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經過疑古辨偽運動的打擊，傳統的儒家經典徹底失去了神聖地位，而轉為古史資料的一部分。錢玄同說：“經是什麽？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學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國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審查它的真偽之必要。古文經和今文經的篇章不同，字句不同，多少不同。孰為可信的真史料，孰為不可信的偽史料，豈可漫不考辨而隨意的采用或隨意的不采用。”[74]這一見解，反映出經在近代曆史發展中地位的變化。
研究古史以懷疑為重點，是疑古學派的史觀。到20世紀30年代後，錢玄同仍堅持這一史觀。他說：“過去的學術界是被‘宗經’的思想支配的……不但過去的學術界是這樣，你看，現代新出的書，關於國故方麵的材料，除一二種特別的，能根據甲骨刻辭，尊彝銘文，及新發掘得古器物來講古史外，一般的《中國文學史》不是依然大談其《五子之歌》嗎？一般的中國曆史，不是依然談三皇五帝，談周公作《周禮》嗎？所以，我以為我們現在對於治國故的人們，應該供給他們許多辨偽的材料，而辨偽‘經’的材料比辨偽史、偽子、偽集的材料，尤其應該特別注重。”[75]1931年，錢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證〉書後》一文中說：“咱們現在對於古書，應該多用懷疑的態度去研究它們，斷不可無條件的信任它們，認它們為真古書，真事實，真典禮，真製度。與其過而信之也，寧過而疑之，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76]在此後的《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一文中，錢玄同進一步論述道：“凡治曆史科學，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審查史料的真偽’，簡稱可曰‘辨偽’。”[77]20世紀20年代後期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學術界對經書真偽問題的討論，就是由錢玄同等人倡導的。[78]錢玄同晚年考證儒家經典，是站在曆史文獻學的角度、把經書作為曆史資料的一種進行的。他說：“近儒之主張應該分析經今古文的，或認今文為真而古文為偽，或認古文為優而今文為劣，雖立論相反，然皆以為今古文不同在經說，而文字之差異與篇卷之多少尚在其次。竊謂不然。我以為今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則文字之差異；至於經說，雖有種種異議，其實是不值得注意的。”[79]
五四時期，錢玄同打破家法，但在考證的層麵上，則始終服膺近代今文家的結論。在晚年，錢玄同的這一思想仍未改變，他始終認為“古文經為偽書毫無疑義，自劉逢祿而康有為而崔觶甫師次第考明，至今已成定案，正與晉古文《尚書》之為偽書，自梅鷟而閻若璩而惠棟次第考明，至清乾隆年間已成定案一樣。”[80]因此，錢玄同晚年對古文經的考辨，基本上接受了近代今文家辨偽考證的成果。他對於集今文家考證之大成的《新學偽經考》予以高度評價，“康氏這書，全用清儒的考證方法，——這考證方法是科學的方法，吾友胡適之（適）先生曾用很精煉的兩句話來說明這方法：‘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這書證據之充足，診斷之精核，與顧炎武、閻若璩、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俞樾、黃以周、孫詒讓、章太炎（炳麟）師、王國維諸人的著作相比決無遜色，而其眼光之敏銳尚猶過之，求諸前代，惟宋之鄭樵、朱熹，清之姚際恒、崔述，堪與抗衡爾。古文經給他那樣層層駁辯，凡來曆之離奇，傳授之臆測，年代之差舛，處處都顯露出偽造的痕跡來了。於是一千九百多年以來學術史上一個大騙局，至此完全破案”。[81]錢玄同晚年所著《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是其討論經學最長的一篇文字，但他所做的主要是補苴康氏的工作，“還有些地方被康氏忽略了，沒有舉發出來的，也還有極好的證據為康氏所未注意或未及知的，也有康氏一時粗心或武斷，致語有滲漏，論有偏駁，我們應該匡正他的。”[82]在古文經真偽的問題上，錢玄同完全接受了今文家的觀點，如他在1937年為劉師培遺書作序時寫的那樣：“凡所謂古文經典悉為劉氏所造之贗鼎，此意至今猶然，且持之益堅。”[83]
以變法改製為背景而產生的《新學偽經考》，其結論的科學性受到現代學者的強烈挑戰。1929年，錢穆在《燕京學報》上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對康說提出28條駁難。其後錢氏又作《周官著作時代考》，郭沫若作《周官質疑》等，對於《周禮》的作者、著作時代提出新見。這些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對錢玄同也產生了影響。《周禮》為古文學最重要的書籍，亦為曆來經學家爭辯最激烈的書籍。關於《周禮》的作者，學者間爭論激烈，大抵古文學家以為周公所作，今文家則非之，甚至斥為劉歆所偽造。在新的研究成果麵前，錢玄同對於康說雖繼續堅持，但對新說亦未完全否定，且受到影響。有三條史料可以證明這一點。其一，在《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中，錢玄同說“讀了他這篇文章（指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引者注），可無異於劉歆為王莽更法立製而造《周禮》，偽托周公矣”，但錢玄同又言：“凡好學深思之士，對於《周禮》皆不信其為周公之書。但又有以為係晚周人所作者，如錢穆與郭沫若二氏皆有此說。錢氏撰《周官著作時代考》（載《燕京學報》第十一期），謂以何休所雲‘《周官》乃六國陰謀之書’為近情。郭氏撰《周官質疑》（見其所作《金文叢考》中），謂‘《周官》一書蓋趙人荀卿子之弟子所為，襲其師‘爵名從周’之意，纂集遺聞佚誌參以己見而成一家之言’。我以為從製度上看，雲出晚周，並無實據；雲劉歆所作，則《王莽傳》恰是極有力之憑證；故仍認康氏之論為最確。即使讓一步說，承認《周禮》出於晚周，然劉歆利用此書以佐王莽，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既利用矣，則大加竄改以適合王莽更法立製之用，當時實有此必要。故今之《周禮》，無論是本有此書而遭劉歆之竄改，或本無此書而為劉歆所創作，總之隻能認為劉歆的理想改製而不能認為晚周某一學者的理想政製，而若考周代之政治而引用《周禮》為史料，則尤為荒謬矣。”[84]“讓一步說”，體現出錢玄同並不完全否認新說，抑或承認新說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二，錢玄同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中說，“《周禮》亦劉氏所造之書。（或戰國時人所著而經劉氏所改作，冒充周公所製之禮。）在此，錢玄同雖仍堅持劉歆偽作，但也將戰國人所著一說備存”。[85]其三，1938年3月6日錢玄同日記載：“董□□（字□□）來談，他要研求《周禮》之官製，看到底是六國陰謀之書之改造呢，還是劉歆特作。我謂此問題幾甚難得到明確之答案，但若多將《周禮》的官製考明，則實大有益也。”“甚難得到明確答案”的說法，表明錢玄同對此問題的一個新態度。不過，錢玄同因全麵接受了今文家的考證結果，受今文家考證結論影響甚深，而今文家的考證，如梁啟超所說，“所謂古文諸經傳者，皆有連帶關係，真則俱真，偽則俱偽”。[86]因此，在古文經真偽問題上，錢玄同始終沒有跳出今文家的思維框架。
錢玄同晚年主張把考證的重點放在今文經上，他認為“說到史料，不但古文經靠不住，即今文經靠得住的史料也就不多，因為其中摻雜了些儒家‘托古改製’的文章，關於這一點，最先發明的也是康長素”。[87]從這一點看，錢玄同對今文經的認識仍受康有為“托古改製”思維的影響。錢玄同提出，“現在要討論的是今文經之真偽問題。今文經固然不全是偽，然偽經亦正不少，如《尚書》之《堯典》、《禹貢》、《洪範》等篇，如《儀禮》，皆是。再說得明白一點，就是《舜典》、《汨作》、《九共》等篇確是偽經，早已疏證明白，現在無須再討論了，現在應該再進一步疏證《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篇是偽經”。[88]不過，錢玄同在具體的考證問題上，提出了“超今文”的思想，“把古文經打倒以後，再來審查今文經，則其篇章之來源殊甚複雜，它的真偽又是極應考辨的。但這是要站在超今文的‘曆史家’的立場上才配說，若站在古文家的立場上，則絕對沒有來議論今文經的真偽之資格”。[89]這樣，錢玄同又超越了康有為等今文家的觀點和方法。錢玄同認為，“現代要知道古代的真曆史，真典禮，真製度，最可信者惟有甲骨刻辭及鍾鼎款識等等實物耳。今文經中，孰為史料，孰非史料，惟有以甲骨刻辭及鍾鼎款識校之，方能斷定其真偽與正誤”。[90]1931年，他在《〈左氏春秋考證〉書後》一文中，對《易》、《詩》、《書》、《春秋》、《儀禮》從史料學的角度進行了考證。
二
如果說，錢玄同在經的真偽考證方麵還受著今文家的影響的話，那麽，在解經方麵，錢玄同晚年則根本否定經有今古兩家之學，完全打破了經今古兩家之學的界限，提出了實事求是的解經思想。
第一，錢玄同認為，漢代今古兩家解經的實質是一樣的。“至於經說，則古文家與今文家正是一丘之貉耳。兩家言作《詩》本義，言古代史實，言典禮製度，同為無據之臆測，無甚優劣可言。因為兩家都是要利用孔子以獻媚漢帝，希籍得到高官厚祿者，故都喜歡說孔子為漢製法，都喜歡圖讖緯候，古文家之異於今文家者，僅在孔子以前又加了一個周公。”[91]
第二，錢玄同反對近代人以“微言大義”與“訓詁名物”，“六經皆史”與“六經皆孔子所作”為今古兩家不同之點的說法。對於“微言大義”與“訓詁名物”之別，錢玄同認為，“此實大謬不然，今文家何嚐不言訓詁名物？《漢書·藝文誌》於《詩》有《魯故》、《齊後氏故》、《齊孫氏故》、《韓故》諸書，於《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諸書，都是言訓詁名物的。（漢師說經，‘解故’之外，尚有‘章句’，《書》之歐陽、大小夏侯，《易》之施、孟、梁丘，《春秋公羊傳》，《藝文誌》皆著錄有章句之書。章句雖非專言訓詁名物，然亦非絕不言訓詁名物也。）至於‘微言’‘大義’本是兩詞，近人合為一詞，謂凡今文經說，專務發揮微言大義，而近代今文家亦多以發揮微言大義之責自承。其實此兩詞絕不見於西漢今文家的書中。最早使用此兩詞的是古文家的始祖劉歆。”對於“六經皆史”與“六經皆孔子所作”的不同說法，錢玄同認為，“古文家言六經皆史，今文家言六經皆孔子所作。此則尤與事實不合。按此兩說，漢之今文家與古文家皆無之。對於經的來源及其與孔子的關係，《史記·孔子世家》及《儒林傳》所言皆為今文說，《漢書·藝文誌》及《儒林傳》所言為古文說。兩說固不甚相同，然亦不甚相遠，而皆與‘六經皆史’及‘六經皆孔子所作’之說不同。”[92]錢玄同考證六經皆史之說始於宋之陳傅良，其後明之王守仁，清之袁枚、章學誠、龔自珍及章太炎皆主此說。陳、王、袁、章四氏，不但非古文家且非經學家；龔氏則為今文家；唯章君為古文家。因此錢玄同認為“六經皆史”之說為古文家言是不對的。至於六經皆孔子所作之說始於廖平，而康有為、皮錫瑞皆從之，三氏固為今文學家，但前於三氏之今文家龔自珍即主六經皆史之說，後於三氏之崔觶甫又反對六經皆孔子所作之說。因此錢玄同認為將六經皆孔子所作為今文家言也是錯誤的。[93]
第三，錢玄同認為從縱的曆史發展看，不存在今古兩家之學。錢玄同提出，漢代的今文家和古文家與清代的今文家和古文家也不相同，“漢之今文家與古文家言，或墨守師說，或苟立異說，既無係統，又無見解，現在看來，可取者殊少。近代之今文家如莊述祖、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諸人，古文家之章太炎師（從鄭玄以後至章君以前，沒有一個古文家，或目鄭學者與惠、戴、段、王諸氏為古文家，則大誤），雖或宗今文，或宗古文，實則他們並非僅述舊說，很多自創新解，其精神與唐之啖助、趙匡至清之姚際恒、崔述諸氏相類，所異者，啖、趙至姚、崔諸氏不宗一家，實事求是，其見解較莊、劉諸氏及章君更進步耳。”錢玄同提出：“我們今後對於過去的一切箋、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說或古文說，漢儒說或宋儒說或清儒說，正注或雜說，都可以資我們的參考及采取。”[94]“我們今後解經，應該以‘實事求是’為鵠的，而絕對破除‘師說’、‘家法’這些分門別戶，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見。”[95]進而，錢玄同認為，“‘經今文學’與‘經古文學’這兩個詞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96]
錢玄同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學術意義，它打破了近代以來把今古文視為完全不同、水火不容的兩個學派的觀點，為研究經學曆史、解釋古代文獻打開了更為廣闊的思路。五四時期，錢玄同打破家法，晚年思想進一步向前發展，他根本不承認有兩家之學，五四時期主張破，“至於解經，則古文與今文皆無是處”。[97]，注重的是對今古兩家的批判，晚年仍主張破，但注重各家合理學說的汲取和整合，同是一個破，但前後重點卻有不同。
這裏，我們結合錢玄同對《春秋》一書的研究，分析錢玄同晚年解經思想的變化。前文論到，錢玄同在新文化時期，認為《春秋》非孔子所作，亦無所謂的“義”。但到晚年，他放棄了這一觀點。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錢玄同打破今古文家法，提出孔子與六經無涉的思想，認為《春秋》非經亦非史，不過是魯國的斷爛朝報。這一觀點的產生，與其欲推翻六經，打倒孔教有很大關係。事實上，錢玄同在否定六經與孔子的關係的時候內心就存在矛盾。他在1929年1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配得幾本《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三、十四期。中有傅孟真《與顧頡剛討論古史書》，其中對於我將《春秋》一筆抹殺為非，言《公羊傳》中一部分確是孔子思想。我覺得很對。我本不堅持《春秋》為‘斷爛朝報’之說，我嚐謂《春秋》非微言大義之書，即係‘斷爛朝報’，決不能象古文家那樣解法耳。”[98]1930年12月19日，錢玄同致信胡適，與胡適討論《春秋》性質。因為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說《春秋》不該當它是曆史看，應該以《公》、《穀》所說為近是，是孔子正名主義之書。後來，胡適在《國學季刊》的《宣言》中又批評清儒治《春秋》回到《公羊》的路子是太“陋”了，胡適批評這和治《易》回到方士的路子是一樣的。針對胡適的觀點，錢玄同提出：“《春秋》確是正名之書，但不見得就是孔子的筆削（孔子一生，我以為並沒有著過書），大概是荀子一派喜歡‘隆禮’‘正名’的人們幹的把戲。作《公羊傳》者當是此筆削者的數傳弟子之類，《公羊》所言已有些‘擴大會議’的意味，到了董道士和何老爹，越說越不可究詰了。至於清代的先生們，則離題更遠，幹脆一句話，他們是托《春秋》而‘改製’罷了。”錢玄同的證據是對鍾鼎款識的分析，“我因為覺得《春秋》的稱名上確有些奇怪：如整整齊齊的五等爵位，某也公，某也侯，永遠不變，今證之於鍾鼎款識，實在覺得沒有這麽回事，尤其是楚國，這‘楚子’的稱呼恐怕隻是儒家的玩意兒罷了。此外，如那樣的褒揚宋伯姬，也頗可疑。故鄙見以為認《春秋》有爾許微言大義的說法，固然不對；若認為是魯國的‘政府公報’的原本，似亦未合”。[99]錢玄同放棄了視《春秋》為魯國“斷爛朝報”觀點。1931年，錢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證〉書後》一文中，明確提出“《春秋》一定是一部‘托古改製’的書。……然則《春秋》中那樣一成不變的稱謂，一定是儒家的‘托古改製’，特地改了來表示‘大一統’和‘正名’的理想的。又如，‘公子慶父如齊，齊仲孫來’，‘公朝於王所，天王狩於河陽’，‘孟子卒’等等，都是用特殊的‘書法’以明‘義’，不是普通記載事實的態度。所以《春秋》的原本雖是魯國的真曆史，但既經‘筆削’，則事實的真相一定改變了許多，斷不能全認為史料。”[100]此時，錢玄同對《春秋》蘊涵的“義”也加以承認。在其後的《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一文中，錢玄同更是明確承認“五經之中，惟《春秋》為孔子所作”。[101]這樣，錢玄同又恢複了他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還堅持的《春秋》作者是孔子的判斷。[102]關於《春秋》的作者問題認識的改變，從直接的原因上看，錢玄同可能是受傅斯年、胡適、毛子水等學者觀點的影響[103]，但從思想發展的深層看，則是錢玄同經過長期的思考和研究，對自己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觀點修正的結果。後來，錢玄同進一步認為“《春秋》一定是史，雲經史分者，妄也。先師章公斥皮、康之說是也。惟《春秋》之大義實惟章、龔知之，而《春秋》之信史則必折衷於先師崔君之說，古文家於此蓋茫然也。”[104]“不修《春秋》確是‘斷爛朝報’，孔子借事明義，非修史也，其與史遷，司馬光有相類處，而其作法則不同，此時代原因耳。孔子之時之編年史本隻是如此，孔子絕無著書之意（顏元說最諦），此與兩司馬不同者，故五經雖非孔子定，然實本是儒家化的。”[105]認為《春秋》是曆史，並蘊涵一定的“義”。錢玄同對《春秋》性質提出新看法，放棄了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所持的《春秋》一書為“斷爛朝報”和“流水賬簿”的觀點。
[1] 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4卷，16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 《錢玄同致胡適》，1928年4月6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0冊，383頁。
[3] 《錢玄同日記》，1930年3月3日。
[4] 《錢玄同日記》，1930年3月17日。
[5] 《錢玄同日記》，1932年9月21日。
[6] 《錢玄同日記》，1930年11月19日。
[7] 《錢玄同日記》，1934年6月18日。
[8] 《錢玄同日記》，1931年12月8日。
[9] 《錢玄同日記》，1932年1月17日。
[10] 《錢玄同日記》，1934年2月11日。
[11] 《錢玄同日記》，1935年12月9日。
[12] 《魯迅全集》第5卷，38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3] 《錢玄同日記》，1922年9月21日。
[14] 《錢玄同日記》，1931年9月19日。
[15] 9月21日日記：“上午十時半，北大有教職員全體大會，上午八時師大有教職員全體大會，均為討論日本占領東省事件，均未往。”28日日記：“上午在太和門前開市民大會，為抗日救國事大遊行，師大停課，師校叫我參加，我走不動，隻好恕不。”
[16] 《錢玄同日記》，1932年3月2日。
[17] 《錢玄同日記》，1932年3月3日。
[18] 《錢玄同日記》，1932年3月5日。
[19] 錢玄同：《以公曆一六四八年歲在戊子為國語紀元議》，1934年3月14日，《錢玄同文集》第3卷，455頁。
[20] 《錢玄同日記》，1933年9月10日。
[21] 錢玄同：《與黎錦熙論“古無舌上、輕唇聲紐”問題書》，1933年1月11日，《錢玄同文集》第4卷，76頁。
[22] 《錢玄同日記》，1933年1月8日。
[23] 《錢玄同致胡適》，1934年6月6日，《胡適往來書信選》，215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24] 錢玄同：《以公曆一六四八年歲在戊子為國語紀元議》，1934年3月14日，《錢玄同文集》第3卷，455、466頁。
[25] 參見張清常：《錢玄同反帝愛國的〈說文〉研究課》，《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5期。
[26] 《錢玄同日記》，1935年9月17日。
[27] 《製言》半月刊，第16期。
[28] 《錢玄同日記》，1935年11月11日。
[29] 《錢玄同日記》，1935年11月18日。
[30] 《錢玄同日記》，1935年11月25日。
[31] 秉雄、三強：《錢玄同年譜跋》，參見曹述敬：《錢玄同年譜》，269頁，濟南，齊魯書社，1986。
[32] 參見《袈裟與手槍》，載《吳承仕文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
[33] 《錢玄同日記》，1936年11月25日。
[34] 《錢玄同日記》，1937年1月1日。
[35] 《錢玄同日記》，1937年9月1日。
[36] 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曹述敬：《錢玄同年譜》，167頁。
[37] 《錢玄同日記》，1937年11月7日。
[38] 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曹述敬：《錢玄同年譜》，167頁。
[39] 《錢玄同日記》，1937年3月10日。
[40] 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28頁。
[41] 《錢玄同日記》，1937年10月25日。
[42] 《錢玄同日記》，1921年1月1日。
[43]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9月25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322頁。
[44] 《錢玄同致胡適》，1927年8月2日，耿雲誌：《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0卷，376頁，
[45] 《胡適致錢玄同》，1927年8月11日，《魯迅研究資料》第9輯，88頁。
[46] 《錢玄同致胡適》，1928年4月6日，耿雲誌：《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0卷，383頁。
[47] 值得注意的是，錢玄同在該詩上署名“無能”。他自述取此名是因為“比來深感我之無能，一事無成，一學無成，精神身體皆感毫無能力，因自本年起，自號曰：‘無能子’。記得卅年前看壬寅年《新民叢報》，捫虱談虎客有□□□一則，言唐末有無能子作《無能子》有《聖過篇》，其價值當與黎州媲美，當時閱之不解，後購得《百子全書》中有《無能子》一書，然亦未注意，今日檢出閱之，上擬鮑生，下儕鄧枚，與我意亦甚合也”（《錢玄同日記》1934年1月26日）。鮑生指鮑敬言，著有《無君論》，晉人。事見葛洪著《抱樸子·詰鮑》篇。鄧枚，自牧心，南宋人，著《君道》、《吏道》。二人皆是中國曆史上主張反對君主專製的曆史人物。錢玄同認為無能子“上擬鮑生，下儕鄧枚”，因此以之為名，足見其思想取向。
[48] 《錢玄同文集》第2卷，310頁。
[49] 《錢玄同日記》，1934年2月11日。
[50] 《錢玄同日記》，1935年11月29日。
[51] 《錢玄同日記》，1936年11月2日。
[52] 《錢玄同日記》，1937年11月16日。
[53] 《錢玄同日記》，1937年6月24日。
[54] 唐作藩、耿振生：《二十世紀的漢語音韻學》，參見劉堅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55] 錢玄同：《高元〈國音學〉序》，1922年1月22日，《錢玄同文集》第3卷，1頁。
[56] 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下），347頁，上海，上海書店，1984。
[57] 錢玄同：《劉複〈四聲實驗提要〉的附記》，1922年3月7日，《晨報副刊》，1922年4月27日。
[58] 唐作藩、耿振生：《二十世紀的漢語音韻學》，參見劉堅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8頁。
[59] 《圖書月刊》第1卷第6期，1941年。據《錢玄同日記》1922年1月10日所記，“托適之向鋼和泰先生借到□□□三冊，其中第□冊第□頁中有論ㄓㄔㄕㄖ和ㄗㄘㄙ的韻的一段，我極需參考，故借他來。它是法文的，我打算請一個通法文的人幫我將此節翻譯過來。”
[60] 何九盈：《中國現代語言學史》，236頁，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
[61] 錢玄同：《汪怡〈國語發音學〉序》，參見《國語發音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62] 《錢玄同致胡適》，1923年4月21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0冊，318～320頁。
[63] 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1卷第2號，引自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下），355頁。
[64] 《胡適致錢玄同》，1922年4月4日，《胡適學術文集·語言文字研究》，244、245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
[65] 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0冊，320頁。
[66] 參見《錢玄同日記》1923年3月5日、6日、20日相關記錄。
[67] 錢玄同：《跋汪容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1923年2月6日，《錢玄同文集》第4卷，44頁。
[68] 《錢玄同先生傳與手劄合刊》（台灣），99、100頁，傳記文學出版社影印，1972。
[69] 曹述敬：《錢玄同的中古音說述要》，《錢玄同音學著作選輯》，181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70] 同上書，180頁。
[71] 何九盈：《中國現代語言學史》，274、275頁，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
[72] 羅常培：《周秦古音研究述略》，《羅常培紀念論文集》，2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73] 何九盈：《中國現代語言學史》，275、276頁，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
[74]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931年11月16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27頁。
[75] 同上書，26、27頁。
[76] 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1931年3月7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9、10頁。
[77]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931年11月16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25頁。
[78] 顧頡剛在集中討論今古文經的《古史辨》第5冊序中說：“今古文的本子的問題，清代學者已討論了好久，但到了民國，除了崔觶甫先生（適）在北京大學大家不甚了了的課堂上揚些垂盡的火焰外，差不多已經絕響了。至於近來熱烈的討論，則由於錢玄同先生和錢賓四先生（穆）的倡導。”見《古史辨》第5冊顧頡剛自序，2頁。
[79]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931年11月16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93頁。
[80] 《錢玄同先生來信》，見《古史辨》第5冊。
[81]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931年11月16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28頁。
[82] 同上書，28頁。
[83] 錢玄同：《劉申書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31頁。
[84]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931年11月16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46、47頁。
[85] 錢玄同：《劉申書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先生遺書》，31頁。
[86]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69頁。
[87] 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1931年3月7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14頁。
[88] 《錢玄同先生來信》（1935年1月20日），《古史辨》第5冊。
[89]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931年11月16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29頁。
[90] 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1931年3月7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19頁。
[91]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931年11月16日，第5冊上編，95頁。
[92]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931年11月16日，第5冊上編，97、98頁。
[93] 同上書，98頁。
[94] 同上書，98、99頁。
[95] 同上書，100頁
[96] 《錢玄同先生來信》，1935年1月20日，《古史辨》第5冊。
[97]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31頁。
[98] 傅斯年在該文中稱讚錢玄同關於六經的觀點是“精而了然”，“去了許多迷霧”，並讚同錢玄同關於《易》、《詩》、《書》、《禮》、《樂》的具體觀點，但對錢玄同關於《春秋》與孔子的關係的論述，卻不讚同，認為“不能一言斷其為無”。傅斯年認為，《春秋》是否孔子所寫，是小題，《春秋》傳說的思想是否為孔子的思想，是大題，由前一題，無可取證，由後一題，不近情理。傅斯年認為孔子抓到時代的主題，即內整綱紀，外攘夷狄，使一個混亂的世界依然回到成周盛世文化上。傅斯年認為這是孔子成就當時名聲的重要原因。
[99] 《錢玄同致胡適》，1930年12月19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404、405、406頁。
[100] 《古史辨》第5冊上編，17頁。
[101]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1931年11月16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55頁。
[102] 錢玄同在1917年2月25日致陳獨秀書中批評“文必駢儷”時說：“然則《春秋》一萬八千字之經文，亦孔子所作，何緣不作駢儷，豈文才既竭，有所謝短乎。”可見這一時期，錢玄同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作。見《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103] 胡適在1930年12月20日回答錢玄同的信中說：“我們今日無法可以證實或否認今本《春秋》是孔子作的；也不能證明此書是否是荀子一派人作的。因為簡短，固頗象‘斷爛’；其實我們看慣了殷虛卜辭，更見了董狐、齊史所記，似可以假定今本《春秋》不是晚出的書，也許真是孔子仿古史書法而作的”。毛子水對錢玄同的觀點提出三條意見：（1）《春秋》的底子可以是孔子以前史官所記錄的。（a）書法是可能有的事。（b）斷爛朝報的性質是古初的著作體裁使然，詳細的必是口傳而非文字。（2）孔子可以得到這樣的記錄，並且利用它。（3）孔子也許公布古代史官的記錄，並繼續記載當時的事。”見《胡適文存》（四集），404頁。
[104] 《錢玄同日記》，1938年1月29日。
[105] 《錢玄同日記》，1938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