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語言文字是構成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新文化運動初期，錢玄同從極端的複古走向極端的反複古，在激烈地批判中國文化的同時，進而否定中國文化的載體——漢字。他在致陳獨秀的信中寫道：
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拚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曆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82]
因此，錢玄同主張廢除漢文。他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廢除漢文後，錢玄同主張，“當采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惟Esperanto現在尚在提倡之時，漢語一時未能遽爾消減，此過渡之短時期中，竊謂有一辦法，則用某一種外國文字為國文之補助——此種外國文字，當用何種，我毫無成見。”做到這一點，錢玄同認為“則舊文字之勢力，既用種種方法力求減殺，而其毒焰或可大減；既廢文言而用白話，則在普通教育範圍之內，斷不必讀什麽‘古文’。發昏做夢的話，或可不至輸入青年之腦中；——新學問之輸入，又因直用西文原書之故，而其觀念當可正確矣”。[83]他在日記中還寫道：“中國的語言文字總是博物院裏的貨色，與其用了全力去改良它，還不如用了全力來提倡一種外國語為第二國語，或簡直為將來的新國語，那便更好，我的意思今後中國人要講現在有用的學問，必當懂幾國的語言文字。”[84]全麵否定漢語、漢字，錢玄同對中國文化的批判達到了頂點。
錢玄同以世界語代替漢語的思想來自《新世紀》。前文談到，在1908年，《新世紀》就展開了一次廢漢文的討論。當時因錢玄同持保存國粹主義，對之堅決反對。經過洪憲帝製之教訓，錢玄同放棄保存國粹之心理，對《新世紀》的態度由反對一變而為讚成。錢玄同接受了《新世紀》的觀點，對漢字實行激烈的攻擊，他認為中國語言本身落後，“中國語言是單音，文字是象形，代名詞前置詞之不完備，動詞形容詞之無語尾變化，寫識都很困難，意義極為含糊，根本上已極拙劣。”[85]進而，錢玄同認為，“中國文字不足以記載新事新理；欲使中國人智識長進，頭腦清楚，非將漢字根本打消不可。”“人家嶄新的學問，斷難用這種極陳舊的漢字去表他。”[86]這些說法，與《新世紀》批判漢字的口吻毫無二致，他在致陳獨秀的主張廢漢文的信中更是直接引用了吳稚暉在《新世紀》第40號上的文章的觀點。並且，錢玄同認為世界形勢已近大同，“夫世界進化，已至二十世紀，其去大同開幕之日已不遠。此等世界主義之事業，幸而有人創造，應如何竭力提倡，顧反抑遏之不遺餘力，豈非怪事？”“異日歐戰告終，世界主義大昌，則此語必有長足之進步無疑。”[87]他要當仁不讓，擔起世界語宣傳的責任。
由辛亥革命時期的極端讚揚漢字的遠古形態，到五四時期的廢除漢字，反映了錢玄同前後截然不同的兩種文字觀念。但這兩種相反的極端主張，卻有其內在的相通之處，即無論是恢複古籀篆，還是實行世界語，二者的基礎都是對現行漢字的不滿，欲對漢字進行徹底的改革。周作人對此說：“玄同對於漢字知道得太深了，他從文字上，覺得楷書不合理，結果到了兩頭極端的理論，即寫篆字或廢漢字的理論，雖然事實上知道都難做到。”[88]強烈地改造中國文字的願望是錢玄同在廢楷用篆的複古主張失敗後，轉向《新世紀》的內在原因。
錢玄同的世界語的主張提出後，不僅遭到社會上的反對[89]，也沒有得到新文化陣營的首肯。支持錢玄同主張的陳獨秀在錢玄同文後的附言中提出了“惟僅廢中國文字乎？抑並廢中國言語乎”的疑問。陳獨秀主張廢漢字，存漢語，“當此過渡時期，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90]胡適則私下規勸錢玄同說，文字改革的問題，不是簡單難得事情，“須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細心，方可望稍稍找得出一個頭緒來。若此時想‘抄近路’，無論哪條‘近路’，是世界語，還是英文，不但斷斷辦不到，還恐怕挑起許多無謂之紛爭，反把這問題的真相弄糊塗了”。[91]讚同廢漢字的魯迅也認為：“灌輸正當的學術文藝，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討論Esperanto尚在其次。”[92]
錢玄同的世界語主張遭到了失敗。1920年以後，錢玄同就放棄了這一主張。
二
新文化運動**過後，複古思潮的回歸，給錢玄同以極大的刺激。錢玄同“廢漢文漢語的心又起了，明知廢漢文容或有希望，而廢漢語則不可能的。但我總想去做”。[93]錢玄同在主張實行世界語時，曾反對僅改變漢字的形式以羅馬字母拚寫而不廢漢語的主張，他一度認為中國用羅馬字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中國語言文字極不統一，一也；語言之音各處即萬有不同，即文字之音亦複分歧多端，二也”。[94]但在世界語主張失敗後，錢玄同改變主張，極力倡導羅馬字母式的拚音文字。
在1922年《國語月刊》第1期漢字改革號上，錢玄同發表長文《漢字革命》，全麵論述漢字改革主張。“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的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95]錢玄同格外注重通過對漢字進行革命以利於接受西方現代文化，他認為漢字的難寫、難記、不利於機器打字，“這些都還不打緊，最糟的便是它和現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一般人所謂‘西洋文化’實在是現代的世界文化，並非西洋人的私產，不過西洋人作了先知先覺罷了。中國人要不甘於‘自外生成’則應該急起直追，研究現代的科學、哲學等等。若要研究‘國學’尤其非懂得科學的方法不行。”“我們要使中國人都受現代世界文化的洗禮，要使現代世界文化之光普照於中國，要使中國人都可以看現代的科學、哲學、文學等等書籍，則非將它們用國語翻譯或編述不可。可是一講到用國語翻譯並編述他們，立時三刻就發生一件困難的事，就是學術名詞的翻譯問題。”“意譯不但沒有很適當的字，而且還容易發生種種誤解。”“音譯自然比較的好些。但如‘邏輯’，如‘德謨克拉西’，如‘狄卡耽’，如‘布爾什維克’等等，用了許多聯不起來的漢字，真不容易記住；至於讀起來的佶屈聱牙，恐怕不下於韓老頭兒的讀《盤庚》、《大誥》哩。”因此，錢玄同提出，“學術上的名詞，老老實實的把原字寫進我們的國語中來，才是正辦”。“為和世界文化不隔膜計，為補救國語的貧乏計，我以為非無限製的采納外國的詞兒並且直寫原文不可。但用此法，則漢字又是一種障礙物。因為被采納的外國詞兒，都是用羅馬字母拚成的，和這四四方方的漢字很難融合”，因此，“非將國語改用羅馬字母式的字母不可。這便是我主張‘漢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的理由”。[96]
明末，西方傳教士就開始使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19世紀末以來，許多抱有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認為中國國勢孱弱，由於教育不普及；教育不普及，由於漢字煩難。於是紛紛提倡漢字改革，提出多種不同的改革方案，形成一個以切音字（拚音字）為目標的漢字改革運動。據錢玄同自己的回憶，他最初接觸到拚音文字問題是在1905年讀到《新民叢報》上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時。在這篇文章中，梁啟超表彰清初大儒劉獻廷“最足以豪我學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二曰倡地文字”，錢玄同“讀梁先生之文而大悅劉氏之學，因改號為‘掇獻’，意欲‘掇拾劉獻廷餘緒’也”。不過，錢玄同當時並沒有看過其他有關劉獻廷的著作及劉獻廷自己的著作“隻是少年之感情衝動，對於梁先生所述劉氏之學，覺其新奇而大悅爾”。[97]而且，這種感情的衝動很快被其保存國粹的狂熱所淹沒。他對於實行官話字母的王照和提倡簡字的勞乃宣都持反對態度。
與曆史上的各種漢字拚音方案主張者不同，錢玄同主張用拚音文字代替漢字。晚清以來的拚音文字提倡者如盧戇章、勞乃宣、王照等都不主張廢漢字。[98]其製造拚音文字的目的是用拚音文字來開通民智，對此，錢玄同批評他們“認為漢字太高深了，太優美了，它隻是有力治學的人們適用的文字，至於那些知識低下或不識字的人們，是沒有使用它的福氣的，我們應該可憐他們，另外製造一種粗淺的拚音文字來給他們使用”。[99]錢玄同主張文字革命，“和文學革命一樣，不是一班‘主張通俗教育的人們’如（勞乃宣、王照之流）做給‘小百姓’吃的窩窩頭，實是對於魚翅、燕窩改良的食物——是雞蛋、牛乳之類”。[100]
與用世界語取代漢字漢語沒有成功一樣，錢玄同用拚音文字取代漢字的設想也沒有成功。雖然如此，拚音文字本身的探索卻取得了重大的成績。從1925年9月26日到1926年9月6日，經過錢玄同、劉複、黎錦熙、林語堂、趙元任、汪怡等人組成的“數人會”一年的工作，22次會議，擬定出國語羅馬字拚音方案一種，1928年由大學院公布。
三
在主張以拚音文字代替漢字的同時，錢玄同還積極主張漢字簡化。還在1920年，錢玄同就認識到實行拚音字還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他認為製造拚音字需要時間，“拚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間就能夠製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氣、亂七八糟把音一拚，就可以算完事的”。同時，他也意識到中國社會“喜歡守舊，反對改良”，也一定阻礙拚音文字的實行。[101]因此，錢玄同在主張拚音文字的同時，也主張對漢字簡化，實行對漢字的改良。1920年，錢玄同發表《減省漢字筆畫底提議》，提出八種簡筆方案。錢玄同的簡化漢字的主張曾受章太炎的影響。章太炎在日本時期，反對《新世紀》一派的對漢字的批評，但也承認漢字有“深秘”的特點。他一麵改良反切，一麵主張采用章草，“事有緩急，物有質文，文字宜分三品：題署碑版，則用小篆；雕刻冊籍，則用今隸；至於倉促應急，取備事情，則直作草書可也”。[102]錢玄同後來回憶說：“我讀了餘杭先生這段文章，認定他這個主張是最切於實用的，是寫漢字唯一的簡便辦法。”[103]錢玄同漢字簡化方案之一主要是采用草書。1922年，錢玄同盛倡漢字革命，並在《漢字革命》一文中把廢除漢字的時間定為十年之期，但實際上，他深知短時間內廢除漢字是不可能的。他在寫完《漢字革命》一文後，在日記中寫道：“漢字在將來總是廢得成的，不過究竟在若幹年之後，則此次實難有把握，我那篇文章上以十年為期，這不過是聊作快語，以鼓勵同誌罷了。實際上恐未必能夠這樣的如心如意。”[104]在提倡漢字革命的同時，錢玄同再一次提出減省漢字筆畫的提案，主張簡化漢字，把改用拚音作為治本的辦法，減省筆畫作為治標的辦法，並把治標作為目前最切要的工作。[105]錢玄同還設想在“簡筆字以外尚須大大裁減漢字，其法可將古、俗之一字通做數用者均合之，但以國音音同（不分五聲）為準。如此則有二美，（一）可少識字。（二）同音字減少。減之又減而拚音字成矣”。[106]
應該指出，漢字簡化隻是錢玄同實行拚音化的準備，是其實行拚音化的一個步驟。1922年《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出版時，應錢玄同之請，胡適為之寫卷頭語，但胡適隻談到了簡化漢字的問題。錢玄同讀後，恐引起讀者誤會，又在胡文上加一附誌，提出“字體改簡，隻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隻是第一步中的一種辦法，而且隻是第一步中的一件事”。[107]錢玄同雖然認識到了國語羅馬字是很遠的將來的事情，但他的重點卻在羅馬字上，直到1934年國語羅馬字和北方拉丁話發生爭端，在大眾語運動中湧現出大量手頭字後，錢玄同才把注意力再次投向簡體字。但如黎錦熙所言，簡體字“不在G.R（國語羅馬字）的範圍”，隻是“適應環境”而已。[108]錢玄同收集起草的簡體字公布後，遭到一些國民黨中央要人、省主席、社會名流等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1935年9月23日，錢玄同閱《申報》，得知何健反對簡體字的消息時，在日記中寫道：“簡字本無甚價值，此324文尤覺太陋，本有些莫須有。”[109]當1936年國民黨政府訓令將簡體字暫緩推行時，錢玄同說：“倒也不在乎。”[110]
四
無論是廢漢文，采用世界語，還是以國語羅馬字取代漢字，都沒有取得成功。因為這些改革主張本身存在許多誤區。
第一，忽視了文字自身的發展規律。事實上，在這方麵，作為學者的錢玄同和作為思想家的錢玄同是有矛盾的。在盛倡廢漢文的同時，錢玄同發表《中國字形變遷新論》，總結曆史上字形變遷的規律，他說：“我以為這純是任自然的趨勢，逐漸改變的。改變的緣故，必定是因為舊字有不適用的地方，所以總是改繁為簡，改奇詭為平易，改錯落為整齊，改謹嚴為自由。但舊字雖因有不適用的地方而改變，卻並非全體不適用。所以字形雖然時有變遷，而當變遷的時候，決不是把舊字完全改易，那平易適用的，還是因仍舊貫；——斷沒有旦暮間能夠盡棄舊字，改寫新字的道理；更沒有一個人重造一種新字，就能夠同法律一樣，限定時日，強迫全國遵用的道理；尤其沒有特造一種新字，專限用於某方麵的道理。”[111]但在實踐中，錢玄同所主張的變革，無論是廢除漢字，還是廢除漢語都與其學術觀點不同。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學理與現實文化改造理想的分裂。當錢玄同廢漢字、漢語的主張陷入一片反對聲中時，陳獨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一文中為之所作的辯護就說明了這一問題。陳獨秀說：“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大家，豈有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我以為隻有這一理由可以反對錢先生），他隻是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著許多老少漢學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激切的議論。”[112]新文化陣營的人士，向來主張和而不同，決不黨同伐異。陳獨秀的觀點，並非是單純地為錢玄同辯護，而是他對這一問題的真正認識。這一認識對於理解錢玄同在語言文字問題上的失誤，非常有意義。
第二，忽視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文字是文化的一種載體，本身亦是文化的體現。錢玄同舉起漢字革命大旗時，就有漢字革命會導致文化中斷的反對呼聲。錢玄同為反駁這種觀點，寫了《漢字革命與國故》一文。但他的回答，並沒有真正令人信服地解決這一問題。錢玄同在這篇文章中主要強調文化是發展變化的，這一點無疑正確，但他在強調文化發展變化的同時，卻完全忽視了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連續與繼承。錢玄同說：“他們（指認為漢字革命會使文化中斷者——引者注）所說的‘中國文化’既是寄於漢字的書籍之中的，則當然是指過去的已經僵死腐爛的中國舊文化而言，不是現在的正在發榮滋長的中國新文化，過去的已經僵死腐爛的中國舊文化，可以稱之為國故。”“因為國故是過去的已經僵死腐爛的中國舊文化，所以他與現代的中國人底生活實在沒有什麽關係。”[113]文化是發展的，也是有變革的，並且發展和變革有時是急劇的、飛躍性的。但無論何種發展、變革均離不開繼承，不能完全割斷連續的傳統，而漢字革命恰恰是違背了這一規律。[114]
第三，忽視了文字的民族性。語言文字是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特點的事物。在辛亥革命時期，錢玄同曾極其重視語言文字的民族性，“凡文字、語言、冠裳、衣服皆一國之表旗，我國古來已臻完美，無以複加，今日宜奉行者”。[115]錢玄同注意到文字語言的民族性，將其作為民族文化的一種標誌，應該說是正確的，但極端的讚美遠古文字形態，反對對文字實行任何改革，卻又違背了時代的進步潮流。新文化運動時期，錢玄同批判傳統文化，主張向西方學習，但為追求徹底的改革，卻又完全忽視了文字的民族性。當錢玄同主張世界語時，陶孟和寫信給陳獨秀，對錢玄同大加駁難。其中，陶孟和提出各國語言有民族性，而世界語是人造的，無民族性，並以此判斷其優劣。錢玄同引用陳獨秀的話回答陶氏說：“Espreanto為人類之語言，各國語乃各民族之語言，以民族之壽命與人類較長短，知其不及矣。”“重曆史的遺物，而輕人造的理想，是進化之障也。”[116]其實陳獨秀的解釋也很籠統、含混，非科學的論證，並沒有說明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繼承與創新的關係問題。漢字有長期演進的曆史，其詞源、字匯、構詞的發展都一脈相承，有其深厚的曆史文化背景，與中華民族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息息相關。漢字革命論者顯然忽視了這一點。
第四，忽視了漢字自身的長處。錢玄同批評漢字“論其本質，為象形字之末流，為單音語之記號。其難易巧拙程度不可與歐洲文字同年而語”，“此等文字亦實在不可以記載新文明之事物”。[117]錢玄同對漢字的批評有其合理的地方，但錢玄同完全否定漢字，也沒有看到漢字的長處。作為世界文字的一種，漢字有其不足，也有其優點。在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化過程中，對漢字進行改革，使其更能適應時代的發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如整理漢字，如為漢字製訂輔助的表音字母等，但把漢字完全視為低級文字、野蠻文字，不能表達新事物，完全否定漢字的長處和價值，采取廢除的方法，則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所以，世界語主張自生自滅，國語羅馬字也沒有能替代漢字。30年代中期，錢玄同也不得不暫時地將國語羅馬字擱置起來，他承認“羅馬字母成功非近時可能”，“現在仍是漢字時代”。[118]
上述評價並非完全否定錢玄同對世界語的追求和對拚音文字的探討。作為一種人造的語言文字，世界語反映了人類對擁有共同語言文字的願望和理想，在中國對其加以介紹宣傳具有積極的意義。錢玄同是中國近代宣傳世界語的先驅之一。國語羅馬字創製也為後來的為漢字注音的拚音字母的創製提供了借鑒。1958年，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中說：“從1892年盧戇章的《切音新字》開始，當時我國的許多愛國人士也都積極提倡文字改革，並且創製各拚音方案。1926年產生了由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製訂的‘國語羅馬字’，至1928年由當時南京的大學院正式公布。接著，1931年產生了由瞿秋白、吳玉章等製訂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是中國人自己創製的拉丁式的漢語拚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在談到現在的拚音方案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功勞。”[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