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錢玄同早年同學於章太炎門下，後來又是《新青年》同人。1926年後，魯迅因北洋政府的迫害，離開北京，去廈門教書。自此，二人南北一方，來往斷絕。境遇不同，思想也逐漸有了較大的差別和分歧。昔日的同學、戰友，漸成路人，並互有譏評。如果我們跳出二人間私人感情的糾纏，或超越某種預設的價值判斷，則二人晚年關係的變化，就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1927年後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化情況和對改造中國文化道路選擇的差別。本文使用的二人晚年時間概念，指1926年以後，即魯迅生命的最後10年，錢玄同生命的最後13年。
一
據錢玄同和魯迅各自的記載，二人關係的破裂是在1929年5月魯迅北上探親時。對此，錢玄同後來回憶道：5月26日，魯迅經馬幼漁介紹到孔德學校去看舊小說，與他相遇。他看到魯迅的名片還是周樹人，因而笑問：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意其不用魯迅也。魯迅說：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魯迅所謂四個字的，大概指疑古玄同，因為錢玄同當時喜好古法，綴號於名前，朋友往往開玩笑，說他改姓疑古。自從這句話後，魯迅就不再與錢玄同說話了，錢玄同覺得奇怪，就走了出去。[76]魯迅對此事當時就有記錄，他在當天給許廣平的信中說：“途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即錢玄同——引者注），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77]不滿之情，溢於言表。從此二人不相往來。
事情起因看似簡單。但就一般情況而言，舊友故地重逢，乃格外欣喜之事，決不會因一二句話不和而致關係破裂。所以，二人不諧必有其因。聯係後來魯迅自己的一些表示，則可看出，魯迅對錢玄同的不滿並不隻是因為言不投機，而是二人間有著更深刻的思想上的裂痕。魯迅在1929年回南後在致章廷謙的信中說：“據我所見，則昔之稱為戰士者，今以蓄意險仄，或則氣息奄奄，甚至舉止語言，皆非常庸鄙，與為伍則難堪，與戰鬥則不得，歸根結蒂，令人如陷泥坑中。”[78]在1932年魯迅再次北上後，又一次在私人信件中表示了對北方學人強烈的不滿：“北平諸公，真令人齒冷，或則媚上，或則取容，回憶五四時，殊有隔世之感。”[79]可見，魯迅最不滿的北方學人的思想狀況，被他認為是昔日的戰士的人，如今完全失去了戰鬥的精神。結合他在孔德學校對錢玄同的態度，以及他1934年寫詩諷刺錢玄同[80]，這一批評顯然包括錢玄同在內。如果再進一步分析的話，錢、魯這種思想上的歧異，則體現了1927年以後，中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分野。
由嚴複自英國引進的自由主義，到五四時期，發展達到高峰，而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無疑是五四自由主義思潮中的代表人物。隨著五四思想解放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馬克思主義也為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所接受，並付諸實施，作為救國救民的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是兩種不同的思想體係。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主張以實現個人的獨立和自由為最高原則，力求在中國實現英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經濟製度和政治體係，在改造社會問題上，往往主張和平改良的方式。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以實現中國的民族獨立、人民民主、社會主義為最高原則，主張暴力革命，消滅私有製度。《新青年》同人的分裂就是這兩種思想矛盾、鬥爭的結果。在《新青年》分裂時，魯迅和錢玄同都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從思想自由出發，並不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新青年》分裂後，魯迅感到同一戰陣的人向辛亥革命那樣又一次的分裂，或退隱、或前進、或高升。他在短暫的彷徨後，繼續上下求索。他通過現實鬥爭的實踐，思想發展逐漸接近馬克思主義。首先，他放棄了早年的輕視物質文明的觀點，逐漸接近曆史唯物主義。從阿Q的生計問題，到《娜拉走後怎樣》，從涓生子君的戀愛悲劇，到大白菜堆成A字的《幸福家庭》的喜劇，魯迅在小說中一再提到吃飯、飯碗問題。他認識到“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常的事，然而也許比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81]其次，他對階級分野和人民群眾的作用有了充分認識。魯迅放棄了早年對中國文化“以是而不輕舊鄉，以是而不生階級”的看法，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經常出現“上等人”、“下等人”、“闊人”與“窮人”、“治者”與“被治者”的概念。同時，他徹底放棄了早年“任個人，排眾數”的個人主義觀點，逐漸看到人民群眾的作用。他的《未有天才之前》等雜文明顯地表達了這一點。再次，他開始認識到暴力革命的意義。他說：“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82]最後，經過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刺激，在血與火的搏鬥中，通過實踐，魯迅告別了進化論，最後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他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年……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83]他在1927年寫的《文學和出汗》、《盧梭的胃口》、《文學與政治的歧途》等，就已經在考慮闡述文學的階級性問題，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為武器來進行戰鬥了。[84]
錢玄同在新文化陣營分裂後，也對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反思。他對自己在《新青年》時期的激進言行有所認識，但在政治上，錢玄同仍然堅持自由主義。他從思想自由和包容的原則出發，並不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但卻有所傾向，對於陳獨秀、胡適“一則主張介紹勞農，又主張談政；一則反對勞農又主張不談政治”的爭論，他傾向於胡適。他私下說：“我對於此事，絕不願左右袒。若問我的良心，則以為適之所主張較為近是。”[85]錢玄同認為中國人“實在不配講什麽ㄢㄎㄚㄓㄏㄧ（安那其——引者注）和什麽ㄅㄨㄦㄓㄚㄟㄎㄓㄨㄏㄧ（布爾什維其——引者注），不是說‘彼等’不好，實在佢們底程度太不夠”。[86]同時，錢玄同還認為布爾什維主義不適合中國，其原因是“社會壓迫個人太甚之故。中國人無論賢與不肖，以眾暴寡的思想，是很發達的”。[87]這一觀點，既反映了錢玄同對中國社會的認識，也反映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因此，錢玄同始終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以改造國民思想和啟蒙為目標，繼續同舊勢力作鬥爭。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北洋政府的思想專製，反對複古思想的回潮，但他始終是以進化論和個性解放為武器，始終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如他在《寫在半農給啟明的信的後麵》中就表示，他最佩服易卜生的“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純粹的自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隻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不算什麽……你要想有益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88]他不讚成立即對中國政治進行直接的改造，不讚成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政治實踐。錢玄同在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談到，“我們做了中國的百姓，是不配罵政府的，中國的社會決計不會比政府好。……要改良中國政治，須先改良中國社會”。錢玄同傾向於對人的思想首先進行改造，反對直接的政治革命，“馬克思啊，‘寶雪維幾’啊，‘德謨克拉西’啊，中國人一概都講不上，好好坐在書房裏，請幾位洋教習來教他們‘做人之道’是正經。等略略有些人氣了，再來開始推翻政府，才是正辦。”因此，他不主張直接地反對軍閥的政治鬥爭，他認為：“一天到晚，罵什麽政府，罵什麽峰、什麽揆、什麽帥，真是無聊。”[89]“不喚醒國人，不改良國人，而徒沾沾焉惟軍閥政蠹之是詈，真舍本逐末也。”[90]
應該承認，在近代中國，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屬先進思想的範疇。自由主義是反對封建思想、專製製度的有力武器，在中國的早期啟蒙運動中，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自由主義在中國缺乏一個強有力的階級力量為依托，缺乏適宜生存的政治環境和文化土壤，麵對近代中國日益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往往不適應現實鬥爭的需要，不能承擔起中國救亡圖存的重大曆史使命。自由主義者雖然也曾奮力呐喊，政治主張也不乏深刻性，但往往脫離現實鬥爭的需要，而顯得蒼白無力，如在1922年，在具有強烈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色彩的非宗教運動中，錢玄同、周作人等五教授的態度，就說明了這一點。在現實中國救亡圖存的鬥爭，自由主義者不斷分化，一些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如早期的陳獨秀、李大釗，後來的魯迅，一些人，或像胡適等做出一度的抗爭後而退卻，或像周作人那樣，早早躲進十字街頭的塔。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錢玄同雖自己表示不願緘默，但麵對國民黨專製政權的黨化政治，輿論一律壓力，五四時期百家爭鳴、眾口喧嘩的條件已不再存在的情況下，也逐漸地脫離現實鬥爭，而成為一個純粹的學者，失去了往日那樣的戰鬥精神了。這些，正是錢、魯二人在分別數年後，不再有共同語言的一個深層原因。
不過，魯迅對北方學人完全否定，嬉笑怒罵，顯然也摻雜了許多的感情因素，並不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實際情況是，錢玄同晚年雖失去昔日的戰鬥精神，但始終堅持自由主義。他主張思想自由，反對國民黨在大學中進行的黨化教育。他拒絕參加大學中舉行的總理紀念周，在他的日記中有這一方麵的紀錄。如：1930年3月3日所記：“星期一，今日上午十一一十二時本是師大功課，而今日十時忽然要做總理紀念周，且有李湘宸其人來演講，因而不問十一一十二有沒有（課），便不去了。”[91]1930年3月17日所記：“師大忽定出規矩來，各係主任輪流做紀念周，今日輪到我，我隻好裝病了。”[92]同樣，錢玄同也反對在大學中宣傳唯物主義，在錢玄同執教的北平師範大學國文係，有的同學要求開設唯物史觀課，致函錢玄同。錢玄同拒絕開設。他的理由是，“曆史係已經有了，豈《聖經》須各處宣傳，如道旁之贈馬太福音者乎？”。[93]這種觀點反映了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教育價值中立的觀念。他不滿思想專製、輿論一律，這與他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所主張者毫無二致，隻是那積極的戰鬥變為消極的反抗了。當然，錢玄同有時也有公開的抗議，針對國民黨在九一八後加強思想控製的做法，錢玄同在師大的一次公開講演中批判思想統一之荒謬，認為是嬴政、劉徹、朱棣、愛新覺羅·弘曆四個老鬼的魂又出現了。[94]把國民黨的思想專製政策與曆史上四個專製帝王相提並論，可見錢玄同的憤恨程度了。
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和30年代初，中國政治處於急劇的變化之中，各種力量、思想，不斷地分化重組，五四時期一同向舊思想、舊文化戰鬥的知識分子，也走向不同的陣營。魯迅和錢玄同的分歧，實際上反映了20年代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歧，而不是“誤會”、“意氣”之爭。
二
作為思想家，學者，錢、魯二人一生致力於改造中國的思想文化。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二人作為新文化陣營的戰友，一起向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做了猛烈的抨擊。值得指出的是，錢、魯二人批判舊文化的態度和立場雖然一致，但在五四時期，二人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的主張，卻是和而不同，各抒己見，從不黨同伐異。這正是新文化同人思想最可貴的地方之一。不過，20世紀20年代後期，由於政治思想的不同和學術觀念的差異，這兩位昔日的戰友，對許多思想文化問題看法的分歧卻越來越大了。首先是如何對待疑古思潮，錢、魯二人態度、觀點有異。其次，在文字改革問題上，錢玄同和魯迅的具體主張上也全不相同。
五四之後，在中國學術界掀起了一場強烈的疑古思潮。這一思潮是五四反傳統思想在學術領域的延伸，是打破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思想解放的重要手段。但對於疑古，錢玄同和魯迅的態度是不一樣的。疑古辨偽運動的主將是顧頡剛。顧頡剛原是北大學生，受胡適實證主義和錢玄同今文經學思想影響，對儒家極度稱讚的堯、舜、禹上古黃金時代產生懷疑。1921年後，顧、錢二人就多次通信，討論古史真偽問題。1923年，顧頡剛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層累地造成古史”的觀點，否定上古三代之說，疑禹為蟲。文章發表後，立即受到錢玄同的支持，錢玄同稱讚顧的方法和思想“精當絕倫”，不過，錢玄同也不同意禹為蟲的說法，對顧的觀點進行了矯正。此後，錢玄同也發表一係列文章，注重對儒家經典的辨析，以恢複曆史本貌為目的，“決心要對於聖人和聖經幹裂冠，毀冕，撕袍子，剝褲子的勾當的”。[95]錢玄同在1925年自號疑古玄同，可謂是當時疑古學派的中堅。胡適曾說，疑古學派在經學方麵得到錢玄同助力最大。[96]但疑古的許多做法，魯迅是不同意的，尤其是疑禹為蟲的說法。他在1927年致章廷謙的信中說：“禹是蟲，故無其人，據我最近之研究，迅蓋禽也，亦無其人，鼻（指顧頡剛——引者注）當可聊以**歟。按迅即卂，卂實卽隼之簡筆，與禹與禺，也與它無異，如此解釋，則‘準’字迎刃而解，即從水，隼聲，不必附會從‘淮’之類矣，我於文字亦頗有發明，惜無人與我通信，否則亦可集以成‘今史辨’也。”[97]魯迅在這裏既批評了顧頡剛，又諷刺了錢玄同，通信之說，暗指錢玄同也。1934年魯迅在致鄭振鐸的信中，又一次批評了顧頡剛，“他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隻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98]由此可見，魯迅不讚成顧頡剛的方法和其對上古曆史否定的態度。應該承認，魯迅和錢玄同在古史辨偽的問題上都有缺點和不足。古史辨偽運動在當時對思想解放是有積極意義的，這一點，無論當時還是後來，已經被學術界、思想界所公認。顧頡剛提倡於前，錢玄同支持於後，可謂是對古史辨偽運動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人物。但疑古運動受思想、方法限製，如沿襲了清代今文經學的思想方法，受五四強烈的反傳統思想影響，存在許多疑古過勇，過多地否定民族曆史的傾向。魯迅加以批評，看法十分深刻。但魯迅卻很少肯定疑古的意義，他後來在《理水》、《崇實》、《我們怎樣教育兒童》中不斷地諷刺顧頡剛。事實上，顧頡剛在錢玄同批評後，已經放棄禹為蟲的說法。[99]魯迅抓住不放，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則不免逸出學術討論的範疇，而或多或少地有個人意氣的成分摻雜於其中了。退一步講，即使顧頡剛的說法有誤，也畢竟是嚴肅的學術探討，如不讚成，可以討論研究，本不應冷嘲熱諷的。錢玄同是顧頡剛疑古的同調，魯迅是疑古的批評者。在這裏應該指出的是，魯迅之不同意顧頡剛，與當時的保守主義者的出發點是不同的。魯迅不喜歡顧頡剛，也不喜歡錢玄同。他在1929年、1932年兩致章廷謙書，說顧頡剛：“乃父不知何名，似應研究，倘其字之本意是一個蟲，則必無其人，但藉此和疑古玄同輩聯絡感情者也”。[100]“疑古玄同，據我看來，和他的令兄一樣性質，好空談而不做實事，是一個極能取巧的人，他的罵詈，也是空談，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話，世間竟有傾耳而聽者，因其是昏蟲之故也。至於鼻公（指顧頡剛——引者注。）乃是必然的事，他不在廈門興風，便在北平作浪，天生一副小娘脾氣，磨了粉也不會改的，疑古亦此類，所以較可以情投意合。”[101]實際上，錢玄同和顧頡剛的關係隻是學術上的知音而已，並無其他。魯迅認為錢玄同不做實事，這一評價也不準確。雖然錢玄同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不能與魯迅比肩，但他也是對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革新做出巨大貢獻的人。而顧頡剛更非小娘脾氣，隻從他推薦與他學術觀點完全不同的錢穆到大學教書一件事，就足見其學術胸懷的寬廣了。
其次，在文字改革問題上，錢、魯二人意見有很大的分歧。錢、魯二人同受業於章太炎門下，對中國語言文字之學都有很深的修養。魯迅在民國初年曾參加教育部讀音統一會，參與文字讀音統一工作，曾計劃寫作《中國字體變遷史》，他雖不專攻文字學，但卻有相當造詣。錢玄同則是以語言文字學聞名於當時學界，在民初就撰寫《文字學音篇》，排比古今，闡述己見，成一家之言，後來又寫《古音無“邪”紐考》、《古韻廿八部音讀之假定》，將清末研究已達極點的古韻學又向前推進了一步。近代以來，許多維新誌士、革命黨人和其他關心祖國文化的人，認為中國落後，是教育不發達，教育不發達是因為文字繁難，不易掌握。五四時期，錢、魯二人都有誌改造中國文字。錢玄同以世界語代替漢語、漢字的激進主張，就有魯迅的意見在內。但在其後，錢玄同和魯迅在如何使漢字實現拚音化問題上，卻站在了不同的兩派上。五四**過後，錢玄同把工作重點放在文字改革上，他在1923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會議上，提議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的議案，被議決統過。1925年，他和趙元任、林語堂、黎錦熙、劉半農等語言學家組成“數人會”，專門探討製定中國拚音文字，並在1926年完成國語羅馬字方案，由國語統一籌備會決議通過，1928年又由國民政府大學院通過。國語羅馬字是采用羅馬字母，以北京音為標準，主張國語統一，采用四聲製。在國語羅馬字之後，1931年，在蘇聯幫助下，以中共黨員瞿秋白、吳玉章為主，另外編製一套拚音文字，也是采用羅馬字母，但以山東方言為標準音，不主張統一，不講求四聲。被稱為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在這兩種拚音文字中，魯迅讚同後者，反對前者。魯迅反對羅馬字，既有學理上的分歧，又有政治觀念不同對文字改革認識的影響。首先，魯迅認為羅馬字拚寫難。他說：“比較，是最好事情。當沒有知道拚音字之前，就不會想到象形字的難，當沒有看見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難明確的斷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羅馬字拚法，也還是麻煩的，不合實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102]其次，魯迅認為，國語羅馬字的主張者是阻擋改革。“同是不滿於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卻大不相同：一是革新，一是複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難行，一是易舉。這兩者有鬥爭。”“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邊，卻使他恐懼。惟有大談難行的改革，這才可以阻止易舉的改革的到來，就是竭力維持著現狀，一麵大談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業。”[103]
作為漢字拚音化的兩種方案，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是有區別的，如聲調和讀音問題等。但這些差別也不是絕對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直接主張讀音統一，但並不反對最後統一讀音新文字出現。國語羅馬字雖強調統一，但卻不反對調查使用方音，在調查方音問題上，做出最大成績的就是主張國語羅馬字的學者們。錢玄同長時間和趙元任討論方言問題，又和顧頡剛合作注《吳歌》的音，和周作人合作注《越諺》的音，還有製造方音羅馬字的提議。因此，從本質上說，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區別僅是文字學意義上的。錢、魯主張的不同本應是學理上的不同，但在20世紀30年代，這一學術問題卻蒙上了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1931年9月，在海參崴召開了第一次中國新文字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中國新文字十三原則》的決議，明確地把文字與階級性聯係起來，認為“中國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於現在的時代”。“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勞動大眾化的文字隻有采用拉丁字母，使漢字拉丁化，隻有這樣，“才能發展形式是民族的，而內容是國際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工人及勞動者的文化”。會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的所謂國語統一運動，所以不能以某一個地方的口音作為全國的標準音”。[104]這些觀點，反映了當時左翼文化運動的主張，帶有強烈的“左”傾色彩。在左翼文化人看來，兩種文字主張，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張代表勞苦大眾，是革命的，而國語羅馬字則是資產階級的，也就是反革命的。魯迅也讚成這些觀點。他說：“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裏麵，倘不首先除去他，結果隻有自己去死。”[105]所以，同其他左翼文化人一樣，魯迅也沒有把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區別僅僅看成是學理上的區別，他說“主張羅馬拚音和拉丁化者兩派的爭執，其實並不在精密和粗疏，卻在那由來，也就是目的。羅馬字拚音者是以古來的方塊字為主，翻成羅馬字，使大家都來照這規矩寫，拉丁化卻以現在的方言為主，翻成拉丁字，這就是規矩”。[106]魯迅認為拉丁化新文字有人民性，“他和民眾是有聯係的”。[107]，“是勞苦大眾自己的東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108]而國語羅馬字，魯迅則認為是“研究室或書齋裏的清玩”。[109]這裏，魯迅也把文字打上了意識形態的烙印。
語言文字是文化的載體，有民族性而無階級性。就民族性而言，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張者，都試圖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母拚音方案代替具有悠久曆史的漢字，都因違背漢字民族性這一客觀規律而失敗。就階級性而言，主張拉丁化新文字的人，包括魯迅在內，雖然充分考慮到文字應為人民群眾服務，但卻犯了將語言文字這一中性的、工具性的事物意識形態化的“左”的錯誤，因而，對其他的文字改革主張采取了批判、排斥的關門主義態度，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不足。錢玄同看到了拉丁化新文字主張的強烈意識形態性，因此采取了回避的態度。他認為：“他們宣傳這種東西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斷斷乎不肯在語文學理範圍內來平心討論的。”於是錢玄同對拉丁化新文字采取一個字不提，也不批評，也不答複朋友或學生們的提問的態度。1934年，大眾語爭論開始。南方文化人來信向國語運動者征求意見，錢玄同也拒絕討論，認為此是拉丁化宣傳者的外圍工作，並反對黎錦熙參加討論，他認為大眾語主張者是“早成定局，機械，無理智”。當時也有國語羅馬字主張者提出接受拉丁化方麵的妥協條件，共同研究拚音文字，錢玄同也不讚成。他說：“若果如此，就連國語羅馬字一並犧牲。”[110]在這個問題上，錢玄同也有意氣用事的一麵。隨後，錢玄同將主要精力放在簡體字的收集整理工作上。
一般說來，偉大人物的私人交往，都不局限於個人間的關係，而往往是某段曆史的縮影和見證。錢玄同與魯迅，這兩位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和文化大師，他們交往中的友誼、矛盾和分歧，對於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來說，就具有這樣的意義。錢玄同與魯迅經曆了自辛亥革命到中華民族神聖抗戰間中國社會思想變革最為激烈的曆史時期，辛亥時期，他們初登曆史舞台，五四時期，相互影響，共同參與領導了改變中國曆史的新文化運動。在晚年，他們雖在思想文化方麵的主張發生一係列的分歧，但他們仍在不同的領域裏繼續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文化的振興而努力。正確地理解他們之間的關係，有助於準確地理解中國近代曆史。揚魯抑錢，或揚錢抑魯，對二人關係做簡單處理，都是不科學、不客觀、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既誤解古人，也容易誤導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