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文化運動**之後，錢玄同放棄了“欲廢孔學，欲剿滅道教，惟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一法”的偏激態度，他在一次演講中說：“說扔下毛廁吧，說束之高閣吧，這自然都是指應該有這樣的精神而言，自然不是真把一部一部的古書扔下毛廁或束之高閣。”[40]他讚同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的主張，開始致力於疑古辨偽工作。
錢玄同的疑古思想，從思想淵源上看，主要來源於清中葉後複興的今文經學，但同時也受到中國曆史上其他疑古思想的影響。在中國曆史發展過程中，雖有崇故信古的習慣，但也有疑古辨偽的傳統。從漢代的王充，到唐代的劉知己、啖助、趙匡，宋代的歐陽修、鄭樵、朱熹到明、清兩代的胡應麟、崔述、姚際恒、閻若璩，這一傳統盡管微弱但一直存在並連續不斷。錢玄同在日本時期就極其欣賞劉知己的疑古思想。[41]在整理國故過程中，錢玄同積極主張繼承前人的疑古思想和辨偽成果。在這方麵，錢玄同有許多論述，他說，“不但對曆史，一切‘國故’要研究它們，總以辨偽為第一步，前代學者如司馬遷、如王充、如劉知己、如顧炎武、如崔述諸人，都有辨偽的眼光，所以都有特到的見識”。[42]研究國學“要注意前人辨偽的成績，要敢於疑古。治古史不可存‘考信於六藝’之見”。[43]，“學術之有進步全由於學者的善疑”。[44]錢玄同的疑古思想可以說是對中國曆史上疑古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錢玄同在繼承曆史上的疑古思想的同時，也開始超越曆史上的疑古思想。他認識到曆史上的疑古辨偽有許多不足，“推倒漢人迂謬不通的經說，是宋儒；推倒秦漢以來傳記中靠不住的事實，是崔述；推倒劉歆以來偽造的古文經，是康有為。但是宋儒推倒漢儒，自己取而代之，卻仍是‘以暴易暴’，‘猶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傳記雜說，卻又信《尚書》與《左傳》之事實為實錄，康有為推倒古文經，卻又尊信今文經，甚而至於尊信緯書，這都未免知二五不知一十了。”[45]錢玄同認為產生局限的原因在於他們的疑古動機，“彼（崔述）對於經信為確實事實，且動輒用主觀的尊聖觀念評判，皆其所短。然此等毛病，兩千年來學者皆然”。[46]“康氏之《偽經考》本因變法而作，崔師則是一個純粹守家法之經學老儒，他們一個是利用孔子，一個是抱殘守缺，他們辨偽的動機和咱們是絕對不同的。”[47]錢玄同主張的疑古主要是從學術出發，他對友人說，“辨偽誠是整理國故中的第一件大事，但辨偽的意思是完全為求真相。就是對於大家都說是張三作的文章，我們覺得有些可疑，於是考證，考證的結果斷定這是李四作的，不是張三作的，如此而已。至於張三李四的好壞優劣，這是另一問題，李四的話也許簡直就是胡說，也許略有道理，也許和張三有同等的價值，也許過於張三遠甚，決不可一概抹殺。譬如《禮運》和《周禮》，說它不是孔丘和姬旦作的，這是不錯的，至於它的價值，不但《周禮》的組織遠非姬旦所能夢見，即《禮運》的思想，恐怕也比孔丘要進步了。”[48]他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寫道：“考辨真偽，目的本在於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與善惡是非全無關係。”[49]可以說，曆史上的疑古之思是為崇經尊聖而發，而五四後的疑古則是去掉崇聖尊經之見，以求真為目的，為學術之探討。這樣，五四時期的疑古辨偽就超越了曆史上的疑古辨偽，而具有了新的意義。錢玄同進而認為，“辨古書的真偽是一件事，審史料的虛實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禮》、《列子》，雖然都是假書，但《周禮》中許也埋藏著一部分周代的真製度，《列子》中也許埋藏一部分周漢間道家的思想”。[50]“假書也是一種史料。”[51]這是一種辯證的看法和曆史的觀念。反過來，錢玄同提出：“一切真書盡管真是某人作的，但作者之中，有的是迷於荒渺難稽的傳說，有的是成心造假，如所謂‘托古改製’；有的是為了古籍無徴，憑臆推測。咱們不能因其為真書就來一味的相信它。”[52]
錢玄同把疑古視為重新建立上古信史的第一步。自清末以來，經孫詒讓、吳大澂、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的努力工作，甲骨文研究已成為研究上古曆史、文字、製度的新興學科。錢玄同對甲骨文研究積極肯定，他提出將疑古思想與甲骨文、金文研究結合起來，建立可靠的上古信史。他在日記中寫道：“我以為應用甲、金二文推求真古字、真古史、真古製，以推倒漢人之偽古字、古史、古製，不應該用漢儒之偽文、史、製來淆亂甲金之真字、史、製也。宋人不足道，阮以來至孫皆淆也。吳大澂、劉心源稍好，王尤好，但仍未徹底。”[53]錢玄同認為不徹底的地方是“他們還有兩種毛病（1）好引漢以前的假書以證真古文（孫詒讓專用《周禮》附會，尤謬），（2）總不能拋開《說文》，所以常常要引許慎種種支離之說”。錢玄同提出“現在，我們應該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的曆史，在金文中求周代曆史，以匡正漢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說”。[54]可見，在疑古運動開始之際，錢玄同就不以疑古為單一目的，而是要為中國建立可靠的上古信史。1923年1月21日，錢玄同在閱讀了胡適1922年8月26日的日記後，做了如下的摘錄。胡適說：“我們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見，為中國學術謀解放。”“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苦功夫。”[55]可以說，錢玄同的主張和胡適的主張是一致的。
二
在古史辨運動中，顧頡剛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理論，影響一代曆史研究，而錢玄同則是以懷疑儒家經典奠定了他在古史辨運動中的曆史地位。
把經作為懷疑的重點，是因錢玄同認為“‘經’之辨偽與‘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過之。因為‘子’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懷疑之態度，而‘經’則自來為學者所尊崇，無論講什麽，總要征引它，信仰它”。[56]他在給顧頡剛的信中說：“推倒‘群經’比疑辨‘諸子’尤為重要。因‘諸子’是向來被人目為‘異端’的，故‘《管子》、《列子》是偽書’，‘《莊子》底《外篇》和《雜篇》非莊子所作’……這類話，除清朝這班好讀偽書的經師外，皆不以為是說不得的。若群經則不然。閻百詩、惠定宇諸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推倒了《古文尚書》；然康有為之《新學偽經考》，至今痛詆之者還是很多；因為推倒‘群經’他們總認為是‘宜正兩觀之誅’也。然正惟其如此，咱們所肩‘離經叛道’之責任乃愈重。”[57]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逸出九流，其經典具有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中間雖有一些思想家和學者，對於儒家經典的神聖性質有所懷疑，但都沒有突破傳統經學的束縛。錢玄同認為，從曆史上看，“宋以來有四個大學者，本來都是可以有大成就的，因為被‘經’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四人者，朱熹、顏元、章學誠、崔述是也”。[58]顏元是對儒家學說破壞最大的一個思想家，他根本反對讀書，但卻主張學習儒家的六藝。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但認為“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59]崔述雖要考信，但也認為“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備載於詩書（書謂堯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論語》，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六經之外，別無所謂道也”。[60]對經的迷信，束縛了思想家進一步從傳統思想中解放出來的腳步。
把經作為重點，對錢玄同來說，也有許多現實的考慮。錢玄同是一個學者，但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家。他說“子、史向不為人重視，打倒幾部偽的，大家並不覺得什麽，打倒偽經，實為推倒偶像之生力軍，所關極大也，且此物不推翻，則非信為真正古史，即尊為‘微言大義’，於曆史上，於學說上皆有損害也”。[61]改變信仰，推翻偶像，與衛道相反，“是決心要對聖人和聖經幹‘裂冠毀幌’，撕袍子，剝褲子的勾當的”。[62]在這裏，疑古的意義顯然又不局限於學術。
自清末以來，隨著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帶來的思想解放，儒家思想神聖和權威的地位受到很大的衝擊。古史辨偽運動對於儒家經典的批判，可以說是把儒家思想拉下神壇的最後一擊，而把打擊目標指向“經”的關鍵人物就是錢玄同。錢玄同能做到這一點，與他在近代經學史上的獨特地位有極大的關係。錢玄同曾師承古文家章太炎和今文家崔適，並經過崔適接受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的觀點。錢玄同從章太炎那裏學習到“隻把經典當作古書看，不把彼當作甚麽聖經看”的評判精神而不是盲目崇拜的治經態度[63]，同時他又從康有為那裏接受了對古文經的大膽懷疑思想，他認為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是一字千金之偉著”。[64]作為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全麵懷疑古文經典，提出六經為孔子托古而作，雖仍尊孔，但客觀上卻打擊了儒家經典的神聖地位，儒家經典的信史價值卻從此開始崩潰；而作為革命派的理論家，章太炎主張六經皆史，經的神聖地位同樣受到損壞。但康有為以變法維新為目的，專宗今文，而章太炎以革命保種為目標，篤信古文，都沒有做到對經學的最後清理。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篤信今文的錢玄同“思想改變”，“打破‘家法’觀念，覺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65]免除是丹非素入主出奴之見，跳出經學家法的束縛，錢玄同開始超越康、章對經學的批判。
對於曆史上的今古文經學，錢玄同認為，“漢代的今文家、古文家和清代的簡直差得很遠。漢代的隻會造假書，今文家的董仲舒造《春秋》，歸之孔子，古文家劉歆造《周禮》，歸之周公。於是把曆史完全搗亂。這是遮滿青天的雲霧。清代的是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古文家的章炳麟，痛駁微言大義之說，不信孔子有作經之事實，這是撥開漢代今文學家的雲霧。今文家的康有為發明古史不足信之說，不信有周公製禮之事實，這是撥開漢代古文家的雲霧。……清代的也有烏煙瘴氣之處，此中漢代之毒的原故。就是章君，能撥孔子作經的雲霧，而仍躲在周公製禮的雲霧之下。康君能撥周公製禮的雲霧，而仍躲在孔子作經的雲霧之下。此其蔽也。我們現在應該取他們撥雲霧之點，而棄他們躲在雲霧下之點，則古史真相才能漸漸明白的披露了。”[66]錢玄同反對古文經學，但他卻不否定古文經學的考證方法，汲取今文經學的懷疑精神卻又力排今文經學的狂妄的流弊，並吸收了劉知幾、章學誠的經學觀點。他說：“東漢之古文家，對於五經的觀念實比西漢的今文家要正確，而且能夠漸漸找出條例來。西漢的今文家把幾部文學和曆史看得稀奇古怪，所謂‘非常異議可怪’也，東漢的古文家則漸漸能以古史視之矣。東漢以後有兩位史學大家，一為唐之劉知幾，一為清之章學誠，他倆對於經的觀念更為正確（雖然章氏‘六經皆史’之說尚有謬誤）。章太炎師以古文家自命，他講經雖不能斬盡葛藤，然實賢於誇大之今文家，如康有為、夏曾佑等。古文家言詩之表示法為賦、比、興三體，言古代識字法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法，這本是用歸納法歸納出來的，實為今文家所未夢見者。”[67]錢玄同充分認識到今古文的長處和短處，成績和不足，但錢玄同在疑古辨偽運動中，著重點在破，錢玄同用破的思想鼓勵顧頡剛，“今文學是孔子學派所傳衍，經長期的蛻化而失掉它的真麵目的。古文經異軍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點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七拚八湊而成其古文學，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對台戲。所以今文家攻擊古文家偽造，這話對；古文家攻擊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這話也對。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古文家，把他們的假麵目一齊撕破，方好顯露出他們的真相。”顧頡剛當時感到這是“極銳利、極徹底的批評，是一個擊碎玉連環的解決辦法”。[68]應當承認，這種一起撕破的辦法，並不科學，也失之偏激，但在當時卻是打開經學研究新境界的手段。錢玄同的思想，在疑古辨偽運動中產生了重大影響。顧頡剛說：“在九年冬間，我初作辨偽工作的時候，原是專注目於偽史和偽書上，玄同先生卻屢屢說起經書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許多應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經部方麵也有可以擴充的境界。”[69]胡適對此評價道：“崔述推翻了‘傳記’，回到幾部他認為可信的‘經’。我們決定連‘經’都應該考而後信，在這一方麵，我們得著錢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70]錢玄同逝世後，柳存人在紀念錢玄同的文章中寫道：“錢先生可以算是承襲著清代道鹹間今文家極盛的餘緒，而又啟發了現代的用科學的治學方法來擴大辨偽運動的第一個人。”[71]
三
那麽，錢玄同對於“經”提出了哪些觀點呢？第一，推翻六經之說。第二，對六經作具體的分析。第三，把六經與孔子分家。
新文化運動後期，錢玄同對儒家經典進行了深入思考。在1922年12月24日的日記中，他寫道：
我近年總想推翻“六經之說”，將五部書分入各類如左：《易》（以彖辭為主）——孔丘哲學。《書》——曆史。《詩》——文學。《禮》——曆史（？）。《春秋》——曆史。若說這五部書的內容則是這樣的：《易》——卦、卦辭、爻辭。不知何人所作，實為占卜之用，和奕棋經、牙牌數等一樣，沒有什麽道理。《彖傳》、《象傳》係孔子所作，借卦象以寄其宇宙論、政治論、倫理觀、人生觀之學說，故為孔丘之哲學書。《係辭傳》以下當以歐陽修所論為最得，是雜湊許多學《易》者的筆記所成者，故冗複和衝突處均甚多。《書》——不編年之斷爛朝報，與孔丘無關。《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殆周秦間人所偽造，全無史料價值（其他或尚有偽篇，亦未可知）。《詩》——最古的一部詩的總集。孔丘曾見之，或者他曾收羅而編定，也未可知（因《論語》中有“《雅》、《頌》各得其所”之說），但他所見隻有此三百餘篇，刪詩之說決不足信。這些詩，大約是前九世紀至前七世紀這三百年中的作品，決不會再早。《禮》所謂《儀禮》是也。此書固非周公所作，也不是什麽孔丘托古改製的改作，實是周秦之間或漢人所雜抄。袁枚、牟庭相、崔述所言最有特識。其書價值當與《書儀》、《家禮》相等。《春秋》——此指一萬八千之經而言，編年之斷爛朝報也，與孔丘決不相幹。所謂“孔子作《春秋》”者，是孟軻的鬼話，全不足信。《尚書》、《春秋》二書，在曆史作品方麵沒有絲毫價值可言，遠不能比《國語》（包《左傳》）、《史記》諸書。若論史料價值，《尚書》還遠比不上毛公鼎，齊侯□（鎛？）等物，因文字傳習必無錯誤也。勉強說也不過和彼等相等而已。《春秋》則與《竹書紀年》相等。
1923年2月22日，錢玄同致書顧頡剛，正式提出對詩經的看法。錢玄同認為：“（一）《詩經》隻是一部最古的‘總集’，與《文選》、《花間集》、《太平樂府》等書性質全同，與什麽‘聖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聖經這樣的東西壓根兒就是沒有的）。這書的編纂和孔老頭兒也全不相幹，不過，他老人家曾經讀過它罷了。（二）研究《詩經》隻應該從文章上去體會某詩是講的什麽。至於那什麽‘刺某王’、‘美某公’、‘後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話頭，即使讓一百步，說作詩者確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曾未明明白白地告訴咱們，咱們也隻好闕而不講；——況且這些言外之意，和藝術底本身無關，盡可不去理會它。（三）將毛學究、鄭呆子底文理不通處舉出幾條，‘昭示來茲’。”[72]把《詩經》視為古代的一部詩歌集，完全否定了《詩經》的神聖性質。
1923年5月25日，錢玄同致信顧頡剛，高度稱讚顧頡剛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理論是“精當絕倫”，但該文的重點是全麵闡述錢玄同自己關於經的觀點。錢玄同認為：第一，孔子無刪述或製作“六經”之事。第二，《詩》、《書》、《禮》、《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幹的書（《樂經》本無此書）。第三，把各不相幹的五部書配成一部而名為“六經”的緣故，是因為《論語》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及孟子有“孔子作《春秋》”的話。第四，六經配成的時間當在戰國之末。第五，自從六經名稱成立，後人總是六者並舉並且比附“五常”、“五行”等。第六，關於六經的具體情況，錢玄同認為《詩》是最古的詩歌總集，輯集時代在孔子之前。《書》是三代時候的“文件類編”或“檔案匯存”，應該認它為曆史。《禮》、《儀禮》是戰國時代胡亂抄成的偽書。《周禮》是劉歆偽造的。《兩戴禮》中，十分之九是漢儒所作的。《樂》本無經。《易》是原始的易卦，是**崇拜時代的東西；“乾”、“坤”二卦是兩性的**記號，初演為八，再演為六十四，大家拿他來做卜筮之用，於是有人作上許多《卦辭》、《爻辭》，孔子以後的儒者借它來發揮他們的哲理。關於《春秋》，錢玄同讚同王安石提出的“斷爛朝報”和梁啟超說的“流水賬簿”的評語，否定《孟子》、《公羊傳》、《春秋繁露》、《公羊解詁》關於《春秋》中蘊涵的“微言大義”的說法。《左傳》是戰國時代一個文學家編的一部國別史，即是《國語》，其書與《春秋》絕無關係。[73]
六經的性質及其是否為孔子所作，是經今古文學爭論的一個焦點。古文學家，從史學出發，一向認為六經是周公政典，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不過將前代的史料重加刪訂，以傳授後人而已，把孔子看成史學家。今文家則認為六經大部分是孔子所作，經書中固然有前代史料，但更重要的是孔子所賦予的“微言大義”，把孔子看成政治家。在此，錢玄同一方麵汲取古代、近代對六經研究的成果[74]，一方麵用現代學術分科理論進行分析，另辟蹊徑，提出六經是六種不同性質的書籍，“六經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六經底大部分固無信史底價值，亦無哲理和政論底價值”的觀點[75]，徹底否定了六經為孔子所作和孔子刪訂六經的今古兩家的說法，打破了曆史上經今、古文學關於經的一切舊說，發出許多新見，為經學研究開辟一新境界，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76]
這一學術上的創見也有思想史上的價值。因為無論是孔子所作，還是周公政典，兩千年來都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神聖性，將六經（五經）與曆史上所謂的聖人分開，視之為不同學科的書籍，對於剝下經書的神聖外衣，推倒偶像崇拜，解放思想，意義更為重大。
四
任何學術，都是一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不能離開具體的曆史條件存在。在近代中國，這一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疑古既是曆史上疑古思想的繼承發展，但作為一場學術思潮，也是新文化運動反傳統精神在史學研究領域的深入，必然帶有新文化運動的特點，即強烈的反傳統的色彩。疑古學派“非聖無法”、“荒經篾古”適應了時代的要求，在思想史上有進步意義，但卻又勢必影響到疑古辨偽的學術性，在疑古過程中產生懷疑過頭、疑古過勇的傾向。因為以打倒孔教為出發點和以尊孔衛道為出發點一樣，都有可能違背學術上的求是宗旨。這是古史辨偽中存在的問題之一。這種問題在錢玄同身上也有體現。
1923年2月9日，錢玄同在致顧頡剛的《論〈詩〉說及群經辨偽書》中提出：“不把六經和孔丘分家，則孔教總不容易打倒的。”至於分家的原因，錢玄同認為是“一部《論語》確是古代底大學者底言論。乃無端將幾部無條理、無係統、真偽雜糅、亂七八糟的什麽‘經’也者硬算是孔二先生底著作，還造了許多妖魔鬼怪之談，什麽‘三統’咧，什麽‘四始’咧……強說是他老先生說過這樣不通可笑的話，他真被冤誣了。”[77]錢玄同這一段話，有其合理的地方，孔子思想在後世演化中，逐漸加入不同時代儒者的解釋，有非孔子學說真相的成分。錢玄同就認為孔子的學說在曆史上“三次增加，真相益晦，（一）漢（妖災、微言大義），（二）宋（專製、奴隸的道德），（三）晚清（新今文家，歐化）。”[78]因此，錢玄同主張“孔子之真，隻合求之於《論語》，前人將孔前之堯、周，孔後之漢宋儒學皆歸於孔，非也”。[79]用科學方法對孔子學說加以梳理，還孔子以本來麵目，給予科學的解釋是必要的、正確的，但為打倒孔教而去分離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則容易混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
這裏，結合《春秋》一書，對這一問題加以分析。《春秋》為孔子據魯史而作，古無異辭。但專記孔子言行的《論語》沒有一言言及於孔子作《春秋》，實不免啟後人以可疑之點。首言孔子作春秋的，當推孟子。《孟子·滕文公》篇下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離婁》篇下說：“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後對這一思想加以發揮的當首推《史記》。《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貶損之意，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意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然《春秋》一經，闕文闕義，殊不易研究。宋王安石曾譏為“斷爛朝報”，梁啟超稱為“流水賬簿”。晚清以來，古文學派如章太炎，認為《春秋》是孔子“修”（編輯）的，他在《檢論·訂孔》、《國故論衡》、《春秋左傳讀》中闡述的都是這一觀點。晚清今文家如皮錫瑞，發揮孟子“孔子作春秋”的觀點，認為《春秋》是孔子作的著作，觀點見其《五經通論》。五四時期，錢玄同打破今古兩家，認為考證孔子的學說和事跡，隻有《論語》比較的最可信據。他根據《論語》中沒有關於孔子作《春秋》的記載，以及今文家最喜征引的、認為有“微言大義”的“答子張問十世”和“答顏淵問為邦”，“仔細讀這兩節話，覺得真是平淡無奇，一點也看不出什麽‘非常異義可怪之論’”。[80]進而，錢玄同否定孔子作《春秋》，也否認《春秋》中含有“微言大義”。這是近代中國經學思想的一大轉變。1925年3月16日，錢玄同致書顧頡剛，提出關於《春秋》，有兩個絕對相反的說法可以成立：“（一）認它是孔二先生的大著，其中蘊藏著許多‘微言大義’及‘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當依《公羊傳》及《春秋繁露》去解釋它……這樣它絕對不是曆史。（二）認它是曆史。那麽，便是一部魯國底‘斷爛朝報’，不但無所謂‘微言大義’等等，並且是沒有組織，沒有體例，不成東西的史料而已。這樣，便決不是孔二先生做的。”原因是“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樣的，我們雖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樣的學問才具，似乎不至於做出這樣一部不成東西的曆史來”。錢玄同把《春秋》視為不像樣的東西，以孔子的才具為標準來確定孔子是否作《春秋》，這種標準顯然含有主觀色彩。所以，兩種觀點，錢玄同傾向後者，“我近年來是主張後一說的。但又以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說，則惟有依前一說那樣講還有些意思”。[81]這裏反映了錢玄同思想的矛盾。如果接受今文家的主張，則擺脫不掉孔子與《春秋》的關係，如果完全讚成《春秋》是曆史，則又與古文家相一致，也同樣擺脫不掉《春秋》與孔子的關係。因此，錢玄同提出“以他老人家那樣的學問才具，似乎不至於作出這樣一部不成東西的曆史來”的主觀判斷，完全否定了孔子與《春秋》的關係。這種認識，顯然與五四新文化時期強烈的反傳統的時代思潮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