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珠江三角洲建有祠堂的家族不多，其中包括了極少數的明朝新貴，例如東莞伯何真、東莞人黎光等。何真在洪武五年（1372）建立了珠江三角洲最早的祭祀多祖先而不是位於墓地的祠堂。他“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群祖”，又“以惠州城西私第為義祠，斥所置田百餘頃為義田，俾宗子主祀”。[28]文獻沒有記載這個“義祠”的建築模式，是否一座“家廟”，無從考究。但是明洪武七年（1374）趙宜訥為黎光的東莞潢湧黎氏祠堂寫的碑記，則一開始就說清楚這個祠堂的法定地位：
祠堂之製，非古也。古者，大夫三廟，視諸□□□□□□；□□二廟，視大夫而降其一；官師一廟，視大夫□□□□□□焉者。後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其製未免有同□□□□□度。尊祖者，及褻而不嚴；事親者，又厭而不尊，□□□□□□禮始盡矣。士庶人有所不得為者，以祠堂名之，以寓報本反始之誠，尊祖敬宗之意。此廣東東莞黎氏宗祠之所以建也。[29]
黎氏在元代已經建有祠堂，但是黎氏祠堂不代表普遍的現象。相反的，這個碑記說明黎氏祠堂還不是“家廟”。
潢湧黎氏在宋元時期已經是個有儒學傳統的家族，但是新貴之中包括不少元末得賜官階的地方土豪，這些沒有宋代儒學傳統，接受明初裏甲登記承擔賦役的家庭，對宗族和譜係都很留意。這是當時法律上的要求。但同時，文化上的變動，也影響到他們祭祖模式上的變化。他們的宗族記錄，包括不少和宋末至元末的曆史拉上關係的入籍傳說。例如，《新會蔡氏族譜》關於宗月祖的記載將明初編疍戶入籍的政策投射到宋末故事中：
五世祖宗月，字光大……丙子，值宋迄錄，乃棄官歸。幼主自福建遷於新會之岡州，元伯顏、張弘範引兵追之。時宋餉屢絕，援兵不至。詔民間輸粟起義勤王，公奮然輸軍餉一千餘石。以公充本縣水界提督，自歧亭管至官塘外海，起民兵入衛。又歲辦疍銀三百餘兩，以供軍需，朝廷義之，特授總管，食邑一千戶，敕令同守本縣土，境至祥興……公貌魁梧，自建一祠，肖其像居中，待後世子孫歲時奉祀不廢。[30]
蔡氏家族在元末為逃避戰亂離村，洪武二年（1369）才“攜老扶幼，複歸鹿洞”，之後，“除舊更新，增置田業，家道複振。”在黃蕭養亂後，他們的戶籍似乎也受到影響。所以該族關於明初及以前的記述，隻能作為一種傳說。唯關於守月公“自建一祠，肖其像居中”的記載，接近前代的做法，而不是明中期以後的宗族行為。
順德逢簡劉氏也記錄了祠祭的曆史。十二世孫克孝（明末清初人）的《重修祠堂記》曰：
我雄州公祈姓劉氏，係出陶唐，派自漢軍。本宣皇帝之後，高皇帝三十八代孫也。當公之刺雄州也，正宋季多事之秋，知大勢之不可為，遂飄然而去，家於南海之逢簡焉。故逢以南，世為劉氏宗也，公之設也。後鬆溪公祠其堂曰影堂而光大之，用以妥神靈而永孝思，綿綿世世，賴以不朽。夫非尊祖敬宗之第一義哉。[31]
該文是作者在天啟元年（1621）和其他二十幾位族人重修祖祠時撰，“時堂壁重新，樓門繼起”。但是這個祖祠的前身，其實是鬆溪公的影堂。影堂是隻有獨門之家廟式祠堂，容後再述。這裏可以說明的是，明初逢簡劉氏的鼻祖祠，和新會蔡氏一樣，以畫像作為祭祀對象，並非日後流行以神主代表祖先神靈的家廟。
丘浚為南海亭岡黃氏祠堂寫的一篇記文，一方麵說明朱熹提倡在祠堂祭祖以取代影堂祭祖的改變，另一方麵解釋了為什麽這個製度在明前期漸漸普及。照丘浚的描述，這所黃氏祠堂“一堂三屋……堂之前有亭，翼以庖廚、齋沐之所。外為三門，繚以周垣，樹以鬆柏”，就是一所如《明集禮》規定的家廟式的祠堂。這所建築物建於天順四年（1460），丘浚的文章寫於成化五年（1469），可見這是一座比較早期建成的家廟。丘浚亦明白士大夫追求以朱熹提倡的辦法來祭祖，以“閩、浙、江、廣”為多，“中州人士蓋鮮也”。黃氏於宋代亦有官銜，故以種種理由認為黃氏建祠合法。但是，最後他還是說清楚：
按禮，士有大夫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得廟祀也。古者有田則有爵，今有爵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往往多在編民。今世撥土於民，苟服章縫，習詩禮，是亦古之士也。[32]
在這裏，問題不在於黃氏是否品官家族，而是丘浚接受了編入裏甲並考取科舉的家庭，等同於以前的士大夫。這亦意味著建祠的習俗已經漸漸普及，雖然在法律修改前，祠堂還沒有真正平民化。
更清楚地顯示嘉靖年間禮儀改革影響的例子，是《東莞張氏如見堂族譜》中永樂十四年（1416）、宣德五年（1430）和弘治四年（1491）三次修祠堂的記錄。這三篇記錄精彩之處，在於其反映出每次修祠時的建築麵貌，以下是這三篇文字的摘錄：
古者，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今歲時薦於寢，以未嚐有田故也。於是首捐己資，倡族人置祭田若幹畝，複創建祠堂於種庵公墓左，以奉先世神主。肇工於永樂十四年九月，訖工於是年十二月。祠之製，同室而異龕，一遵徽國朱文公家禮規製。（永樂丙申〔1416〕，《初建祠堂記》）
祠堂之設，古未有也。古者……庶人無廟，祭先於寢，其製秩然而不可紊。迨宋紫陽朱子以義起家禮，始有祠堂之製，後人仿而作之者甚眾。東莞張氏，係出唐相文獻公九齡弟九皋之後……宣德庚戌之冬，十世孫忠惠繼承先誌，複捐地數畝，取祀事餘資，同叔世良鳩工聚財，廣堂之製，作廳於前，創室於後，作廡於左右。門牆庖宇，罔不具備。不隘不奢，堅好完美。於是奉先有堂，宴會有所，上得以致其將事之敬，下得以篤其一族之情。昭穆以之而明，尊卑以之而序。其用心之仁而厚也，彰彰矣。（宣德庚戌〔1430〕，《增修祠堂記》）
永樂丙申歲，縣尉九世孫前戶部司務誌遜與其從兄德玄、觀善、侄亮賓等議，以人道莫大於報本，報本莫大於祭饗，首捐己資，倡族人置祭田若幹畝，複建祠堂於種庵公墓左，用妥先世之靈。歲時率諸子孫舉行祀事惟僅。祠之製，一依文公家禮，不侈不僭。十世孫忠誠等，相繼屢加修飾。然子孫日益繁碩，顧惟舊祠狹隘，不足以容。忠誠等複相與謀，以祭田所入，自供祀事外，儲其餘，擇十世孫舒潛掌之。潛即司務公之孫也。久而得錢若幹貫，遂市材鳩工，增創前麵一座。並以其仆者植之，欹者正之，撤朽易堅，葺敝為完。門堂寢壁，黝堊丹漆，舉以法，煥然一新，大稱後人報本之意。尤慮無以傳示久遠，乃以書，命其十二世孫，南宮國子監助教昕，請予記之。昕，曩者典教於莆，與予相知甚悉，義不可辭。惟先王之製，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秦壞先王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有立廟者。漢世，公卿多建祠堂於墓所。魏晉以降，漸複廟製。唐侍中王珪，以不立廟為執法所糾，自是貴勢之家皆有廟。至五代**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墜，廟製複廢。宋慶曆初，詔文武官立廟時，士大夫溺於習俗，安於簡陋，亦未見其有能立之者。朱子以廟非賜不得立，遂定為祠堂之製。於是人皆得建祠堂，以伸其報本之敬矣。然非孝子仁人之用心，亦豈能舉行之耶。
這三段記錄反映了在夏言上疏以前不同時期祠堂形式的演變。先是永樂年間在墓旁立祠，宣德年間於廳前創室，廳改作廡，弘治年間“完門堂寢壁”。三次大修後，墓旁的小祠便變成了一座宏偉的建築物。東莞張氏似乎十分熟悉明朝的禮法，所以在文中處處十分注意為自己辯護。弘治時所撰一文尤其申明他們的做法是“不侈不僭”。他們也知道“朱子以廟非賜不得立，遂定為祠堂之製，於是人皆得建祠堂以伸其報本之敬矣”。他們為自己行為的合法性辯護的理據，就是他們祭祖用的建築物，盡管有門樓、有廳堂、寢室，還隻是祠堂而非家廟。
新會潮連盧氏的《舊祠堂記》，也有類似的記錄：
餘初祖宣教翁，宋末，自南雄遷居古岡華萼都三圖四甲潮連鄉蘆鞭裏。迄今十三四世矣。九世孫永雄，獨慨然祖祭無所，願立祠焉。和之者，七世孫荃也、九世孫永祿也、錦也。爰集眾議，僉是之，永祿翁遂捐己輸該蒸嚐之資，率眾購地於鄉社之左。成化丁未臘月，四翁督工，建一正寢祠焉。為間者三，崇有一丈九尺，廣與崇方則倍其數。爰及弘治甲寅，九世孫宗弘者、璧者，慨未如禮，又購地建三間焉。亦如之。外設中屏，東西兩階。至正德戊辰，十世孫協者，又鑿山建一後寢焉。廣方與正寢稍狹階級之登正，崇與正寢八尺有奇。廚兩間，東西餘地若幹。其董治之勞，輟家事，冒寒暑，日旦弗離，經晝忘疲，且費無靳色。若七翁者，不可謂不重本也。麟（本文作者——引者）幼學於給事中餘石龍先生之門，議及初祖之祠，請撰一記。先生曰：庶人此舉，僭也，弗許可。麟退而考諸群書，及司馬影堂之說，與一峰羅氏，亦祖程氏以義起之雲。蓋與朱子疑褅之說，並行不悖。誠所謂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而開業傳世之本也。乃知不遷之祠，未為不韙也。[34]
這裏說得很精彩。在正德三年（1508），私人建家廟還是非法的，但到撰寫此文的嘉靖三十三年（1554）時，已經是合法的了。可見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民間對有關建祠堂家廟的法律規定是有相當清楚了解的。
同樣反映了建祠性質上轉變的，還有霍韜在他的《霍渭厓家訓》對建祠表示的態度。霍韜的族譜並沒有明確記載他建大宗祠的年份，隻記錄了“大宗祠原係‘**祠’，嘉靖初年奉勘合拆毀發賣時，文敏公（按：即霍韜）承買建祠。”拆毀“**祠”當是魏校任廣東提學的時候，在嘉靖元年開始采取了一個行動。[35]同時，族譜又載與大宗祠不同的霍氏家廟建於嘉靖四年，奉祀始祖及二、三、四世祖。旁邊的石頭書院亦同年建。所以，大概嘉靖四年，霍韜已經有相當完整的建立家族計劃，於家廟內奉祀始祖。《霍渭厓家訓》中，有多處關於在祠堂舉行祭祀的規定。[36]從其中《合爨男女異路圖說》，把一座有大門、中堂、寢室的三進房子放到三列住宅中間，可以看到，在他的觀念上，鄉村是圍繞祠堂建立的。這幅《合爨男女異路圖說》可能是最早表達宗族同姓村落格局的文件。霍韜在致廣東總督林富的一封書信中說：“生複擴充執事之教，聚吾同祖而下兄弟子孫百口共食，粗立綱紀，俾嗣有守焉，亦執事惠教之及也。聚居圖一幅奉覽，後有家規、學規、鄉約，大率潤澤前哲之成訓者，俟梓完奉上，領終教之幸。”[37]可見霍韜建立祭祀祖先的家廟，與他當時在鄉下實行的一係列措施一樣，都是當時地方官員和本地士紳一起在鄉村中推行教化，建立儒家禮儀秩序的重要環節。
《霍渭厓家訓》《合爨男女異路圖說》
廣東南海石頭鄉霍氏宗祠（左邊的建築物就是上圖中間的祠堂之位置）
明嘉靖以後建家廟式的祠堂的例子，數不勝數。在嘉靖初年石頭鄉霍韜的祠堂創建之後三十年，佛山一帶以往沒有祠堂的家族都紛紛建祠，例如：嘉靖十年（1531）順德沙滘陳氏建大宗祠未成。[38]嘉靖十三年（1534）南海西樵方氏建方氏大夫祠，其規模，“前為卷蓬一座五間，大堂一座五間，額為惇敘堂，前為頭門一間。”“冬日則祀始祖參知政事公於中堂，而以武節府君配饗焉。”武節大夫方道隆是本祠“永為不祧”之祖。[39]嘉靖二十年（1541）嶺南冼氏順德大羅房建羅江冼氏祠堂，理學家呂枬為之記敘。“祠在居第之東，其製，後構寢堂三間，中立四龕，奉安四代神主；前構正堂，為遷主而祭之所。中作卷蓬，以入前堂。東西各置鋸櫃，東藏遺裳書物，西則祭器受焉。堂前數武為重門，外為大門。環以崇垣三十丈有奇……大門前繼建石坊一座，前匾曰……後匾曰……”[40]嘉靖三十一年（1552）佛山鶴園冼氏建大宗祠，門扁題“冼氏家廟”，湛若水書。建築物規模包括“寢室、頭門二座六間”。冼氏為“義舉大宗祠田、立宗法以行家訓事”，報廣東承宣布政使分司，獲得執照。[41]嘉靖三十八年（1559）南海弼唐鄉龐氏建孝睦祠。取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廣孝聯一族之人，而共事於一廟之中”，很能夠代表當時珠江三角洲建祠的觀念。[42]大概這個時候，小欖何氏九郎房也修建祖廟。[43]
到明末清初，建祠活動在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更加迅速，以至到康熙年間，屈大均說，嶺南著姓大族，“大小宗祖禰皆有祠，代為堂構，以壯麗相高”。他說：
從這個時候開始，一直到清代，家廟模式的祠堂，成了珠江三角洲鄉村社會的明顯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