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於篇幅和時間，本文把焦點放在了珠江三角洲地區，但我們考察嘉靖年間禮儀轉變的廣泛影響，還可以把視野拓寬到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地區。例如，在福建莆田，石庭黃氏宗祠就是一所原先建在墓旁的祠堂，到了明代，漸漸變成類似家廟的建築。[45]山西省夏縣司馬光家族墓地，至元代，由佛寺打理祭祀，至嘉靖年間，才在墓地附近成立家族。[46]山西省代縣鹿蹄間村楊氏（即楊家將家族），現在還存留了嘉靖三十五年（1556）碑記，記錄當時族人以曆代保存了祠祀、家訓、族譜為理由，向官府申請承認他們的家族組織。[47]一直以來，華北建家廟沒有南方那麽普及。但是，時至現在，華北還保留著在貼在牆上寫有祖先名字的紙張前舉行祭祖的習慣。細看一下，這些祖先名字，就是寫在畫出來的牌位裏，而牌位也畫在一個類似家廟的建築物裏麵。（見“河北省蔚縣上蘇村蘇氏祠堂祭祖用圖”）由此看來，人們拜祭祖先的儀式，在觀念上還是在家廟的規製下舉行的。這就是嘉靖年間宗族禮儀的核心改變。
河北省蔚縣上蘇村蘇氏祠堂祭祖用圖
宗族發展與地方權力演變是相為表裏的兩個過程。家族製度當然不是明朝以後才出現的現象，我們的目的也不是要討論珠江三角洲地區在明代以前有沒有宗族組織的問題，而是在已有的家族組織之下，宗族製的形式以及正統禮儀的普及化的問題。其中牽涉到在宗族組織形成過程中，族與族之間的外在矛盾以及族人之間的內部矛盾等等問題。我們以為，在明代前期，家廟式的祠堂是十分罕見的，族譜的編撰則漸趨普遍化，但這是與裏甲登記聯係在一起的。明中葉後，地區組織逐漸強化，家廟式的祠堂普及化，地方上的鄉族組織以宗族形式來擴張。家廟式祠堂普及化和正統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士人在鄉村中的地位合理化的過程。當然，要了解禮儀的演變，不能隻從建築的模式來探討。禮儀本身的變化，尤其是不同禮儀傳統的融合，文字與口述傳統的貫通，不僅僅反映皇權與地方的關係，更表達個人對社會、團體的意識。然而，建築的變化，盡管是外在的表征，觀看者也必然會產生一種直接的反應。珠江三角洲從明中葉罕有家廟的環境，到明末清初，“每千人之族，祠數十所。小姓單家，族人不滿百者，亦有祠數所”，在建築上給觀看者的印象，不隻是以堂皇的建築顯示地方的威勢，而且這種顯赫威勢的表現方式，是合乎皇朝禮製的。地方社會就是這樣通過成功地改變禮儀，拉近了地方社會和王權的關係。[48]
[1] 原文為中文，原載《曆史人類學學刊》2003年第1卷第2期，第1～20頁。
[2] 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版），卷58，第53頁下～第54頁下。
[3] 竺沙雅章：《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東京：同朋舍，1982年，第三章，《宋代墳寺考》。
[4] 朱熹：《家禮》（《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版），卷1，第1頁。
[5] 司馬光：《書儀》（《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版），卷10，第1頁、第4頁。
[6] 《明集禮》（《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版），卷6，第11頁上～第27頁上。
[7] 王圻：《續文獻通考》（萬曆刊本），卷115，第22頁上～第27頁上；夏言：《夏桂州先生文集》（崇禎刻本），卷11，第70頁上～第78頁上。
[8] 黃佐：《廣東通誌》，卷48，第28頁下～第29頁下，《廖德明傳》。
[9] 黃佐：《廣東通誌》，卷50，第28頁，《林同傳》。
[10] 廖燕：《二十七鬆堂集》，卷7，《改舊居為家祠堂記》。
[11] 《宋丞相崔清獻公集》，外集前，第1頁上，外集中；第9頁上。
[12] 李昴英：《文溪存稿》，楊芷華校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卷5，第57～58頁，《書菊坡先生蒲澗生祠記後》。
[13] 《永樂大典》，卷2741，引自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元大德南海誌殘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頁。以下簡稱《大德南海誌》。
[14] 《資治通鑒節要》，引自《宋丞相崔清獻公集》，外集中，第11頁上。
[15] 《宋丞相崔清獻公集》，外集後，第15頁。
[16] 《宋丞相崔清獻公集》，外集後，第15頁下。
[17] 《宋丞相崔清獻公集》，外集後，第16頁。
[18] 《永樂大典》，卷21984，引自《大德南海誌》，第159頁。
[19] 《大德南海誌》，第58～59頁。
[20] “儒”在元代是戶籍類別，不是籠統的稱謂。參看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收於蕭啟慶：《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1～58頁。
[21] 按：當時元兵還未到達廣州。
[22] 《大德南海誌》，第48頁。
[23] 以上敘述，參見前引李昴英：《文溪存稿》。
[24] 吳道鎔輯：《廣東文征》，香港：香港珠海書院出版委員會，1973年，卷55，第411頁。
[25] 吳道鎔輯：《廣東文征》，卷55，第431頁。
[26] 黃佐：《廣東通誌》，卷58，第26頁下～第27頁下。
[27] 宋代珠江三角洲及附近地方祭祖場所，可參見譚棣華、曹騰騑、冼劍民編：《廣東碑刻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98～699頁，肇慶市郊黃崗鄉渡頭梁氏宗祠：《宋嘉定十五年安定郡祠誌》；同治十二年重刻《巨鹿顯承堂重修家譜》，第46頁上～第52頁下。
[28] 何崇祖：《盧江郡何氏家記》，《玄覽堂叢書》本，第62頁上。
[29] 該碑記承楊寶霖先生抄錄，謹致謝。
[30] 《新會蔡氏族譜》，抄本，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無頁碼。
[31] 《馮簡南鄉劉追遠堂族譜》，抄本，本文作者藏，第4頁。
[32] 丘浚：《南海黃氏祠堂記》，吳道鎔輯：《廣東文征》，第4冊，第455～456頁。
[33] 《東莞張氏如見堂族譜》（1922），卷31，第1頁上～第4頁上。
[34] 《盧敦本堂修祠征信錄》（1933）。
[35] 見本書科大衛：《明嘉靖初年廣東提學魏校毀“**祠”之前因後果及其對珠江三角洲的影響》。
[36] 霍韜：《霍渭厓家訓》，收於《涵芬樓秘箋》，卷1，第10頁下：“凡會膳以教敬，朔望昧爽男女具謁祠堂”；卷1，第13頁下：“凡不冠於祠堂者，不許共膳，不許陪祭”；卷1，第26頁下：“凡人家童子，始能行能言，尊者朔望謁祠堂或寢室，引童子旁立，使觀尊者拜揖之節，然後漸教隨班後拜。”
[37] 霍韜：《文敏公全集》，卷6下，第12頁。
[38] 《陳氏族譜》（道光二十八年抄本，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無頁碼），《八世東山傳》《九世艮齋傳》《陳氏先祠基始》。
[39] 《方氏家譜》（光緒十六年刻本），《祠墓》，第1頁上。西樵方氏就是與霍韜同時參與大禮議成名的方獻夫之家族。
[40] 呂枬：《羅江冼氏祠堂記》，載於《嶺南冼氏宗譜》（宣統二年刻本，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卷3之30，第2頁下～第3頁上。
[41] 鶴園冼氏家廟見於《鶴園冼氏家譜》（宣統二年刻本，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卷4之1，第1頁上～第4頁下。《嶺南冼氏宗譜》，《練園房（即鶴園房）》段載該房“天啟二年，聯宗建廟，始改稱練園”，可能指另外的祠堂。
[42] 《南海弼唐龐祠》，見道光十五年《南海縣誌》，卷11，第17頁上～第19頁下。該祠製：“為堂三間……後為寢，間如堂之數。”
[43] 《小欖何氏九郎房祠》，見《何氏九郎族譜》，香港排字本，出版年份不詳，第28頁下～第29頁上，《九世祖與順傳》。建祠年份不詳，但建祠者與順祖生於成化四年，卒於嘉靖二十一年。
[44] 屈大均：《廣東新語》，香港：中華書局，1974年，第464頁。
[45]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7～159頁，第227～241頁。
[46] David Faure，“It takes a sage ...：notes on land and lineage at Sima Guang's grave in Xia county，Shanxi province”，《民俗曲藝》2001年第131期，第27～56頁。
[47] 嘉靖丙辰《表忠閭碑記》，筆者於原地抄錄。
[48] 附識：本文承中山大學曆史係劉誌偉提供部分資料並協助修改，謹表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