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逐漸興起成為佛山的主導力量，可以有種種理解。在19世紀和20世紀，政府文件和士大夫著作中的一個常見的主題就是裏甲的長官既不學無術，又貪汙腐敗。他們向當地人民諸多需索，而且挪用公款。不過，我認為佛山的曆史與此有點不同。士大夫興起成為佛山社會的領袖，關係到權力衝突，也關係到文化衝突。他們來自裏甲登記戶，但到了18世紀已經擺脫了他們低微的出身。裏甲在晚明和清初為隻有少數人可以躋身的上流所藐視。乾隆版的《佛山忠義鄉誌》是一部新文化的記錄。此書在士大夫與八圖的糾紛中編定，表達了士大夫的觀點。因此，佛山不僅是一個經商買賣的世俗之地，也是士大夫靈感的來源地。
這樣，問題就應該是，究竟引進到佛山的士大夫文化是否反映出士大夫的性格。不少士大夫均與佛山的商人有關，有些士大夫甚至自己就是商人，而商人能夠自立門戶，但這些都無關宏旨，因為這不是一個誰統治誰的問題。進入佛山的文化不是一種純然的城市文化，而是一種籠罩於宗族和科舉考試的文化。佛山是鄉，它的組織是一間廟宇，後來是一個義倉。有人可能會誇大了這種情況，認為佛山連勉勉強強的城市文化也沒有出現過（這是另一篇論的題目了），但那種政治文化並未使佛山與整個社會脫離，而商人也沒有通過佛山在全國政治中取得一席之地。如果佛山曾經有過一個資產階級，那麽，套用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說法，這個資產階級常常向士大夫“投誠”，正如西歐的資產階級向貴族投誠一樣。[74]因此，佛山在商業上是一鎮，在政治上是一個鄉、一個行政單位，正如中國其他地方在18世紀和19世紀是行政單位一樣。
[1] 原文為：“What Made Foshan a Town？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Identities in Ming-Qing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11.2（December 1990），pp.1-31.本文最先發表於1989年3月17—19日在華盛頓舉行的亞洲研究協會年會。筆者感謝蕭鳳霞、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華若璧（Rubie Watson）給予的意見。
[2] 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pp.3-43，2（1965），pp.195-228，3（1965），pp.363-399；“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3.3（1971），pp.270-281.
[3] G.William Skinner，“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in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275-351；F.W.Mote，“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01-154；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4] Susan Mann，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5] 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Sian Reynolds trans.，Glasgow：Fontana/Collins，1973.特別是p.23，Marianne Bastid-Bruguiere，“Currents of Social Change，”in John K.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vol，11，pp.535-602，特別是pp.560-571.
[6] 劉獻廷：《廣陽雜記》（17世紀），北京1957年重印，第193頁。
[7] 《佛山忠義鄉誌》，乾隆十七年（1752），卷2，第5頁下引述縣史，說五鬥口司1452年設於佛山，但又說這個說法查無實據。卷3，第7頁下則提到五鬥口司負責治理佛山，原位於平州，1664年才遷至佛山。
[8] 陳炎宗（1709—1778）是1741年的舉人，是佛山最老的宗族之一金魚堂陳氏的一員。他的行狀見《佛山忠義鄉誌》（1830），卷9，第18頁。陳氏族譜《金魚堂陳氏族譜》，佛山博物館有存本。
[9]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首，第24頁。
[10] 佛山的曆史，參看黃建新、羅一星：《論明清時期佛山城市經濟的發展》，《明清廣東省社會經濟研究》，1987年，第26～56頁。霍球《靈應祠田地渡額事記》一文最早提到1513年靈應祠的“修繕”，見《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10，第23頁下～第27頁下。靈應祠在該文中不稱為祠而稱為堂，因而靈牌究竟是否放在那裏並不清楚。盧夢陽《世濟忠義記》一文最早提到定期祭祀抗賊義士，見《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10，第19頁上～第23頁上。霍球是正德中葉（約1510年）的舉人，而盧夢陽則是1538年的進士。霍球的生平見《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8，第8頁上，盧夢陽的生平見《廣東通誌》（1822），卷69，第1164頁。
[11] 見本書科大衛：《宗族是一種文化創造——以珠江三角洲為例》。
[12] 我們對佛山直至“黃蕭養之亂”期間的了解，除了來自族譜外，主要來自收在《佛山忠義鄉誌》各個版本中的五篇文章。其中唐壁的《重建祖廟記》和無名氏的《慶真堂重修記》，分別載於《佛山忠義鄉誌》（1752），第14頁下～第16頁上和第16頁上～第19頁上，都寫於“黃蕭養之亂”前。陳贄的《祖廟靈應記》，載於《佛山忠義鄉誌》（1752），第11頁下～第14頁下，寫於1450年緊接著“黃蕭養之亂”平定之後。陳贄是廣東參議屬下一名官員，“黃蕭養之亂”後巡檢佛山地區，並親自視察佛山的防衛工事。揭稽按照陳贄的文章寫了《奏請檄勸忠義疏》，收於《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10，第1頁下～第3頁上，而這個奏疏則引出禮部1453年的一份報告，載於《佛山忠義鄉誌》（1923），卷8，第4頁上～第5頁下。陳贄稱佛山的防衛組織為“鋪”，揭稽則稱佛山忠義父老“所領八圖之民”為“鋪”。揭稽的奏疏說得很清楚，那就是向皇帝請求準予定期祭祀北帝、維修北帝廟，以及賜封佛山忠義父老和寬免他們家庭的力役。禮部文書中有一道諭旨，準予正式祭祀北帝，卻未提嘉獎忠義父老。這些父老在亂事之後仍然健在，顯然沒有理由馬上就祭祀他們，但陳贄的文章也提到要把他們的名字鐫刻在碑文之上。《佛山忠義鄉誌》（1923），卷8，第19頁下～第20頁下，收入了載有那些父老名字的碑文，然而隻從1623年起。“社”沒有在任何文件中出現過。但是，《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1，第7頁和《南海佛山霍氏族譜》提到過古九社的崇高地位。《霍氏族譜》提到古九社之一的富裏社之上有一個匾，所署年份為1488年。族譜卷1，第33頁上～第34頁下也討論到九社。
[13] 鶴園冼氏是佛山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參看《嶺南冼氏宗譜》（1910），卷3/6，第1頁下～第2頁下，卷3/17，第1頁下。普君墟原名塔坡墟，《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3，第20頁上，而塔坡寺則是佛山的原址。普君墟屬金魚堂陳氏所有。《金魚堂陳氏族譜》，卷10下，第10頁下～第11頁下。
[14] 《重建祖廟記》稱北帝廟為“祖廟”，並說該廟之所以得此名稱，乃是因為人皆視之為佛山的主要廟宇。北帝（在《重建祖廟記》中以其正式名稱“真武”稱之）在眾多神明中脫穎而出，是因為它靈驗。
[15] 《重建祖廟記》和其中一人的族譜中有記載此事。有關族譜所記，參看黃建新、羅一星：《論明清時期佛山城市經濟的發展》，載《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頁。
[16] 華琛：《神祇標準化——華南沿岸天後地位的提升（960—1960）》，載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63～198頁。
[17] 《佛山街略》，1830年。
[18] 陳贄：《祖廟靈應記》，《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10，第12頁上。
[19] 《佛山忠義鄉誌》1752年版所收的陳贄文章，說的是35個鋪，而1830年和1923年版所收的文章，說的則是25個。
[20]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3，第14頁。
[21]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1，第7頁；（1923）卷8，第20頁上。
[22] 《明清佛山碑刻》，第119～124頁。
[23] 盧夢陽：《世濟忠義記》，《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10，第19頁上～第23頁上。
[24] 李待問1604年中進士，官至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他可能死於1642年或稍後，生平見《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8，第6頁上～第7頁下，其中提到他死於落任返鄉的那一年。他對佛山的貢獻，見《佛山忠義鄉誌》（1752），第3頁下～第6頁上。
[25]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6，第3頁下～第4頁上。
[26] 《南海鶴園陳氏族譜》，卷4，第43頁上。
[27]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6，第3頁下～第4頁下。
[28] 《南海鶴園陳氏族譜》，卷4，第43頁，稱這個祠堂為水邊陳大宗，看來似乎就是卷1，第53頁上提到的風水河邊西便巷屬佛山全部陳氏宗族所有的那個祠堂，也就不同於二月十四日北帝駕臨的那個金魚堂陳氏宗祠。如果這個說法對的話，那就意味著佛山兩大陳氏宗族鶴園陳氏和金魚堂陳氏皆聲稱自己與北帝有關。
[29] 《南海鶴園陳氏族譜》，卷4，第43頁上。
[30] 鶴園是北帝廟附近的一個鋪。
[31] “開圖建籍，直省皆然，惟粵東廣州郡屬南海縣內佛山鄉為特異。佛山一鄉內開八圖，編八十甲，稅富丁多，裏皆仁厚，兼以地勢坤，龍盤虎踞，水繞峰回，元魁迭出，又成一名鎮。四方商賈，舟車輻輳，皆由開圖建籍，得地得時所致也。”魏綰：《讚翼堂記》，《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11，第12頁上～第13頁上。把聚居地的成就歸因於先人擇得風水之地，是珠江三角洲開村故事最常見的模式。這種故事突出了先人對後人的恩澤，從而使後人對先人的利益關係有了合理的基礎。
[32] 《鼎建公館鋪舍碑文》，《南海鶴園氏族譜》，卷4，第38頁。
[33]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首，第24頁上。
[34]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3，第28頁下。
[35] 《佛山忠義鄉誌》（1926），卷14，人物六“義行”，第41頁。
[36] 《胡氏四房譜》，不署日期。按：譯者未能找到原文，茲根據英文譯為白話文。
[37]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6，第9頁上。
[38] 《明清佛山碑刻》，引《佛鎮義倉總錄》，卷二。這裏所說的紳士是否有功名，並不清楚。但就18世紀的佛山而言，可以假設其為有；至於其他鄉村，則未必。紳士一詞的用法，參看David Faure，The Structure of Rural Chinese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21-222.
[39] 《南海鶴園陳氏族譜》，卷4，第45頁下～第46頁上，載有一份不署日期的鶴園陳氏戶口名單，而卷4，第38頁下～第42頁上，則載有一份佛山八圖戶口的完整名單，可資比較。
[40]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首，第4頁上。
[41] 《佛山忠義鄉誌》（1926），卷9，第6頁上。
[42] 並非名單中的所有名字都見於這部地方史的紳士一章中，也並非紳士一章的所有姓氏均見於這個名單。這個差異意味著一些功名是佛山以外的宗族所取得的。
[43] 第六個人是南海五鬥口某個地方的人，但文字漫漶不辨。由於佛山也屬五鬥口，所以不能排除這個人的原籍也是佛山。參看《明清佛山碑刻》，第143頁。
[44] 《明清佛山碑刻》，第126頁。
[45] 《佛山忠義鄉誌》（1923），卷3，第6頁上，第7頁下；兩批紳士的分歧可能正顯示外來人是在南海縣以外取得功名的。
[46]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3，第3頁下～第4頁上。
[47] 其他存在於18世紀中葉的橋，參看《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3，第17頁下，其中一些的興建必定早得多。
[48] 見本書科大衛：《宗族是一種文化創造——以珠江三角洲為例》。
[49]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8，第5頁上。
[50]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7上，第3頁下～第4頁上，以及卷8，第8頁上～第9頁上冼桂奇的生平。
[51]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首，第8頁上～第13頁下，並參看卷8，第11頁上～第13頁上出版此書的捐資者之一龐景忠的生平。
[52]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6，第9頁上～第12頁下；卷4，第1頁下列出梁焯（1514年進士）是佛山第二個進士，在冼光（1496年進士）之後，但卷8，第1頁下～第2頁下冼的生平中則說其祖父已由佛山遷往順德。1910年版的《冼氏家譜》由居於佛山鶴園鋪的冼氏編修，冼桂奇等人包括在內，明言（卷1，第2頁）冼光的曾祖父已定居順德，其分支另立一族譜。
[53] 《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3，第3頁下；卷8，第7頁下。
[54] 片山剛：《清末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圖甲製的矛盾及其改革（南海縣）》，明清廣東省社會經濟研究會編：《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1987年，第341～369頁。
[55] 《佛山忠義鄉誌》（1923），卷4，第3頁上～第5頁上。
[56] 關於佛山冶鐵業，羅一星：《明清時期佛山冶鐵業研究》，廣東曆史學會：《明清廣東社會經濟形態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曹騰騑、譚棣華：《關於明清廣東冶鐵業的幾個問題》，《廣東曆史學會》，1985年，第117～131頁。
[57] 《明清佛山碑刻》，第13～15頁。
[58] 羅一星：《清初兩藩踞粵的橫征暴斂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嶺南文史》，1985年第1期，第75～81頁。
[59] 道光年間佛山鑄造的幾門大炮上鐫有“李、陳和霍”字樣，見《明清佛山碑刻》，第508～509頁。李氏在此也當包括李待問一族。
[60] 《明清佛山碑刻》，第20～22頁。但也應注意，石灣歸黃鼎司管轄，不屬佛山。
[61] 《明清佛山碑刻》，第36～38頁。
[62] 《明清佛山碑刻》，第38～40頁。
[63] 《明清佛山碑刻》，第343頁。
[64] 《明清佛山碑刻》，第83～86頁。
[65] 《明清佛山碑刻》，第86～89頁，引《佛山鎮義倉總錄》。風水碼頭1790年的租金達217兩，金額不菲。該年的賬目見《明清佛山碑刻》，第93～95頁所載的碑文，其中並無北帝廟的開支。那些開支大抵來自廟宇相當可觀的資產收入。
[66] 義倉的建立，參看《明清佛山碑刻》，第96～100頁。
[67] 《明清佛山碑刻》，第90～92頁。
[68] 《明清佛山碑刻》，第343～344頁；佛山市博物館1981：第49頁說米倉所在的太平沙屬黃鼎司的管轄範圍。
[69] 會館在清朝時稱為大魁堂，“魁”字含有科舉高中之意。
[70] 嘉會堂的興建情況，見於龐景忠：《鄉仕會館記》，《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10，第41頁上～第42頁下。
[71] 關於社學的重建，參看霍從龍：《修崇正社學記》，《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10，第28頁下～第29頁下。
[72] 有關這些事件的各種記錄，見於《佛山忠義鄉誌》（1752），卷10，第45頁上～第46頁下、第60頁上～第62頁上、卷11，第4頁上～第6頁上、第8頁上～第12頁上、第12頁上～第13頁上；《佛山忠義鄉誌》（1830），卷13，第16頁下～第18頁上；以及《明清佛山碑刻》，第33～36頁。
[73] 《明清佛山碑刻》，第96～100頁，第390～441頁。
[74] Fernand Braudel，trans.Sian Reynolds，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Glasgow：Fontana/Collins，1973，pp.725-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