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圖在16世紀中葉是佛山唯一獲認可的集體組織，到了18世紀中葉，降而為一個純禮儀組織。這個轉變應放在佛山的發展和眾多外來人的融合（其中隻有一些附加在裏甲登記之中成為“子戶”）這兩條線索中理解。八圖基本上不能擺脫其建基於土地和戶口賦稅的形象。這樣的話，八圖與佛山的貿易麵向關係不大。在有需要的時候，或抗賊抗官之時，能夠提供幫助的是士紳，這些士紳中，部分是八圖的後人。1752年版的《佛山忠義鄉誌》編修之時，佛山的領導權已顯然轉移給了士大夫，而這部書記錄了一段曆程，從中可以看到士大夫透過由個別成員所出力的社會服務得以從16世紀中葉延續下來。
李待問所處的晚明時期是佛山確定其曆史性格的關鍵時刻，而到了陳炎宗所處的18世紀，士大夫的介入已然底定。在冼桂奇賑濟1553年的饑荒與李待問1604年中進士之間，地方史所提到的重大公共服務隻有1559年霍與瑕和1568年其子的修繕公益橋。[46]記載之所以絕無僅有，一個理由當然是重大事件缺少紀念文章，毋怪李待問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提到該橋之前的多次修繕。但是，不能忽略的是，撰寫紀念文章是文人的習慣。在16世紀中葉以前和以降，不少橋經過修繕。[47]這些都沒有記錄下來，不見於地方史之中。
然而，橋梁修繕不隻是一項社會貢獻。霍與瑕是朝廷命官佛山人霍韜（1487—1540）的兒子。霍氏的祠堂在鄰近的石頭鄉，霍氏對貿易和房產的生意均甚感興趣。[48]話說霍韜十分敬重梁焯，每過其墓，必拜祭之。[49]霍與瑕和冼桂奇是同時代人，都是湛若水的學生，而湛若水則是陳白沙的學生；湛的地位與霍韜同時代的佛人龐嵩不相上下。[50]由此可見，道統的承傳是16世紀第一代紳士的特點，而從霍與瑕成為一個人物，載入地方史，因為從他開始，參與公共事務開始當成是對鄉梓的貢獻。陳炎宗強調，他的地方史不是佛山第一部而是第二部地方史，第一部由李待問的一位親人所編修，得李氏認可。[51]我們也可以從霍韜的例子中看到，外來家庭如何在不能以裏甲登記的情況下，突出其士大夫的出身，以躋身佛山的領導層。
因此，也就可以明白為什麽陳炎宗的佛山宗族名單以李氏（李待問）開頭，繼之以陳氏（陳炎宗）、梁氏（有佛山第一個進士梁焯在內的梁氏；明朝時勢力極大，清朝時大為衰退）、冼氏（冼桂奇），然後是霍氏（沒有霍韜的親人）和其他。[52]這個排序與明朝時的排序大不相同。這些宗族的特點就是他們均是佛山早期在位者的後人。
在17世紀，這樣的士大夫記錄在形成佛山領導層形象的地方史中日見重要。相反，八圖由於無助於與官員周旋，名聲受損，而即使在其權限之內的地稅交涉，也是無能為力。1581年，南海縣實施“定弓”，但1616年的豁免賦稅卻要歸功於李待問（李是進士、高官，也編修了當地的《賦役全書》）。[53]八圖之不濟，見於18世紀的多次賦稅交涉之中：1777—1786年間，三個圖各自與南海縣交涉，要求縣丞不得給圖添加新的戶口，以免增加圖的總體賦稅配額，並且如鄰鄉一樣，固定縣職能的收費。[54]民國版《佛山忠義鄉誌》提到，八圖在1860年仍保有其收稅職能，但隻及於裏甲範圍的那些部分。[55]
盡管八圖的成員戶口也從事貿易和工業，但八圖這個組織看來與商業稅收事宜均沾不上邊。例如，鐵稅至少從1519年起開始征收，冶鐵爐也須政府牌照。[56]一起商業糾紛的案例發生在明朝，時維1635年，涉及一宗政府交易中的勒索。[57]清初，廣州仍在藩的控製之下，商業稅飆升。藩把賦稅權包給私人，其中便有佛山冶鐵業的“牙行”，他們則向鐵匠索錢。根據1693年一起糾紛的記載，削藩後牙行遭取締，但後來“非法牙行”重施勒索故技。[58]在這兩例中，重要的是內含行業分工的冶鐵爐直接提起訴訟。1635年一案，14個自稱“鐵絲鐵鎖戶”的戶口以他們自己的名義向南海縣請願，並說明他們是兩個不同的“行”。他們指鐵釘行的敗類勒索，而在廣東布政司回複此案的通告中，還提到鐵鑊匠、鐵灶匠和熟鐵匠等“行”。1693年一案，請願者是“鐵鑊匠李、陳和霍”。李、陳和霍是佛山有權有勢的宗族，[59]李待問和陳炎宗即屬其中。顯而易見，行業分工劃分了佛山工匠的共同利益，而重要的是，在這些請願中他們直接現身，而不是委托宗族的士大夫，也不是附從於八圖。
廣東布政司1659年的一份通告也頗有意思，這份通告回複了各個窯戶和裏保禁止石灣陶器私人征費的要求。請願者並非由士大夫帶頭。布政司的回複是給窯戶、裏排主管和所有石灣鄉民的，由一群人在一名舉人領銜之下刻在石上。在這個例子中，士大夫盡管沒有參加請願行列，卻也居於傳達王命的崇高地位，或是鎮民行為的擔保人。[60]兩個冶鐵業的例子均表明，17世紀佛山的生意人自行與官員交涉，而石灣的這個例子則顯示，有些官員已經讓士大夫廁身其間。
士大夫在社群政策上的興起，始自18世紀，而且可以在若幹受到政府注意的問題之中尋繹出線索。1731年，有人向南海縣請願，投訴霍氏（霍韜的後人）控製了佛山的主要渡頭。請願書由整個佛山鎮的士大夫領袖聯名。[61]那個主要渡頭風水碼頭被視為全佛山的公家財產，士大夫領袖也就因此而插手了。不過，攸關社群利益的問題與那些隻關係某些商人群體利益的問題，兩者之間還是有區別的。1739年發生了一起類似的請願事件，事涉一個由店主和商人建立的渡頭；請願書由兩個商人聯名。[62]1779年佛山棉販向廣東布政司請願，也是用自己的名義。[63]1784年，佛山社群聯合起來向省政府請願，要求取締柵下的硝石廠。此事顯然是由一名舉人發動的，他的請願書不厭其煩地分析了硝石廠給佛山帶來的禍害。事發翌月，一名裏甲中人也提出同樣的要求，請願者自稱“裏民”。又過了十天，白蠟行、紙行和鐵鑊行分別請願，指硝石廠損害生意。這些代表了鎮上不同利益的請願事件，很能代表所謂社群觀點。[64]
另一次頗能說明問題的請願，由上述的同一名舉人和21名士大夫，以及四位“父老”推動，他們的目的在搬遷通往風水碼頭路上的小商店，以改善道路交通。店主抗議，縣丞站在士大夫一邊，在1787年甚至批準立碑確定有關土地的公家地位。重要的是，1787年的決定清楚表明，與廟宇管理有關的事情、聘任人員、疏浚河道，以及風水碼頭的租金，都屬北帝廟管理人及其所選出的人的權力範圍。因此，這些例子十分明確的顯示，18世紀之時，乃是以掌管北帝廟掌管佛山的資源，而士大夫在這些問題上有重要的地位。[65]
1790年和1833年的兩個文件所載佛山米商的經驗，可以用來作為士大夫影響日大的例子。1795年，在這兩個文件涉及的事情中間，士大夫領袖建立了佛山義倉，由此佛山的米價便與他們息息相關，[66]而他們完全沒參與1790年的事，卻在1833年時代表米商而強硬行動起來，也就並非偶然了。
1790年，三名店主代表“佛山鎮七市”的所有米商，就可允許的存米量向廣州知府請願。麻煩源於黃鼎司的官員向米商收取儲藏費。米商提出，而知府也同意，米店允許儲藏不多於200石穀物。沒有士大夫領袖參與其中。[67]
1833年，米商與士大夫領袖之間在向政府上報米價的問題上發生糾紛。顯而易見，佛山米商的報價被用作廣東的標準價。慣常做法是米商按低於市價10～20兩報價。1831年，百物騰貴，米價低報了30～40兩。負責報價的商人聲稱，他們受衙門人員指示這樣做。可是，“佛鎮紳耆”在一份給米商的通告中向他們指出，佛山的米價是按銀元上報的，而銀元的匯兌價其實高於官方的庫平銀，他們完全沒有低報的借口。通告要求米商日後上報確實的佛山市價，建議“如衙書吏有甚別議，即通知大魁堂司事傳闔鎮紳士與他理論”。1833年，士大夫領袖建立佛山義倉，他們不但在米商與衙門之間斡旋，而且堅持米價是他們的關注重點。[68]
問題不在於士大夫領袖對訴訟或請願有獨特的影響，而在於他們在整個18世紀地位日益突出。一個原因是功名士子與時俱增，而在此以外，18世紀的鎮領導已不再被人視作裏甲戶。士大夫與裏甲之間在掌管北帝廟資金問題上的糾紛，相當明確無誤地顯示轉變已經出現。
這場糾紛大致是這樣的，早於1627年，士大夫已經認為他們需要一間會館，而此前他們一直是在北帝會聚會，也沒有提出要有一個永久的組織。於是他們募捐興建會館，取名嘉會堂。[69]會館就位於北帝廟“右方”。[70]
我們應該記得，1513年以來，北帝廟的另一邊已經有一間紀念22位抗賊父老的流芳祠。還有，嘉會堂的所在地原來是一間觀音廟，1522年起轉而用做社學。1624年，學校募款重建，而支持是項活動的正是三年之後在學校內建立嘉會堂的同一班人。因此，嘉會堂的建立是對北帝廟權利的展示，而重要的是，根據紀念社學重修的那篇文章所載，北帝廟之後、兩百年前拆遷冶鐵爐後空出來的土地，也是嘉會堂的資產。土地屬北帝廟所有，因而倘若八圖仍有管理權，大概也歸由八圖掌管。在這些安排之下，糾紛已是呼之欲出。[71]
其後數十年，特別是在1641年和1685年，士大夫都參與了北帝廟的修繕。然而，他們在1720年抨擊八圖對北帝廟的管理工作。他們在那年向南海縣丞請願，要求歸還給資產管理人盜用了的各項資產。縣丞準其所求。1728年，某個自謂是流芳祠22位父老子孫的人，無疑是針對此一裁定，向南海縣丞請願。他要求得到一間已經歸還給北帝廟的店鋪，以供祭祀先人的開銷。重要的是，縣丞隨即召集了士大夫領袖開會，而根據記錄，在縣丞裁定之前，士大夫領袖已經接受了那個請求。1738年，南海縣丞接到一宗案件，案中指裏甲管理人在1726年至1735年間偽造開支賬目。縣丞在回複時要求不要把廟宇的錢浪費在吃喝之上，而應用於一所義學。1739年，八圖在北帝廟對麵建起了自己的祠堂讚翼堂。他們這樣實際上就是讓出了他們對流芳祠的特權。最後一次衝擊發生在1757年，五鬥口的司常裁定北帝廟的錢不用作八圖的經常飲宴。主管人據說是一位士大夫領袖，廟宇的錢倘若繼續這樣亂花，便將由此人接管，因為正如官員所指，北帝廟到底不隻是八圖的祖廟，也是全佛山的祖廟。[72]
1795年，士大夫領袖建立佛山義倉，此舉定必象征著他們直接參與了佛山的福利，而義倉正好具備這種象征意義。義倉原是為補社倉的不足而建，但在饑荒之年卻可以提供差不多是社倉十倍的賑餉。義倉的龐大資產包括佛山主要渡頭附近的土地、店鋪和農地，全歸24個鋪的士大夫領袖輪流管理。這些士大夫領袖斷不會自限於義倉的管理：1790年籌設義倉之時，他們建立了拾嬰會；1841年，他們用義倉的錢建了一個軍械庫。[73]義倉不過是士大夫權威彰顯的一個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