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6年夏秋之後，錢玄同放棄保存國粹的主張，將創造中國新文化的努力方向轉向了學習西方。1917年1月，他在日記中寫道：
大凡學術之事，非智識極豐富，立論必多拘墟。前此閉關時代，苦無域外事可參照，識見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變通，學子正宜多求域外智識，以與本國參照，域外智識愈豐富者，其對本國學問之觀察亦愈見精美。乃年老者深閉固拒，不肯虛心研求，此尚不足怪，獨怪青年諸公，亦以保存國粹者目標，抱殘守缺，不屑與域外智識相印證，豈非至可惜之事？其實欲昌明本國學術，當從積極著想，不當從消極著想。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識，以與本國學術相發明，此所謂積極著想也，抱殘守缺、深固閉拒，此所謂消極著想也。[120]
文化的發展與進步，既需要同一文化係統內部的不同流派間的交流、參照，也需要不同文化係統間的比較、借鑒，在近代世界隨著全球市場的擴展而五洲變通的時候，後者更為重要。提倡積極接受域外智識，以與本國文化相參照，反映了跳出國粹派的錢玄同對東西文化關係的新看法，是他提倡積極學習西方文化的出發點。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錢玄同寫了許多文章、通信和隨感，大力倡導向西方學習。
為了有利於學習西方，錢玄同對晚清以來有礙於學習西方的觀念，如中國文化世界第一，西方的科學、哲學、倫理等思想學術在中國古已有之等，做了許多批判：
若說科學是墨老爹發明的；哲學是我國固有的，無待外求。我國的文學，既有《文選》，又有“八家”，為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禮》是極好的政治；中國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發昏作夢。請問如此好法，何以會有什麽“甲午一敗於東鄰，庚子再創於八國”的把戲出現？何以還要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話？何以還要什麽造船製械，用“以夷製夷”的辦法？[121]
近來中國人常說，“大同是孔夫子發明的；民權議院是孟夫子發明的；共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前周公和召公發明的；立憲是管仲發明的；陽曆是沈括發明的；大禮帽和燕尾服又是孔夫子發明的”（這是康有為說的）。此外如電報、飛行機之類都是“古已有之”。這種瞎七搭八的附會不但可笑，並且無恥。請問：就算上列種種新道理、新事物的確是中國傳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學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進步，到了現在的樣子，我們自己不但不會改良進步，連老樣子都守不住，還有臉來講這種話嗎？[122]
錢玄同的批判可謂尖銳、辛辣。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也批評過這類觀點，“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123]
在批判阻礙學習西方文化的思想同時，錢玄同主張積極全麵地向西方學習。他說：
適用於現在世界的一切科學、哲學、文學、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發明的，我們該虛心去學他，才是正辦。[124]
我的思想，認定中華民國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藝、科學，都該完全學人家的好樣子，斷不可回顧七年前的“死帝國”。[125]
我以為今後的中國人，應該把所有的中國舊書盡行擱起，凡道理、智識、文學，樣樣都該學外國人，才能生存於二十世紀，做一個文明人。[126]
我們應該知道，人家的學問、道德、智識都是現代的，我們實在太古了，還和春秋以前一樣，急起直追，猶恐不及，萬不可再徘徊歧路了。[127]
一切都要向西方學習的提法，極端甚至偏頗，也不科學，反映出錢玄同跳出國粹派，主張學習西方文化以與中國文化相參照的同時，又有向西化派發展的思想傾向。不過，從當時和後來錢玄同的思想實際看，他要學習的是那些現代的、適應20世紀的新文化，而不是照搬一切西方文化。
為有利於學習西方，錢玄同大力提倡各種文化改革。他提倡的廢漢字，既是為了批判舊文化、舊傳統，也是因為他認為漢字裏沒適於表達現代學術的新詞語，而一切現代社會的新名詞、新術語又都是西方人發明的，采用世界語或直接使用外來語言對於接受西方科學文化更為方便。他提倡漢字橫行和句讀符號也是為了方便接受西方文化，“因為以後的中國文章中間，要嵌進外國字的地方很多，假如用了直式，則寫的人，看的人，都要把本子直搬橫搬，兩隻眼睛，兩隻手，都費力得很。又像文章中間所用的符號和句讀，要他清楚完全，總是全用西洋的好”。[128]他提倡中國使用世界公曆紀年也是期望求得世界的一致，使中國融入世界，“從現在以後的中國，是世界上的一部分；現在以後的中國人，是世界上人類的一部分。所以無論講時事，講古事，都和世界各國相關連”。[129]總之，錢玄同關於文化改革的許多設想和主張都是從有利於接受西方現代文化的角度出發的。
為了有利於學習西方，錢玄同強調以開放的心態對待西方文化。近代中國，西學東漸，但在譯介西方書籍時，常常存有用中學剪裁西學的做法。錢玄同對之堅決反對。他說：“無論譯什麽書，都是要把他國的思想學術輸到己國來，決不是拿己國的思想學術作個標準，別國與此相合的，就稱讚一番，不相合的，就痛罵一番。”“中國的思想學術，事事都落人後，翻譯外國書籍，碰著與國人思想見解不相合的，更該虛心去研究，決不可妄自尊大，動不動說別人國裏道德不好。”[130]關於吸取西方文藝思想，周作人曾提出：“將他國的文藝學術運到本國，決不是被別國征服的意思；不過的是經過了野蠻階級蛻化出來的文明事物在歐洲先發現，所以便跳了一步，將它拿來，省卻自己的許多力氣。既然拿到本國，便是我的東西，沒有什麽歐化不歐化了。”錢玄同對之表示句句讚成，認為是“至真至確”之論，並進一步發揮，“我們對於一切學問事業，固然不‘保存國粹’，也無所謂‘輸入歐化’，總之，趨向較合真理的去學去做，那就不錯”。[131]
二
新文化運動**過後，因著國際國內的新形勢，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學衡》雜誌、《華國》月刊、《甲寅》周刊等，相繼問世。1920年，梁啟超著《歐遊心影錄》，提出歐洲文化破產，要用東方文化去解救西方。受其影響，1922年梁漱溟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將東西文化劃分為不同性質的三種文化，認為未來的文化發展方向是中國文化。1923年，張君勱做《人生觀》講演，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1922年4月，吳宓發表《論新文化運動》，把新文化運動說成是傳播西學糟粕。1925年9月，章士釗發表《評新文化運動》，批評新文化。東西文化問題再一次成為思想界注目的焦點。錢玄同對這一係列文化論爭極為關注，積極思考東西文化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東西文化的差異是發展程度的不同，而不是根本性質的不同。錢玄同說：“我反對梁漱溟先生的那種分別東西文化三類（中國、印度、歐洲）之說，我相信胡適之、吳稚暉、徐旭生、唐璧黃諸先生的話。我認為東西文化之異，並非性質不同，隻因西洋人比咱們要努力上進，一切學術都超邁到咱們前麵去了，咱們應該恥於落後，不甘‘自外生成’，急起直追，趕上前去，跟上他們，才是有出息的民族，有希望的國家。彼等所謂‘西方文化’便是現世界最較合理的文化，所謂‘西學’便是現世界最較近真的學術，這斷斷不是西洋人私有的東西。”[132]錢玄同認為梁漱溟的三路向說太武斷了。[133]他認為，西方文化就是世界文化、是現代文化，反對把文化分成東西方的觀點。他在日記中寫道“‘東方化’、‘西方化’的說法實在不能成立。總之，科學未興以前的文化，都是博物院裏的材料。看到中國有宋之‘朱學’，清之‘漢學’，印度有因明學，這都是科學的精神的漸漸發舒。我更相信‘賽先生’絕對不能西洋人所私有，的的確確是全世界人類公有之物，所以說這是‘西方化’，實在絕對不通，這分明是世界文化”。[134]他在給林語堂的信中說：“我堅決地相信所謂歐化，便是全世界之現代文化，非歐洲人所私有，不過歐人聞道較早，比我們先走了幾步，我們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拚命去追趕這位大哥。”[135]對於當時發生的科玄論戰，錢玄同讚成科學一派的觀點。[136]
西方社會在經曆了文藝複興、啟蒙運動、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之後，創造出領先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錢玄同認識到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在發展程度上存在差異，符合近代東西方文化發展的實際，而他將西方文化界定為世界文化和現代文化，則更是認識到了近代以來世界文化發展的實質。現代性是西方文化的最合理的內核。學習西方文化，不是因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為它是現代的。這一觀點，是近代中國人學習西方、認識西方的一個深化。從這個意義上說，與那些將東西方文化分為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即將東方文化視為精神的，有永恒的價值，西方文化為物質的、機械的，無永恒的價值相比較，與表麵不拒絕西方文化、而實際上也認定西方文化是物質文化的觀點相比較，錢玄同的觀點是深刻的。
第二，將東方文化連根拔去，將西方文化全盤承受。1923年，錢玄同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說：“我近日很‘動感情’，覺得兩千年來的‘國粹’，不但科學沒有，哲學也‘玄’得厲害，理智的方麵毫無可滿足之點，即感情方麵的文學除了那誦聖，媚上，押韻，對仗，用典等等‘非文學’以外，那在藝術上略有地位的總不出乎——a.歌詠自然，b.發牢騷，c.怡情酒色三種思想。……因此，覺得說來說去，畢竟還是民國五六年間的《新青年》中陳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話最為不錯。還是德賽兩先生最有道理。”[137]他在另一封給周作人的信中又說：“我近來覺得這幾年來的真正優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卻隻有二人：1吳敬恒，2陳獨秀是也。雖然他倆在其他種種主張上我們不表同意的也有——或者也很多，但就——將東方文化連根拔去，將西方文化全盤采用這一點上，我覺得他倆最可佩服的。”[138]1924年4月8日，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舊則舊，新則新，兩者調和，實在沒有道理，製度是有機體，牽一發而全身動搖也。我以為真應該將：東方文化連根拔去，西方文化全盤承受才是。”
“東方文化連根拔去，西方文化全盤承受”思想的提出，錢玄同將他學習西方的思想發展到極端。但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的形勢，這種激進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
新文化運動**過後，錢玄同曾對自己的激進態度進行過反思，在新與舊關係的問題上，錢玄同對自己將新舊文化截然對立起來的態度有所修正，主張客觀地對待儒家學說和舊文學，“我們以後，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態度來作訑訑之相了。前幾年那種排斥孔教，排斥舊文學的態度狠應改變。若有人肯研究孔教與舊文學，鰓理而整治之，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與舊文學，隻是所佩服的確是它們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當，很應該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與舊文學，隻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會——波及社會，亦當以有害於社會為界——也應該聽其自由。”[139]他在評價沈尹默的“舊”時說：“他對於‘舊’是確有心得的，雖然他自己的主張似乎單調了一點，但我還覺得他今後的‘舊成績’總有一部分可以供給‘新的’作為材料之補充。”[140]對於傳統道德中“孝”的觀念，錢玄同提出：“由孝引之於愛，不當一味排斥。”[141]這些都反映出錢玄同在新舊文化關係上的新思考。不過，錢玄同主張包容，並非排斥鬥爭。舊思想的回潮，錢玄同再次奮起，發出激進的呐喊。麵對那些“提倡與民國絕對不相容的三綱五倫，提倡嫖賭，提倡納妾……一言以蔽之，在時間上開倒車而已”。[142]的事情，錢玄同極為憤慨[143]，“將東方文化連根拔去，將西方文化全盤承受”之論因是而發，“近來的怪論漸又見多，梅光迪諸人不足怪，最近那位落華生也有提倡孔教之意，我未免有‘意表之外’之感焉。覺得中國古書確是受戒的書物，這些書不曾經過整理就緒（即將它們的妖怪化、超人化打倒）以前，簡直是青年人讀不得的東西。我近來犯動感情，以是‘東方化’終是毒藥……我近來耳聞目睹有幾件事，覺得梁啟超壬寅年的《新民叢報》雖然已成曆史上的東西，而陳獨秀在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的《新青年》中的議論，現在還是救時的聖藥。現在仍是應該去提倡‘非聖’、‘逆倫’，應該積極去鏟除‘東方化’。總而言之，非用全力來‘用夷變夏’不可，我之燒毀中國書之偏謬精神又漸有複活之象。”[144]這樣，錢玄同把他學習西方的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極端。
學習西方文化中的現代性合理內核，批判中國文化中的落後成分，是近代振興和發展中國文化的必由之路，但將西方文化全盤承受，將東方文化連根拔去卻不是科學的做法。它顯然有著絕對化、片麵化和簡單化的傾向。不過，應該看到，錢玄同的全盤承受歐化論是在與複古論、調和論的鬥爭中提出的，是針對反新文化運動、複古主義、盲目的民族自大而發的很“動感情”的話。他的觀點顯然帶有爭論中過於偏激的情緒化色彩，它是現實鬥爭中的口號，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探討。實際上，錢玄同主張的全盤承受歐化也並不是不顧一切的西化，而是西方現代文化、新文化，主要是要接受以培根、牛頓、瓦特、米勒、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阿斯勒的學說為代表的反映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進步的先進學說。[145]錢玄同認為西方文化也有弊端，不應該完全照搬，他在1923年致周作人的信中，批評一切效法西方的做法：“我以為縱然發現了外國人的鐵**有了臭蟲而不撲滅，但我們決不該效尤，說我們木**發現的臭蟲也應該培養，甚至說將鐵**的臭蟲捉來放在木**也。所以外國女人雖有頭發，但中國女人並非不可剪發，外國女人雖說穿銳頭高跟的鞋子，但中國女人並非不可穿寬頭平底的鞋子。”[146]1925年，他在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又寫道：“我常說‘歐化’，似乎頗有媚外之嫌，其實我但指少數合理之歐而言之耳。多數之歐不合理者甚多，此實無化之必要。”[147]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些觀點是在與周作人的私人信件中提出的，在公開的論爭中，他很少講西方文化的短處，就像他很少講中國文化的長處一樣。這一方式，既體現了錢玄同在東西文化觀上的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驅者的苦衷。其實，錢玄同所謂“連根拔除”的內容也並非是全部中國文化，錢玄同在《關於反對帝國主義》一文中列舉的要除掉的所謂國粹是“綱常名教、忠孝節義、文聖武聖、禮教德治、文以載道、元首小民、安分守己、樂天知命，不問政治，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濟人利物非我事，自有周公孔聖人”等，把它們當成中國文化的全部顯然錯誤，但它們確是中國文化中的糟粕部分，確是應該“連根拔出”。在實踐中，錢玄同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實際做法並不是簡單的“連根拔出”，他積極讚成胡適整理國故的主張，自己計劃整理宋之永嘉學派，清初之顏李學派，清中葉之浙東學派，自歐陽修以來到康有為的疑古辨偽學派的著作。[148]這些著作，在錢玄同看來，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
三
從積極學習西方的文化觀出發，錢玄同激烈地批判複古主張。1925年5月，錢玄同看到《學衡》和《華國》兩種雜誌中有特別攻擊新思潮的內容，《華國》“罵提倡新文化新道德者為洪水猛獸”，“罵李光地因服膺朱老爹窮理之說而研究天文曆數為非，又以‘學者浸重物理’為率人類以與鱗介之族比矣”。錢玄同認為這些“夠得上稱為昏亂思想了”。他還認為《學衡》上吳宓和景昌極的文章攻擊科學，維護禮教也是混亂思想。為此，錢玄同提出“為世道人心計，不可不辭而辟之也”。[149]他一麵呼籲胡適出來做思想界的醫生，自己也發表文章，對反對新文化的思想加以反駁。
錢玄同的批評目標集中在“國民文學”的口號上。1925年3月6日，《京報》副刊發表穆木天、鄭伯奇、周作人等討論“國民文學”的信。穆木天提出，“我們要複活我們祖先的話語”，實現“祖先傳來的理想的極致”、“發掘我們民族的精髓”。[150]鄭伯奇在回信中也強調“要追懷古代的光榮”，“向殘虐無道的外國資本主義算總賬，我們要問鴉片戰爭的罪魁，我們要為庚子動亂申冤”。[151]國民文學的主張者還提出要歌頌“我們民族曆史的浩浩****，澎澎鼓動，放浪汪洋”，“不要管他們的時代思潮……我們做頑固的人罷！”。[152]建立國民文學的口號，反映了1925年前後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強調民族主義，在反帝愛國運動中，對於凝聚人心，鼓動宣傳，有其積極的意義，但過度強調民族主義可能會容納守舊思想，蘊涵著某種複古傾向，產生對現代化運動的反動。當時周作人讚成國民文學的口號，但也意識到其不足，周作人提出“提倡國民文學必須提倡個人主義”。[153]錢玄同則明確地反對國民文學的口號，他認為國民文學的主張是“二十年前底老新黨盲目讚美德國和日本那種血腥氣的愛國主義，不自知其醜的‘保存國粹’‘宣揚國光’主義，現在複活了”。[154]錢玄同對國民文學口號中蘊涵的複古思想堅決反對，他認為把世界現代文化普及到中國來，“但決不能說是國民的，因為既非咱們所固有，亦非咱們所獨有”，若以“‘發掘我們民族的真髓為職誌’，似乎總應該考察咱們民族底真相，未可錯認一己的理想為民族的精髓而一味去歌頌”。錢玄同認為，國民文學論者與愛國論者，國故論者，複古論者一樣，“對於中國民族一切腐朽的文化，殘酷的道德，汙穢的生活，謬誤的學術，都有相當的讚美。他們最不願中國人‘舍己從人’。他們常說甲點是中國的比外國的好，乙點是外國的比中國的壞，丙點是外國的也沒得比中國的好”。進而，錢玄同提出：“西洋史上有ㄦㄜㄋㄝㄤㄙ（Renaissance）一件大事，近來的中國人也覺得咱們中國也非得要這麽一套不可。我底偏見，卻認為咱們完全沒有這個必要，而且咱們不應該再要這一套，咱們應該將過去的本國舊文化‘連根拔去’，將現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盤承受’才是正辦。……我堅決地相信社會是進化的，人們是應該循進化之軌道前進的，應該努力前進，決不反顧才對。所以我認為過去的各國文化，不問其為中國的，歐洲的，印度的，日本的，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都應該棄之若棄撇屣。”[155]
對國民文學口號的批判，體現了錢玄同對複古思想的憤恨和他的強烈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願望。應該指出的是，在錢玄同批判保守複古思想時，也有將一切民族主義宣傳視為保存國粹和宣傳國光，有完全否定中國文化價值的傾向。
在批判穆木天的同時，錢玄同還從正麵闡述了反對帝國主義與學習西方文化的關係，他主張將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學習西方現代文化分開，既反帝國主義的侵略又積極學習西方現代文化。“忍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暴力，是糊塗蛋丟臉的行為，服從先進文明國發明的學術，是明白人合理的舉動。”[156]“反抗帝國主義是反抗侵略咱們的強權，絕對不是‘排外’，向咱們施行帝國主義的外國文化，都比咱們高得多多，咱們不但不應該‘排’它，而且有趕緊將它‘全盤承受’之必要，因為這是現代的世界文化，咱們中華民國也應該受這文化支配。”[157]在反帝鬥爭中，他提出：“不吸哈噠門香煙是應該的，但不應該回頭再拿三尺長的旱煙袋；不用日本的報紙是應該的，但不應該回頭再用開花紙、羅紋紙，不穿英國的嗶嘰是應該的，但不應該回頭穿寧綢……”。[158]
在近代，西方文化與帝國主義的侵略往往是相伴而來，西方文化往往是帝國主義所挾以侵略壓迫中國人民的手段。所以，在中國近代，東西方文化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既要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文化，又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既要批判民族文化中的消極成分，又要通過民族文化的闡揚以建立民族自信心。保存國粹和全盤西化是解決文化問題的兩個極端。錢玄同親身經曆了清末民初的國粹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在20世紀20年代民族主義高漲的氣氛中，明確主張將帝國主義侵略與西方現代文化分開，是一種理性的思考。
[1] 《錢玄同日記》，1921年1月18日。
[2] 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8頁，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54。
[3] 同上書，11頁。
[4] 《錢玄同致胡適》，1921年1月29日，耿雲誌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0冊，292－296頁。
[5] 《錢玄同致胡適》，1920年10月，耿雲誌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0冊，275頁。
[6] 《錢玄同日記》，1921年1月1日。
[7]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9月25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第5輯，322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8] 王元化：《對於五四的再認識答客問》，《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上），95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9] 目前出版的關於錢玄同的資料匯編，關於這封信，都存在係年錯誤。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研究資料》第9輯，將該信係年為1932年，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出版的《錢玄同五四時期言論集》，延續此誤，2000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錢玄同文集》第6卷，則係年為1926年，又造成了新的錯誤。
[10]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魯迅研究資料》第9輯，112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11]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魯迅研究資料》第9輯，112、113頁。
[12]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魯迅研究資料》第12輯，18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13] 《錢玄同日記》，1921年1月1日。
[14]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6年3月14日，《魯迅研究資料》第9輯，110、111頁。
[15]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魯迅研究資料》第12輯，18頁。
[16]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12月17日，《魯迅研究資料》第9輯，106頁。
[17]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6月12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332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18] 陳獨秀：《當代二大科學家之思想》，《獨秀文存》，51頁。
[19] 《錢玄同日記》，1917年1月25日。
[20]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1月21日，《魯迅研究資料》第12輯，18頁。
[21] 錢玄同：《關於反對帝國主義》，1925年6月8日，《語絲》第31期，1925年6月15日。
[22] 《錢玄同日記》，1923年4月1日。
[23] 錢玄同：《賦得幾分之幾》，《京報副刊》，1925年12月5日。
[24] 《國民公報》寸鐵欄，1919年8月16日，參見《錢玄同文集》第2卷，3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5] 錢玄同：《在劭西先生的文章後麵寫幾句不相幹的話》，1925年12月4日，《錢玄同文集》第2卷，250頁。
[26] 錢玄同：《隨感錄》二十八，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號。
[27] 錢玄同：《賦得國慶》，1925年10月10日，《京報副刊》國慶特號。
[28] 錢玄同：《賦得國慶》，1925年10月10日，《京報副刊》國慶特號。
[29]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6年3月24日，《魯迅研究資料》第9輯，111頁。
[30] 錢玄同：《中山先生是“國民之敵”》，1925年4月5日，《語絲》第22期，1925年4月30日。
[31]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4年3月24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333頁。
[32] 周作人等：《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晨報》，1922年3月31日。周作人、錢玄同等《主張信教自由宣言》發表後，立即受到非宗教方麵的攻擊，周作人於4月5日在《晨報》上發表《擁護宗教的嫌疑》，進一步明確發表《宣言》的目的，“冠冕的說，是為維護約法上的信教自由，老實的說一句，是要維護個人的思想自由”。
[33] 錢玄同：《關於反抗帝國主義》，1925年6月8日，《語絲》第31期，1925年6月15日。
[34] 1925年6月10日，錢玄同與馬隅卿、常維鈞及學生數人同出散發傳單。見《錢玄同日記》，1925年6月10日。
[35] 錢玄同：《廢話——關於三一八》，《語絲》第73期，1926年4月5日。
[36] 錢玄同：《〈國語周刊〉發刊辭》，1925年12月6日，《錢玄同文集》第3卷，156頁。
[37] 錢玄同：《關於反抗帝國主義》，1925年6月8日，《語絲》第31期，1925年6月15日。
[38] 《向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
[39] 《錢玄同日記》，1924年9月12日。
[40] 錢玄同：《青年與古書》，1925年4月11日，《錢玄同文集》第2卷，141頁。
[41] 錢玄同在1908年2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晚閱《史通》，先取前儒所痛斥為非聖無法之《疑古》觀之，覺其偉論卓識，獨具眼光，欽佩無量。”2月4日的日記又有閱讀《史通》的《載文》和《惑經》篇的記載。
[42]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29、30頁。
[43] 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1923年6月25日，《古史辨》第1冊中編，102頁。
[44] 同上書，104頁。
[45] 《玄同先生與胡適先生書》，《古史辨》第1冊上編，27、28頁。
[46] 《錢玄同日記》，1921年1月11日。顧頡剛也認為崔述“著書的目的是要替古聖人揭出他們的聖道王功，辨偽隻是手段”，錢玄同對此評價道“真是一針見血之論”。《答顧頡剛先生書》，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冊中編，80頁。
[47]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30頁。
[48] 《錢玄同日記》，1923年4月4日。
[49] 錢玄同：《論近人辨偽見解書》，1921年1月27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24頁。
[50] 錢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1925年12月13日，《古史編》第1冊下編，231頁。
[51] 同上書，233頁。
[52] 同上書，232頁。
[53] 《錢玄同日記》，1922年7月15日。
[54] 《錢玄同日記》，1923年1月1日。
[55] 《錢玄同日記》，1923年1月23日。
[56] 錢玄同：《論編纂經部辨偽文字書》，1921年11月5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41頁。
[57] 錢玄同：《論〈詩〉說及群經辨偽書》，1923年2月9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52頁。
[58] 同上書，52頁。
[59]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上》），1頁，上海書店影印商務印書館本，1988。關於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點，胡適在《章實齋年譜》中認為是說“六經皆史料”。錢玄同對此不讚同，認為有“增高解釋之失，實在和《文史通議》全書都不相合”。見《錢玄同日記》，1922年12月11日。
[60] 《考信錄提要》卷上，崔述撰述、顧頡剛編訂：《崔東璧遺書》，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1] 《錢玄同日記》，1922年12月24日。
[62] 《錢玄同致胡適》，1921年12月7日，《胡適遺稿及密藏書信》第40冊，298頁。另，1925年錢玄同在《語絲》撰文，對十三經進行全麵批判，其寫作的一個原因是“而況近有這個大蟲也者（指《甲寅》——引者注），力主小學讀經，曾經說過，‘經典自有權威，異於公民課本；讀經之效，在敦士習以挽頹風’，這樣幾句混話。他要談經嗎，老實不客氣，這是我的拿手戲，我相信我談得一定比他高明些”。由此可見，錢玄同批判儒家經典與當時政治的關係。參見錢玄同：《廢話》，《語絲》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63] 《錢玄同日記》，1921年9月18日。
[64] 《錢玄同日記》，1923年1月15日。
[65]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30頁。
[66] 《錢玄同日記》，1922年12月24日。
[67] 《錢玄同日記》，1923年1月15日。
[68]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9] 顧頡剛：《〈古史辨〉第1冊自序》，《古史辨》第1冊，49頁。
[70] 胡適：《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古史辨》第2冊，33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1] 柳存人：《紀念錢玄同先生》，《古史辨》第7冊（上），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2] 錢玄同：《論詩經真相書》，1922年2月22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46、47頁。
[73]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冊中編，69～78頁。
[74] 錢玄同在1925年2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宋以前除最無思想之博士和經師外，凡有思想之學者，並不認為是一物，如王充，如劉知幾皆是也。劉知幾隻認《尚書》、《春秋》是史，決不連類而及《易》及《詩》（三禮倒是書誌之源，但他沒有說）。可見劉氏不以六經為一物也。自宋以後便不然了。經師學究且不論，以章實齋、龔定庵、康有為、夏穗卿、章太炎之高明，猶認為一物，或認為曆史，則認六經皆史，或認為哲理，則六經皆哲理矣。這實在可笑極了。漢之古文說今文說尚不如此（唯崔東壁不認為一物，他不信孔子刪定六經之說可謂有特識）。梁任公漸能打破，然而這還不太行，至胡適、顧頡剛始能大解放。”
[75]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冊中編，69頁。
[76] 顧頡剛當時就稱讚錢玄同對六經的真相和孔子與六經的關係“說了許多從來未有的實話”（《古史辨》第1冊《自序》，54頁）。最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上古曆史的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說：“我發現了好些自以為新的見解，卻早已在此書（指《古史辨》——引者注）中由別人道破了。”其中郭沫若就提到錢玄同對於《易》卦的認識（參見該書第273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版）。脫稿於1928年春的錢穆之《國學概論》也論到“若胡適之、顧頡剛、錢玄同諸家，雖建立未遑，而破棄陳說，駁擊舊傳，確有見地”。對於錢玄同“論六經與孔子五涉，謂六經之配成，當在戰國之末”的觀點，錢穆也認為“雖同為論證未全之說，要其對經史上同為探本窮源之工作，同有可以注意之價值也”（見《國學概論》，330、33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現代學者李學勤先生認為古史辨的進步作用主要有三點。第一，進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黃金時代這一傳統觀點，有助於衝破網羅，促進學術的正常發展。第二，古史辨派對許多古代文獻，甚至是幾乎所有的古代文獻進行了重新審查，為繁榮文化事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第三，由於古史辨及其代表的疑古思潮對傳統的古史觀進行了一次掃**，從而為建立新的古代觀開辟了道路（李學勤：《中國古代研究一百年》，參見《夏商周年代學雜記》，282頁，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77] 錢玄同：《論〈詩〉說及群經辨偽書》，1923年2月9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52頁。
[78] 《錢玄同日記》，1926年9月14日。
[79] 《錢玄同日記》，1926年9月16日。
[80]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冊中編，73頁。
[81] 錢玄同：《論春秋性質書》，1925年9月22日，《古史辨》第1冊下編，275、276頁。
[82] 《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1918年3月4日，《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
[83] 同上。
[84] 《錢玄同日記》，1919年1月5日。
[85] 《答姚寄人論Esperanto》，《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0月15日。
[86] 《革新文字及改良文學》附言，《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15日。
[87] 《錢玄同致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4號，1917年6月1日。
[88] 《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第66則。引自高勤麗編：《名人筆下的錢玄同和錢玄同筆下的名人》，91頁。
[89] 關於來自社會的反對，錢玄同日記中有記載，“看1月5日《時事新報》，其中有罵我的圖畫，說要廢漢文用西文，苦於講話不能酷肖西人，乃請醫生把我的心挖了，換上一個外國狗的心，於是，我講出的話和外國狗叫一樣。”參見《錢玄同日記》，1919年1月8日。
[90] 《錢玄同致陳獨秀》，1918年3月4日，《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
[91] 《胡適致錢玄同》，1918年5月29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294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92] 《渡河與引路》，1918年報11月4日，《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0月15日。
[93]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3年8月19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345頁。錢玄同主張廢除漢字，不僅出於文字學的角度考慮，而且與當時的新舊兩派的鬥爭有很大的關係。在1925年4月26日的日記中，錢玄同寫道：“劭西說章行嚴做了總長，竟來幹涉國語矣。他說《中學國語讀本》（頡剛所選者）狗屁不通，中學萬不可用白話，至於小學，反正夠不上，說什麽且不論。又說注音字母也不成個東西，雲雲。他們既如此，我索性來幹他一下子，鼓吹漢字革命，主張將《古文辭類纂》扔下茅廁，擬俟孫伏園回京與之商酌，在《京報》上出《國語半月刊》。”
[94] 《致陳獨秀》，1918年3月4日，《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
[95] 錢玄同：《漢字革命》，《錢玄同文集》第3卷，62頁。
[96] 錢玄同：《漢字革命》，《錢玄同文集》第3卷，77、78頁。
[97] 錢玄同：《以公曆一六四八年歲在戊子為國語紀元議（與黎錦熙、羅常培書）》，《錢玄同文集》第3卷，454、455頁。
[99] 錢玄同：《漢字革命》，《錢玄同文集》第3卷，59頁。
[100]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12月27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339頁。
[101] 《減省漢字筆畫底提議》，《新青年》第7卷第3號，1920年2月1日。
[102] 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章太炎全集》（四），34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3] 《〈章草考〉序》，《錢玄同文集》第4卷，48、49頁。
[104] 《錢玄同日記》，1923年1月17日。
[105] 見錢玄同：《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85～92頁。
[106] 《錢玄同日記》，1922年6月1日。
[107] 錢玄同：《胡適〈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卷頭言的附誌》，《錢玄同文集》第3卷，103頁。
[108] 黎錦熙：《蘇俄中國字拉丁化與國定的國語羅馬字之比較》，1936年1月21日，《中國語文的新生——拉丁化漢中國字二十年論文集》，128頁，上海書店影印1949年時代出版社本。
[109] 《錢玄同日記》，1935年9月23日。
[110] 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曹述敬：《錢玄同年譜》，161頁。
[111] 《錢玄同文集》第4卷，43頁。
[112] 《獨秀文存》，243頁。
[113] 錢玄同：《漢字革命與國故》，《錢玄同文集》第3卷，137、138頁。
[114] 錢玄同在寫作《漢字革命與國故》時似乎也遇到了這一難題。這篇兩千多字的文章，錢玄同作了近三天，自己也不甚滿意。他在日記中對這一文章的寫作過程有過記載。如，11月16日開始“撰《漢字革命與國故》一文，起了一個全不相幹之頭，作不下去，隻好不作了”。17日午後續作，但“作了許多，覺得甚不恰意，仍未作完”。直到20日完成，“今日無事，便將《漢字革命與國故》一文作完，一共兩千字光景，真是不知所雲。姑且封好，明天交伏園”。參見1923年11月16日、17日和20日《錢玄同日記》。
[116] 《致陶孟和》，1918年1月13日，《新青年》第4卷第2號，1918年2月15日。
[117] 《錢玄同日記》，1918年3月4日。
[118] 《錢玄同先生評傳》，王森然：《近代名人評傳》（二集），341頁。
[119] 周恩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1958年1月10日，《漢語拚音方案的製定和應用》，10頁，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120] 《錢玄同日記》，1917年1月20日。
[121] 錢玄同：《隨感錄》（三十），《新青年》第5卷第3號，1918年9月15日。
[122] 錢玄同：《隨感錄》（五十），《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15日。
[123]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79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124] 錢玄同：《隨感錄》（三十），《新青年》第5卷第3號，1918年9月15日。
[125] 錢玄同：《致芝園》，1918年7月1日，《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15日。
[126] 錢玄同：《對於朱我農君兩信的意見》，1918年10月6日，《新青年》第5卷第4號，1918年10月15日。
[127] 錢玄同：《致步陶》，1919年10月24日，《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年11月1日。
[128] 《錢玄同致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1日。
[129] 錢玄同：《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1919年10月24日，《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1年11月1日。
[130] 錢玄同：《〈天明〉附誌》，《新青年》第4卷第2號，1918年2月15日。
[131] 錢玄同：《論中國舊戲之應廢》，1918年11月6日，《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15日。
[132] 錢玄同：《為什麽要提倡“國語羅馬字”》，1926年12月21日，《錢玄同文集》第3卷，390頁。
[133] 《錢玄同日記》，1923年4月1日。錢玄同在《語絲》1923年11月24日第二期上發表隨感錄，其中一則是對三路向的諷刺。
[134] 《錢玄同日記》，1923年4月6日。
[135] 錢玄同：《回語堂的信》，1925年4月13日，《語絲》第23期，1925年4月20日。
[136] 錢玄同在1923年8月30日日記中記道：“《太平洋》4卷1號寄到。中有吳稚暉之《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極好。”
[137]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3年7月1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340、341頁。
[138]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3年8月19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346頁。
[139]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魯迅研究資料叢刊》第9集，113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140] 同上書，112、113頁。
[141] 《錢玄同日記》，1921年1月1日。
[142] 錢玄同：《出人意表之外的事》，《晨報副刊》，1923年1月5日。
[143] 在錢玄同的日記和書信中，多有反映錢玄同對舊思潮的回歸極端憤慨的情況。1922年12月29日，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看見第十二期《學衡》，第一篇題為《讀墨微言》是柳詒徵作的，居然在今日還要吹孟老爹的死恢期使複燃，說什麽‘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話，這真隻配去和張爾田們去談學了。”1922年，錢玄同看到武昌高師所出版的、由其同門黃季剛編輯的《國學卮林》第一期，其中竟有提倡君臣之說，認為荒謬絕倫（見《錢玄同日記》1922年1月23日）。
[145] 錢玄同：《關於反對帝國主義》，1925年6月8日，《語絲》第31期，1925年6月15日。
[146]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3年7月17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344頁。
[147]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5年6月25日，《魯迅研究資料》第10輯，7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148] 《錢玄同致胡適》，1923年12月23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0冊，330頁。
[149] 耿雲誌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0冊，351、352頁。
[150] 穆木天：《給鄭伯奇的一封信》，《京報副刊》，1925年3月6日。
[151] 鄭伯奇：《複穆木天的信》，《京報副刊》，1925年3月6日。
[152] 錢玄同：《寫在半農給啟明的信的後麵》，1925年3月17日。《語絲》第20期，1925年3月30日。
[153] 周作人：《致穆木天的信》，《京報副刊》，1925年3月6日。
[154] 錢玄同：《寫在半農給啟明的信的後麵》，1925年3月17日，《語絲》第20期，1925年3月30日。
[155] 錢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1925年6月28日，《語絲》第34期，1925年7月6日。
[156] 錢玄同：《關於國音》，1925年8月1日，見《錢玄同文集》，第3卷，200頁。
[157] 錢玄同：《關於反抗帝國主義》，1925年6月8日，《語絲》第31期，1926年6月15日。
[158] 《錢玄同致周作人》，1925年6月25日，《魯迅研究資料》第10輯，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