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積極情緒的概念
（一）積極情緒概念的提出背景
積極情緒近年來在國外情緒心理學研究中受到了充分重視，有了相對比較廣泛的研究，許多研究對於積極情緒的概念、積極情緒的功能以及積極情緒對於健康的意義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分析，也開展了許多實證研究。尤其是Fredrickson的積極情緒的擴展和建設理論提出以來，促進了積極情緒研究的進一步發展。[2]
積極心理學家Fredrickson（1998）認為，特定行為傾向的確能夠解釋絕大多數消極情緒的表現形式與功能機製，但卻不能適用積極情緒，因為積極情緒似乎並不能對危及生命的環境威脅提供應對，通常也不指向某種特定的行為傾向，例如愉悅、寧靜這些積極情緒可能隻會觸發認知與思維的改變。[3]
Fredrickson（1998）相信，積極情緒必定具備異於消極情緒的適應意義，據此她提出“認知—行為儲備”（thought-action repertoire）的概念，即認知與行為的整合係統。Fredrickson主張，消極情緒窄化“認知—行為儲備”的即時相對範圍，個體因此能夠在威脅情境下迅速高效地調動各種應激資源；與之相反，積極情緒則對“認知—行為儲備”具有擴展功能，使得個體的認知與行為係統更為開放、靈活，這會導致積極情緒的不斷累積、螺旋式上升，在這一過程中個體持久的發展資源得以建構，此即積極情緒的擴展建構理論。[4]
（二）積極情緒的概念
積極情緒（positive emotion）即正性情緒或具有正效價的情緒，是指個體由於體內外刺激、事件滿足個體需要而產生的伴有愉悅感受的情緒。孟昭蘭（1989）認為“積極情緒是與某種需要的滿足相聯係，通常伴隨愉悅的主觀體驗，並能提高人的積極性和活動能力”。[5]
積極情緒包括快樂（joy，happy）、滿意（contentment）、興趣（interest）、自豪（pride）、感激（gratitude）和愛（love）等。快樂是指當情境被評價為安全的和熟悉的，或者事件被理解為個人目標取得進步和實現時而產生的情緒感受；滿意是指被他人的接受和關愛所引起的感受，如果情境被評價為安全的、高度確定的和需要低付出的，就會引起滿意感；興趣是指當個體技能知覺與環境挑戰知覺匹配時產生的愉悅與趨近感，當情境被評價為安全的、新穎的和改變的、神秘的以及一種困難感時就會引起興趣；自豪是當目標成功實現或被他人評價為成功時產生的積極的體驗。
Fredrickson（2010）提出了10類基本的積極情緒：愉悅（joy）、逗趣（amusement）、寧靜（serenity）、振奮（excitement）、愛意（love）、自豪（pride）、興趣（interest）、感恩（gratitude）、希望（hope）、敬佩（admiration）。
二、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的最佳比例
如前文所述，消極情緒是人類的防禦動機係統，以保護有機體避開可能的危險、疼痛和處罰的情境；而積極情緒是人類的趨近動機係統，以促進有機體接近帶來愉悅的情境（Watson，Wiese，Vaidya & Tellegen）。兩者對於個體和組織的生存和發展都有其重要意義。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的最佳配比是多大呢？Marcial Losada研究得出，對於團隊表現來說，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比例，即積極率為3：1。在這個特定的比率之上，團隊就會呈現欣欣向榮的複雜動態，在這個比率之下，團隊表現則是枯萎凋零的消極循環失敗。在Fredrickson的個人研究中也證實了3：1的積極率對於個人也是成立的。在John Gottman的婚姻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持續的、夫婦雙方都感到滿意的婚姻，積極率大約是5：1。枯萎或者失敗的婚姻所具有的積極率低於1：1。Robert Schwartz作為臨床心理學家，研究中得出，最佳的積極率大約是4：1，大多數正常人的積極率是2：1，他認為病理性的積極率，如患抑鬱症的人的積極率低於1：1。因此對於個人、婚姻和商業團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都會伴隨著高於3：1的積極率。相比之下，那些困在抑鬱症中的人、婚姻失敗的夫妻以及不得人心或者無法營利的商業團隊，所擁有的積極率都低於1：1。Bauer和Bonanno對67名最近喪偶的人進行了一項研究，考察積極和消極自我評價的數量是否能夠預測喪偶後個體的恢複程度。數月之後的訪談證實，情緒複雜性高的被試，恢複程度較好，隻涉及積極方麵的人，其恢複速度慢於至少涉及一次消極事件的人，恢複程度最好的被試，既有足夠的情緒複雜性，又能保持其積極自我評價占優勢。研究發現，積極與消極的評價最理想的比例約為5：1（Bauer & Bonanno，2001）[6]。
三、積極情緒的功能
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積極情緒多於消極情緒的人具有更高的心理彈性，更有活力，生活得更幸福；積極情緒會影響人們對其他人的喜愛、對自我生活的滿意程度、對未來的樂觀程度。總之，眾多的研究表明，積極情緒使人們感覺良好，提高人們對生活的主觀感受，同時也擴展了人的習慣性思維，有助於人們克服重重壓力。
（一）積極情緒具有活動激活與特定的行動傾向
積極情緒會產生一種一般的行動激活，即接近或趨近傾向，積極情緒能夠促進活動的連續性。在積極情緒狀態下，個體會保持趨近和探索新穎事物。
Fredrickson指出，積極情緒並不隻具有一般的活動激活傾向，同時也與特定的行動傾向相聯係，如快樂產生遊戲、衝破限製、創新的願望；興趣產生探索、掌握新的信息和經驗，並在這個過程中促進自我發展的願望；滿意產生保持現有的生活環境和把這些環境和自我以及社會的新觀點融為一體的願望；自豪產生想與他人分享成功和求得在將來取得更大成就的願望；愛產生想再次與所愛的人一起遊戲、探索的願望[7]。
（二）適度的積極情緒的自我拓展建構功能
1.積極情緒的擴張建構理論
消極情緒常常與自我防禦的行為方式相伴。當消極情緒產生後，會限製一個人在當時的情景條件下瞬間的思想和行為反應指令，所以個體在此時隻能產生由進化而形成的某些特定行為，例如逃跑、躲避等。消極情緒限製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使人的思想和行為都限定在以保護自己的生存為核心的狀態之中。在漫長的自然進化過程中，我們的祖先為了生存下去，就可能使這種限製性的情緒，也就是消極情緒，得到充分的發展。
Fredrickson認為，積極情緒的作用剛好相反，它能夠擴展一個人的即時思維-行動序列，提高人的創造性，即在當時的特定情境下，積極情緒能夠促使人打破一定的限製而產生更多的思想，出現更多的行為傾向。這種思維—行動序列的擴展，幫助個體建立起持久的個人發展資源（社會支持、心理彈性、人際關係質量等），這些資源趨向於從長遠的角度，用間接的方式來給個體帶來各種利益（健康、生存質量和成就等）。通俗來說，積極情緒能促使個體充分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從而產生多種思想和行為，特別是一些創造性或創新性的思想和行為，並把這些思想和行為遷移到其他方麵。當個體通過這些思想行為實現了個人的成長和發展之後，也進一步深化了積極的情緒體驗，形成螺旋式兩性循環（見圖5-4）。
圖5-4 積極情緒的“擴展—建構理論”
Isen等研究發現，積極情緒在中性狀態下，個體表現出更高的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效率更高，決策更全麵。積極情緒之所以能夠促進個體的創造性、成功的問題解決和決策的效率，主要是因為積極情緒對於認知活動有三個方麵的影響：即積極情緒為認知加工提供了額外的可利用的信息，增加了更多的可用於聯結的認知成分；積極情緒擴大了注意的範圍，導致更綜合的認知背景，增加了相關問題的認知要素的廣度；積極情緒增加了認知靈活性，增加了認知聯結的多樣性。即在積極情緒狀態下，個體的思維更開放、更靈活，能夠想出更多的問題解決的策略。
2.適度的積極情緒的自我拓展建構功能
以往研究普遍認同，情緒包含效價（valence）與喚醒（arousal）兩個維度，二者分別描述情緒的愉悅程度（積極VS.消極）與生理激活程度（平靜VS.興奮）。然而，隨著情緒心理的研究深入，Gable和Harmon-Jones（2010a）對情緒二分法提出質疑，認為情緒其實是與趨近/回避兩大動機係統激活有著密切聯係，除去效價與喚醒，情緒還應納入動機這一維度，此即情緒的動機維度模型。國內已有學者對此模型予以細致闡述（鄒吉林，張小聰，張環，於靚，周仁來，2011）。基於動機維度的這一區分標準，Gable和Harmon-Jones（2010）對於情緒種類進行重新劃定，將上述Fredrickson界定的積極情緒進一步細分為低動機強度的積極情緒（如逗趣、寧靜）與高動機強度的積極情緒（如振奮、興趣）[8]。
不同於Fredrickson（1998），Gable和Harmon-Jones（2010）認為，隻有低動機強度的積極情緒具有認知擴展效應，至於高動機強度的積極情緒，會使個體將注意集中於某些環境刺激，鎖定它們作為目標並意圖得到它們。由此推斷，高動機強度的積極情緒不應擴展認知，而是應該窄化認知，這樣才能排除無關刺激幹擾，最大限度地促進目標實現。而Fredrickson的主張之所以能夠獲得諸多支持，是因為以往研究用以誘**緒的材料或操作基本上喚起的都是低動機強度的積極情緒，比如看喜劇電影來喚起逗趣，或是聽放鬆音樂來喚起寧靜。針對這一問題，Gable等人采用了一係列革新的情緒操作手段，比如金錢獎勵延遲範式（monetary incentive delay paradigm）或是呈現一些勾起食欲的美味甜點，用以喚起被試的振奮或興趣（Gable &Harmon-Jones，2010b）。研究結果證實，通過這些操作喚起的高動機強度積極情緒，縮小了被試的注意範圍（Gable & Harmon-Jones，2008），使被試對視野周圍（相比視野中央）呈現的信息記憶更差（Gable & Harmon-Jones，2010），窄化了被試的認知歸類（cognitive categorization）（Price & Harmon-Jones，2010）。總之，高動機強度積極情緒確實會導致認知資源的整體窄化。[9]
（三）積極情緒積累自我發展資源
積極情緒的“擴展—建構理論”告訴我們，積極情緒可促進心智能力的提升。同時，積極情緒有助於積累人脈資源。比起與消極的人打交道，和積極的人打交道更加富有積極意義，更加令人高興，並可能是一段充滿享受的經曆。人們總是對和積極者打交道充滿期待，因為人們從積極者那裏獲得的是積極、快樂和力量。積極者為人處事的方式總是令其人際關係獲得增長，讓自己成為他人眼中更具魅力的合作夥伴。
（四）積極情緒有助於身體健康
Fredrickson認為積極情緒產生在安全的環境中，一般不會像消極情緒那樣產生具體的行動傾向（如恐懼引發逃跑，憤怒引發攻擊），所以積極情緒可以通過取消對具體行動的準備，有效地撤銷消極情緒的體驗和生理喚醒，因而將此稱為撤銷假設（undoing hypothesis）。在Fredrickson的一項研究中，采用壓力任務，使被試產生焦慮體驗，同時有心率、心血管活動和血壓升高這樣的生理反應。之後，用電影誘發被試三種情緒：歡樂、滿足、悲傷。結果發現，在兩種積極情緒條件下（歡樂和滿足）的被試，心血管活動恢複到基線的速度要明顯快於控製條件下的被試，而在悲傷條件下，被試的心血管恢複速度最慢。
研究發現積極情緒能提高機體免疫力，是個體免於疾病威脅的重要保護性因子（Steptoea et al.，2007）。然而，在研究積極情緒和嚴重疾病存活率的相關性時，對於積極情緒是否有助於延長個體生存時間這一問題，研究者給出的答案並不一致（Pressman & Cohen，2005）。雖然很多研究支持了越快樂的人越長壽的觀點，然而人們也發現了過高的積極情緒可能造成的健康風險（Friedman，Schwartz，& Haaga，2002）。例如，Friedman 等人（1993）發現，在天才兒童中，高積極情緒水平與成年後的死亡率存在相關。他們指出，過於樂觀和快樂的個體，會傾向於低估潛在的健康風險，缺少對危險情境的預防措施，或者不遵守醫療建議，從而導致較差的健康水平。因此，處理好積極和消極情緒的關係，保持穩定情緒狀態，是維持身心健康的重要條件，也是人類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10]
（五）積極情緒可提升組織效能
積極情緒會使員工以積極心態參與工作，與其他員工積極地互動，形成相互信賴的人際關係，進而促進積極情緒的體驗。積極情緒的表達，可以通過模仿、表情反饋引起與其互動的組織成員產生積極的情緒。組織內的領導者的積極情緒尤其具有感染性，組織內的領導者的積極情緒能夠預期組織的工作績效。另外，研究也發現，誘發積極情緒能夠促進個體的助人行為，商店服務員的微笑等積極情緒能夠促進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不僅是因為感染了顧客，同時服務員在銷售服務過程中的積極情緒擴展了他們的認知靈活性、創造性和移情的水平，提高了他們的服務質量與解決問題的水平。有研究發現，不同團隊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比例，即積極率，低績效團隊為1：1，一般績效團隊為2：1，高績效團隊為6：1。
心理學家Seligman曾以美國大都會保險公司的員工為研究對象，對樂觀與悲觀的態度對職場表現的影響做了深入的研究，當一批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公司將他們分成樂觀與悲觀兩組進行研究，一年後發現，樂觀組的工作業績比悲觀組高30%，第二年業績則高出50%，第三年後，樂觀組的人已漸漸走向主管階層，而悲觀組這些人仍在自己崗位上默默耕耘。Seligman又做了另外一項研究，1985年，美國15000名應征大都會保險公司的人接受了樂觀測驗和職業剖析測驗。該研究有兩個目標：第一是用以前的方法錄用1000名通過職業剖析的新進業務員，對這1000名員工來說，樂觀成績不在錄用與否的考慮項目之內。他們想看看這1000人中，樂觀的會不會比悲觀的業績好，當然這1000人按平均數分為一半為樂觀者，一半為悲觀者。第二個目標是另外錄用一些特別樂觀的人100名，但這些人的職業剖析分數卻低於大都會所規定的標準。結果在第一年裏，以原來方法錄用進來的人中，樂觀的比悲觀的表現好，不過差距不大，隻有8%。但是到第二年，樂觀組比悲觀組多賣了31%的保險。用特別方法錄用進來的比原來方法錄用進來的悲觀組在第一年就好了21%，到了第二年差距增大到57%。可見樂觀者比悲觀者業績更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