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錢玄同晚年文化關懷重點有所變化，由注重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轉向了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中的積極成分的挖掘。在他的日記中多有這方麵的記載。茲引數例：
其一，錢玄同提出中國自明代以來到新文化運動開始，有一場文藝複興運動。他在1937年3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
我以為，十六世紀初年至二十世紀之初（實民國之初），此四百餘年，為中國之文藝複興、宗教改革時期，始於王陽明之龍場一悟（一五〇八），終於《新青年》出版之年（一九一五）。對於宋儒（程朱）以來不近人情之改革，陽明、卓吾、黎州、習齋、圃亭、東原、理初、定庵諸人是也。對於學術之革新，如焦竑以來之實學是也。最近五十年餘中之前二十年開燦爛之花。[39]
如果將這段話與錢玄同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中對近五十年中的前二十年的描述結合起來看，就是錢玄同描述出的中國文藝複興小史：
最近五十餘年以來，為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其中對於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钜。此新運動當分為兩期：第一期始於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第二期始於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第一期之開始，值清政不綱，喪師蹙地，而標榜閩洛理學之偽儒，矜誇宋元槧刻之橫通，方且高距學界，風靡一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於是好學深思之碩彥、慷慨倜儻之奇材，疾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將淪，皆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以啟牖顓蒙，拯救危亡，……或窮究曆史社會之演變，或探索語言文字之本源，或論述前哲思想之異同，或闡演先秦道術之微言，或表彰南北戲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獻之真贗，或抽繹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節士義民之景行，或發舒經世致用之精義，或闡揚類族辨物之微旨，雖趨向有殊，持論多異，有一誌於學術之研究者，亦有懷抱經世之誌願而兼從事於政治之活動者，然皆能發舒心得，故創獲極多。此黎明運動在當時之學術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麵廣博，波瀾壯闊，沾溉來學，實無窮極。[40]
從中國自身曆史中尋找思想學術發展進步之脈絡，將其視為文藝複興，與五四時期強調歐化大異其趣。
其二，錢玄同晚年注重從中國傳統思想中發掘進步思想，如婦女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寬容、自由、平等，等等。這在他的日記中多有體現。他在1935年2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
看《傅山集》。此君之學，向實不知。學術史上提到他者，惟梁任公在卅年前耳，然亦不過抄了全祖望之傳幾句而已。十餘年來，雖購得此集，亦未注意。今日閱之，原來此公亦是宗仰王陽明者，而痛恨奴儒等，不辟二氏，且昌言管子等（再查），在清初實一大思想家也，顧、顏、黃都是辟異端。顏雖卓犖，而固執亦最甚，惟王夫之尚肯法老、莊，解相宗，但究非之。黃雖出於陰陽，且與僧往來，而終欲辟佛，其弟宗會皈心佛教，他便不以為然。惟劉繼莊喜管子，喜莊子，亦不辟佛（且有好感），而傅則更昌言矣！此公應表彰也，會當細看之。又他的詩文不避白話，且不避方言，又其用韻之處，不拘詩韻，且有方音，亦可敬也。
斥責奴性是對個性的張揚，是思想的解放，而不排斥佛教，則體現出思想的包容。對此，錢玄同認為應予表彰。
1937年3月8日，錢玄同寫道：
清代注意男女平等者三人（1）唐甄，（2）俞正燮，（3）李汝珍。
唐甄 俞正燮生一七七五－一八四〇《書輿服誌》作於一八〇六李汝珍生一七六三－卒約一八三〇（胡適記）《鏡花緣》作於約一八一〇至一八二〇。
這裏，錢玄同注重中國曆史上的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思想。
1933年1月26日，錢玄同寫道：
禪宗是佛教革命的宗派。陸王之學是儒家革命的宗派，直指本心，不局守“古聖相傳”，故凡為王學者，好的是平等，如黃宗羲、唐甄是也，即狂禪中之李卓吾，亦能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最無用的也不過是談玄說妙而已。朱學好的是科學精神，如黃東發、顧寧人、王白田是也。然必宗“為下不悖”之義，最壞的是陸隴其、李光地（陸隴其與李穆堂之比較，便是朱、王二派之優劣）。經陸王解放後之史學家，便能自出心裁，不為成法成說為拘，開一始祖，如黃宗羲大於章實齋，龔定庵與夏曾佑皆卓絕之士也，與乾、淳間之薛、葉、陳、唐諸君泥古者異矣。
這裏，錢玄同突出的是王學在中國曆史上的思想解放作用。
1937年10月25日，錢玄同寫道：
《民友教育意見》中以義、恕、仁三字詁自由、平等、博愛三義，極精。以義詁自由，更見不旦絕非縱恣自由之謂，且與老、莊之自由有關，蓋有獨立，不苟與俗合，故引孔子句“匹夫不可奪誌”及孟子“富貴不能**”……之語以證之。
近思墨子“築牆”之喻，兼相愛＝仁，交相利＝義，覺此意極精。人之道德唯一是“仁”，然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各盡所能以利社會，便以行仁之法，則墨子“築牆”之說最精矣，故我取之義字之意有二（一）精神上自由獨立（孔、孟說，民友取之）；（二）行為上盡我所能（墨子說），即仁之用也。[41]
這裏，錢玄同讚成以中國古代的仁、義、恕等範疇去對應解釋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同時，還積極地從儒家和墨家思想中發掘自由人格和獻身社會的高尚精神。
從上麵的敘述可以看出，錢玄同晚年的文化主張與早年、五四時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如前所論，錢玄同早年主張極端的複古，而經袁世凱、張勳複辟的刺激，思想激變，由複古走向反複古，其激烈程度，可謂五四時期之最，當時批判傳統的言論無出其右者。雖然錢玄同主張將中西學術互相參照、互相發明，但他當時關懷的重點是學習西方和對中國文化的批判，新文化運動後期，錢玄同針對複古勢力的回潮，提出將歐化全盤承受和將本國文化連根拔去，將他主張的學習西方和批判傳統的思想發展到極端。在晚年，錢玄同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四百年前王學創立聯係起來考慮，將此數百年作為中國的文藝複興，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看成是近四百年來，從王學發生以來思想革命的結果，一方麵肯定了中國文化的自身價值，一方麵充分肯定了中國文化自身的曆史進步，超越了他以往絕對地將中國文化視為僵化之物，割斷今古發展聯係的片麵觀點。
第二，在充分肯定中國文化自身價值和進步的前提下，錢玄同對中國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加以挖掘、汲取。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中，錢玄同縱論康有為等十二位近代思想家和學者，認為他們都是“疾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將淪，皆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以啟牖顓蒙，拯救危亡”。在這裏“邃密之舊學”與“深沉之新知”都被錢玄同視為“啟牖顓蒙，拯救危亡”的手段。這與他以往強調西化的主張大異其趣，可謂是對其五四時期觀點的修正。
錢玄同思想的變化有其主、客觀的原因。從主觀上看，錢玄同雖然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激烈地批判中國文化，但他並沒有全麵否定中國文化，同時，他也在不斷地糾正自己的偏激態度。在五四**後，錢玄同對自己的言行進行了反思，他認為自己過多地強調破壞，是不正確的，“殺機一啟，決無好理”。[42]他承認自己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有“直觀的感情的論調”，於青年無益。[43]他放棄在五四前期所主張的將古書束之高閣的主張，開始整理國故的工作。麵對五四**過後複古勢力的回潮，1923年後錢玄同再次奮起，高舉西化大旗，反對複古勢力，其激烈程度不亞於五四初期，但錢玄同很快就再一次反思自己的言行。他在1927年8月2日致胡適的信中說：“我近來思想稍有變動，回想數年前所發謬論，十之八九都成懺悔之資料。今後大有金人三緘其口之勢了，新事業中至今尚自信不為謬且自己覺得還配幹的，唯有國語羅馬字一事。”[44]胡適對錢玄同的懺悔的說法並不同意，他在回信中勸錢玄同“大可不必懺悔，也無可懺悔。……我們放的野火，今日已蔓燒大地，是非功罪，皆已成無可懺悔的事實……此中一點一滴都在人間，造福造孽惟有挺著肩膀擔當而已”。[45]錢玄同在接到胡適的信後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懺悔”之意，是“想懲前毖後，並非想從此‘束身寡過’，效法緘口之金人也”。[46]從後來錢玄同思想的發展來看，錢玄同的懺悔主要是其激進、偏激的態度，錢玄同對於自己在新文化運動中批判舊倫理、舊道德，主張個性解放，反對文言，主張白話、疑古辨偽從未後悔。有許多資料可以說明這一問題。錢玄同在1934年和周作人自壽詩，就有“腐心桐選驅邪鬼，切齒綱倫打毒蛇。讀史感言無舜禹，讀音尚欲析遮麻”之句[47]，為他在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文，批判綱常觀念，倡導疑古辨偽的做法而自豪。1936年，錢玄同在《我對於周預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一文中，對自己的文化立場說得更為明確：“我所做的事是關於國語與國音的，我所研究的學問是‘經學’與‘小學’；我所反對的是遺老、遺少、舊戲、讀經、新舊各種‘八股’，他們的‘正體字’、辮子、小腳……二十年來如一日，即今後亦可預先斷定，還是如此。”[48]可以說，在批判舊文化弊端的問題上，錢玄同前後思想始終如一。
在中國近代曆史上，對民族文化問題的認識有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將其視之為國粹，不加批判地予以保存，一是將其視之為僵化之物，不加分析地予以拋棄。經過保存國粹和全盤西化兩個極端化的階段，錢玄同對於辛亥、新文化運動以來自己的思想不斷地加以總結與反思，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戰，晚年的文化觀走向平和、成熟。他在對舊文化、舊思想批判的前提下，對中國曆史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加以總結、整理，這是他對中國文化認識上的升華，是其思想的一個符合邏輯的自然的發展，不能簡單地視為退化和回歸。
從客觀上看，錢玄同晚年所處的曆史時代與五四時期大不相同，這是促使錢玄同進行思考的外在原因。如果說，錢玄同激進地批判傳統文化中的消極麵與袁世凱、張勳複辟利用孔子有關，那麽，錢玄同晚年注重傳統文化中國的積極麵則與20世紀30年代後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機有著密切的聯係。20世紀30年代後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對錢玄同的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933年後，錢玄同格外注重曆史上反映異族侵略、民族革命的文獻。1934年他檢閱塵封多年的《國粹學報》，其直接原因是南桂馨欲出資刊行劉申叔的遺書，除此之外，錢玄同也有自己的思考，錢玄同感到，“我們的處境真類明季也”，“明末忠臣義士實堪敬佩”。[49]所以他願意通過編輯昔日朋友的遺書，使得當年那些強烈民族主義的文章能得以保留流傳，再現於人們麵前。這種認識，在他的日記中多有體現。1935年11月28日，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購二卷、三卷、四卷之《浙江圖書館館刊》，未甚全，此刊辦得較北平為好，四卷以來尤佳，尤其是對於吾省文獻，注意於明清間之忠義，有價值也。”29日，錢玄同閱讀該刊第四卷第五卷所載《萬季野與範筆山書》，感受到“亡國遺民，心事昭然”，他讀表彰萬之文章“且讀且泣”。[50]1936年11月2日，錢玄同得到《越風》三冊，“閱之，頗有趣，多記吾浙文獻，與《逸經》性質相較類，當訂購之（注重異族侵略與民族革命之文獻，如宋明之亡及辛亥之革命），且特標不張幽默以惑眾，更可敬。”[51]關於形勢變化對錢玄同思想的影響，錢玄同自己曾有明確的表述。他在1937年11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
猶憶民□□□北大□□（原稿空缺——引者注）成立時，馮漢叔有“忠臣藝術”之論，當時吾儕抱所見世之主義，與魯氏兄弟姍笑之。然近數年來，此意漸變，知傳聞世雖非，而今方行所聞世令，故不可不表彰忠臣也。[52]
所傳聞世、所聞世和所見世，是公羊學派對不同曆史階段的區分方法。所聞世是“據亂世”，“內其國而外其夏”，所傳聞世是“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所見世是“太平世”，“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三世說反映出發展進化的觀念。錢玄同在此借用三世的概念，反思了五四時期自己的認識超出所處時代的錯誤，並修正了自己的觀點。這種對時代判斷的變化不能不影響他文化關懷重點的變化。錢玄同晚年由五四時期注重對民族文化弊端的批判，而轉變為注重對民族文化的優點的闡揚。值得注意的是，錢玄同對古代文化的態度與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複古者所鼓吹的本位文化主張截然不同。錢玄同對於國民黨在思想文化方麵的倒退行為極為不滿，他在1935年9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民國初年之開倒車，尚遠不及今日之烈也。”錢玄同曾嘲笑鄧實“先革後遺，可笑”，但卻又認為“彼時（辛亥革命時期——引者注）雖極端排滿論者，亦不至於今之富於保守性（鄒實受梁任公影響，特進一步欲推倒滿清政府耳）。即《國粹學報》之鄧、黃諸子，亦尚有新見，雖喜言國魂、國光、國粹，然尚賢於今之言民族精神諸公也。”[53]
二
積極地接受西方文化，以與本國文化相參照，是錢玄同學習西方文化的初衷。作為一個音韻學家，錢玄同在繼承傳統研究方法的同時，積極介紹、汲取西方語言學的理論、方法，將其運用到音韻學研究之中，促進了音韻學研究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還在1917年錢玄同在北京大學預科講授音韻學時，其所編著的講義《文字學音篇》，就開始以一種曆史的發展的眼光看待語音的發展，在繼承傳統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在研究觀念、方法、內容上進行了探索。他在書中除介紹上古和中古音韻係統外，還用了較多篇幅介紹注音字母，還把近代音列入教學內容，指出《中原音韻》是近代北音的上源。《音篇》還使用音標作為標音工具。當時，中國音韻學研究基本上還處於傳統音韻學時期，錢玄同的這些探索開了中國音韻學革新的先聲。[54]
1922年，高元出版《國音學》，該書依據英國語言學家斯韋特（H.Sweet）等的學說來分析國音的音素。錢玄同為之作序，對於高元使用的新方法極為讚賞，認為“書中精彩極多”，是“國音學書中空前的佳著”，“根據語音學的學理說明國音，毫無閉眼胡說和迷信等韻家舊說的毛病”，“疏通疑義和訂正誤說的話又很不少”。[55]此後，劉複、趙元任等又用實驗語音學的方法研究中國語音調的變化，使得國音裏字調的種類及他們實際的分別格外明朗。[56]錢玄同也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劉複的著作“一定是極有價值的”。[57]錢玄同不僅支持使用西方語言學方法，他自己也積極對這些方法加以介紹和采用。唐作藩在《二十世紀的漢語音韻學》一文中，把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和俄籍學者鋼和泰的研究成果視為推動音韻學研究革新和現代化的兩股動力。[58]高本漢是全麵構擬漢語中古音和上古音的第一人，而錢玄同則是高本漢學說的最早介紹人之一。據魏建功《中國音韻學研究——一部影響現代語文學的譯本讀後記》記載，當高本漢先生原著前三卷出版的時候，送了一部給他（錢玄同），他從原書裏把高氏的《廣韻》音類構擬的音值抽錄出來和國音係統一同親自手寫油印，在北京大學講，自然又加了他自己的意見討論一番。那時北京大學出《國學季刊》，錢先生看音韻學方麵的稿子，在一卷三號裏發表過本書第六章元音A節舌尖元音徐炳昶先生的譯文，題作《對於“死”“時”“主”“書”諸字內韻母之研究》，就是由他決定選擇的。用國際音標具體討論音韻學聲韻音值，也許錢先生的辦法是受了高氏書的影響。[59]徐氏譯文發表於1923年的《國學季刊》第1卷第3號。據何九盈的研究，高著漢譯可能始於此時。[60]後來，錢玄同根據高本漢的研究結果，把國音中的支思韻裏的韻母定為“舌葉元音”、“舌尖元音”。[61]除自己介紹和接受高本漢的學說之外，錢玄同還鼓勵胡適翻譯高本漢的著作。1923年4月21日錢玄同致書胡適，“《通報》上Karlgren（高本漢）論《廣韻》的那篇文章我曾經請了一個英文很‘蹩腳’的學生翻譯，譯的糟透了。文既不通，則譯錯處一定很多。但我大致看來，已經覺得他陳義甚精，方法甚密。你曾說過，你可以翻譯，一道登入《國學季刊》第三期中。不知你真高興翻譯嗎？如你真譯，可真嘉惠士林不淺了。《廣韻》一係的音的讀法，自來無人能研究的。Karlgren不但是破天荒研究此書，而且他的成績實在很不少。不是我瞎扯的話，其中有幾點我蓄疑已久，不圖他竟有說以證成我也。”[62]
1923年，汪容寶在《國學季刊》第1卷第2號上發表了《歌戈魚虞模古讀考》。這篇文章是受鋼和泰的文章《音譯梵書和中國古音》（由胡適翻譯，刊登在1923年《國學季刊》第1卷上）所使用的方法啟發而寫成的。汪容寶在文章中寫道：“夫古之聲音，既不可得而聞，而文字又不足以相印證，則欲解此疑問者，惟有從他國之記音文字中求其與中國古語有關者，而取為旁證而已。其法有二：一則就外國古來傳述之中國語，而觀其切音之如何，二則就中國古來音譯之外國語，而反求之原語發音是也。”[63]汪容寶的這篇文章影響很大，給中國語言學家示範一個考訂古音的新途徑，可以說是古音學史上革新期的開始。汪文發表後，引起了讚成和反對兩派的爭論。章太炎等傳統的音韻學家反對譯音對勘法的應用，而錢玄同等主張革新的語言學家則對這一方法加以支持。在汪文之前，胡適在翻譯鋼文的時候，即有書信與錢玄同討論鋼和泰的方法問題[64]，錢玄同也有信件請求胡適介紹他向鋼和泰學習高本漢所用的音標問題。[65]汪文完成後，在發表過程中，更是得到了錢玄同的支持，這篇文章是錢玄同一手完成編輯標點和校對工作的。[66]在編輯完成後，錢玄同並作一附記，支持汪容寶。在附記中，錢玄同認為汪文“證據確鑿，我極相信”。[67]，並用《呂氏春秋·重言篇》中的材料為汪氏提供證據，同時就汪氏的觀點提出了進一步的看法。
在積極汲取西方語言學方法的基礎上，錢玄同也把西方語言學方法與傳統中國音韻學方法結合，研究中國古代音韻。1929年，錢玄同致書魏建功，討論如何略微改變注音字母24個字母固有的形體，照國際音標的辦法，用以標記《廣韻》四十六母的音值。在該文中，錢玄同改變關於廣韻四十一紐的提法，提出四十六紐的觀點。[68]魏建功把這一封信的內容寫成一篇短文，標題為《廣韻四十六母標音》，發表在1929年《國語旬刊》第1卷第9期上。對於該信，曹述敬評價道：“錢玄同這封信的內容很值得重視，一因這是很早提出的一種《廣韻》聲類學說，二因這是我國學者最早應用國際音標為《廣韻》聲紐係統地標音，而又加注了民族形式的注音符號（即略改變形式的注音字母），既便學習研究《廣韻》音係，又可用以記錄方言。”[69]前文談到，錢玄同在《廣韻》的研究上，受到高本漢的影響，但“錢玄同對高本漢的中古聲紐說有所采納，也有所修正；在聲類方麵采納的多，在擬音方麵修正的多”。[70]這封信可以說是錢玄同融合中西語言學方法研究音韻的開始。1934年，錢玄同發表《古韻廿八部音讀之假定》。這篇文章是中國語言學家最早運用國際音標全麵擬測古韻音讀的作品。在該文中，關於古韻分部，錢玄同放棄了他一度主張的三十三部之說，仍從同門黃侃古韻二十八部說。但在該文中，錢玄同對黃侃學說也有修正，認為黃侃簫部的入聲應從黃永鎮之說，獨立為一部，黃侃豪部實無入聲，應從段玉裁說。簫部分為幽、覺二部，豪、沃二部合為宵部。錢玄同雖讚同二十八部之說，又與黃氏主張有所不同。這些修正，是錢玄同在上古音韻研究中的獨創。據何九盈研究，錢玄同這篇文章對元音的構擬，大體采用四種辦法：（1）總結各家成說，擇善而從。錢玄同對清代鄒漢勳、黃以周，以及他的老師章炳麟、同學黃侃和汪容寶、林語堂、李方桂、高本漢等人考求古韻音讀的著作都進行過研究，從中汲取了他自己認為合理的成分。（2）用今方音證古音。錢玄同為吳興人，從小生長在蘇州，對吳越方言比較熟。他作《古韻廿八部音讀之假定》，常引蘇州、杭州、紹興、湖州、嘉興等地方音參證。（3）用日本的吳音、漢音證古音。（4）利用“通轉”、“合韻”關係來構擬元音。[71]語音研究音標化、使用對音材料等，都是現代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對錢玄同的《古韻廿八部音讀之假定》，羅常培評價道：“錢玄同先生作《古韻廿八部音讀之假定》，參合古今各家之說，雜采方言譯語為證，以國際音標證各部讀音……其立說取證，雖頗采新義，而其結論實仍推演章黃餘緒而已。”[72]何九盈也認為，錢玄同的基本方法上屬於考古派，屬於傳統派。不同的是他運用國際音標把傳統派的音讀做了現代化的處理。尤其是他的元音模式，格局是值得稱道的，後來王力對上古韻母的構擬，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錢氏的優點。[73]羅、何兩家的評價反映出錢玄同在使用傳統音韻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吸取現代西方語言學研究方法，融合中西學術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