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9年1月27日，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新青年》為社會主義問題，已經內部有了讚成和反對兩派的意見，現在《每周評論》上也發生了這個爭端了。”1919年，李大釗將《新青年》第6卷第5號編為《馬克思主義專號》，衝突爆發。衝突的結果，從第7卷起，《新青年》改變第4、5、6卷的輪流編輯製，重歸陳獨秀一人編輯，並遷往上海。1920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先後發表《勞動紀念節專號》和《俄羅斯研究專欄》，陳獨秀和胡適分歧加劇，雙方“短兵相接”。錢玄同認為爭論雙方，“一則主張介紹勞農，又主張談政；一則反對勞農又主張不談政治”。[1]對於《新青年》的何去何從，同人間產生爭論。胡適向陳獨秀提出解決問題的三個辦法：一，聽任《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自九卷一號起，《新青年》移回北京編輯，由北京同人於九卷一號內發表一個新宣言，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不談政治。三，是由陶孟和提出的，他認為《新青年》既被政府勒令停止郵寄，不如暫時停辦（陶孟和後來修正了停辦的觀點）。[2]結果，《新青年》沒有遷回北京。《新青年》團體破裂了。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對舊思想的猛烈衝擊，給新思想的傳播打開了閘門。在紛紜複雜的種種新思潮中，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乘著十月革命的成功之勢，被介紹到中國，一批急進的民主主義者立即接受了這一思想，將之作為救國救民的利器應用到改造中國和尋求民族解放獨立的鬥爭中去。而自由主義自嚴複從西方引進，到五四時期，其影響也達到一個**，五四時期可以說是中國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新青年》內部的爭論，反映了以胡適為首的傾向歐美自由主義的大學教授和已經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等的分歧。
對於這種分歧，曾作為《新青年》編輯和主要撰稿人的錢玄同勢必要表明自己的態度。對《新青年》的分化，他“覺得還是分裂為兩個雜誌的好。一定要這邊拉過來，那邊拉過去，拉到結果，兩敗俱傷，不但無謂，且使外人誤會，以為《新青年》同人主張‘統一思想’，這是最丟臉的事。孟和兄主張停辦，我卻和守常兄一樣，也是絕對的不讚成”。[3]他在致胡適的信中也說：“《新青年》的結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不是辦公司的結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盡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別人不辦。換言之，即《新青年》若全體變為《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甚至說這是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袁鎮英等幾個人的私產，我們也隻可以說，陳獨秀等辦了一個‘勞農化’的雜誌，叫作《新青年》，我們和它全不相幹而已，斷斷不能要求他們停版，這是玄同個人對於今後《新青年》的意見。”[4]
錢玄同采取如此態度的原因是他主張思想自由。新文化運動**之後，錢玄同對自己在運動初期的激進言論進行了反思。1920年，錢玄同致函胡適，表示“年來頗懊悔兩年前的胡亂動筆，至今偶翻以前之《新青年》，自己看見舊作，輒覺慚汗無地”。[5]他認為自己“兩三年前專發破壞之論，近來覺得不對。殺機一啟，決無好理。我以為我們革新，不僅生活見解，第一須將舊人偏窄忌克之心化除。須知統一於三綱五常固謬，即統一於安那其、寶雪維茲也是謬。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處而不相悖，方是正理”。[6]錢玄同認為，偏窄忌克心理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專製思想的體現，“仔細想來，我們實在中孔老爹‘學術思想專製’之毒太深，所以對於主張不同的論調，往往有孔老爹罵宰我，孟二哥罵楊、墨，罵盆成括之風。其實我們對於主張不同的思想論調，如其對方麵所主張，也是二十世紀所可有，我們總該平心靜氣和他辯論。我近來很覺得要是拿罵王敬軒的態度來罵人，縱使所主張新到極點，終不脫‘聖人之徒’的惡習”。[7]
罵王敬軒是錢玄同與劉半農為批判傳統思想而演出的雙簧，采用的是嘻笑怒罵，而非平等討論的方式。錢玄同此時意識到這一做法的不足，認為不脫“聖人之徒”的惡習，這觸及了對中國文化弊端的深層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素來缺乏包容精神，孔子罵宰我，孟子辟楊、墨都是如此。尤其是漢武帝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層麵采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做法，影響了後來兩千餘年中國曆史的發展。而主張把一種思想定為一尊，缺乏對異己的包容，也就逐漸成為中國人的思維定式和思想方法。這一思想方法到五四時期仍存在於許多人的頭腦中，守舊之徒不願放棄，新派人物也難脫其影響。其原因如同王元化先生所說，“思維模式和思維方式，是比觀點更具有穩定性和持久性的東西。它在相當長時間內，不會隨著時代的不同和社會條件的更易而變化，因此成為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基因”。[8]
1922年非基督教運動興起之後，受現實的刺激，錢玄同對思維方式問題做了進一步思考。1922年4月8日，錢玄同致書周作人。這封信可以說是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文獻。[9]錢玄同寫道：
我近來覺得改變中國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義。中國人“專製”、“一尊”的思想，用他來講孔教，講皇帝，講倫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他來講ㄉㄝㄇㄛㄦㄚㄙㄧ（民主——引者注），講ㄅㄛㄌㄕㄝ萬ㄧㄎㄧ（布爾什維其），講ㄇㄚㄎㄙ（馬克思），講ㄚㄋㄚㄋㄧㄙㄇ（無政府主義），講ㄙㄞㄣㄙ（科學）……還是一樣要不得。反之，用科學的精神（分析條理的精神——原注），容納的態度來講東西，講德先生和賽先生等固佳，即講孔教，講講倫常，隻是說明他的真相，也豈不甚好。我們從前常說“在四隻眼睛的倉神菩薩麵前剛剛爬起，又向柴先師的腳下跪倒”，這實在是很危險事。我在近一年來時懷杞憂，看看中國列寧的言論，真覺害怕，因為這不是布爾什維其，真是過激派，這條“小河”一旦洪水橫流，泛濫於兩岸，則我等粟樹，小草們實在不免膽戰心驚，而且這河恐非賈讓能治，非請教神禹不可了。[10]
中國的列寧，指的是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采取“必以吾輩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態度，批判舊文學，在非基督教運動中又以“向強者獻媚”抨擊周作人和錢玄同等不讚成非基督教運動的人，不與反對者做平等的討論。陳獨秀前後批評的對象雖不相同，前者是批判阻礙中國前進的舊思想、舊文學，後者是要打擊與西方列強侵略中國有聯係的基督教，但其思想方法和思維模式卻是完全一致。陳獨秀對待舊文學的態度，錢玄同曾絕對讚成，即使是穩健的胡適也認為這一態度對於文學革命的迅速成功有重要的意義。但此時錢玄同意識到這一思維方式有破壞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潛在危險。基於這樣的認識，錢玄同明確表示：
我們以後，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態度來作訑訑之相了。前幾年那種排斥孔教，排斥舊文學的態度狠應改變。若有人肯研究孔教與舊文學，鰓理而整治之，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與舊文學，隻是所佩服的確是他們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當，狠應該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與舊文學，隻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會——波及社會，亦當以有害於社會為界——也應該聽其自由。[11]
在這裏，錢玄同強調對不同思想的包容，可以說對自由認識的深化。從思想自由的理念出發，錢玄同不反對馬克思主義宣傳，對胡適“反對談‘寶雪維幾’這層不敢以為然”。[12]當然，錢玄同主張的思想自由、包容並非沒有原則和反對一切思想鬥爭，他提出“至若納妾，複辟，此則有害於全社會，自必屏棄之”。[13]
不反對馬克思主義這一態度，錢玄同後來一直堅持。他在1926年說：“我的謬見，總覺得還是‘太丘道廣’些好。”“三民主義也好，好政府主義也好，‘蘇’製也好，無政府主義也好（隻要比曾琦略為不討厭些，就可以容納），國語也好，方言也好，漢字暫且維持也好，注音字母也好，羅馬字母也好，規規矩矩的文章也好，放屁放屁的文章也好，讚美《馬太福音》的第五章也好，反對基督也好，到天安門痛哭流涕也好，在愛人的懷裏作‘狄卡丹’也好……天下最可厭者，便是清一色。”[14]
不過，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畢竟是兩種不同的思想體係。錢玄同盡管不反對馬克思主義，但他的思想卻有傾向性，對於陳、胡“一則主張介紹勞農，又主張談政；一則反對勞農又主張不談政治”的爭論，他傾向於胡適。他私下說：“我對於此事絕不願左右袒，若問我的良心，則以為適之所主張較為近是。”[15]錢玄同認為中國人“實在不配講什麽ㄢㄎㄚㄓㄏㄧ（安那其——引者注）和什麽ㄅㄨㄦㄓㄚㄟㄎㄓㄨㄏㄧ（布爾什維其——引者注），不是說‘彼等’不好，實在是佢們的程度太不夠”。[16]同時，錢玄同還認為布爾什維主義不適合中國，其原因是“社會壓迫個人太甚之故。中國人無論賢與不肖，以眾暴寡的思想，是很發達的”。[17]從這段論述看，錢玄同對於中國的宗法社會，個性壓抑的現狀有深刻的認識。中國長期處於專製製度之下，個人往往是各種宗法關係的附屬物，沒有獨立的人格和自由。近代以來，爭取個性解放、個人自由也就成為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陳獨秀就是高舉自由、解放的大旗而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在自由的大旗下，《新青年》集聚了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錢玄同對《新青年》宣傳個性解放極為讚賞。陳獨秀在《新青年》二卷一號上曾著文論述俄國梅特尼闊甫的思想，認為“梅氏道德見解，乃以個人之完全發展，為人類文明進步之大的……然梅氏專主個人主義，而平生事，決非絕對利己之人，雖不以博愛利他為究竟義，而所行多博愛利他之事”。[18]錢玄同讀到該文後，認為是“立論精美絕倫，其論道德尤屬顛撲不破之論”。[19]錢玄同追求自由，也積極為爭取人的自由、解放而奮鬥，他一生以自己在五四時期“打倒綱倫斬毒蛇”而自豪，並從中國社會的現狀出發，把爭取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放在向舊思想和舊社會鬥爭的首位。所以，錢玄同不讚同對中國政治進行直接的改造，不主張直接的反對軍閥的政治鬥爭，而是強調啟蒙，做改造人的思想的工作，改良社會的工作。他在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談到，“我們做了中國的百姓，是不配罵政府的，中國的社會決計不會比政府好……要改良中國政治，須先改良中國社會。”“馬克思啊，‘寶雪維幾’啊，‘德謨克拉西’啊，中國人一概都講不上，好好坐在書房裏，請幾位洋教習來教他們‘人之道’是正經。等略略有些人氣了，再來開始推翻政府，才是正辦。”他認為：“一天到晚，罵什麽政府，罵什麽峰、什麽揆、什麽帥，真是無聊。”[20]“不喚醒國人，不改良國人，而徒沾沾焉惟軍閥政蠹之是詈，真舍本逐末也。”[21]
二
五四運動後，錢玄同沒有像陳獨秀、李大釗那樣投身到現實的政治鬥爭中去，而是堅持啟蒙，在思想文化領域，繼續進行對舊文化、舊思想的批判工作，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國故整理和漢字改革的宣傳和研究上，並致力於對國民身上存在的冷漠、自私、愚昧加以揭露和批判，做喚醒國人的工作，並反對一切有害於思想自由的事情。
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政治日益腐敗，軍閥混戰加劇。帝國主義在世界大戰後重新回到中國市場，民族經濟又呈衰落之狀。此種形勢，給錢玄同極大刺激，他感到：“現在時世之亂過於五胡亂華、女真滿洲入寇之時數百倍。國勢險危，民生疾苦，報紙日有所載，非如魏晉宋明交通閉塞、消息不靈之時可比。”他反對置國家民族命運於不顧的做法，“吾真不解今之君子何以對此現狀竟能充耳不聞不問？熟視若無睹？以無為為當然，以不問政治為名高也。”[22]因此，錢玄同雖注重思想文化的啟蒙宣傳，但對現實政治鬥爭也並非完全排斥，如同胡適反對談政，自己卻不斷地涉及政治鬥爭一樣。在啟蒙宣傳的同時，錢玄同對現實政治也時加批判，多有抨擊。這種現象，反映了近代中國民族危機、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對自由主義者的影響。五四**後，從自由主義理念出發，錢玄同批判北洋軍閥的思想專製政策，宣傳民主思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主張反帝與啟蒙並重。具體如下：
第一，反對北洋軍閥的思想專製。錢玄同認為：“統一、專製這種混賬心思，中國人最發達，一麵是願意被別人統一，被別人專製，同時便一心隻想統一別人，專製別人。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他們都要造成清一色的社會的。這種混賬心思，實在比提倡古文主張讀經還要可惡。我敢說‘統一’‘專製’的混賬心思不鏟除，中國人是永遠不會有進步的！”。[23]1919年，錢玄同在一則短文中辛辣地批判北洋軍閥政府的思想專製政策，“日本的無政府黨人大杉榮君，打了政府方麵的警察，政府僅罰了他日金五十圓。中國的愛國者潘蘊巢君，做了幾篇主張愛國的文章，國家的審判廳竟判他坐一年監牢做一年苦工。又中國愛國的學生訓斥投降賣國俱樂部的學生，竟被國家的檢察廳提了去，受慘無人道的待遇。又中國的愛國者陳獨秀君，因為散布愛國傳單，竟被國家的警察廳捉了去，關上兩個月，不許人見麵”。[24]1922年冬，北洋政府的國務會議通過一項取締新思想案，決定以《新青年》、《每周評論》的成員作為他們將要迫害的對象。後來，因內閣更易，取締新思想的決議，便暫時擱起。到了1924年，舊事重提。北洋軍閥政府查禁《胡適文存》、《獨秀文存》、《自己的園地》等書。錢玄同在1924年6月7日、6月20日《晨報副刊》上發表《零碎的事情》和《〈胡適文存〉究竟被禁否》兩篇文章，隱晦而又充滿諷刺地對此事件加以揭露。1925年，章士釗任教育總長，恢複《甲寅》，反對新文化，主張讀經，錢玄同創辦《國語周刊》與章士釗針鋒相對，以“語周”對“虎陣”。他批判章士釗，“思想混亂，言論背謬，倒還在其次，最可惡的，便是竊居高位，憑籍權勢，要用專製的手段來統一思想”。[25]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錢玄同將反對北洋軍閥的思想專製作為鬥爭的主要方向。
第二，宣傳民主思想，珍視民主製度。新文化運動初期，錢玄同積極宣傳民主思想。他在一則《隨感錄》中寫道：“民國的主體是國民，決不是官，決不是總統，總統是國民的公仆，不能叫元首。既在二十世紀建立民國，便該把法國美國作榜樣，一切聖道王功，修齊治平的鬼話，斷斷用不著再說，民國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止有博愛，斷斷沒有什麽忠孝節義之可言”。[26]五四**後，錢玄同繼續宣傳民主思想：
民國與帝國，雖然隻差了一個字，可是因為這一個字的不同，它們倆的政治、法律、道德、文章不但相差甚遠，簡直是背道而馳的。帝國的政治是皇帝管百姓，民國的政治是國民相互的一種組織；帝國的法律是擁護君上而鉗製臣下的，民國的法律是保護全體平民的；帝國的道德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民國的道德是“兼愛”；帝國的文章是貴族的裝飾品，講究屁款式，鳥義法，民國的文章是平民抒情達意的工具，應該貴活潑，尚自由。[27]
錢玄同極端珍視民主政體這一辛亥革命的成果。1924年，溥儀被驅出宮，錢玄同先後在《語絲》上寫下了《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述說自己反滿革命的曆程；《十一月五日是咱們的第二個光榮節日》，高度評價驅逐溥儀出宮這一政治事件；《告遺老》勸其放棄封建的思想、意識、道德，警告其不要懷有複辟的企圖。錢玄同注重從思想上為民主政體的鞏固確立堅實的基礎，因此他堅決反對危害民國的舊思想和舊傳統。他說：“要中華民國，要認民國紀元前一年十月十日為國慶日，則請趕快將國粹和東方文化扔下毛廁，要國粹，要東方文化，則請趕緊叫儀哥兒和什麽人來做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28]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近代最係統、最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理論。在20世紀20年代，錢玄同積極宣傳孫中山的學說。錢玄同認為：“不談政治則已，苟談政治，救中國之良策莫良於三民主義矣。”[29]他在1925年5月4日在《語絲》第25期上發表《介紹戴季陶先生底〈孫中山先生著作及講演紀錄要目〉》一文，介紹孫中山的重要著作，在《中山先生是“國民之敵”》一文中，把孫中山作為一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加以宣傳，“國民要大清皇帝或真命天子坐在金鑾殿上，孫先生偏要排滿，而且還要廢皇帝。國民要爬在青天大老爺的公案下麵，退下褲子等著打屁股，孫先生偏要人民去管理政事。國民以富人享福而窮人受罪為天經地義，孫先生偏要來主張平均地權、節製資本……”。[30]
第三，反對非基督教運動。1922年在上海、北京等地發生了大規模的非基督教運動。錢玄同讀了刊登在《晨報》上的非基督教運動通電後，馬上致書周作人。他說：“近來有什麽非基督教大同盟，其內容雖不可知，但觀其通電（今日《晨報》）未免令人不寒而栗，我要聯想及一千九百年的故事了。中間措詞，大有‘滅此朝食’、‘食肉寢皮’、‘罄南山之竹……決東海之波……’、‘殲彼小醜，固我皇圖’之氣概。”[31]一千九百年的故事，指的是義和團運動。這一運動，是中國人民反帝愛國的悲壯之舉，但也浸透了愚昧和無知。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學習西方的積極主張者，錢玄同擔心再一次出現盲目排外事件，更憂慮這一運動給人們的信仰自由帶來侵害。這樣，3月31日，錢玄同與周作人、馬幼漁、沈士遠、沈兼士聯名，由周作人領銜，發表《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提出：“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當不受任何人的幹涉，除去法律的製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該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該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32]
第四，提倡啟蒙與反帝並重。1924年以後，全國反帝愛國運動高漲。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反帝愛國運動在五四運動後又達到一個**。在五卅運動中，錢玄同寫下了《關於反抗帝國主義》一文，主張堅決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錢玄同寫道：
帝國主義者對於咱們施行政治的侵略和經濟的侵略，真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了。（關於這一點，可看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第二講，他敘述此事，最為簡單明了。）咱們被人家侵略，絕對的不應該投降，絕對的應該反抗。這是天經地義，不容絲毫疑惑的。這回的事，起初是青島的日本紗廠慘殺中國工人，後來是上海的英捕房慘殺中國學生及其他，所以現在就事論事，大家都專心一意的反抗日英兩國，專心一意的反抗他們這回的殺人事件。將來反抗的結果究竟怎樣，現在誰也不知道。但即使“如天之福”，現在學生聯合會等等所提議的種種條件竟辦到了，難道反抗帝國主義這件事就算做完了嗎？不然！不然！絕對不然！不但不能算做完，簡直還沒有動手ㄋㄝ！帝國主義者，豈僅英日，侵略行為，豈僅這回殺幾十幾百個人？政治的經濟的層層壓迫，若沒有億兆分的努力反抗，而妄想輕輕鬆鬆的解除，天下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所以我認為反抗帝國主義，簡直是咱們中國人今後畢生的工作。[33]
在現實中，錢玄同也走上街頭參加鬥爭。[34]1926年，北京發生段祺瑞政府屠殺學生的三一八慘案，錢玄同發表數則《隨感錄》，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封建性和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妥協投降性，“因為三根很粗的繩子有抽緊的必要，所以非‘整頓學風’不可，因為洋大人的卵脬有敬嗬虔汗的必要，所以非屠殺青年學生不可”。[35]對軍閥政府本質的揭露，一針見血。
錢玄同主張在反帝的同時要進行啟蒙，並認為啟蒙更為重要。“我們相信中華民族今後之為存為亡，全靠民眾之覺醒與否，而喚醒民眾實為知識階級唯一使命。這回帝國主義者英吉利和日本在上海屠殺咱們的學生和工人的事件發生，我們更感到禍至之無日，喚醒民眾之萬不容再緩。”[36]錢玄同提出在反帝的同時要對自己進行反思，“帝國主義者侵略咱們，咱們固然應該反抗他們，但斷不可一味的憤恨他們來侵略，應該反醒一下子：為什麽他們不侵略別國而來侵略咱們ㄋㄝ？為什麽咱們以先稱為‘洋鬼子’的，一旦他們兵臨城下，咱們竟會那樣不生心肝，不要臉皮，乖乖的高乎‘洋大人’，雙膝跪倒，搖尾乞憐ㄋㄝ？”錢玄同認為這些現象是長期以來專製社會的奴才教育的結果，他在反帝運動的**中，他提出注重思想啟蒙，強調要除去凡與中華民國國體政體和一切組織相抵觸的“國賊”，即“綱常名教、忠孝節義、文聖武聖、禮教德治、文以載道、元首小民、安分守己……”等傳統文化中的消極成分，積極地學習西方的民主、科學和道德，“大多數的國人受過這個教育，奴性逐漸消滅，人性逐漸發展，久而久之，人人都能明了自己有處理政治之天職和抵禦外侮之義務，則國才有保得住的希望，帝國主義才有反抗得成功的希望。”[37]錢玄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但從積極接受西方文化的角度出發，他不讚同義和團式的鬥爭。1924年9月3日，陳獨秀發表《我們對於義和團的兩個錯誤觀念》一文，讚揚義和團“是中國現代史上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減於辛亥革命”，“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38]胡適在《晨報副刊》上撰文反對，認為陳獨秀是頌揚拳匪。錢玄同看到胡適的文章後，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今天底《晨報副刊》上，有適之底信，談《努力》的繼續出版的事，信中對於獨秀最近表彰拳匪深致不滿。這是和我，和啟明底意見是相同的。”[39]
錢玄同對思想自由和改造中國的方式有較為深刻的理解和認識，這些理解和認識，是構成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