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與劉師培
錢玄同和劉師培二人都是近代中國的著名思想家和學者。二人的交往從辛亥革命前一直延續到五四時期，思想學術關係甚深。在晚年，錢玄同抱病編輯劉氏遺書，全麵評價劉氏政治、學術思想，更見二人間學術關係與感情。故討論他們思想、學術上的交往對於認識近代思想學術之發展變化，是有意義的工作。
一、誼兼師友
錢、劉二人家有世誼。錢玄同的父親錢振常，曾任禮部主事，晚年出長紹興、龍山等地書院，是一個對中國文化研究有素的學者，在晚清學界有一定的影響，蔡元培即出於他的門下。劉家則以三世（曾祖、祖父、伯父）傳左氏之學而飲譽學林。錢振常和劉師培的伯父劉恭甫是朋友，而恭甫之子師倉（字張侯）又是錢振常的學生。劉師培1884年生於儀征。錢玄同1887年生於蘇州。二人家庭背景相像，成長經曆也頗相似，皆為自幼飽讀經書。錢玄同自幼就開始做八股、策論、試帖詩，其父因長子念劬科舉不第，而對錢玄同“屬望殷，督責嚴”。[1]劉師培則是18歲中舉，則可謂少年得意。但1903年，清政府迫於內外形勢，實行新政，廢除科舉製度。二人通過科舉以飛黃騰達的道路自此斷絕。劉師培為此痛感“飛騰無術儒冠誤”。[2]，在反清民族主義思潮的激**下，思想激變，走上反清革命道路。錢玄同則是在父親病故後為謀生計而不得不接受當時的新學，即西學，潛移默化，轉向了革命。二人在思想轉變過程中，章太炎起了重要作用。馮自由在論劉師培思想轉變原因時說他“少讀東華錄，夙具民族思想，尤佩仰章太炎學術”。[3]劉師培是否讀過《東華錄》，已經難考，但受太炎影響則確屬事實。1903年，劉師培在上海開始反清革命宣傳，因其早慧和敏銳的思想，在不到20歲時就寫出了闡述反滿種族革命思想的《攘書》和《中國民族誌》，宣傳民主思想的《中國民約精義》。錢玄同則是在1904年讀了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鄒容的《革命軍》後，感到“滿洲政府如此可惡，真叫我氣破肚，章鄒底主張，實在是有理ㄧㄚ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4]其後錢玄同又陸續讀了許多宣傳種族革命的文章和書籍，其中就有劉師培的《攘書》。1904年，錢玄同又與潘界定等人為開發民智，辦《湖州白話報》，不奉清朝正朔。也許是欲引劉師培和蔡元培為同調，也許是因為二人與錢家皆有交誼，思想轉變後的錢玄同到上海《警鍾日報》社訪問過蔡元培和劉師培，但不遇。[5]
1906年，錢玄同到東京留學。其時章太炎先生剛剛從上海西牢出獄，到東京為《民報》主筆。錢玄同因早就極端地崇拜章太炎，就到《民報》社拜見，並在章太炎的寓所，第一次見到劉師培並與之定交，時間是1907年4月22日。當時，劉師培應太炎之約，於2月攜妻奉母到東京編輯《民報》。此後，從1907年到1908年，錢玄同與劉師培保持了密切的關係。
辛亥革命時期，中西思想碰撞，新舊學說雜陳。當時的思想界可謂色彩斑斕、豐富多彩、複雜多變。但就影響而言，則主要有三大思潮，即三民主義、國粹主義、無政府主義。在三大思潮中，劉師培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當時既被稱為東亞盧梭，又是國粹學派的中堅，還是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領袖。錢玄同則是劉師培思想的追隨者。在國粹主義、無政府主義諸方麵，劉師培都給了錢玄同以極大的影響。
先說國粹主義。1905年由劉師培、鄧實、黃節編輯的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的《國粹學報》在上海創刊。《國粹學報》，這一號召人們研究祖國的曆史和文化，繼承和發揚民族傳統，突出地宣傳“夷夏大防”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刊物，從創刊伊始就強烈地吸引了正在上海南洋中學讀書的錢玄同。在1905年，錢玄同先後閱讀了《國粹學報》刊登的劉師培的《國學發微》、《周末學術史序》、《兩漢學術發微論》、《南北學術不同論》、《古政原始論》、《經大義相同論》、《小學發微補》、《理學字義通釋》、《國學教科書》等文章和其他作者的文章。這些文章給錢玄同以很大的影響，錢玄同晚年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中寫道，他讀了這些文章和章太炎《訄書》、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夏穗卿《中國古代史》，“於是始知國學梗概”。[6]此後，他還閱讀了劉師培1903～1908年除《蕪湖白話報》之外的所有文章。1905年底，錢玄同東渡日本。翌年，加入同盟會，投身民主革命。在諸多宣傳種族革命的刊物中，《國粹學報》是他最喜歡閱讀的刊物。他在1906年4月2日讀畢一期《國粹學報》後，在日記中寫道：“保存國粹，輸入新思想，光大國學，誠極大之偉業也。數年以來，餘扮了幾種新黨，今皆厭倦矣，計猶不如於此中尋繹有味也。”[7]此後，一直到1916年他都“專以保存國粹為職誌”。[8]並提出了“師古、複古、存古，但不泥古”的保存國粹主張。[9]
再說無政府主義。1907年7月劉師培創辦了中國無政府主義的第一份報紙《天義》。錢玄同在7月11日就購得了《天義》第1期，讀後，覺其思想“精美絕倫”。[10]9月8日，又得到劉師培的妻子何震所贈第5期。錢玄同看到《天義》把明代思想家李卓吾的思想說成是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是中國的巴枯寧，感慨道：“吾國竟有若是通人乎？”。[11]
8月31日，劉師培和張繼等創辦社會主義講習會。錢玄同是講習會的積極參加者。在《劉申叔遺書》中，存有三封劉師培給錢玄同的信，其中兩封是對錢玄同詢問社會主義講習會和世界語學習的答複。據《錢玄同日記》的記載，當年的9月15日，10月6日，翌年的1月12日，1月26日，2月16日，2月23日，3月8日，3月22日的講習會活動錢玄同都參加了。關於講習會和劉師培等人在會中的講演，錢玄同在日記中多有記載。如錢玄同第一次參加講習會後在日記中記道：“首由劉光漢演說中國民生問題，述農民之失業及前途之隱憂。次請堺利彥演說，張繼翻譯，略言社會自有政府富豪而後貴賤日分，貧富日區，今欲平此階級，宜實行無政府主義至共產主義雲。後劉申叔又痛陳立憲之害，言歐、米物質上較我為文明，而政體一切尚以更比我野蠻者，末乃歸重無政府。”[12]1908年1月12日日記記載了當日的講演內容：“日人山川均演說代議政體ト革命，言代議政治之最不堪。”[13]2月23日日記記道：會議“前由申叔述現今上海社會皆以立憲為藪，因前頑固者，今見立憲之手段溫和而趨之，前革命者，今以立憲名目之好聽，□□（原稿空缺——引者注）之容易，亦退而就之。功利主義之《天演論》幾為家弦戶頌之教科書。凡編教科書者皆以富強功利等說為主幹，故吾儕宜亟以無政府主義之書藥其毒雲”。“次由汪公權講非軍備主義。”3月8日日記記載了聽劉申叔述“無中心互助之學說”，汪公權“演述杜爾斯德《致中國人書》，書甚長，大致言支那人不可棄其農業立國之美德而學歐人之立憲、警察、陸軍諸邪說”。3月22日日記錢玄同記道，“宮崎民臧到會演說農業與平民的關係，宮崎氏在日本創土地複權同誌會，彼係主張共產主義者，後又演述運動農民之方法。申叔演述法律之害人。太炎言人之惡起於有知識，誠欲盡善，非使人野蠻不辦。”[14]
在劉師培等人的影響下，錢玄同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主張。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世界大勢所趨，已至無政府。”[15]他在與人辯論時說：“本國政府與外國政府其欺平民同，故即有國而富強，而平民終陷苦境，吾儕今日當為多數平民之革命，不宜為少數人之革命。”[16]
當時，中國無政府主義有《天義報》和《新世紀》兩派。錢玄同對在巴黎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主辦的《新世紀》也極為關注。1907年錢玄同閱讀了《新世紀》三、四兩號，認為其主張“打破階級社會，破壞一切，固亦大有識見”。[17]10月3日，錢玄同又閱讀了《新世紀》第5至8號，“覺其所言破壞一切，頗具卓識”，“於現今黑暗世界中不得謂非一線之光明也”。[18]但比較而言，錢玄同更傾向於《天義》一派。主要原因是，錢玄同與劉師培同主張保存國粹，而《新世紀》對中國文化則持激烈批判態度。錢玄同在閱讀到《新世紀》第3、4兩號時，在讚揚其打破階級，破壞一切時，又批評它“中文太淺，曆史不知，每有不軌於理之言”。[19]後來他一再表達這一思想。他在閱讀了《新世紀》第5至8號後，在日記中又對其有所批評：“以學識太淺，而東方之學尤未所悉，故總有不衷於事實之處，較之《天義》，瞠乎其後矣（此由《天義》中之Liuguanghan（劉光漢——引者注）君諸人中國學問深邃之故）！”。[20]對於吳稚暉和劉師培，錢玄同揚劉而貶吳，申叔“不廢舊學，賢於吳朓諸人遠矣！”。[21]
這一時期，錢、劉二人可以說是思想上的同調。不過，仔細分析，二人思想也有一定的不同。就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而言，錢、劉二人都是保存國粹主義者，他們都想通過弘揚國粹，反滿革命，振興中國學術、文化，應對西方文化挑戰，但二人在對待國粹的核心——儒學的認識上則有所不同。錢玄同在早年就接受了今文經學，而劉師培則傾向古文經學。“今文”、“古文”是儒家經典的不同統緒，其最初的差別是經的文字、來源和篇數的不同，後來因學術政治的原因，今古之爭逐漸涉及經書的解釋、經書中核心人物孔子的解釋以至於治經的宗旨等問題，並形成今文和古文學派。今古文之爭，從西漢末年到東漢末年幾達二百年之久。清代，漢學複興，先是古文興盛，後是今文複興。錢玄同不讚成劉師培的論經著作。他在晚年寫道：“餘對於劉君論經之文，如《中古文考》（《外集》卷一）、《中庸說》、《中庸問答》（卷二）、《春秋原名》（卷三）、《漢代古文辨誣》（卷四）、《論孔子無改製之事》（卷五）等，及《國學發微》、《漢宋學術異同論》、《經學教科書》中斥宋元明儒（案，原缺四字）者，皆不謂然。”[22]
經學觀點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劉師培和錢玄同二人後來的思想走向。近代今文學的興起在思想史和學術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件大事。錢玄同曾對近代今文學運動評價道：“我認為為一百年來的‘今文學運動’是咱們近代學術史上一件極光榮的事，它的成績有兩方麵：一是思想的解放，一是偽經和偽史料的推翻。”[23]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也用大量篇幅論述今文學的興起的思想解放意義。對於今文學在近代曆史上起的積極作用，周予同先生的論述較為係統，他認為在近代中國的新、舊兩種曆史觀與今、古文學有直接的聯係：
一種以為中國古代的文化在堯、舜或堯、舜以前已經十分燦爛，以後不僅無進步，而且從春秋、戰國以來，每況愈下。這派姑名為舊派，他們以“黃金時代”在古代已經實現過，所以略帶有悲觀的、複古的色彩。一種以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燦爛期，不在孔子所敘述的堯、舜，而在諸子爭鳴的春秋、戰國時候，以後雖受專製政體的影響而沒有長足進步，但今後努力奮振，不見得沒有相當的希望。這派姑名為新派，他們相信人類社會都是逐漸發展，中國也不能例外，所以比較的帶有樂觀的、革新的色彩。我敢武斷地說一句，這兩派觀念的不同，實在受經學上今古文的影響。前一派——舊派——一如古文家，相信孔子所描繪的堯舜時期的文明是真的，相信《周禮》是周公治天下已實行或計劃的製度。而後一派——新派——則采取今文家的態度，以為古籍上堯舜時期文化的描寫完全是孔子“托古改製”的宣傳手段，和老、莊之托於太古，許行之托於神農，墨翟之托於夏禹，是一樣的把戲，至於《周禮》至早也是戰國時候的理想的作品，決不是什麽周公的著作。他們更由此進一步而推翻古代一切的傳說。[24]
這一段話，對於理解經學對近代思想家和學人的思想變遷，具有啟發意義。可以說，劉師培和錢玄同在經學思想上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二人後來思想學術發展的方向。[25]
就無政府主義而言，錢、劉二人也有不同，劉師培接受無政府主義時，從左的方麵批判民主主義，完全拋棄了民主革命思想，絕望於民主革命，並反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是造成1907年後同盟會分裂的重要思想原因。[26]當事實證明無政府主義不能實現時，劉師培的思想再一次變化，退回到了他革命前的原點。劉師培在社會主義講習會的一次演講中曾表示“若於政府尚存之日，則維新不如守舊，立憲不如專製”。[27]既然絕望於民主革命，而無政府主義的美妙理想又難以實現，隻好走回頭路了。當1908年日本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衰落，《衡報》被禁，講習會全麵結束時，劉師培的政治理想破滅，投降端方，也就順理成章了。而錢玄同則不同，他信仰無政府主義，但卻沒有放棄對民主政治的追求，他主張反滿民族主義者的聯合。當章太炎與劉師培發生衝突時，錢玄同感慨道：“立憲黨與革命黨應該衝突者也，而談排滿者與談無政府者乃或起衝突，而其故又極小，不過為銀錢事，使外人聞而解體，可歎！可歎！”。[28]當日本的無政府主義陷入低潮後，錢玄同並沒有放棄無政府主義[29]，隻是他的思想重點逐漸轉移到保存國粹上了。不過，他雖主張保存國粹，但堅決反對帝製；雖反對歐化，但卻一直認為共和是天經地義。[30]因此，當袁世凱複辟帝製，破壞共和，他才會深受刺激，並最終放棄保存國粹的思想，一變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闖將。
從總體上看，這一階段，劉師培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對錢玄同的影響都是巨大的。錢玄同晚年在致同門鄭友漁的一封信中寫道：“弟與申叔亦誼兼師友，以年而論，則為友（彼長於我三歲），以學為論，則實堪為我師也。”[31]
二、分道揚鑣
1910年，錢玄同從日本回國，在浙江中學任教。辛亥革命後，他在浙江省教育司做科員。1913年，隨兄錢念劬北上，任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附屬中學校國文教員。旋兼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辛亥革命後，錢玄同在實踐中意識到保存國粹之不可行，逐漸放棄舊有的文化主張。1915年，袁世凱以複古為先導，帝製自為，促使他最終放棄保存國粹思想。他述說自己思想變化的軌跡時說：
若玄同者，於新學問、新智識，一點也沒有。自從十二歲起到二十九歲，東撞西摸，以盤為日，以康瓠為周鼎，以瓦釜為黃鍾，發昏做夢者整整十八年。自洪憲紀元，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始知國粹之萬不可保存，糞之萬不可不排瀉，願我可愛可敬的支那青年作二十世紀的文明人，做中華民國的新國民。[32]
此後，張勳又擁宣統複辟，錢玄同更感慨社會前進步伐的緩慢，繼而倡導激烈的思想變革。他說：
一年以來見社會上沉滯不進之狀態，乃無異於兩年前也，乃無異於七八年前也，乃無異於十七八年前也，乃無異於二十年前也。質而言之，今日猶是戊戌以前之狀態而已。故比來憂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倡言道德文章之當改革。[33]
可見，錢玄同經過辛亥洗禮，洪憲教訓，思想發生變化。在政治上，其民主共和思想持之益堅；在文化上，則由辛亥時期的國粹主義者，一變而為激烈的反傳統者。1917年，錢玄同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成為新文化運動陣營中重要的一員。
劉師培於1908年回國後，脫離革命陣營，投到湖廣總督端方幕下，並且獻計破壞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端方在入川途中被殺，劉師培逃往成都。被謝無量聘為國學院講師。1914年劉師培應聘入山西為閻錫山高等顧問，旋被閻氏推薦給袁世凱。1915年，袁世凱複辟，劉師培列身籌安會，“昌君政複古之說”，其政治思想“則與前期絕異矣”。[34]在學術思想上，劉師培亦有相當大的轉變，如錢玄同所言，“前期以實事求是為鵠，近於戴學，後期以篤信古義為鵠，近於惠學，又前期趨於革新，後期趨於循舊”。[35]帝製失敗後，劉師培避居天津，1917年，經陳獨秀介紹，進入北大工作，任中國文學門教授。這樣，劉師培與錢玄同，此時因蔡元培“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而相會於北大。此時，劉師培體弱多病，已脫離政治活動，而成為一純粹的學者了。不過，任何人難以脫離他的時代而存在，新文化運動再一次把他拖入新舊之爭的旋渦。1919年1月，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在陳獨秀、胡適等新派教授支持下，編輯出版《新潮》，一個旨在喚起中國“文藝複興”的刊物。同月，便有《國故》出來與之對抗。這份提倡國粹的刊物主辦者是黃侃的弟子，但擁戴劉師培為首。雖然當時的劉師培已無意關心思想界的鬥爭，守舊的陣營卻把他推到了與新文化陣營對壘的前沿。故當時的社會輿論把他當作新文化的對立麵而加以批評，新文化陣營中的一些人士也作如是觀。魯迅在致錢玄同的信中，就痛斥其為“偵心探龍”、“昏蟲”、“還想吃人”。[36]1919年11月20日，劉師培病逝於北京，終年36歲。錢玄同與劉師培共事時間並不長，也沒有直接的交鋒，但在思想和學術上，二人卻分道揚鑣了。除二人在政治道路的選擇不同外，這一時期，錢玄同與劉師培學術上和思想上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一，關於文學。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之一是文學革命。由胡適倡導，陳獨秀、錢玄同響應，而逐漸成為時代潮流的文學革命，其重要內容之一是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為倡導白話文，使其成為文學的正宗，陳獨秀將明代以來的十八子列入批判目標，而錢玄同則把當時在文壇尚有重大影響的桐城和文選二派直接鎖定為文學革命的對象。他認為：
一文之中，有駢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對，與欲其句句不相對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駢偶，謂韓愈作散文，為古文正宗。然觀《原道》一篇，起首為仁義二句，與道德二句相對，下文雲“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又雲“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駢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文言為駢文之祖，因謂文必駢儷。（近人儀征某君即篤信其說，行文必取駢儷。嚐見其所撰經解，乃似墓誌。又某君之文，專務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訓詁之隱僻字代之，大有“夜夢不祥，開門大吉”改為“宵夢匪禎，辟劄洪庥”之風。此又與用僻典同病。）則當詰之曰，然則《春秋》一萬八千字之經文，亦孔子所作，何緣不作駢儷，豈文才既竭，有所謝短乎。弟以為今後文學，律詩可廢，以其中四句必須對偶，且須調平仄也。若駢散之事，當一任自然。[37]
錢玄同在當時以態度激進而著名，在這篇文章後，他一再地批評、指斥文選和桐城二派，並以“妖孽”、“謬種”呼之。但上一段論述卻可謂態度持平。錢玄同批文選派，必然會涉及劉師培，上文中的“近人儀征某君”指的就是劉師培。劉師培是阮元的信仰者，繼承發揚了阮元的文學思想，他認為，“駢文一體，實為文體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朝前為駢體，以昌黎諸輩為古文，文之體例莫複辯，而文之製作亦不複睹矣。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於方、姚之文，奉為文章正軌。由斯而上，則以經為文，以子史為文，由斯以降，則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源失矣”。[38]從《國粹學報》創刊起，劉師培就不斷刊載這類論述。在理論上，劉師培從未跳出阮元的文筆辨的窠臼，倘說有貢獻的話，那就是他不斷從曆史實例和文字音韻兩個側麵，論證有韻為文，無韻為筆之主張的合理性。另外，就是除“俗文”外，劉師培的論著大都散發著濃烈的駢文氣息，用實踐來表達他對阮元的欽佩。
應該指出，錢玄同對桐城和文選派的批判采取了激烈的甚至是全盤否定的態度，從學術批評的角度看，並不完全準確，它缺乏對中國傳統文派的具體分析和科學總結。不過，從思想史的意義上分析，這種激進的態度對於喚醒國人，引起人們的注意，推進改革有其意義。如錢玄同致胡適的信中說的那樣，“現在我們著手改革的初期，應該盡量用白話去做才是。倘使稍懷顧忌，對於‘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麽便不免存留舊汙，於進行方麵，很有阻礙”。[39]這顯然是一種改革心態。同樣應該指出的是，錢玄同雖將桐城和文選派視為“謬種”和“妖孽”，但他也看到“所謂‘說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固未嚐不在周秦兩漢六朝唐宋文中也”。[40]從實踐上看，錢玄同的平白豁達的散文也很難說完全脫離了中國傳統文脈。
二，關於文字學。關於劉師培的後期文字學思想，錢玄同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中做了這樣的描述：
一，對於《說文》，主張墨守，毋稍違畔，《外集》卷十六《答四川國學學校諸生問說文書》中述說此義，與前期所見相反。（前期所作之《正名隅論序》雲“以心得為主，雖或與舊說相戾，然剿說雷同之失庶幾免矣。又他文中亦有駁《說文》之語。）二，對於同音通用之字主張於《說文》中尋本字，《外集》卷七《古本字考》及卷十六《答四川國學學校諸生問說文書》中皆言此意，而反對前期音近義通之說，且目同音通用之字為“訛跡”。三，對於新增事物，主張於《說文》取義訓相當之古字名之，而反對添造新字新詞，《外集》卷十六《答江炎書》言之。此與前期主張亦相反。至於改用拚音字之說，則前期之末作《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一文時已表示反對矣，卷十七《中國文字問題序》中又申言之。[41]
可以看出，劉師培晚年的文字觀念陷入了保守、拒絕變革的狀態之中。與劉師培相反，作為一個文字學家，錢玄同在五四時期因思想激變，放棄了在辛亥時期的文字複古主張，主張拚音字，簡化字，大量使用外國名詞，以至廢除漢字，集中體現這一思想的是他的長文《漢字革命》、《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漢文改革之討論》、《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為什麽要提倡國語羅馬字》等。關於《說文》，錢玄同認為其“假字、誤體，不知凡幾”，反對用《說文》來“求造字之通例，說字之通例”。[42]，主張把《說文》隻是看作“文字變遷史上的一段信實的史料”。[43]對於自己和劉師培在學術思想上的不同，錢玄同說：“自申叔戊申冬回國以後直至乙未冬作古，此十餘年中，弟對於申叔之學，說老實話，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節有虧也。實因其思想守舊，其對於國學之見解與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44]錢玄同用發展的觀點看待文字問題，積極主張對中國文字進行改革，應予肯定，但應該指出，錢玄同主張的廢漢字，實行拚音字的主張，忽視了文字自身的發展規律；忽視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忽視了文字的民族性；忽視了漢字自身的長處。其主張存著偏頗、極端甚至錯誤的地方。
不過，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曆史，隻看到二人的不同。實際上，五四時期，錢玄同倡導的白話文、拚音字、簡化字都是劉師培在辛亥前就已提倡的。[45]錢玄同反傳統的激進態度，實際上也是辛亥時期無政府主義播下的種子，在五四時期的開花結果。曆史就是這樣：後人總是在前人停滯的地方前進，在繼承與否定中前進；曆史是前進的，但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線的，曆史總是在激進與穩健、正確與謬誤的鬥爭中，在各種力量的合力中曲折地，有時甚至是倒退地前進。
三、共同話語
錢玄同晚年所做的一件重要文化活動是編輯劉師培的遺書，他的名字也因此又一次同昔日的朋友聯係在一起。因錢玄同的編輯，劉師培的那些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和對中國傳統文化深入研究的著作得以集中再現於人們麵前，而錢玄同則通過編輯，表達了他晚年的民族主義思想和情感。可以這樣說，是民族主義這一共同的思想和情愫把他們又一次聯係到了一起。
民族主義是中國近代思想發展演進過程中最有影響力的因素。無論在政治上信奉何種主義的人，都逃不脫它的影響和製約。如前所述，錢玄同和劉師培在辛亥時期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五四時期，錢玄同跳出國粹派，對中國文化做了強烈的，甚至是極端的批判。但他與其他五四先驅一樣，他雖主西化，甚至有世界大同的思想，但對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也一直抱以深深的熱愛，如他在1918年討論新文學問題時答任鴻雋所說的那樣，“我愛支那人的熱度，自謂較今之所謂愛國諸公，尚略過之。惟其愛他，所以要替他想法，要鏟除這種‘昏亂’的‘曆史、文字、思想’，不使複存於‘將來子孫的心腦中’，要‘不長進的民族’變成了長進的民族，在二十世紀的時代，算得一個文明人”。[46]在其後的五卅反帝**中，他又發表了《關於反對帝國主義》一文，指出“不愛中華民國，國必亡！甘願托庇於洋大人之**，國必亡！守住已死的鳥國粹，國必亡！拒絕現代的文化，國必亡！”。[47]他倡導愛國與批判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並舉，反對當時存在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和狂熱。應該說，這是一種理性的、健全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20世紀30年代伴隨民族危機的加深，錢玄同的民族主義情感日益強烈。“一·二八”事變，國民黨政府采取妥協政策，北平愛國人士“為滬事將電政府，責以不可因保全實力而不戰而和”，錢玄同列名其中。[48]1933年日本進一步擴大侵略。鐵蹄進入華北，錢玄同本人也經曆了妻、子南下上海避難，“幾致家破人亡”。[49]的苦痛，他感到“國難如此嚴重，瞻念前途，憂心如搗，無論為國為家為身，一念憶及，便覺精神不安”。[50]為此，他一度謝絕飲宴。他認為“此時的北平，恐怕已是崇禎十七年之正月，將我二十年前排滿心理又勾上來了”。[51]錢玄同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對在抗戰中犧牲的將士極為欽佩，與胡適合作，書寫大青山抗日紀念碑。大敵當前，他疾呼“國難深矣！”痛感自己“無執幹戈以衛社稷之能力”，他“想來想去，還以從事國語為最宜。遵劉氏之教，努力於國語之三要義，這是我分內應做之事，而在民眾教育方麵，力行注音符號之普及，亦國語中之一義，在今日實為治標中唯一切要之事”。[52]他把簡體字收集和整理工作也視為“關係民族複興前途者甚巨”的事業。[53]
在課堂教學上，錢玄同將反日思想融入其中。1932年秋，錢玄同為學生開設《說文》研究課，由講夏字涉及華夏、中華，而講到華北、華南、華東、華西四個詞匯，認為是帝國主義為瓜分中國而製造出來，不讚成使用。[54]1935年9月17日，錢玄同為師大出版的《教育與文化》之“九·一八”號題鄭所南詩（《心史·中興集》“二礪”之一）。詩雲：“愁裏高歌梁父吟，尤如金玉戛商音。十年勾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秋送新鴻哀破國，晝行饑虎齧空林。胸中有誓深於海，肯使神州竟陸沉。”[55]愛國之心、憂國之情溢於言表。
錢玄同晚年身體多病，從1929年起，他就患高血壓、血管硬化、神經衰弱等症。受日本侵華的刺激，“以悼心失國，宿屙加劇”。[56]1935年，日本又發動華北事變，錢玄同因“時勢阽危，心緒不寧”。[57]他認為“所謂華北自治防共委員會”“乃變相之獨立”。[58]12月26日，錢三強參加抗議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遊行活動，錢玄同表示讚許。[59]1936年錢玄同與北平文化界人士七十人發表宣言，對國民黨政府提出七條抗日救國要求。[60]
1933年後，錢玄同格外注重曆史上反映異族侵略、民族革命的文獻。這種認識，在他的日記中多有體現。1935年11月28日，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購二卷、三卷、四卷之《浙江圖書館館刊》，未甚全。……此刊辦得較北平為好，四卷以來尤佳，尤其是對於吾省文獻，注意明清間之忠義，有價值也。”29日，錢玄同閱讀該刊第四卷第五卷所載《萬季野與範筆山書》，“亡國遺民，心事昭然”，令他“且讀且泣”。[61]1936年11月2日，錢玄同得到《越風》三冊，“閱之頗有趣，多記吾浙文獻，與《逸經》性質相較類，當訂購之（注重異族侵略與民族革命之文獻，如宋明之亡及辛亥之革命），且特標不張幽默惑眾，更可敬”。[62]
可見，錢玄同晚年的思想文化觀念和關懷的重點發生了重大變化，他由注重對民族文化弊端的批判，轉變為注重民族文化優點的闡揚。值得注意的是，錢玄同對古代文化的態度與30年代的文化複古者所鼓吹的本位文化主張截然不同。錢玄同對於國民黨在思想文化方麵的倒退行為極為不滿，他在1935年9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民國初年之開倒車，尚遠不及今日之烈也。”錢玄同曾嘲笑鄧實“先革後遺，可笑”，但卻認為“彼時（辛亥革命時期——引者注）雖持極端排滿論者亦不至於今之富於保守性，（鄒實受梁任公影響，特進一步欲推倒滿清政府耳）。即《國粹學報》之鄧、黃諸子，亦尚有新見，雖喜言國魂、國光、國粹，然尚賢於今之言民族精神諸公也”。[63]
《劉申叔遺書》的編輯，就是在這一曆史背景下開展的。在民族危難之際，錢玄同願把那些被塵封已久的、散發強烈民族主義氣息的學術著作，集中地呈現在人民麵前。他在1934年翻檢《國粹學報》時寫下了一則日記：
此番檢閱動機有二，（一）劭謂南桂馨將出資刊劉申叔遺著，由立達書局承印，我將檢《國粹》中之劉文，（二）近覺明末忠臣義士，實堪敬佩，有尚友之意。（……今則親日親俄皆賣國賊，我們的處境，真類明季也）[64]
錢玄同要通過編輯劉的遺著，表彰劉的學術，來表彰明末的愛國者。他在給鄭裕孚的信中也反映了這一意思，“竊謂吾儕此時刊行申叔遺書，首在表彰其學術，次則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65]
在編輯過程中，錢玄同處處注意體現能表達劉師培民族主義思想的地方。比如，《攘書》，這一在當時就被譽為精辟闡發國人“類族辨物”和“春秋內夏外夷”的偉著和“國民欲飲革命之源泉”者不可不讀書[66]，有人主張不宜收入《遺書》。對此，錢玄同堅決反對。他說：
弟以為《攘書》仍以刊行為宜。最大之理由，即此書內容甚精，對於古代學術及曆史發明甚多，是一部極有價值的著作。叔雅兄主張不刊，弟竊謂太過慮也。申叔早年以文字學術鼓吹革命，此事不當諱，且亦不能諱。……且《攘書》之名，雖取意於攘夷，然全書中明示排滿者不及十分之一，其它則專言學術者其半，發揮攘夷之義者居半。而發揮攘夷之義者，亦非如今之標語宣傳之淺薄文字，類皆原本學術，根柢遙深，皆粹然學者之言也。夫泛言攘夷，此在任何時代，皆不失其價值，即以今日而論，抗日非攘夷乎，打倒帝國主義非攘夷乎。……申叔此類議論，豈獨《攘書》有之，即《國粹學報》兩三年前之作品，亦處處涉及此義，攘夷之義本不當諱言，且欲諱言而但不刊《攘書》，則所諱者十之一，而不諱者十之九，殊無意義也。[67]
再如，劉作署名問題。劉師培在不同時期，曾用不同的名字，反映了他不同時期的思想變化。錢玄同認為“各種署名，或用光漢、或用師培，全是時代關係”，“大抵署名光漢之作，常有攘夷之論”。[68]“初名師培，前九年癸卯，至上海與章太炎、蔡孑民諸先生相識，主張攘除清廷，光複漢族，遂更名光漢。用光漢之時期約有五年”。錢玄同認為，雖然在早年和晚年劉師培都用師培一名，但他不讚成把劉的74種遺書皆改署師培，“因劉君之更名光漢，實有重大之意義，在用此名之時期，劉君識見新穎與夫思想之超卓，不獨為其個人之曆史中最宜表彰之事，即在民國紀元以前二十餘年間，有新思想之國學諸彥中，亦有至高之地位。故凡原屬光漢之著作，皆當一循其舊，不可改署師培也。”但在這一時期，劉師培因避禍日本，1907年開始，《國粹學報》上的文章署名師培，國學教科書因需要清政府學部審定，也署名師培。對此錢玄同認為，此一時期《國粹學報》的文章是《〈荀子〉詞例舉要》《〈古書疑義舉例〉補》，《〈爾雅〉蟲名今釋》等八種，“於思想上無甚關係，署名師培亦無不可，惟國學教科書，甚多新義，若改署光漢，或更妥適”。[69]由此可見，錢玄同對這一充滿民族主義色彩名字的偏愛。
在《遺書》編輯即將完成之時，錢玄同抱病撰寫序言。在序言中，錢玄同把劉申叔視為近代中國救亡啟蒙運動中的重要一員而加以表彰：
最近五十餘年以來，為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其中對於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新運動當分為兩期：第一期始於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第二期始於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第一期之開始，值清政不綱，喪師蹙地，而標榜閩洛理學之偽儒，矜誇宋元槧刻之橫通，方且高踞學界，風靡一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於是好學深思之碩彥、慷慨倜儻之奇材，疾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將淪，皆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以啟牖顓蒙，拯救危亡。在此黎明運動中最為卓特者，以餘所論，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論著述發表之先後次之，為南海康君長素（有為），平陽宋君平子（衡），瀏陽譚君壯飛（嗣同），新會梁君任公（啟超），閩侯嚴君幾道（複），杭縣夏君穗卿（曾佑），先師餘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孫君籀廎（詒讓），紹興蔡君孑民（元培），儀征劉君申叔（光漢），海寧王君靜安（國維），先師吳興崔公觶甫（適）。此十二人者，或窮究曆史社會之演變，或探索語言文字之本源，或論述前哲思想之異同，或闡演先秦道術之微言，或表彰南北戲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獻之真贗，或抽繹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節士義民之景行，或發舒經世致用之精義，或闡揚類族辨物之微旨，雖趨向有殊，持論多異，有一誌於學術之研究者，亦有懷抱經世之誌願而從事政治之活動者，皆能發舒心得，故創獲極多。此黎明運動在當時之學術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麵廣博，波瀾壯闊，沾溉來學，實無窮極。[70]
錢玄同把劉師培列為近代救亡啟蒙運動中的傑出人物之一，全麵地評價了劉的政治和學術思想。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大舉侵華。7月29日，北平淪陷。北師大西遷，錢玄同因病未能隨校西行。在日本侵略的**威下，錢玄同以春秋筆法，表達他對日本侵華的憤怒。他在9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又是四十來天沒有寫日記了，這四十日之中，應與《春秋》桓四、桓七不書秋冬同例也（以後也還是如此）。”[71]錢玄同自幼喜好今文，按今文家之解釋，桓四桓七不書秋冬，以含貶義。留平期間，錢玄同閉門讀書，拒絕偽聘。他常間接寄語摯友黎錦熙表示，“錢玄同決不汙偽命（他的常談，凡去偽滿和冀東偽組織找得事情或受聘教課的都叫‘汙偽命’）”。[72]1937年11月7日，錢玄同恢複舊名錢夏。[73]錢夏是錢玄同在辛亥革命時期以明種姓為己任所用之名，此時恢複“表示是‘夏’而非‘夷’，不做順民的意思”。[74]1939年1月17日，錢玄同突患腦溢血，在敵寇統治下的北平去世。其時，《劉申叔遺書》的序還未最後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