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時期，國內意識形態話語和實踐基本是沿著正常的軌道推進的。列寧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主張從民族的曆史、從民族具體的生產和生活、從民族所處的文明形態以及所持的傳統及心理習俗來構建文化發展的話語結構。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必須旗幟鮮明，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蘇聯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在革命中，無產階級革命意誌所起的作用與其目標設定有關，對廣大群眾來說，最主要的是要徹底同舊的、反動透頂的世界觀決裂，這一話語指向與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講的“兩個決裂”有相近之處。“革命戰爭如果真正吸引被壓迫勞動群眾參加並同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使這些群眾意識到自己是在同剝削者作鬥爭，那麽，這種革命戰爭就會喚起創造奇跡的毅力和才能。”[35]列寧認為，革命意識對民族解放運動也影響極大，“盡管這些民族非常弱小，盡管歐洲那些壓迫民族在鬥爭中采用了種種奇跡般的技術裝備和軍事藝術，似乎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但是被壓迫民族所進行的革命戰爭如能真正喚醒千百萬被剝削勞動者，就會顯示巨大的潛力，創造奇跡，使東部各族人民現在完全可以實現解放……”[36]由革命引起戰爭，由戰爭推動革命，這是“對每個民族全部經濟力量和組織力量的考驗”。鑒於文化很“軟”，其力量不易把握，列寧提出了文化成就的判斷標準：“隻有那些已經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為習慣的東西，才能算做已達到的成就。”[37]就是說，蘇聯後革命時代的文化評判是以現實的實踐成就為標準的。列寧領導下的意識形態建設，扭轉了舊時代的文化意識，普及的無神論代替了對上帝的信仰，國際主義代替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對沙皇的依賴變成了對革命領袖的崇敬。

斯大林關於文化力量的敘事語境及話語特征是由蘇聯當時的社會環境決定的。就近期目標來說，是為了實現全民文化素質的迅速提高；就發展遠景來看，是為人的全麵發展創造條件。在這一思想引領下，蘇聯文化力量的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顯示出自己的特色。但由於複雜環境和執政經驗不足，造成不少事與願違的結果。隨著斯大林模式的定型和固化，文化話語畸變越來越明顯，根據自身曆史條件超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能動性和沉浸於現實成就而產生的保守性，都在其中表現出來。赫魯曉夫執政後開始觸及民主、自由問題，他“揭了蓋子”，卻“捅了婁子”，進而“丟了刀子”。在他看來，“共產主義建設”前景的現實威脅在於難以根除的文化自由意識和宗教自由表達，於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宗教信仰自由的教導被擱置一邊。勃列日涅夫把科學界的“意識形態紀律”看成文化統治的不二法門，這也是造成文化力量畸變的重要原因。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雖然有過文化生活的“解凍”和“新社會”的文化激勵，但總體上造成了“列寧主義意識形態蘊含的能量最終到了枯竭的邊緣”。“官方”和“非官方”的文化生活領域的張力也在增大，民間社會用藝術作品來補償政治話語缺失，官方機構用政治手段解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人的本質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社會失諧的文化根源也被忽略了，文化主體成了思想建設的附庸，文化力量的表達顯然偏離了群眾願望，這不符合人的全麵發展的旨趣。戈爾巴喬夫聲稱要給思想鬆綁、給文化解套，“公開性被視為在報道時事和評價曆史方麵放棄從前的意識形態禁錮，這似乎就為形成新的信息空間和在媒體上公開討論所有最重要的問題開辟了無窮的機會”[38]。但是，思想的活躍也帶來了認識上的混亂，支持西方模式的人與主張回到“真正”社會主義的人、持反共立場的人與支持“改革新思維”的人，都借助社會舞台和文化策略用不同的話語敘事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懷抱，有人甚至把這種現象描述為“俄羅斯百年之內又發生了第二次名副其實的文化革命”。蘇共二十七大後，由“黨內生活民主化”命題衍生出“政治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價值多元化”等術語，批評政治壟斷、聲討權力壟斷、反對意識形態壓迫、打破思想專製等言論，成為流行的政治語匯，這不僅迅速改變了蘇聯的文化生態，也削弱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主導的主流文化的影響力，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的話語氛圍被打破了。按理說，改革應該給人們一種充分的精神準備或動員，文化就是實現這種準備或動員的工具，它不僅是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潤滑劑，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目的。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新思維顯然沒有充分預見到這一點，他沒有給自己的改革提供充足的文化準備，他所鍾情的“人民的創造力”以及“社會主義的潛力”，並沒有在“新思維”中獲得應有的文化力。

總體上看，列寧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對馬克思恩格斯文化動力思想的理解是符合蘇聯實際的，其文化力量的實踐也是對路的。蘇聯在實踐馬克思恩格斯文化動力思想的過程中，也存在著割裂話語時空、誤解話語敘事的現象，文化力量的表達被貼上政治鬥爭的標簽。馬克思恩格斯的階級鬥爭理論在蘇聯文化語境中被演化為絕對化的形式，全麵發展的實踐要求被突出為物質成果和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速度，連續交替的社會形態被設定為特定的曆史片段。馬克思恩格斯所講的世界曆史是建立在普遍交往和聯係的基礎上的，人的自由聯合首先是文化上的認同，但蘇聯文化建設的“非世界曆史性”卻具有明顯的封閉性特征。斯大林的“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理論與文化的聯係性、開放性本質很不協調，這既有悖於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曆史精神，也不利於文化力量的發揮，它凝固了時空，失去了對象的曆史性，將文化力量懸置於社會之上。當曆史成見轉化為語言成見時，曆時性的理論與共時性的事實產生割裂，從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麵發展角度認識文化力量成了一種奢望。如果說斯大林時期的高度集權使意識形態力量表現為過度行政化傾向，如果說這種思維隻是溫和建設的方法問題，那麽戈爾巴喬夫提倡的多元化思想則凸顯出無意識形態主題的傾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方向性問題，它使文化重心偏移而造成了離心傾向。斯大林之後的蘇共領導人試圖在不同時期用不同的話語單元來表達對文化力量的認識和實踐，卻忽視了馬克思恩格斯經典理論的“非自然兼容性”和蘇聯現實的內在張力問題，曆史與現實的交匯處的思想接點存在“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