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就是財富，因為專家可以直接地利用科學技術創造財富，也可以間接地把技術力量通過一係列轉化創造成財富，還可以將創造財富的潛能轉化為社會現實。社會中掌握知識和技能的專家，對科學文化及其作用抱有一種情感，真正感受到自己與科學技術原本是一體的，自己的能力就是科學技術的能力，“任何一個專家都應視為技術和文化的唯一財產，沒有這份財產，就不可能有什麽共產主義”[105]。任何統治階級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和科技隊伍，但是，由於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任務變化，培養技術知識分子的方式也要變化，學校教育和教學的性質，社會教育和教學的性質，都要適應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在國家電氣化計劃要求下，“我們要向農民這些最不開化的群眾指出，使文化和技術教育進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階段，是保證整個蘇維埃建設獲得成功所異常必需的”[106]。麵對現實的需要，為了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力量，“就需要有掌握技術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夠精通並十分內行地運用這種技術的幹部”[107]。人才、技術互為表裏、互相促進，但技術是死的，人才是活的，沒有人的能動作用，要發揮科學技術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在工業化任務麵前，活的人、新的技術、新的建設幹部，是必不可少的。社會主義的技術知識分子的互補性是很強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不僅由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組成，在實際生活中，“為科學和技術開拓新道路的，有時並不是科學界的著名人物，而是科學界毫不知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實踐家，工作革新者”[108]。對知識分子培養要注重方向性，“必須有輔佐的力量，共產黨人把這種力量稱作黨。具有知識的工人以及技術知識分子中間跟工人階級有密切聯係的分子，都可以加入這個黨。知識分子隻有和工人階級結合起來，才能是強有力的”[109]。這是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強大政治保證。
正確對待和利用資產階級專家，是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迫切問題。從廣義上講，各類專家都是文化工作者，對他們不應吹毛求疵，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為資產階級服務，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應當盡量使他們有較好的生活條件，也應當盡可能改變他們的思想認識。對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和專家，要采取恰當的政策，不因身份經曆而歧視他們，不因思想上保守而拒絕他們，也不因小資習氣而排斥他們，要相信，通過思想引導和政治宣傳，他們大多數人可以成為新社會的建設者。“要清醒地觀察事物：資產階級曾起用先前那個階級的人才，而我們現在也就有同樣的任務——善於吸取、掌握、利用先前那個階級的知識和素養，為本階級的勝利而運用這一切。”[110]中外曆史表明，可以“馬上得之”，卻不能“馬上治之”，社會發展在大多數時候應該是通過治亂走向和諧的過程。任何社會的變化中，都不能完全拒絕前代的社會人才，即使那些曾經作為自己敵人的人才，也可以為新社會所用。對待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舊社會的技術人員，要消除他們的小資習氣，倡導健康的生活觀；要消滅剝削意識，倡導健康的勞動觀；要消除落後意識，倡導健康的社會觀。在技術人才的應用上，盲目自負是不行的，那些宏大的技術事項不是靠個人的自大來理解的，隻是拍胸脯保證是不行的，文明成果不是吹出來的，精通業務才是硬道理。實際上，那些精通業務的“科學和技術專家”，比狂妄自大的共產黨員要寶貴得多，因為後者經常不分白天和黑夜隨時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提綱”和“口號”。就知識內容看，科學技術是中性的，其力量沒有階級屬性，但是技術與經濟、政治的結合，都可能產生具有強烈導向性的力量。就人才歸屬來看，他可能有不同的政治態度，需要進行思想引導，如何通過社會主義思想把中性的科學技術力量發揮到社會實踐中，變為引領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是一個大問題。
知識分子是“科學的代表”。蘇維埃俄國勝利之初，屬於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的人數是很少的，列寧斯大林等根據鞏固和發展蘇維埃社會主義的需要，提出發揮知識分子的技術開發作用、技術傳遞作用、技術應用作用和技術普及作用，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必須大力培養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努力改造利用舊知識分子，建立一支龐大有力的知識分子隊伍。科學技術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無產階級用事實表明，它是而且隻有它才是現代文明的支柱，它的勞動創造了財富和豪華，它的勞動是我們全部‘文化’的基石”[111]。知識分子的腦力勞動不僅決定著科學和文化的發展，而且對生產實踐本身的改造和完善也起著重要的積極作用。斯大林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重視，集中地表現在蘇聯國民經濟改造時提出的“技術決定一切”和“幹部決定一切”上。這兩個口號把迅速地培養和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提到了重要地位，造成了強大的輿論力量和物質力量。正像斯大林所說，沒有各種知識部門中成為行家的新的布爾什維克幹部，就談不到社會主義建設飛快的速度，就談不到趕上和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斯大林在強調技術的作用時，沒有忽視人的決定作用，離開了人，技術就成了死的東西。“技術決定一切”中的“技術”並不是單純的技術，而是以掌握技術的人為主的技術。“技術決定一切”和“幹部決定一切”之間的力量銜接，是技術與政治結合的產物，兩個口號地出現在一定時期具有特殊性，盡管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不能割裂開來進行理解，二者都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為目標。在當時，蘇維埃社會主義要培養的是具有知識和技能的幹部，是懂得管理、熟悉專業的幹部，培養的技術人才是體現政治素養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專門人才。在這方麵要堅決克服那種越是沒有文化越是革命的錯誤認識，克服把愚昧無知當成光榮傳統的錯誤認識。針對當時存在的歌頌“沒有文化”的現象，“如果你不識字或者常寫錯字，並以自己的落後自誇，那你就是‘產業’工人，你就得到榮譽和尊敬。如果你擺脫了沒有文化的狀況，認識了字，掌握了科學，那你就不是自己人，就‘脫離了’群眾，就不再是工人了”[112]斯大林指出：這種觀點妨礙了科技力量的正常發揮，“技術決定一切”的關鍵在於培養有文化的勞動者，“幹部決定一切”在於培養一支有利的幹部隊伍，二者本質上是相通的，都是把問題的焦點集中在人才建設上。
在科學技術力量的發揮上，共產黨人既要保持謹慎和謙恭的態度，“也要無情地反對那種貌似激進實則是不學無術的自負，好像勞動者不向資產階級專家學習，不利用他們，不經過同他們共事的長期鍛煉，也能戰勝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製度”[113]。科學看待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技術成果，是保持科學生命延續性和發揮科學技術力量的基本要求，“必須取得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部文化，並且用它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取得全部科學、技術、知識和藝術。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而這些科學、技術、藝術卻在專家們的手中，在他們的頭腦裏”[114]。無產階級“要不斷努力造成一種環境，使資產階級專家同覺悟的共產黨員所領導的普通工人群眾手攜手地同誌般地共同勞動；而且不要一看到個別不可避免的失利就無所措手足，要耐心地啟發有科學素養的人，使他們意識到把科學用於個人發財和人剝削人是極其卑鄙的，意識到使科學為全體勞動群眾所了解則是更為崇高的任務”[115]。在方法上，爭取和利用資產階級專家，不是坐等即來的事情，而是時不我待，尤其是在涉及對外技術交流的事項時，“現在我們應當不等待其他國家的援助立刻提高生產力。要做到這點，沒有資產階級專家是不行的。這應當斬釘截鐵地說清楚。當然，這些專家大多數是浸透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必須用同誌合作的氣氛、工人政治委員和共產黨支部來包圍他們，使他們無法掙脫，但應當使他們有比資本主義製度下更好的工作條件，因為不如此，這個由資產階級培養出來的階層就不去工作”[116]。這個過程也是自願和自覺實現的，用棍子強迫他們工作是不行的，要看到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裏確實用文化來工作並且不斷創造新文化。
健康的勞動意識和勞動方式，能夠有效地促進舊知識分子的轉變，必須打消他們的疑慮，在思想上教育他們，在生活中關心他們，在工作中團結他們。“從封建世家中還在繼續產生技師、專家、科學家和作家，他們把老爺習氣帶到工業、技術、科學和文學中去。封建傳統還沒有被徹底打破。”[117]共產黨要用實際行動感化他們，當他們看到社會主義事業越來越多地吸引群眾參與其中時，當他們看到無產階級不僅重視文化，而且幫助群眾提高文化素養時，他們會在精神上完全折服。社會形勢變了，對待舊知識分子的態度也要轉變。“在暗害活動猖獗時期，我們對舊的技術分子的態度主要地表現於粉碎政策，而現在當這些知識分子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麵來的時期，我們對他們的態度就應該主要地表現於吸收和關懷他們的政策。”[118]斯大林認為，在這樣一個新時期，關心和照顧舊的工程技術人員，是一項重要任務，“我認為不消除這種野蠻和不文明現象，不消除這種對待科學和文化的人的野蠻態度，我們就一步也不能前進。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擺脫沒有文化的狀況，如果它不能造就自己的知識分子，如果它不掌握科學和不善於根據科學的原則來管理經濟，那它就不能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119]。“反專家主義”是“有害的和可恥的現象”，那些靠簽署公文進行領導的人是可恥的，他們經常在工作中顯示出對“鑽研業務，掌握技術，變成內行”的冷漠和輕視，結果在管理中造成了庸俗化的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