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年（1524），呂楠路過“青羊山之亂”所影響的地方，對附近東火村的鄉約發展有很精彩的描述。在他的《鄉約集成序》，先說明了大概：
予往年謫解時，過潞州東火村，見仇時茂率鄉人舉行藍田呂氏鄉約，甚愛之。至解州，選州之良民善眾百餘人，仿行於解梁書院。而諸□王二上舍主之，方恨其無定規也。而時茂以其所行鄉約條件一書見寄，且請校編。於是遂並舊所抄略，於會典中諸禮參附之。而第其篇次，節其繁冗，以附仇氏。凡十四篇。若修身齊家之旨，化民成俗之道，則先提學周秋齋先生序之篇端矣。[10]
東火村所行的鄉約，顯然甚得呂楠讚賞。有關他路過參加鄉約聚會的情況，記錄在《送仇時閑北還序》中：
嘉靖三年七月，予自史館謫解，過潞州，玉鬆子仇時茂邀予至其裏雄山鎮，獲見家範鄉約之美。是日，宴予於禮賓堂。石岩處士時閑以醫官致仕。烏帽角帶，與其諸兄列坐其旁。予初藐焉，以為恒人也。及談古今人物，辨南北風俗，或探至諸經，或波及群史，時閑皆能挈其微而刺其顯，揚其行而抑其辭。予甚訝之而未難也。及與之究程朱之奧，講孝弟之實，言則親切而意無窮，誌有定向而不力倦。予當筵歎曰，此從事正學者二十年之功也。[11]
從這兩段材料，可見呂楠一方麵感覺到東火仇氏有讀書人的氣質和表現，但是另一方麵也對他們的修養感到驚奇。
仇家除了鄉約外，還有一個類似宗族機構的同心堂。從呂楠《仇氏同心堂記》，可見仇氏是個“考鍾而食”的大家庭：
鍾八聲，內外升有序堂，聽訓。鍾九聲，丈夫則食於同心堂矣。
介於家庭和鄉約之中，仇氏又建有書院。呂楠《上黨仇氏新建東山書院記》說：
時茂自其父祖及兄時濟楫輩與其子孫同居者，蓋四世矣。又嚐修藍田呂氏鄉約以化鄉人者，蓋三百餘人矣。興建義學於其舍旁以教鄉人之子弟者，蓋五七十家矣。
仇氏以此猶未足，另建有先師祠，即東山書院。書院附有教師住所以及藏書的尊經閣。仇氏所為可謂符合理學對地方組織的要求。所以，呂楠為此事感歎說：
或曰：何以為規？曰：即家範以教家，而家道皆可正矣。即鄉約以教鄉，而鄉俗皆可美矣。即義學以教子弟，而子弟皆可材矣。蓋先師夫子及諸賢之道，實不外此。士能於此，雖以治天下邦國有餘也。[12]
此段話歸納了理學有關地方統治要旨。
但事實與理論並不完全一致。有關仇氏的鄉村建設，還需要詳細分析呂楠《明誥封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玉鬆仇公墓誌銘》一文。玉鬆就是仇時茂的別號。仇時茂生於成化四年（1468），“從致仕教諭陵川姬先生彰學，有誌科目”。封於潞州的瀋藩內的恭僖王“聞而愛之，遂選為上艾縣主儀賓”，即把女兒下嫁給他。但是，仇氏家族並沒有功名。他的弟弟考到監生。他一個妹妹，嫁“沈陽衛指揮張準”，而他還要“時周給之”，看來妹夫的家庭也不見得富有。一個從弟和兩個從叔，據呂楠描述是位“義官”。祠堂和家範就是這批人弄出來的。呂楠說：“他日，叔父義官鶴得鄭氏旌義編、於從叔父，義官鸞常議欲推行，未就而卒。乃同宿州吏目兄楫皆群從弟，以禮葬叔父畢，即謀計其誌。遂立祠堂，述家範”。關於建立祠堂的年代，呂楠《明義官仇君時淳墓誌銘》記載仇鶴死於弘治十六年（1503），而本文載他於文章寫成二十年前去世，相當吻合。
祠堂建立的曆史不是很長，因此家族也未真正有很強的傳統。所以呂楠對自己觀感的描述很矛盾，所謂“此行忽身入夷惠之裏，目睹時雍之俗矣”。呂楠嘉靖三年（1524）參加過仇氏的鄉約聚會，細讀他的描述，他參與的宴會是仇氏家族的活動。他說：“接見同會老幼二百餘人已，而宴於禮賓堂，諸弟侄子孫皆侍。時茂洗爵酌獻於予，謂諸弟侄子曰：此公而至吾家，止為有家範耳。諸子弟如不能守訓，痛祖先於地下，辱名公於四方矣。”至於鄉約的規條，“明年時茂訪予於解州，留數日，聯榻於運城王生之書館而別歸，遂重訂鄉約集成，請刪改序題”。由此所見，《鄉約集成》並不單是呂楠為解梁書院鄉約所編，而同時是為仇氏鄉約所修訂。再“明年創建雄山書院，請為記”。仇時茂大概就是這個時候去世的。
必須指出，呂楠到訪的時候，仇氏的地方組織不是鄉約，而是家族的一種類型。也就是呂楠把它規劃成“考鍾而食”的實際情況。
仇氏開始以家族模式表達鄉村組織的做法，亦可以從呂楠文追尋到根源。呂楠文章說：
正德六年五月間一日，忽迎養祖母陳於城中。至六日，而流賊奄至，大劫東西火。其前一日，合家婦女亦就陳母得脫去。潞人皆以為孝誠所感。賊漁獵臨莊婦女，間亦有不從賊而死者，趙女、袁女、焦婦、王婦四人。兄歎曰：此輩若不激揚，風俗自此汙矣。於是具四婦女事，實同會友四人，呈諸巡撫王公，獲給葬銀，奏聞豎碑建祠，載在祀典。其後，聞風而起者，又有二焦、平、丁四烈女婦焉。初，流賊之初至也，索馬，否則火其家。兄曰：放火，一家之害，與馬，賊害及四方矣。乃不與馬，卒火其家而不恤。
這些孝義的經曆，使仇氏家族得到官府的承認。在聲望提升的同時，仇時茂從瀋藩府所得的俸祿，亦從物質上鞏固了他在族內的地位。呂楠談到此事，以“兄於斯祿，以宗室漸繁，得之，亦未嚐獨享”來描述他對族人的資助。詳細情況包括：“正德五年秋，支二百金遠近族人。人給銀五錢。以百金糴米，遇時艱食，依原價糶給鄉鄰之困乏者。因流賊兵火，八年，又支百金族人如前，各給錢一緡。鄉鄰為酒食，大會三百餘人。嘉靖四年（1525），奏準祿米折支河東鹽，又得二百金，二從叔母及族人置上衣一襲。是歲同會百七十六人，皆置深衣各一襲，布履各一事。有例，許並裏分。本鎮六裏，人多雜處，數年借貸、差稅不便。兄謂義官弟樸曰：若並為一裏，此先宿州兄誌也。於是，費百五十金有奇，而裏並”。嘉靖四年（1525）並裏的舉措，已經超越了家族的範圍，而進入鄉村整合的領域。[13]
弘治十六年後的興建家族活動，還可以從《明義官仇君時淳墓誌銘》得到補充說明：“弘治十六年七月，義官君卒。兄弟三人，哀號盡禮，葬後，同處一室。正德五年，乃議立家範，舉行呂氏鄉約，原遵約得二百六十餘家焉。置深衣巾履各一，立勸懲簿，以憑賞罰，設義廩以便斂散。”有關並裏事：“本都六裏人，舊窘差稅久逋。郡公君使人俞與禮義，稅得完納。太守欲犒花紅，則辭以祖母之服。是後有例，許並裏。分君與儀賓費百五金，並為三裏。自此二稅諸役必以本家銀貲，依官價代輸後，收原本，不取其息。人皆使便。”關於鄉約的範圍，該文也有記錄：“西火霍村平家莊、趙家莊，遠而陵川之南洎，壺關之柏林，皆從約也。”[14]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該範圍內所有的鄉村都在約內，這個鄉村聯盟有相當大的選擇性。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正德五年的流賊，與嘉靖七年的“青羊山之亂”有很大的差別。仇時茂遺著《貞列唱和詩集》中有一篇序言指出，正德五年的那批人，是從“青、兗、彰德西上太行”的[15]。青羊山位於東火村和西火村所在的太行山，夏言的報告特別提到賊眾包括“妻孥孱弱”，陳卿降後，其父親、妻子、家屬被孥，表明所謂動亂的民眾，也就是當地人。
所以，呂楠曆次記載提到的人口數位，並非沒有根據。幾次不同的地方活動，也作了幾次不同的人口登記。東火村建鄉約，依靠人口登記，而青羊山賊巢也發現有人口登記冊籍。《新開潞安府治記》說，青羊之民“習於盜而持其險”，可以由此推斷地方上有長期的矛盾。為什麽這一帶的地方組織，被區劃為“賊”，當與其時禮儀的變動、地方領袖與官府的關係的維持，有很大的關係。有關這方麵的問題，需討論地方政府與藩府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