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珠璣巷傳說
由於大多數的族譜的編纂不早於明朝，此前或明初的宗族曆史也就必須在神話和傳說中尋找，而其中卻隻有少數給寫下來，珠璣巷的傳說就是其中之一，基本上見於珠三角宗族族譜的開首。[10]
這個傳說在不同的資料來源中有些微的差異，但主要內容則一致。話說宋朝時候，有個王妃逃出王宮，嫁了粵北南雄州珠璣巷的一個商人。珠璣巷的居民唯恐惹來兵災，便移居珠江三角洲，在那兒落地生根。他們請求南雄州知州讓他們離開；抵達後來的定居之地後，便向當地的縣丞登記。南雄州發出的官方文件往往收錄在這些記述之中。[11]
漢學家都熟悉這個傳說，並且嚐試確立其曆史特性，但不大成功。曆史學家的研究則似乎太老實。這個傳說所說的是來自粵北的多個移民潮。如果說移民不一定是從南雄出發，而是從江西或更北的地方過來，也非無道理。移民潮可能與12世紀宋室的南遷，或13世紀蒙古人的進軍有關。也許，這些移民潮的確是珠璣巷傳說的靈感來源，但他們並沒有解釋這個傳說為什麽在族譜中或以這種形式保存下來。
解釋族譜中保存著珠璣巷傳說的第一個線索，就是這個傳說現有的形式必須追溯至明朝，而不是宋朝。這個傳說現有的最早成文記錄出於明朝[12]，盡管這個傳說看來在口耳相傳後不久便已寫下來了。此外，其中所涉及的製度是明朝的，不是宋朝的。明朝建立的正是裏甲登記製度，而我們從地方史和族譜的記錄中知道，這個製度自14世紀以來順利在廣東廣大地區實施。
第二個線索就是這個傳說與宗族的基礎有關，但是，首先必須指出本文的解釋與牧野巽的解釋之間的差異，後者認為這個傳說的出現反映了定居於毗鄰範圍的多姓氏群體尋找共同祖先的願望[13]。
差異在於理解這個傳說的側重點之不同。牧野巽的解釋要成立的話，前提就是尋找多姓氏共同源頭的願望須有意義，也須假設居住在一起的多姓氏群體中間已經形成了安土重遷或其他的性格，把他們至少結成了鬆散的聯盟。然而，根據那個傳說，這可能是個涵蓋了超過30個姓氏的聯盟。還有，這個聯盟也可能有某種形式的宗教表達作為重心；但是，在現有的珠璣巷傳說中，沒有一個版本有宗教元素。相反，這個傳說是宗族曆史的一部分，記錄在族譜之中，突出的是逃離南雄的理由、準許遷移和定居的文件，以及與其他姓氏的共同經驗而不是相互的責任。由於多姓氏聯盟不在少數，所以建基於不同姓氏之間的共同經驗的傳說也就可能變得可以接受，但是，與其他姓氏的共同經驗並不是把這個傳說記錄下來的基本原因。
我認為，可以把珠璣巷傳說歸類為宗族開基的傳說。族譜裏多有宗族開基的傳說。這些傳說通常包含了有關宗族起源的記述，把宗族的起源上溯至中國曆史的早期，然後就是不同支派的先人定居於不同地方的情況。這些記述加起來形成了宗族從一個共同源頭開枝散葉的曆史。[14]
開基傳說有種種不同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權利的分配。所有的開基傳說都分配祠堂、神龕，或祖墳的祭祀權。然而，劃分居住權的卻是居住記錄。某先人在某地安家，他的後人也就有在該地居住的權利，而他離去的話，權利也就喪失。以此觀之，族譜把珠璣巷傳說記錄下來之時，不在於突出多姓氏的共同源頭，而在於居住的曆史。從同一個地方逃來的先人沒有居住權留給後人：隻有定居下來的人才有。但是，這個解釋肯定有問題：如果珠璣巷傳說的重點不在於多姓氏的共同源頭，那麽，為什麽傳說中的這個部分在族譜中如此重要？
要回答這個問題，拿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的開基傳說來與珠璣巷傳說作對比，可能會有些意思。例如，其他傳說的共同主題是把崇高的地位歸因於與宗室的姻親關係。新會三江趙氏是大地主，稱是宋帝之後（《趙氏族譜》1937），而東莞鄧氏是香港新界的大地主，聲稱一位先人娶了宋宗室女[15]。鄧氏並不是唯一聲稱膺此殊榮的宗族：南海三山鄉冼氏和東莞河田鄉方氏也有這樣的說法。[16]更多的宗族聲稱與高層官員有關係。南海沙頭崔氏聲稱是南宋宰相崔與之之後，而沙頭附近的大老村莫氏則聲稱有一位先人是唐朝的狀元。[17]相比之下，珠璣巷的先人並不出眾，其中一些人在定居下來之後取得官銜，但在定居之時他們不過平民而已。
另外，拿這個傳說與“猺民”的傳說[18]來作比較，也是有意思的。“猺民”在明朝時期居住在華南數省的山區。在廣東，他們居住在粵北——其中一些地方鄰近南雄。
有一點必須清楚，“猺民”的“猺”是漢人對這些人的稱呼。此詞來自“莫猺”，意即“免徭役”。[19]這個地位為“猺民”所接受，而且至今刊行過的超過一百個開基傳說的成文版本，均突出強調這個地位，以下一段文字就是其中之一：
南京平王敕下古榜文一道，牒落天下一十三省。各治山頭，搖人收執為憑。九忿崗山無糧地，趕牛不上，打馬不行，捕水不上三尺之處，係是良猺祖業。[20]
“先有猺民，後有朝廷”是這段文字的前提，而凡是有違平王旨意，向“猺民”征稅或侵擾“猺民”財產者，皆可能被捕，並送漢官究治。
“猺民”的開基傳說與珠璣巷傳說有明顯雷同之處。官方的授權文件在“猺民”的傳說中，也如在珠璣巷傳說中那樣，有重要地位。珠璣巷的文件證明先人獲官方批準遷徙，而且已經向新的定居之地的縣丞登記。隨之而來的大概就是這些先人要負起裏甲登記戶口的賦稅和徭役之責。“猺民”的傳說要申明的就是他們的先人得到朝廷一份文件，隻要他們一天住在山裏，一天便可豁免賦稅。換言之，定居於珠江三角洲，要負起賦役之責的漢人，保存著一個傳說，說明賦役之責，而“猺民”也保存著一個傳說，說明這個豁免。
考察一下“猺民”開基傳說中的其他元素，當還有雷同之處。“猺民”的傳說也如漢人的傳說那樣，由一個早期起源的部分和種種居住記錄構成。“猺民”傳說中早期起源的部分是眾所周知的。[21]話說“猺民”的祖先盤瓠是一匹狗頭怪物，曾侍奉平王，其女因而獲賜婚，並獲豁免賦稅。[22]這個傳說在文獻中包含著三個片斷。第一個片斷敘述“猺民”從一個叫作“千家洞”的地方開始流浪，直至定居下來；[23]第二個片斷，他們幫助漢人對抗亂臣賊子；第三個片斷，他們與漢人“山主”訂立成文協議。“猺民”的族譜顯然是根據他們與這些“山主”所訂的協議撰寫的。[24]根據一個記述，明朝時期居住在一起的七個姓氏的“猺民”，受李姓“山主”的招引，在某處定居開墾。這個記述詳載了李氏與這些他姓所製定的安排，注明每一姓所得地域的界限，以及繳納給李氏的租稅。製定這些安排的協議全文具載，並且包括了一個獲得授地的家族的族譜，和一份他們被迫離開前居地的前因後果的記錄，以及他們所得土地的界限。[25]換言之，成文記錄是定居過程誘發出來的。
這些記述表明，“猺民”和漢人一樣，清楚知道與定居過程相聯係的權利與義務。所不同的，漢人並非與一個平民“山主”協議而獲得權利，卻是直接與明朝政府打交道。裏甲製即平民登記製度造就了這種關係，而這就是珠璣巷移民的平民地位之所以被突出的原因。因此，珠璣巷傳說中多姓氏群體的共同源頭，與這些姓氏群體之間的相互責任無關，但卻關乎一個共同的社會背景，以及確立居住權的需要。很多漢人宗族之所以從明初開始記述他們定居的第一代，就是因為他們最初乃由於賦稅登記而與官員打交道，而裏甲的記錄，書麵和正式的支持，授予他們居住權。[26]
（二）佛山鎮
佛山在廣州市外15公裏，那裏冶鐵、絲綢和陶瓷工業雲集，是珠江三角洲的商業中心；佛山的曆史是賦稅登記的宗族把他們的世係書寫下來，並且興建祠堂以彰顯官位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也展現了隨宗族發展而來的政治轉型。
佛山成為一個商業中心是在明朝，盡管冶鐵業較早時已有所發展。[27]最早出現在佛山這個地方的可能是建在一座山丘上的一間佛寺，此寺毀於1391年一次針對佛寺的舉措之中。佛山意即“佛陀的山”，這間佛寺可能就是佛山得名的由來。鄰近有一間北帝廟，北帝與民間信仰的神明有關。[28]元朝時候，北帝廟每年均舉行廟會，善信遠道而來參加。元朝末年，此廟為“盜賊”所毀，他們賄賂知事僧把神像汙損，但在1372年明朝建立不久，此廟即重建。後來，此廟成為鎮政府的所在地。[29]
佛山早期曆史的宗教性是顯著的。在宗族發展起來之前，即大多數成文記錄無從追溯的時代，佛山是一個地方宗教中心。其時珠江三角洲或其附近有幾個地方宗教中心，例如廣州以東的洪聖廟、肇慶附近的龍母廟、南頭附近的赤灣天後廟，以及廣州市內非常有名的光孝寺。[30]其中一些寺廟可能是地方組織的中心，擁有大量土地。打擊佛山佛寺的舉措和對北帝的崇奉，是改朝換代權力重組的標誌。然而，到了明朝，零零星星由官員在不同時期推動針對所謂“**祀”宗教機構的舉措此起彼落。[31]有些與官員有關係的宗族取得了宗教組織被迫放棄的土地也不足為奇。[32]
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必定是佛山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現存關於早期冶鐵爐的文獻，出自永樂（1403—1424）和宣德（1426—1435）兩朝。冶鐵爐就在北帝廟前，可見北帝廟與冶鐵業的密切關係。然而，其時的佛山由鄉村聚落構成，而其後數百年仍多少保持著這種格局。這些村落稱為社，以村民定期祭祀的地方神明為中心組成。明初，這些村落就成了裏甲單位。[33]我們不知道15世紀的佛山有多少個社，但一篇寫於18世紀的文章指出，佛山一直以來分為9個社。[34]1522年，廣東提學在4個社設立了學校，從廟宇沒收回來的財產用作辦學經費。這些學校顯然沒有辦得很成功，僅僅20年便已衰落，後來須重新整頓。[35]
不妨假設，北帝廟附近一帶日益興旺起來，定居地之間的接觸也相當頻繁。廟宇管理的正式安排形成於15世紀中葉，這項安排大抵建基於心照不宣的共識，而這種共識則源自風俗習慣，也源自反複摸索。後來的文獻把這個發展歸因於1449年的“黃蕭養之亂”。此次事件不但影響到佛山，也波及鄰近的龍江、龍山和其他地方。根據記載，賊寇圍攻佛山，但22名佛山父老得北帝庇佑，把他們擊退了。為了表揚這些父老的忠義，朝廷於1452年下旨賜封北帝廟為靈應祠，賜封佛山為忠義鄉。[36]
其中一些父老來自佛山根基深厚的宗族，但後來與官位相連的宗族結構當時還沒有建立起來。[37]這些宗族是否控製了佛山，並不清楚，因為佛山的統治階層不久即擴大至包括商人和手工藝人的家庭在內，而原來隱含在鄉村組織中的社，則歸入了24鋪（店鋪，或店鋪組織）。新整合起來的權力結構確認了當權者的名望，因為在1553年饑荒之年，祭祀1449年的忠義父老成為定製。某個叫冼桂奇的，來自佛山一個最古老的宗族，在他主理下，佛山的大宗族與鋪內的社群一起賑濟饑荒。而賑災之事應以尊崇忠義父老（其中一人為冼桂奇的先人）來紀念，表明當權者在新整合的領導層中占有核心地位。[38]
佛山的宗族在16世紀初取得官位，其時鎮政府已經建立。一個例子就是佛山以南石頭鄉霍氏的士大夫模式宗族組織：這個發展肇始自霍韜（1487—1540）1514年進士及第。[39]霍韜考獲進士後，編修族譜（當然是成文的）、建立祖嚐和規條，而且於1525年興建了一間祠堂。[40]下文將會說明，這些事情給佛山社會帶來相當顯著的變化。
石頭鄉霍氏宗族聲稱由元朝起已在那裏定居，至霍韜已是第六代。霍韜在族譜的序文中聲言，霍氏乃是漢朝以前的北方貴族之後，宋朝時從珠璣巷遷移至珠江三角洲。[41]然而，他的先人地位寒微。開基祖隻帶著一根扁擔過來。元朝時期，定居於石頭鄉的第一個先人以運糧為生，卻翻船遇溺。第二個先人生於明初，賣鴨蛋為生，但顯然積了點錢。第三個先人（他的曾祖父）由於嗜酒而早喪。他的祖父讀過一點書，但在佛山顯然無權無勢。在1449年的亂事中，他的房子被劫掠，他離開了佛山，回來時一窮二白。他日間在市集上賣布，晚上造扇子賣錢。霍韜之父所業大概也不怎樣光彩，他說得不多：族譜裏僅提到他父憑子貴，獲賜封號。[42]因此，霍韜的先人可能是市集中人，隨佛山的興旺而富起來。如果宗族的規條是一些訓示，那麽族人便是一直在市集上做生意直至清代。[43]
在佛山，霍韜的宗族被視為暴發戶，佛山世家大族對於霍韜宗族的鄙夷，相當明顯。佛山以南的上園霍氏，與霍韜無關，上園霍氏的族譜中，有一篇1534年的序言，其中說道：
族之有譜，所以記世係、別異同而傳久遠也……然亦有……妄自攀援顯貴以相矜誇而駭庸俗者……
序言這樣總結：
餘太原霍氏之譜，傳自先世，蓋由始祖子中公自宋熙寧間來於南雄珠璣裏，傳於侗之輩，已十有四世矣。雖無盛名偉績，然衣冠相傳，恒產相守，今昔不替，夫豈無所自哉！[44]
這段序言恐怕不隻是含蓄地影射霍韜的宗族建設。序言作者似乎想說：霍韜竟敢聲稱自己是珠璣巷的後人，你們在佛山還不過六代而已！
然而，上園霍氏族譜前言的作者也明白到官銜的重要。他到底隻是個監生，地位並不高於一個縣丞。他唯有提起宗族的光榮事跡，盡量把自己的宗族拉上當官的邊緣。第七代的一位先人有一篇碑文，為宋朝進士李昴英於1320年所撰。另一位先人（1321年生）是元朝末年一位地方官，明初“此人被召往京師，幾度被委任為廣州地區的官員”。1426年，給這位先人泐石立碑。上園霍氏先有祖墳，後有成文族譜，但還沒有祠堂。祠堂到1588年才建成。[45]
明朝時期，尚有其他霍氏得以把自己組織成以官式祠堂為核心的宗族。這些人之中包括了22位忠義父老其中三位的後人，以及一位忠烈之後。這位忠烈被供奉在他所倒下之處的一間小屋子裏。這些群體追溯與定居社群的宗族關係，其中一些與佛山的關係密不可分。在這些群體中間大概產生了一種同根同源的理解，因而於1686年編修起族譜來。他們是否為了公祭而興建祠堂，還沒有弄清楚，但即使族譜中所載的那一間祠堂是為宗族聯盟而不是為宗族分支而建，一些大宗族也用了差不多二百年才掌握宗族組織的士大夫模式。[46]
霍氏的經驗為冼氏所效法。冼桂奇於1535年中進士，1553年重新舉行忠義父老的祭祀，而佛山的祠堂剛於1552年才建成。一個宗族聯盟也像佛山霍氏那樣發展起來，1622年28個散居在珠江三角洲各處的分支在廣州興建了一間祠堂。[47]另一個例子是李氏宗族。李氏是明初的佛山鐵匠，後來逐漸富裕起來。他們也出了一位進士李待問（1582年生，1604年進士），李編修了族譜，並興建了官式祠堂[48]。第三個例子是佛山金魚堂陳氏宗族，明朝時期族中無人曾任高官，但族中於1589年編修族譜並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建了一間祠堂，上溯至元朝的一位開基祖，這位先人是一舉人，也曾經當過官。不過，陳氏宗族顯然有相當的影響力：他們擁有佛山的其中一個墟市，一名女兒嫁給霍韜的兒子，而1628年的一篇族譜前言則由李待問以一位陳氏族人弟子的身份署名。從這些例子看來，官位在16世紀和17世紀的地方社會成了地位的標誌，有別於以往的習慣，而官式祠堂則是共同提升地位的一種工具。
社會地位的變化影響了佛山的管治。廣東社會科學院專門研究佛山曆史的曆史學家羅一星指出，由於佛山商業發達，很多人從鄰近的順德和香山來到佛山定居。羅一星引述清末佛山人冼寶楨寫的《重修佛山堡八圖祖祠碑記》雲：“（佛山）自前明設鎮後，四方輻輳，附圖占籍者幾倍於土著”。[49]此外，盡管佛山在明朝時期沒有派任官員，清朝時卻先有一名五鬥口司巡檢，後有一名廣州府佛山海防捕務同知，設立於雍正朝。原來稱為八圖的登記戶口（登記為八圖，每圖十家），認為他們有權管理北帝廟的錢財，與官紳在北帝廟非正式會麵交涉，而自1628年起，正式在一個名叫嘉會堂的地方開會。八圖的官員因為源於裏甲製，故稱裏排，他們一直負責舉行祭祀，每年給八圖中人分豬肉。此項安排於1739年以北帝廟外一個名為讚翼堂的集體祠堂的名義，正式建立起來。[50]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勝出的是文士官員。1757年，佛山五鬥口司巡檢禁止用廟宇的錢來分肉，他提出的理由相當重要：
謂廟為合鎮之祖廟也可，即謂廟為天下商民之祖廟也亦無不可。區區裏排，寧足盡其遠宗近祖之義也哉！體此而如以福胙當頒，則凡闔鎮紳耆士庶，遠商近賈，誰其不應？[51]
裏排有權代表遭到挑戰的鎮領導層。官方模式的宗族已經抬頭，而從這時起，掌權的組織已是北帝廟的文人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