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進抵長江流域後，國民黨實行“清黨”，“分共”，屠殺共產黨人。在北方，奉係軍閥作困獸之鬥，反共反赤，控製言論，摧殘自由。錢玄同參與編輯並為主要撰稿人的《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到了封禁”。[1]錢玄同對此深表憂慮。在1928年4月6日致胡適的信中，錢玄同表達了這一憂慮心情：“‘言論自由’這四個字，究竟能否不‘帶住’（當作‘打住’——原注），此則非下愚所能知者矣。”[2]不幸的是，錢玄同的憂慮變成了現實。這種現實不是來自北洋軍閥，而是來自取代北洋軍閥統治的國民黨政權。國民黨建立起在全國的統治之後，實行一黨專製，輿論一律，黨化教育，使晚清以來眾聲喧嘩、思想多樣的局麵不複存在，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啟蒙、理性、寬容等信念一概碰壁。在新的政治形勢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麵臨新的選擇，或者是早早躲入“十字街頭的塔”，或者是抗爭之後，而不得不“拋卻人權說王權”了，中國現代啟蒙運動陷入了低潮。錢玄同也由一個五四時期的“慷慨激昂”不斷“呐喊”的啟蒙思想家逐漸變為一個書齋中寧靜的學者了。

不過，晚年的錢玄同始終堅持自由主義。他主張思想自由，教育價值中立。他反感在大學中做紀念周，托詞拒絕參加。這在他的日記中多有記載。如：1930年3月3日記道：“今日上午十一十二時本是師大功課，而今日十時忽然要做總理紀念周，且有李湘宸其人來演講，因而不問十一——十二有沒有（課），便不去了。”[3]1930年3月17日記道：“師大忽定出規矩來，各係主任輪流做紀念周，今日輪到我，我隻好裝病了。”[4]同樣，錢玄同也不讚成在大學中各係都開設唯物史觀課程。在錢玄同執教的國文係，有人要求開設唯物史觀課，致函錢玄同。錢玄同拒絕開設，他的理由是“曆史係已有了，豈《聖經》須各處宣傳，如道旁之贈馬太福音者乎？”。[5]事實上，如同反對在大學中做紀念周但不反對孫中山的思想一樣，錢玄同雖反對在大學中到處宣傳唯物史觀，卻歡迎用曆史唯物主義解釋研究曆史，而且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對於中國最早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上古曆史的郭沫若及其作品《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就極為欣賞，他在日記中曾寫道：“近來每於晚間臥榻上看郭氏書，覺其見識超卓，治甲、金文字當以此為正路。我之目的雖與彼不同，彼重曆史，我重文字，但治文字亦非具此眼光不可也。”[6]可見，錢玄同不滿思想專製、輿論一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主張毫無二致，隻是在新的情況下，那積極的戰鬥變為消極的反抗了。當然，錢玄同有時也有公開的抗議，針對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後加強思想控製的做法，錢玄同在師大的一次公開講演中批判思想統一之荒謬，認為是嬴政、劉徹、朱棣、愛新覺羅·弘曆四個老鬼的魂又出現了。[7]把當時的思想專製政策與曆史上四個專製帝王相提並論，可見錢玄同對之的憤恨程度。

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錢玄同也不讚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他在1931日記中寫道：“與兩兒暢談。對於國家事，我以為什麽都可以，就是不可某產，不可聽命於莫斯科。”[8]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學生掀起抗日救國浪潮，北京大學學生也舉行各種抗日救國活動，錢玄同在1931年11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聞北大開大會，打破了頭，蓋二十八作祟也。”1932年，北大世界語會恢複活動，於1月17日開會，邀請錢玄同參加，錢玄同認為“係ㄙㄧㄆㄧ（即共產黨——引者注）份子所主動，托詞不去”。[9]反對暴力革命，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普遍信念，但九一八事變後，從民族主義出發，錢玄同更加反對當時的一些“左”的宣傳和做法。他在一篇日記中寫道：“親日、親俄皆賣國賊。”[10]作為一個自晚清就為民族獨立、漢族光複而鬥爭的錢玄同，一生都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有著強烈的民族情感。一二·九運動當天，錢玄同就在日記中寫道：“今日北平學生大遊行，至何應欽處請願，反對自治雲雲，大散傳單，其中有‘中蘇聯合’及反對‘白艮（銀）國有’之文，揆諸愛國抗外之義，殆矛盾矣。”[11]

錢玄同晚年基本是過著一個書齋中的學者生活，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學術研究和教學上，改造社會的精神也遠不及五四時期。錢玄同在1935年1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購得新出版之魯迅《準風月談》，總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罵街，有何意思。”《準風月談》是魯迅1934年所編的1933年6月以後的雜文，“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12]五四時期錢玄同曾以激烈地批評社會而著名，而此時的態度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胡適等一樣，錢玄同在五四時期曾主張改革中國的喪禮，“中國的什麽喪禮，也和拖辮子、纏小腳……一般，實非大大地革命一次不可”。[13]而30年代後，錢玄同卻從這一立場上退下來了。錢玄同在1931年1月2日的日記中記載了他參加一個舊式喪禮的情況，“為張稚亭（孔德法文教員）之父母點主。徐點，錢、馬襄，李讚，唱了如此一場戲，雖交涉辦到不向我們叩首，而改為鞠躬，然此等腐化事實過於陰曆萬倍，必當打倒者，我竟敷衍之，我真老朽昏庸矣哉”。

從一個新文化運動的闖將而退居為一個寧靜的學者，錢玄同晚年的思想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一變化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一個自由主義者在中國的尷尬，錢玄同雖反對國民黨的專製，但又不讚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暴力革命，這樣就使他在現實中尋找不到一條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不得不生活在專製的**威下，躲進書齋了。錢玄同的思想的變遷也是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命運的一個縮影。

二

1931年9月18日，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大舉侵略中國東北。9月19日，錢玄同通過閱報得知日本侵略沈陽，大肆焚掠，中國軍隊沒有進行抵抗的消息。[14]九一八事變後，錢玄同任教的北大和師大都舉行了抗議日本侵略的活動，錢玄同在日記中對此也有所記載。[15]一·二八事變爆發後，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戰，血戰一個多月，但在國民黨“一麵交涉，一麵抵抗”的政策指導下，最終不得不從上海撤退。錢玄同得知後，在日記中寫道：“忽得噩耗，謂滬十九路軍總退卻。”[16]將撤退消息比作噩耗，痛心憤慨之情躍然紙上。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政策，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北平愛國人士亦“為滬事將電政府，責以不可因保全實力而不戰而和”，錢玄同列名其中。[17]國難當頭，錢玄同“心亂如麻，煩悶不堪”，他不能從現實中找到力量，隻好從曆史中尋求寄托。1932年3月3日，他在日記中記下了“明遺民”一條，（1）黃（1610－1682明萬曆三十八，庚戌，康熙三十九乙亥）86歲。（2）顧（1613－1682明萬曆四十一癸醜，康二十一永曆卅六，壬戌）70歲。（3）王（1619－1692明萬曆四十七己未－康三十一壬申）74歲。[18]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在明亡之後，隱而不出，保全民族氣節，錢玄同錄下此條，寄意可知。錢玄同後來敘述自己的這一時期的思想時說：“因二十餘年來陷溺之深，神經麻木久矣，對於國事蜩螗，外寇侵陵，熟視無睹，雖遼寧之‘九一八’與上海之‘一二八’，尚不足以刺激我頑鈍之神經。”[19]

1933年日本進一步擴大侵略，給錢玄同以更大的震動和刺激。1933年1月1日，日本侵略軍突襲山海關。3日，山海關和臨榆縣城失守。2月21日，日軍侵犯熱河。3月4日占領承德，進抵長城一線，北平緊張。日益嚴峻的民族危機，強烈地刺激了錢玄同，在他日記中多有這方麵的記載，如1933年1月3日日記：“今日看天津報，知1日晚日本兵在榆關開火，恐北平不能久居矣！”3月5日日記：“在會中見報，知湯玉麟昨日逃，承德遂陷落，計日人攻熱以來，不戰而叛而降或逃。噫！”3月14日日記：“古北口又失守了！”3月15日日記：“塘沽日兵已上岸！”國家民族處於危難之中，錢玄同妻、子不得不南下避難。錢玄同感到“幾致家破人亡”。[20]他認為“國難如此嚴重，瞻念前途，憂心如搗，無論為國家為身，一念憶及，便覺精神不安”。[21]為此，他一度謝絕飲宴。他認為“此時之平，恐已是崇禎十七年之正月，將我二十年前排滿心理又勾上來了”。[22]但錢玄同並不主張立即抗戰，而讚成暫時的妥協，“想到火線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軀當坦克之炮彈，渾噩的民眾又慘遭飛機炸彈之厄，而今之東林黨君子尤大倡應該犧牲糜爛之高調，大有‘民眾遭慘死事極小，國家失體麵事極大’之主張”，錢玄同認為這是“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調也”。他讚成國民黨對日妥協的《塘沽協定》，“自《塘沽協定》以後，至少河北民眾及前線士兵總可由少慘死許多乃至全不遭慘死”。[23]值得注意的是，錢玄同不主張抗戰並不是站在“安內攘外”的立場上，錢玄同反對的是“自己安坐唱高調，而以為民眾應該死”的空談，應該說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錢玄同同情人民，但他隻是看到了民眾的落後的一麵，而沒有看到民眾中蘊涵的巨大力量，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認識上的局限。應該指出的是，錢玄同把主張抗日完全視為“清流之高調”也是不準確的。

錢玄同雖然不主張立即進行抗戰，但對抗戰犧牲的將士卻極表欽佩，他與胡適合作，書寫大青山抗日紀念碑。在國難之時，錢玄同主張教育民眾，“乃自本年獻歲**，榆關失守，承德再陷，才感到痛楚，鎮日價‘魂忽忽若有亡，出不知其所往”。錢玄同深感國難深重，他認為自己“無執幹戈以衛社稷之能力”，作為一個語言學家，他“想來想去，還以從事國語為最宜。遵劉氏之教，努力於國語之三要義，這是我分內應做之事，而在民眾教育方麵，厲行注音符號之普及，亦國語中之一義，在今日實為治標中唯一切要之事”。[24]錢玄同將反日思想融進語言學教學之中。在1932年秋開設的《說文》研究課上，錢玄同由講夏字涉及華夏、中華而講到華北、華南、華東、華西四詞，認為是帝國主義為瓜分中國而製造出來，不讚成使用這四個詞。[25]1935年9月17日，錢玄同為師大出版的《教育與文化》之“九一八”號題鄭所南詩（《心史·中興集》“二礪”之一）。詩雲：“愁裏高歌梁父吟，尤如金玉戛商音。十年勾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秋送新鴻哀破國，晝行饑虎嚙空林。胸中有誓深於海，肯使神州竟陸沉。”[26]愛國憂國之情溢於言表。

錢玄同晚年身體多病。從1929年起，他就患高血壓、血管硬化、神經衰弱等病症。受日本侵略華的刺激，身體更加不好，他在給章太炎的信中有“以悼心失國，宿屙加劇”的話[27]，在日記中也有“時勢阽危，心緒不寧”的記錄。[28]1935年11月18日，他閱報得知成立華北自治防共委員會將要成立，認為此為分裂國家之“變相之獨立也”。[29]1935年11月25日，錢玄同“閱《晨報》知殷汝耕昨夜叛，平東、平西皆陷。師大送來簽名，遂簽之。看《晚報》知今晨天津便衣隊動，心緒不寧，不能做事。”[30]11月28日，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談國事，令我慘然不樂。”12月26日，錢三強參加了抗議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遊行活動，錢玄同表示讚許。[31]1936年錢玄同與北平文化界人士七十人發表宣言，對國民黨政府提出七條抗日救國要求。[32]1936年綏遠抗戰爆發，錢玄同在日記中記下“閱報知國軍昨克百靈廟，偽滿與蒙匪軍大潰”一條。[33]西安事變後，錢玄同在日記中記下“蔣介石於二十五日出險”一條[34]，讚成國內和平，主張抗日之心情清晰可見。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大舉侵華。7月29日，北平淪陷。錢玄同因病未能隨師大西遷。錢玄同自7月19日到9月1日長時間停止記日記。他在9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又是四十來天沒有寫日記了，這四十日之中，應與《春秋》桓四、桓七不書秋冬同例也（以後也還是如此）。”[35]按《春秋》桓公四年、七年皆無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春秋》無冬時，三《傳》皆無解釋。今文家何休認為桓四年“天子不能誅桓公，反下聘之，桓七年春‘焚鹹丘’以火攻人君，故各貶去二時。定十四年孔子去，故去冬貶之”。錢玄同自幼喜好今文，此時在日本侵略的**威下，以春秋筆法，表達他對日本侵華的憤怒。留平期間，錢玄同閉門讀書，拒絕偽聘，他常間接寄語摯友黎錦熙，“錢玄同決不汙偽命（他的常談，凡去偽滿和冀東偽組織找得事情或受聘教課的都叫‘汙偽命’）”。[36]1937年11月1日，錢玄同恢複舊名錢夏，“餘之名號今後定為名夏，字季，號玄同、疑古餅齋……室名急就廎，其他均不用”。[37]錢夏，是錢玄同在辛亥革命時期以明種姓為己任所用的名字，“此時恢複表示是‘夏’而非‘夷’，不作順民的意思”。[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