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這是列寧斯大林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中提出的口號，意在突出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性。在當時的情況下，迅速趕上和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全體蘇維埃群眾的願望，他們希望通過技術實現生活的改善進而顯示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希望通過技術增強國家基礎進而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因而電氣化就成了社會發展的驅動器、精神動力的促進劑以及體現意誌的增長劑。“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這個看似簡單而通俗的論斷中包含深刻的唯物辯證法原理，蘊含著新製度下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係。列寧說：“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不然我國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這一點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不僅在世界範圍內比資本主義弱，在國內也比資本主義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且一定要努力把小農經濟基礎變成大工業經濟基礎。隻有當國家實現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了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96]鑒於當時國內經濟發展的緊迫性和麵臨的國際形勢，斯大林指出：“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們不願意挨打。不，我們絕對不願意!舊俄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為落後而不斷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別克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貴族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後。因為它的軍事落後，文化落後，國家製度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大家都打它，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會受到懲罰。你們記得革命前的一位詩人的這句話吧：‘俄羅斯母親嗬!你又貧窮又富饒，你又強大又軟弱。’這些先生把舊日詩人的這句話背得很熟。他們一麵打，一麵說：‘你富饒’，那就可以靠你發財。他們一麵打，一麵說：‘你貧窮，軟弱’，那就可以打你搶你而不受懲罰。打落後者，打弱者，——這已經成了剝削者的規律。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你落後，你軟弱，那你就是無理，於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強大，那你就是有理，於是就得小心對待你。”[97]斯大林還提到“列寧的公式”與“雅羅申科的公式”的差別，“說共產主義是生產力的合理組織，說生產力的合理組織把共產主義製度的本質包括無遺了，說隻要合理地組織生產力，就可以沒有特別困難地過渡到共產主義，這是不對的。在我們的文獻中，對於共產主義有另一個定義，另一個公式，即列寧的公式——‘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雅羅申科同誌顯然不喜歡列寧的公式，而代之以他自己杜撰的公式——‘共產主義就是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的最高科學組織’”[98]。
大工業和現代技術是社會主義的重要支撐，它繼承了資本主義文化和經驗，包括管理經驗和技術。現代化的企事業部門和現代化的生產設備，是社會主義存在的基礎和標誌，為了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必須完成二位一體的任務，一是推翻資產階級和完全粉碎資產階級的一切反抗，二是把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同社會主義的自覺工作者結合起來。後一項任務更緊迫更重要，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列寧和斯大林都把電氣化作為蘇維埃俄國發展的重要動力，把“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看成蘇聯的“第二個黨綱”，沒有電氣化就不能轉入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列寧斯大林看來，未來社會的發展根基主要是兩個方麵：一是製度保障，即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這是已經具備以及需要健全的；二是技術保障，即建立在大工業基礎上的先進技術，這是極其薄弱並亟待發展的。由於當時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處在國家敵對勢力的包圍之中，處在險惡國內形勢下，發展社會主義就成為當時最重要的任務，優先發展重工業就成為後來的重要措施。他們認為，當時所建成的每一座電站都是教育的據點，都是建設的根據地。有了電氣化的推動，就可以從一匹馬跨到另一匹馬上，從貧苦的莊稼漢的馬上跨到基爾霍夫核電站的馬上，“隻有當國家實現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了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99]。在這裏，列寧斯大林看到了工業技術發展對社會未來的決定作用並寄予厚望，看到了技術發展與社會主義命運的關係。“可見列寧所理解的全國電氣化並不是孤立地建造個別的發電站，而是逐步地‘把國家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這種大生產是這樣或那樣地、直接或間接地和電氣化事業聯係著的。”[100]這體現了電氣化在社會各部門中的綜合推動作用，斯大林認為，這種作用體現在集體農莊、國有農場、合作社網、農具租賃站等的結合中，這是運用新技術杠杆推進農業技術轉化的過程，是利用技術力量使農民脫離貧困的過程。
關於列寧和雅羅申科對科學技術力量認識上的差別，我們不能完全從意識形態或政治需要來看待，因為這種力量的顯現是一個複雜的綜合的過程，若把它置於單一視野或單向思維中考察，難免會以偏概全。斯大林曾說：“當人們講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經濟力量，講到‘支配’它們等等的時候，他們決不是想說：人們能夠‘消滅’科學規律或‘製定’科學規律。”[101]但是，很多時候，當勝利衝昏頭腦時，當**戰勝理智時，當發展的願望產生畸變時，背離規律的事項就出現了。這種現象，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發生過，在蘇聯農業集體化時期發生過，在蘇聯國內階級鬥爭擴大化時期發生過。在實際工作中和對具體問題的理解中存在著偏差和缺位，比如：把擁有電燈、電話等看成共產主義目標的實現，把“樓上樓下”看成共產主義目標，把“土豆燒牛肉”看成共產主義生活，形式上有些粗糙，理解上有些庸俗，這不利於表達共產主義的未來前景。對於技術力量所能提供的可能性，不能盲目拔高，否則會不切實際，不能看得太低，否則會走向平庸。共產主義思想的激勵作用要與科學技術發展提供的現實可能性結合起來，列寧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科學技術應該成為實施各項措施的主要手段，新的勞動組織要把科學和資本主義技術的最高成就同創造社會主義大生產的自覺工作者大規模地聯結在一起，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掌握科學技術。“勞動過程的機械化對我們是一種新的和決定的力量，沒有它就不能保持我們的發展速度，也不能維持新的生產規模。”[102]實際上，由於當時技術條件和總體生產力狀況的限製，所提出的改進目標還是不高的，在生產方式上由個體生產轉向集體生產，為技術運用創造好的生產關係條件，因為小生產所容納的生產力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必須逐步地把個體小農經濟轉到集體大生產的基礎上去，因為隻有公共的大生產才能充分利用科學成就和新技術，才能一日千裏地推進我國農業的發展”[103]。如果仔細審視一下上麵的論述，有幾個詞語是需要關注的，“現代大生產”“公共大生產”“社會主義大生產”都是體現科學技術現代性的重要方式，在當時主要是指與電氣化相關的工業和與機械化相關的農業。然而，在當時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要求中，農業技術的推動作用沒有充分顯示出來，它在農業生產力方麵的變革也是有限的，斯大林講到農業生產時曾說：“隻要把這些木犁換成鐵犁，就能使我國糧食產量大大增加。更不用說，我們還要以一定數量的肥料、精選種子和小型機器等等供給農民經濟。”[104]這種情況下的技術力量還是有限的，盡管集體農莊使得機械化生產有了實施環境，但對農民素質的要求，對生產效率的要求都是比較低的。而且當時農業生產的徘徊和農業技術力量的封閉是明顯存在的。可以說，優先發展重工業帶來的影響有積極的方麵，也有消極的方麵。表麵上看，第一黨綱注重黨的力量，第二黨綱注重技術力量，但是人們對“第二黨綱”的理解中也過多地注入了政治因素。盡管列寧曾強調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也強調技術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作用，後來的貫徹卻有些走形變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