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宗族成為社群綿延下來的背景之下，成文族譜並不是記錄世代關係的唯一手段，那一點也不言過其實。需要強調的是，曆史學家在各大圖書館裏找到的成文族譜不但不是宗族成員手上唯一的族譜，即使宗族成員承認為族譜的文書也不是宗族世係唯一的記錄。不少宗族曆史基本上保存在禮儀、口頭承傳，以及一個融進了社會生活的動態詮釋過程中。這是囿於成書材料的曆史學家尚未充分開發的一個宗族社會領域。篇幅所限，無法詳盡討論這個“活的”宗族傳統在曆史文獻中的諸多表現，但我將引用兩個非常不同的例子，以顯示為什麽不應把記錄在成文族譜中的宗族視為唯一的社群的宗族。
我發現香港新界著錄支派的一個方法就是把它們與鄉村地理，特別是鄉村房舍的布局聯係在一起。我在新會某宋氏的族譜（1943年油印本）中找到確證。各個段落不能盡錄，但從以下一段可見一斑：
緣俊祖生於明永樂間，與文俊公同時由正岡遷居穀嶺。文俊居北，緣俊居南，今之緣俊祖祠，即初遷時之住屋也。
作者接著描述祠堂，斷言先人在那裏居住了五代，才分支出去。然後，又詳細描述了村裏的占地，清楚顯示宗族支派怎樣劃分土地，而在他自己支派的占地裏，再分支的支派又怎樣劃分土地。地理對於禮儀也有積極作用：先人來到那裏時所開的井，是嫁入村來的新娘下轎和嫁出村去的新娘上轎的地點，也是在民國前新年時，村北的居民一起懸掛燈籠而村南的居民也一起懸掛燈籠、至民國時期則共同這樣做的地方。村前的魚塘是其中一個支派挖掘的，魚塘挖出來的泥用來種了樹林，稱為“眾人林”。一個宗族村的每個部分看來是在宗族的所有權和社會活動中聯係起來的。[13]
地理表現受到如此重視，以至興建新房子或遷往新的村址，就像一個支派首次取得正式認可一樣，都會被視作宗族開基的地標。潘斯濂所編的族譜，就是一部宗族開創初期所編修的族譜，是一個特別有趣的例子。這些族譜不一定是印刷的，但必定相當常見，而且必定是目前已經成為宗族研究主要證據的印刷族譜所常引用的“早期版本”之一。
《潘氏家譜》（1880）[14]由潘斯濂編修，記錄了他祖父潘思園（1788—1837）以來的各個支派。這部族譜分為五個部分：族譜本身、祠堂、家規、家訓，以及潘思園的文章。族譜記錄了編修者上四代的先人，並且以很多族譜常見的方式，列載了祖父的所有兄弟、所有兒子，以及編修者的所有親兄弟和堂兄弟。祠堂一章記述了1877年建成的祠堂，又有一幅有趣的地圖，但呈現的是房舍的麵積和布局，而非祠堂，從中可見祖父思園四個兒子四宅的房舍分配情況。家規的部分包括了思園訂立的家規，以及其下四房所做的修訂，是這份文書的協約部分。家教實際上是思園所寫的信劄，題材廣泛。最後，潘思園的文章基本上是他的公函、公共事務之議，以及種種因人所求而寫的半法律文件（包括行商伍浩官［Howqua］的遺囑）。
凡此種種，皆讓我們對一個家庭的演變，以及建成宗族的過程有所理解。
這個家庭定居於南海，潘思園的祖父一度當過衙門差役，父親必定相當富有，因為他把財產分給了四個兒子之後，還在1804年設立了一筆祖嚐，包括每年繳納三石租穀的農田、三間商店，以及一口魚塘。四個兒子之中，一個死於1806年，而父親也於同年死去，母親則死於1808年。從那時起，三個尚在世的兒子便分了家。思園非常熱衷於公務和生意，他有小小的功名，但從未當過官。他在給兒子的一封信中解釋過他拒絕買官的理由。但是，他在道光年間與眾多政府官員和廣東最資深的紳士合作無間。他積極投入鄰近地區的公共工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維修南海與順德之間一係列有名的堤圍——桑園圍。尤其重要的是，他在鹽業和土地開發方麵的生意，總數達數萬兩，所以必定是長袖善舞的。他對建立宗族自然感興趣，除了製定家規和管理祖嚐外，他還買地建祠堂，供奉父親和祖父的靈牌，盡管祠堂在他身後才建成。
讓人奇怪的是，這樣的家庭要是想編修族譜，何以不遠溯至五代以上。族譜的序文說，族譜遺失了，但是，族譜內的一篇文章卻顯示，這個家庭依然能夠與宗族其他支派保持聯係。相當明顯的反而是潘思園在這個聚居地的範圍裏，在自己的兩個兒子也許還有兩個侄兒的幫助下，把他父親留下的財產當作家族企業那樣來管理。他有一封信，吩咐在艱難時期把糧食分派給他兄弟的家庭，從中可見他的直係家庭是一個關係十分緊密的集體，而在這個家庭以外有他所謂的七“灶”。思園的家庭顯然與其直係親屬頗不相同，興建祠堂的時候，這個家庭的利益表露無遺。思園規定祖嚐應該由他那一代尚存的三個支派（即他自己的和他兩個幼弟的後人）所共有，而按照這新的規定，祖嚐的收入須分作11份，其中一份作祭祖之用，思園的四房人每房一份，其餘6份分給族中的男丁。思園兄弟的後人是否也在這些男丁之內，並沒有清楚說明，但有關的規定無論如何也會剝奪他們對大部分祖嚐的繼承權。因此，這個例子相當清楚地表明，宗族集體與族譜集體不一定是同一回事，而以正式的方式建立宗族的期望，是一種政治行為，編修族譜是其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