篇篇都是白話文，他自己有個筆名，但凡署名‘太炎’的各篇，實際也都是他作的。後來坊間匯印成一本《章太炎的白話文》，其實應該叫作《錢玄同的白話文》”。[112]按《章太炎的白話文》是1921年由泰東圖書館鉛字排印出版的一本小冊子，編者吳齊仁，即出版家張靜廬先生。書稿係張靜廬在章太炎寓所索得付印，內容為章太炎在日本時所作。黎先生認為章太炎的白話文實際就是錢玄同的白話文，如果仔細覆按，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
《章太炎的白話文》收錄白話文章7篇：（1）《留學的目的和方法》，（2）《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術的發達》，（3）《常識與教育》，（4）《經的大意》，（5）《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6）《論諸子的大概》，（7）《中國文字略說》。這些文章見於《教育今語雜誌》的有：（4）（5）（6）（7）四篇，署名為獨角（章太炎的筆名）的有三篇。第（7）篇為錢玄同所作，署名渾然，渾然為錢玄同辛亥革命時期所用的筆名。這裏的問題在於，這3篇文章是否章太炎先生所為？據1935年周作人寫的《散文一集導言》描述，宣統庚戌（1910）在東京的舊《民報》社員編刊一種《教育今語雜識》……用白話講述，目的在於行銷南洋各地，宣傳排滿，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煥卿、錢德潛諸人。[113]陶煥卿，即陶成章，錢德潛，即錢玄同。這條史料明確說明了章太炎當年在《教育今語雜誌》上確實寫過白話文。1908年，周作人同魯迅一起，入章太炎門下學習，與錢玄同同列章門，其記載自然可信。另一方麵，《章太炎的白話文》收錄的多是演說，自然是白話，在辦《教育今語雜誌》之前，章太炎就已經發表過這類的文章了，如1906年章太炎出獄後在東京提倡“用國粹激勵種性，增進愛國熱腸”的演說就是以白話形式發表在《民報》第六期上。因此《教育今語雜誌》有章太炎的白話文章並不奇怪。錢玄同晚年日記也反映了章太炎寫白話文的事實，“先師講學先後七次，所有講義或由筆記，或由師自編，自編者文多淺易。茲錄如左，附連《教育今語雜誌》”。[114]“附連《教育今語雜誌》”一語，說明《教育今語雜誌》中有章太炎的文章。錢玄同是《教育今語雜誌》的編輯，又是章太炎的學生，對撰文情況了如指掌，其說自然可信。之所以產生章太炎的白話文是錢玄同所為的誤解，並為後人所接受的重要原因是後來章太炎反對白話文，其實二者並不矛盾，因為辛亥革命時期的白話文的使用和提倡者與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使用白話有所不同，前者隻是把白話文僅僅視為一種教化俗民、開發民智的工具而已，如錢玄同在起草《教育今語雜誌》之章程時，在日記中寫的那樣，“蓋用以教俗民，非官話不可也”。[115]後者則如錢玄同在五四時期所說，“不僅主張用白話文來做初級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教科書，尤其主張用彼來著學理深邃的書籍”。[116]前者寫白話文，並不反對文言文，後者進而堅決攻擊文言文的權威，二者是不一樣的。因此，不能因為章太炎先生後來反對白話文而否認其早年曾作過白話文。作為雜誌的主要編輯人，錢玄同可能對章太炎的文章加以整理過，但完全認為凡署名太炎的文字都是錢玄同所作顯然不準確。錢玄同自己就從未認為章太炎的白話文是他所作，他在給顧頡剛的信中說過《章太炎的白話文》中有他的文章，但也隻是說《中國文字略說》一篇文章而已。[117]
實際上，章太炎不僅創作白話文，而且對五四白話文運動還有巨大的理論貢獻。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主張白話文的思想最初就是來自章太炎。錢玄同在1933年關於語文問題的一次談話中說：“章太炎先生於1908年著了一部《新方言》，他說‘考中國各地方言，多與古語相合，那麽古代的話就是現代的話。現代所謂古文，倒不是真古，不如把古語代替所謂古文，反能古今一體，言文一致。’這在現在看，雖然覺得他的話不能通行，然而我得了這古今一體，言文一致之說，便絕不敢輕視現在的白話，從此便種下了後來提倡白話之根。”[118]章太炎先生與白話文運動的潛在的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第二，關於錢玄同的經學思想。黎先生在《傳》中說，“錢先生早從章氏（章太炎）受了‘六經皆史’之說，進一步就拿曆史的眼光來研究批判一切古籍，凡可疑的，都得從新考慮，所以自號疑古”。[119]按，六經皆史的觀念主要是經古文學的思想。而錢玄同早年接受的是經今文學思想，他根本反對“六經皆史”之說。章太炎是清末古文大師，錢玄同雖為章門弟子，但錢玄同主要從章先生學習語言音韻之學，對章太炎的六經皆史的說法從未接受。在經學問題上，錢玄同一直讚成今文家的觀點，認為儒家經典中含有微言大義，孔子作《春秋》，為後世製法。我們可以從下麵資料中看出錢玄同早年對六經的觀點：
（一）錢玄同讚成今文經學關於經的認識。錢玄同早年讀經，即接受清代今文家劉逢祿的觀點，到日本後，雖入太炎先生門下，但並沒有改變其經學主張。如他在1910年1月讀了今文經學家皮錫瑞的《經學曆史》後的日記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寫道“《春秋》是經，左氏是史。經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據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體例判然不合”。錢玄同讀後，認為“其說最確”。[120]皮錫瑞認為“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引孔子‘其義竊取”之言，繼禹舜湯文武周公之後，足見孔子功繼群聖，全在《春秋》一書，並提出，“尊孔子者，必尊前漢最初之古義，勿惑於後起之岐說”。錢玄同讀後亦十分認同，在日記中寫道：“後世之崇古文而詆今文者，盍亦觀孟子之書乎？西漢今文家言不足信，孟子之言亦不足信乎？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實為聖人之嫡傳，其說如是，殆不可易。”[121]清代學者俞樾在《群經評議》中，將“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之“取”訓為“為”，錢玄同認為“可為一字千金”，“蓋孔子作《春秋》，孟子言之最明，後世傳之者止有公羊子。近世有鯫生謂孔子不改製，而孟子此文之‘取’字即今文家亦不得其解，故訓不明，遂啟偽學之侵入，謂即據孟子，亦言取而不言作矣，俞氏曾聞宋於庭之緒論，通公羊氏家法，固能解此也”。[122]錢玄同還認為“六藝本先王之政典，孔子因之刪訂筆削，作為一家書……蓋六經為孔子所作，堯、舜、禹、湯皆亡是公、烏有先生之說，本康氏之謬談。要之，謂經應宗今文，唯當恪守西漢先師成法，近則二莊、宋、劉、戴（望）、陳（立）諸子耳，古文無師說，劉歆一家之言不足據也。然康氏之說亦未足據也”。[123]“解經必宗西漢師說，經緯並視。”[124]
（二）錢玄同反對六經皆史的說法。錢玄同在1908年看到其師章太炎所作的《春秋左傳讀敘錄》稿專對劉書（即清代今文學家劉逢祿的《左氏春秋考證》）攻擊，心竊懷疑，再取劉書細讀，終不敢苟同太炎師之說。[125]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餘雖受業章先生，然觀以辟今文之說，亦頗不謂然。《周官》真偽，非吾淺見所能窺，若左氏實不傳《春秋》者，蓋彼所記載全是史書，偶涉釋經，大抵陳義甚淺。俞氏謂其竊聞緒論而然，信也。故考春秋時之古史，可以《左傳》為準。至於解釋經典，蓋非《公》、《穀》不能知也。昔人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其說信。”[126]錢玄同也不讚成其師章太炎駁斥皮錫瑞的觀點，而將《春秋》視為曆史的說法。章太炎曾引莊子之“《春秋》經世，先王之誌。經世者，紀年也”的話，認為先王之誌者，本以記往事，非為後代製法，道家者流，出於史官，莊子之見，高於儒家孟子遠矣。錢玄同反駁其師道：“此說實未可從。要之，史家之《春秋》即如《公羊傳》所引，‘不修《春秋》’是也，此固所以記往事者。若孔門之《春秋》，則固孟子所謂天子之事，史公所謂‘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之徒不能讚一辭者’，一是史，一是經，原不可合為一也，莊子所言，蓋古六經，而非孔子之六經也。”錢玄同認為“孔子《春秋》確是有意筆削，斷不能以史文觀之”。[127]，章太炎對皮錫瑞的批評“多不足以折服之之語”。[128]他對另一古文經學家劉師培將六經視為教科書講義也不讚同，“劉申叔更以六經為孔子教科書講義，此以今日之製臆測古初，可笑已極。若果為教科書，則孟子何以言《春秋》天子之事，且有‘知我’、‘罪我’之說乎。若使今之編教科書者若作是語，豈不可笑”。[129]
1912年，錢玄同拜今文家崔適為師，接受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的思想，從此專宗今文。1914年，錢玄同又閱讀了《孔子改製考》，接受了康有為、廖平六經皆孔子所作的觀點，對於孔子改製托古之說，亦深信不疑，“六經皆孔子所作，其中製度皆孔子所定，故《堯典》製度全同《王製》，此義發明於廖、康二子，可以撥雲霧而見青天”。進而，錢玄同批評六經皆史的思想，“世猶欲有奉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說者，六經皆史之說，其他姑弗論，即如《詩》、《易》二經如何能說是史？於是說者謬其詞曰，《詩序》言作《詩》之故，此亦史也。姑弗論《毛序》之不可信，即以序說為確，即《詩》之有序，猶後世之言本事詩耳，若以《蘇詩補注》、《絕妙好詞箋》為史，雖愚者亦知其非，顧乃以《詩經》為史，豈非謬談。”[130]可見，在對經的認識上，錢玄同尊崇今文家言的而不讚成“六經皆史”之說。
錢玄同早年的經學思想一直沒有公開發表，其原因是他擔心人們攻擊他背叛師門，故立異說。他在1916年1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餘之治經，宗孟、荀、賈、董迄劉向以來之說，排斥新室以後之偽古說，同人中頗有以師未死而遂背，疑為故立異論，以為逢蒙殺羿之舉。在餘雖自信不敢黨師門妒道真，求學惟求心之所安，然三人成市虎，人言亦殊可畏，故寧藏拙而不登也。”因此，人們對錢玄同早年的經學思想多不甚明了，即使是他的好友也不十分清楚，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現在。
第三，關於《國音常用字匯》的編著問題。黎先生說，“民十二，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常年大會，就組織了一個‘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到民十四，才由這委員會推舉錢先生和我並王蹼、趙元任、汪怡、白鎮瀛（即白滌洲）諸位共六人為起草委員會，逐字審音，逐日會議，到民十五才草成十二冊大稿本；民十七，錢先生以為字數太多，有些不常用的字，其音一時難於決定，民十八，國語委員會第二次常務會議決改名《國音常用字匯》，就原稿刪定，計得九千九百二十字，加上異體異音的，合計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字。再由錢先生作最後的審核，我和白滌洲先生隨時參加意見，直到民二十‘九一八’事變起時，全稿始定。”黎先生認為這部《國音常用字匯》“可以說是錢先生一手編定的。[131]”
黎先生的這一段表述並不錯，但卻不十分準確。據錢玄同在《哀青年同誌白滌洲先生》一文所記，白滌洲在《國音常用字匯》編著過程中有著重要的作用。錢玄同說“這幾年之中，會中最初是增修《國音字典》，編成一部稿本。這部稿本是滌洲主編的，編成、油印，大家審查，覺得尚未完善，且既說增修，更當多搜材料，使其內容豐富，增修的《國音字典》，對於舊的《國音字典》，當如《集韻》對於《廣韻》那樣；但如此辦法，一定曠日持久，不能應中小學校之急需，於是便將增修之事暫緩進行，先取普通應用的字編為《國音常用字匯》一書，仍由滌洲去編，所編的初稿覺為還是不好，於是再行改作，此即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由教育部公布之《國音常用字匯》也。此書雖名為由我主編，實則滌洲所編，但於編成之後，由我逐字複核一過，提出許多疑難的問題，約了劭西和滌洲，由我們三個人共同商討，為最後之決定而已。”[132]從錢玄同自己的說法看，黎錦熙認為《國音常用字匯》是錢玄同一手編訂的表述，並不十分準確。
事實上，黎錦熙的《錢玄同先生傳》是一篇在錢玄同逝世後所寫的紀念性的東西，兼之又在陝西後方，可參考的資料較少，後人在使用時要加以注意，不能對其中的一切都不加以分析地照搬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