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治縣誌》還有兩篇有關明代潞安建府的碑記，內容與現存上黨門的碑記大同小異。[28]潞安府創立，與“青羊山之亂”密切相關，但上黨門的碑記，有特別暗示動亂後的民間軍事組織的作用。《長治縣·建置誌》記錄當地兩處村鎮的土城，都認為與“青羊山之亂”有關，可見這個“根基故事”不僅適用於城市，也適用於鄉下[29]。實際上，這些山區村落，也長期有民衛組織。《陵川鎮國將軍孤雲墓表》記錄嘉靖二十一年（1542）蒙古入侵時事：“潞有民衛，衛兵皆先期戍邊，臨敵無備，城中洶洶。翁［孤雲］倡約登城，諸子若侄皆爭出伏健卒要害，虜聞先聲而躡境引去。”曆次變亂增強了地方上的軍事武備，是很可能的事，但是將軍事和行政發展歸咎於某次動亂，與事件的“根基故事”的作用很有關係。
“青羊山之亂”的緣由，由於資料不足，已無從考究。“青羊山之亂”作為潞安建府緣起的解釋，隻能當成部分的理由。潞安建府是官僚係統在禮儀上加強代表性的後果，也是藩府過渡到地方政府製度的過程。其中，與藩府有強有力關係的人，利用禮儀，表達其接受官僚製度的要求，從而改變身份，在新製度下找尋活動的地位，理學在這個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原文為中文，原載《中山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第66～73頁。
[2] 本文各處提到的“青羊山之亂”、“動亂”等用詞，都是古籍原文的表述，絕不意味著作者認為其本身是“亂”，望讀者鑒之。
[3] 《明世宗實錄》，卷81，第13頁；卷85，第8頁；卷86，第4～5頁。
[4] 《明世宗實錄》，卷94，第2～3頁。
[5] 同上，卷98，第19頁；卷99，第11～12頁。
[6] 同上，卷89，第18頁。
[7] 同上，卷94，第2頁。
[8] 同上，卷99，第4頁。
[9] 《皇明經世文編》卷202，第14～15頁。
[10] 《涇野先生文集》，卷4，第8頁。
[11] 同上，卷5，第8頁。
[12] 《涇野先生文集》，卷14，第28頁。
[13] 《涇野先生文集》，卷24，第3～8頁。
[14] 《涇野先生文集》，卷39，第22～24頁。
[15] 光緒《長治縣治》，卷4，1933年重印本，第3132頁。有關當年華北的動亂，參看湯綱、南炳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9～354頁。
[16] 《桂州文集》，卷13，第65頁。
[17] 《明世宗實錄》，卷85，第13頁；卷86，第17頁；卷87，第1頁；卷92，第10頁；卷93，第12頁；卷96，第2頁。《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382～5383頁。
[18] 《桂州文集》，卷13，第65～67頁。
[19]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606頁。
[20] 《涇野先生文集》，卷4，第38頁。
[21] 《長治縣誌》，卷3，第40頁。
[22]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5007頁。
[23] 《長治縣誌》，卷6，第6頁。
[24] 同上，卷6，第61頁。
[25] 同上，卷6，第65頁；又卷4，第17～19頁。
[26] 《明世宗實錄》，卷77，第5頁。
[27] 《長治縣誌》，卷6，第62頁。
[28] 同上，卷3，第7～9頁。
[29] 同上，卷3，第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