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士大夫文化所提倡的宗族意識形態，基本上是一個禮法概念。加入或脫離宗族（禮法體係）難保哪一樣有利，因為實際後果視乎宗族資格而定。不詳細討論宗族史，難以說明傳說和史實怎樣結合起來形成協約安排的框架。因此，本節將把討論範圍縮窄，限製在順德劉氏《逢簡南鄉劉追遠堂族譜》（抄本，不著日期）裏豐富而詳盡的早期記述。[10]
追遠堂是劉氏宗族的中心祠堂，以下有關追遠堂興建的記述可以說明協約安排的概念。追遠堂建於1621年，這篇記述可能即撰寫於這一年：
當公之刺雄州也，正宋季多事之秋，知大勢之不可為，遂飄然而去，家於南海之逢簡焉。故逢以南，世為劉氏宗也，公之設也。後鬆溪公祠其堂曰影堂而光大之，用以妥神靈而永孝思，綿綿世世，賴以不朽。夫非尊祖敬宗之第一義哉。曆六世七世，而至十三四世，年逾三百，瓦垣不且老乎。期將治而輯之，並治門樓之未治也。我先君蘭穀公實有誌焉而未之逮，歲天啟元辛酉，餘方別業禺山，與吳郡盧太史輩共結訶林舊社，至秋買航而返，適叔兄弟侄二十餘人集俗之老少倡議任事，於時堂壁重新，樓門繼起，鳩工庀材，耗費二倍，不越四月而告成。[11]
逢簡劉氏與珠江三角洲很多其他姓氏一樣，在14世紀至16世紀經曆了轉型。這段時間，他們以家居神龕作為宗族組織的中心，並且根據法律規定建了一座彰顯地位的“家廟”。劉氏由此無須取得功名而顯貴，也從此成為望族。
禮法概念的核心是某個叫作應莘（1251—1324）的開基祖。他曾在南雄的轄區雄州任官，“王妃胡氏風（瘋）癲逃出南雄，沉死。行文查訪……”，應氏棄官而去。這裏所說的即是很多珠三角宗族以為自身本源的南雄珠璣巷故事。編修族譜的應莘後人大概都認為他的官銜是虛構的，因為他們沒有把他放入族譜開頭幾頁有官位的族人之列。我們把不同宗族的本源故事拿來比較，便可知道明朝珠三角的宗族自稱名人之後的不在少數，而那些追溯到珠璣巷的，反而強調自己出身自卑微的衙門中人，因而有賦稅之責。但珠璣巷的故事流傳於明朝，卻是相當肯定的。提及應莘雄州任官的幾篇族譜序文，最早的寫於1484年。[12]
據族譜所載，應莘有兩子，宗族遂分成兩宗，同樣定居於逢簡，應莘因而成為這兩宗的紐帶。傳至第三代，已經是明朝初年，但要到1381年，第四代的兩宗才登記為平民。
到了第五代，族譜中有大量證據，顯示他們開始建立宗族，而其中的關鍵人物是鬆溪（1377—1450），他在1621年的記述中是興建“影堂”的人。
鬆溪在宗族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是應莘兩宗的大宗唯一的後人，因為他的兄長終年32歲，無後嗣，而他的父親、祖父、曾祖父，都是獨子。族譜記載，他似乎為了傳宗接代的理想而希望把次子過繼給兄長，但次子拒絕了。根據明朝初年日漸抬頭的宗族理論，他應該辦理他上四代先人的祭祀。他的族譜顯示，他遵照了這個要求。
鬆溪死於1450年，那是“黃蕭養之亂”後，而這次亂事是南海、順德一帶很多宗族曆史的分水嶺。此次亂事影響眾多，其中之一就是順德縣的建立，而逢簡即包括在其中。根據鬆溪後人於1566年所作的一篇記述，由於黃蕭養所向披靡，很多村民要麽棄村而逃，要麽俯首稱降，鬆溪是少數能夠成功抗賊的。然而，據族譜所載，黃蕭養有一份給他強迫入夥的人的名單，而經這個記述的作者仔細查察，其中包括了離家外出“打工賺錢”的人。官軍知道後，兵行據稱有人曾經入夥的鄉村。鬆溪最終不是死於賊寇之手，卻是死於入村算賬的官兵之手。作者說鬆溪本可逃跑，但他相信官兵不會冤枉無辜。另一篇文章則記述他病了，一個兒媳留下來照顧他，兩人一同被殺。兒媳的孝道後來在順德的曆史上獲得嘉許。
鬆溪所建的祠堂應該稱為“影堂”，也是要注意的一點。祖先之靈應安置於畫像之上，還是寫在他們名字的木製靈牌之中，在宋朝的禮儀專家中間引起爭議，但明朝日漸抬頭的正統則主張用木製靈牌。正統日漸廣被，不但木製靈牌取代了畫像，獨立的祠堂（有別於在一排住宅中辟出一室）也按照規定的樣式興建起來，而且成了地位的象征。這種官方樣式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設有“外門”，後麵一個露天院子，有兩幢階台階通往放置祖先靈位的地方。我們可以根據族譜裏的記錄，證明逢簡劉氏相當嚴格地采用了正統的禮儀。到了鬆溪之後三代的瑛（1446—1534），祠堂用的是木製靈牌，因為他的第六子早夭無嗣，他要求把他的名字附在自己日後的靈牌之上。1621年祠堂重建的時候，舊樓沒有“門樓”成了一個獨特之處，故而主張新樓應加上“門樓”。有一點也是可以注意的，那就是宗族故事中不斷提到祖先畫像。1484年的一篇族譜序文說，早前的一部成文族譜在“黃蕭養之亂”中毀壞了，祖先畫像則保留了下來。瑛在他的遺囑中提到他留給後人的畫像，但那些畫像顯然不是祭祀的中心。
珠江三角洲的許多宗族從15世紀末到16世初以祠堂為宗族組織的核心，逢簡劉氏也差不多在這個時期發跡。瑛是鬆溪的曾孫，是宗族之中第一個獲得封號的。其後，他獲授鄉飲之禮的冠帶鄉飲官之銜，但這對於提高他在地方上的聲望沒有多大幫助，隻是在順德建縣之初，這個頭銜顯示了知縣試圖籠絡地方以支持新政府。然而，其試圖加上某種士大夫色彩，也是無疑的。1484年，瑛的父親頤庵慶祝六十大壽，一位廣州高官寫了一篇賀詞，稱頌他“有子孫以承宗祀”“常坐靜室，焚香煑茗，怡然自得”。作者所描繪的並非士紳的生活方式，他心目中大概記住了其時日漸流行的陳白沙思想。這位官員也寫了第一篇族譜序文，其中指出是瑛而不是他的父親，推動了族譜的編修。根據序文，這個階段的族譜涵蓋了第一至九代的先人，即至瑛的兒子一代。這篇序文最早提到開基祖應莘的進士銜，而且記述了時間，這也表示這個宗族至遲是在這個時間求取官銜的。
宗族的建立，至目前為止，似乎也是一種公共事務。族譜和祠堂突出了宗族對國家的依附關係，因為明朝的一大成就便是為鄉村整合到國家的意識形態和管治機構設定了框架。開基祖的官銜和注冊證明可能是表達宗族政治聯係的一個非常有效的途徑。
但是，宗族又是怎樣處理私人事務的呢？
第一個獲賜封號的族人瑛，看來不大熱衷於服務宗族以外的社群。一位高官於1537年為他寫的一篇悼文中，稱讚他為自己的宗族建立了祠堂，資助族外人的殮葬費並接濟友人，而且幫助蒙受不白之冤的村民獲釋。他在1524年的遺囑中，叮囑子孫遇上荒年時，不要帶頭賑災，因為倘若做官的決定攤派賑款，宗族可能吃不消。他的做法似乎與他弟弟珙（1468—1531）不同。珙也和他一樣獲賜封號。南海縣進士梁廷振（1523年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在1544年為他寫的悼文中，指他每遇饑荒即獻糧、捐出棺木，而且帶領地方設立糧倉。而根據另一篇悼文，他死時，墟市停市哀悼。他的建樹受到充分表揚：1544年的悼文由方獻夫手書；方出身南海順德的上層社會，是廣東級別最高的官員之一。
瑛的曾孫在族譜裏全數列了出來，在那以後則斷絕了，除了其中一脈可以追溯至包括編修者在內的第十八代。1566年，鬆溪的後人為他立了一個新的墓碑，上麵有35個後人的名字，其中一個僅稱為“枋來孫”。1621年祠堂重建之時，大致的情況應該是，完整的族人名單並不具備，宗族已經擴展至人際直接接觸不足以維係關係的地步，而有些支派搬出了村，開基祖應莘另一個兒子的子孫（非瑛的後人）看來已經很疏遠了。在瑛的時候記錄下來的三四代人，以及祠堂裏可能是由瑛豎立的靈牌，便成為日後宗族關係的依據。
劉氏宗族在明初不止一次派出子弟當兵。第一次是在1384年，長房的第三子派出一個“義孫”前往廣州當兵。但在成文族譜的子孫記錄中，沒有提到三奴這個義孫。第二次是在1394年，二房的第三子把他的孫兒太奴貼給同“圖”的簡姓，並派往廣州當兵。族譜記載太奴生了兩個兒子，一無子，一有子，但早夭；兩個兒媳後來改嫁。換言之，太奴沒有後人。而族譜也提到，二房從第三代開始登記為一個獨立的賦稅戶口。
對於宗族來說，最為便利的做法，莫過於派沒有後嗣的人到衛所去服兵役。兵役在明初並不是全民的義務，那些軍戶才要服兵役。派兩個人出去，一個“民戶”（實際上是一個宗族支派）派出一人，無疑是把兵役甩掉的一種做法。不過，政府看來並不滿意那兩個替身。鬆溪（第五代）得撥出160畝地作為卸脫兵役之資，又須撥出50畝地作為每個民戶均要負擔的十年一度的“排年”。因此，族人由此團體所獲得的好處，首先是稅務管理。
篇幅所限，無法詳論劉氏宗族與其地權的關係。如果說，劉氏定居和崛興的過程，影響了劉氏譜係的記錄，這必然是因為，明清時期劉氏掌握士大夫文化，有意識地建立宗族（方式是編纂族譜、修建祠堂）。宗族結構早在這些事情之前已經存在於傳說和禮儀之中，現在是係統化、具體化了。支派之間和支派內部的競爭，意味著情況不一定是穩定的。無論如何，權力的行使由此須考慮到已經建立起來的禮法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