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人都知道，1465年、1526年和1537年三次對“猺”用兵，並不如表麵所見那麽簡單。例如，1537年的那一次並不僅僅是由於岑猛無力控製局麵。對“猺”用兵是一個借口，以振朝廷對大藤峽土官的天威。在這次戰事中立下軍功的翁萬達，倡議向安南王炫示明朝的軍力。這番炫示相當成功，不久之後安南即稱臣，明朝未費一兵一卒。[22]

主理軍務的將領受到推崇，而征討之策也被說成為地方太平奠定隆基。1526年田州“猺亂”後，霍韜呈請表彰王陽明，他強調廣西獲勝對廣東的重大意義。他特別指出，早期的用兵耗費達50萬兩，陣亡無數士卒，而王陽明則不用分文，也沒有動用半點兵力。霍韜提到1465年韓雍戰勝換來了五十年太平（並非實情），暗示王陽明也會帶來同樣的效果。他列舉出王陽明的八項功勳，其中之一便是王能夠利用他在田州收編的包括田州和思恩土官在內的人馬，轉作進攻大藤峽之用。霍韜最後還提到王陽明平定了正德十四年（1519）的“宸濠之變”而從未獲得表揚，可能是由於為楊廷和所忌，而楊廷和自“大禮議”以後一直是霍韜的對頭。[23]因此，這份奏議不僅僅是一篇頌詞，更凸顯了那次對“猺”用兵的意義，而且把王陽明歸到了霍韜的一邊。[24]

眾所周知，那次並沒有打勝仗。據田汝成的《炎徼紀聞》（須知此書乃在1558年即王陽明用兵後三十年始刊行），廣西父老提起王陽明之事，無不歎息再三，而在王陽明彌留之際侍立在旁的翁萬達，則聽到王陽明說：“田州之事非由衷所願。累代以後，其誰知我？”知王陽明者，田汝成也；田並且提出了他的理由。薦任王陽明的，是在“大禮議”中名聲甚著的桂萼。[25]桂萼想打一場勝仗，但不是對田州，而是對安南，並希望王陽明到廣西勘察形勢。田汝成認為，派遣王陽明前往，也可能是因為傳言岑猛未死，正在聯合安南，準備來襲。封地在桂林的靖江王一家，聞謠言而大驚，正打點行裝他遷。皇帝接到上奏，抨擊廣西巡撫姚鏌無能，龍顏震怒，於是私下罷了姚鏌的官。這時桂萼才上奏薦任王陽明。王到廣西後，向叛黨盧蘇和王受讓步，然後把他們的兵力轉向大藤峽。王陽明呈請任為田州知府的岑猛兒子，其時不過十四歲，大權於是落入盧蘇之手。王陽明不久即死去，但他的措施仍為朝廷所接納（盡管不情不願），而且由他的後任和指派人林富在廣東推行。[26]

倘若對當時的情況還有什麽疑問，那麽從盧蘇、王受與王陽明的談判中，便可清楚看出，明朝充其量隻能以和局收場。下文清楚描述了廣西人記憶中的事情：

公已定議招撫，遣人說盧蘇、王受投降，凡數四往諭。方聽命，複生疑沮。公不得已，許帶甲來見。既薄城下，複要郡倅為質，且請軍門牙卒，鹹易田州人。公又不得已，悉許之。酋遂擁眾入，甲馬幾填市巷。酋更與其眾約，即事不測，各放炮反。酋既入見，公命發門外杖之百。行杖者皆田人，微示數而已。眾聞杖酋，愕不省何謂，遽鼓噪放炮，炮三爇不發聲。會聞酋杖亡恙，眾遂定。方鼓噪時，公坐廳事，佯為不聞，唯命牙兵速畢杖。[27]

因此，與“叛黨”的談判無異於為朝廷爭麵子。為了使其接受談判結果，王陽明同意由他們控製大藤峽。田汝成清楚知道，除了象征式的貢賦之外，後患無窮。在韓雍打敗“猺民”之後數十年，曾經批評軟弱無能的巡撫陳金，也同意讓“蠻人”征收漕運鹽稅。後來，這些“蠻人”威脅會殺死不繳稅的商人。大藤峽沿河的征稅點，收入必定相當可觀。當王陽明報捷之時，那些新頭目便以平息大藤峽“猺亂”為口實，收取他們的戰利品了。[28]

韓雍之役比王陽明早六十年，其背後的政治鬥爭並不了然，但在許多方麵都令人瞠目結舌。要了解這次用兵的意義，便必須了解，任命第一個統軍對付“猺民”的指揮官王翶，顯示了朝廷政策的重大轉變。

王翶獲兵部尚書於謙舉薦出任指揮官。於謙在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後力挽狂瀾，贏得後世景仰。在“土木堡之變”中，正統皇帝被蒙古人擄去，在不可一日無主的情況下，於謙助景泰皇帝登位。於謙這樣做，使他成了朝中一派的骨幹分子，這一派的利益與景泰皇帝一脈的延續緊密聯係在一起。而當於謙積極支持以景泰皇帝之子代替正統皇帝的當然繼承人（後來的成化皇帝）的時候，他已經踏上了不歸之路。正統皇帝回來後，於謙被處死。[29]

與宦官對抗，令人想起陳白沙，這倒不是因為他寫過什麽著作，而是因為他提到江西吳與弼是他的老師。吳在1440年和1450年曾多次獲薦出仕，但終於還是回鄉執教，此後嚐有言道，唯有宦官與佛徒盡去，世道始可恢複。[34]陶魯支持丁積和陳白沙是清楚不過的，但劉大夏私下也為陳白沙所認識，而且支持陳在新會崖門建廟奉祀宋帝昺的母親。陳白沙是那群在16世紀20年代聲名鵲起的高官的老師，他的門生不但包括來自珠江三角洲的湛若水和霍韜，也包括一位後起之秀吳廷舉，吳廷舉是廣西人，曾在廣東三水附近與“猺民”作戰。他也是在陳白沙生前第一個為他刊行著作的人。與劉大夏相似，他因得罪了宦官劉瑾而下獄。至於霍韜和方獻夫，他們聲稱與陳白沙關係密切，在思想上接近王陽明，而且在政治上支持王（這在霍韜於田州之事後就王陽明的功績所上的奏章中可見一斑）。[35]

那麽，明人把韓雍和王陽明在大藤峽的功績相提並論，也就不足為奇了。韓雍本人與陳白沙並不相識，但他的後任朱瑛則不然。而正是在朱瑛和陶魯治下，陳白沙和丁積所傳授的正統愈顯重要。盡管他們在哲學上有差異，陳白沙的門生在官場上仍支持王陽明。王陽明的思想無論如何必須取勝，以便配合在“大禮議”事件中支持嘉靖皇帝的一派。王陽明現象和陳白沙現象的出現，都非偶然，也不純粹是思想運動。那是與一個具有強大南方關係的政治集團的得勢齊頭並進的政治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