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羊山之亂”，受影響的人數並不多，但是驚動到朝廷。廷臣屢為此事上奏，結果因為平定該次動亂，升潞州為潞安府。以後每論及潞安府的創建，必先述及“青羊山之亂”。“青羊山之亂”可以說是潞安府的“根基傳說”。“根基傳說”得以流行，不但是因為配合曆史事實，也因為配合曆來的思想潮流。
潞州為府的理由，夏言在嘉靖八年（1529）《改建潞州府治及添設兵備憲臣疏》中說得很清楚。理由之一，是上黨地區在軍事上的重要性：
其地極高，與天為黨，因名上黨。山川峻險，地裏遼曠。盤踞太行之上，為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東帶雁門、寧武、偏頭等關。屹然為京師屏蔽，益古今要害。中原必爭之地也。[16]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話絕非沒有道理。山西宣化、大同一帶，常受蒙古俺答部的威脅，嘉靖七、八年邊患尤甚。[17]《新開潞安府治記》載：“禦之得道，可以衛京師，控河朔”，反映的就是這類思想。
不過，潞州雖然位於山區，卻是一個繁榮的城市。夏言說：
臣初抵潞，觀其城郭宏大，民□□□，□衢廣衍。西北諸郡鮮有此比。況以□□之眾，口益繁盛。自沈簡王位下，今分封為陵川王府者十有六，為鎮國府者六十有三，為輔國者七十，為奉國者二十有二。有潞州衛，有沈陽護衛，兵民雜居。
雖然如此，藩府對於地方的保衛，毫無作用：
潞州城周回一十九裏，廣三丈，高三丈五尺。代更歲久，無人以時修葺。磚土剝落，間有缺陷中穿之處，遂成徑竇，人畜可通往來，晨夜無所防禁。本衛雖有指揮十六員，鎮撫千百戶共七十員。率多□茸非才，太半緣事。原伍旗軍五千七百九十四名，而逃亡事故者，三千三百餘名。三關輪班操備，二千二百五十五名，而不赴者常半。騎操馬一千二百九十八名，見在者八疋而已。武備費弛，未有甚於此者。
夫以軍城重地，百萬生靈鱗集，蟻附宗藩邸第。其布星羅，府庫錢糧，積巨萬計。而城池弗固，武備不設，**然無守。譬之巨富之家，金帛盈積，乃獨居曠野，無垣墉局鑰之固，無子弟奴仆之強，無挺刃器械之防，而主人又複孱弱不振。如此而不為盜賊所窺者，未之有也。
昨當山賊猖獗之時，城中宗室大家俱欲鑿壕自防，倉皇無計。念之可謂寒心。
這個情況之下，政府需要組織防衛。但是，除非它委派的官員有相當的實力，否則難以控製藩府及其家人：
以一知州，官秩既卑，權力有限，縱使才能，亦難展布。誠不足以禁製奸豪抗抑權勢。佐貳之職，類皆雜流末品，殊不足以分理。政務宣布，德澤兼之。僻在一隅，上司大吏，按部有時。力小任重，付托弗堪。是以教化不行，法令不振，此歲青羊山蛇鼠之盜，遂不能製，頗費支吾。萬一有意外，則官府束手，宗室震驚，恐不免重貽朝廷大憂。為今之計，改府立縣，誠有不可緩者。況稽之眾論允合，詢之人情大順。諸王聞之，亦複欣然同願。[18]
所謂諸王同願，應該說明嘉靖初年，他們處於弱勢。潞藩莊王，即明太祖第二十一子沈簡王模孫，年幼嗣位，正德十一年（1516）卒。其子恭王詮繼嗣，嘉靖六年卒，孫允榿攝府事。允榿九年卒，“無子，再從弟憲王允栘攝府事，凡十年乃嗣封。當是時，沈府諸郡王勳淯、詮蝲並爭襲，帝皆切責之，而令允嗣”。[19]所以當時是沈府群龍無首的時候。
此時，藩府的官吏所采取的態度，變得很政治化。而其實呂楠也不是不了解其中的奧妙。其《斷金會序》記載了仇時茂等五名藩府儀賓興俗活動，也記錄了這些態度的演變：
斷金會者，沈府賓相仇、牛、郗、栗、宿五君子之所為也。予往過潞州時，五君子者，皆枉顧予、時已皤然老矣。予過潞已三年，而此會益堅不改。可知其斷金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參之以三人，則難也。況於五人乎。
至於斷金會的宗旨：
蓋聞五君子之為會也，以俗之趨利也，則尚義以振之。以俗之無防也，則崇禮以正之。以俗之廢恥也，則敦節以警之。或分財以周困厄，或歌詠而陶性情。道有所在，身無不行。蓋老師宿儒不易能，而五君子飄然高舉而不以為難也。[20]
實際上，此五君子支持了潞州升府以前知州張萱的改革，其事記錄於長治縣名宦祠內碑碣：
張君守潞之明年，晉官湖廣僉事，潞民皇皇如失父母。及出祖，攀轅而號泣者數萬人。乃為木主，大書曰：僉事張公，置於名宦祠，春秋祀之。儀賓仇時茂五人者之義交也。三晉莫不聞。
地方上出頭的人需要與官方打交道，應該算是平常的事。唯獨支持張萱的五人是藩府的儀賓，而張萱得以紀念於名宦祠的理由，則是他反對藩府對人民的荷征。
潞綢之售於上官也，荷於賦。驛輿裏夫之役於藩府也，密於傳命。張君格焉，可以為強矣。遞馬之征，列民為三等，而酌取之，可不謂平乎？[21]
藩王濫用權勢，侵占財產，而被朝廷士大夫批評，時有所聞。而仇時茂等斷金會五名儀賓卻為爭取名聲，結交呂楠一類名士，支持朝廷的政策，限製藩府的權力，這樣的表現就比較特別。
藩府方麵，也支持嘉靖年間的禮儀改革。其中的表現，可以見於其處理反對張璁、桂萼的官員胡侍的手法。
胡侍，寧夏人。舉進士。曆官鴻臚少卿。張璁、桂萼既擢學士，侍劾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複論辯，凡千餘言。帝怒，命逮治。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沈府宗室勳注以事憾之，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為民。[22]
也可以見於藩府本身對家族禮儀的提倡：
恭王詮鉦，莊王子，待宗人用家人禮。[23]
泌水莊和王允欀，簡王五世孫也。嚐著家範三卷以訓。[24]
陵川宗人府鎮國將軍詮鉸，字孤鬆，詮銶，字孤岩，詮鉼，字孤雲，並康肅王之孫也。創行宗約，建會所，敦請名士，訓其同宗子弟，意主修齊吉凶之禮，一準於古。故約中子弟，恂恂秉禮，多篤行君子。其著者有勳潓，字雲崖，工詩善書；勳滄，字雲峰，深於經學；勳淦，字雲岫，留心經濟；勳瀾，字雲溪；允擰，字敬軒；允□，字敏軒；允梢，字遜軒，並《嫻吟詠人有一集》；又有勳汛，字雲階，勳浯，字雲山者，老而嗜學，子夜書鐙熒然，時人罕識其麵，皆表表者。[25]
所以，仇時茂等五人對禮教的推崇，並不是孤立的活動。他們的活動不但配合嘉靖年間的潮流，也配合藩府內部的演變。但是，事實可能還更複雜。
嘉靖六年，恭王去世時候的鬥爭，《明世宗實錄》有詳實記錄：
初，沈王嫡孫胤榿生，六歲而王病。草恐諸郡王為患，預奏以榿主府事，令母妃郗氏保護，長吏承奉等輔導，以俟其成。及王薨，宿遷王詮鎀遽請命靈川王胤栘攝國政。於是，郗氏奏，請如王初意。禮部議，言王國宗祀嫡孫承重，固為正禮。然母妃與事，亦當預防。請令胤榿主喪，統府事，母妃止令在宮保護。府事皆聽長吏等檢束，郡王、將軍及宗人不得奏擾，長吏等亦宜盡心輔導。有不奉職者，巡按及守巡以下察舉。從之。[26]
郗不是一個很普通的姓氏。斷金會五人中的郗賢，相信和郗氏有家族關係。郗賢在嘉靖六年到九年的藩府鬥爭中有何作用，尚不得而知，但是在這些動**的時候，與禮教聯盟應該是對官府有影響的行動。
最後還應該注意正德六年後藩府的財政困難。材料記錄於陵川鎮國將軍孤雲的墓表：
正德辛未，葫寇流劫，頻年不穀。宗室歲祿積逋二千萬石。宮眷窘乏，官廩屢空。所司暴斂**取，辦於僅存之家，翁［即孤雲］惻然。草疏娓娓千餘言，直陳民瘼。奏以河東餘鹽十萬引折祿代租，民困賴蘇。[27]
上引呂楠《明誥封亞 中大夫宗人府儀賓玉鬆仇公墓誌銘》提到嘉靖四年仇時茂有“祿米折河東鹽，又得二百金”，相信就是這類安排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