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落後的傳統文化的負能量。“毫無疑問，祖國文化傳統中崇高的道德精神和人民的愛國思想、俄羅斯寶貴的文化遺產和高度的民族覺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39]但是，人們的文化道德水平還沒有達到足以建立起有效的社會凝聚機製的程度，勝利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仍然保留著很多不良傳統因素，官僚特征、集權現象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阻滯力。列寧指出：“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40]，它像胎記一樣被帶進工人階層中，“工人在建設新社會，但他還沒有變成新人，沒有清除掉舊世界的汙泥，他還站在這種沒膝的汙泥裏麵”[41]。新文化的力量和舊的習慣勢力形成逆動，造成身份上的先進性和思想上的滯後性共存。雖然革命的勝利使“工人變成了貧苦農民的先進的領袖”，他們“並不能一下子就丟掉自己身上的弱點和毛病”，這些從舊社會繼承下來的毛病所體現的負麵效應是經常性的，巨大的文化慣性使一些共產黨員墮落為官僚主義者。文化生活中“最大的躍進”和“對最極小的變革的畏怯”兼而有之，文化的推動力和阻滯力並存，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沒有經常性地顯示出列寧所期待的那種積極的、先進的、理性的文化力量。俄國革命知識分子最初扮演了顛覆舊製度的角色，成為社會主義新製度的主要締造者，而新製度中包含的俄羅斯傳統文化基因，又使斯大林模式籠罩下的蘇聯知識分子處於嚴格的意識形態控製之下，話語權的變異和創造靈感的缺失，使得新經濟政策和文化革命激發的文化活力被消解了許多。
二是文化唯心主義的負能量。在文化唯心主義支配下，意識形態被扭曲為一些人壟斷真理和打擊異己的工具，成為阻礙蘇聯文化發展的精神枷鎖。他們“不是憑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以嚴密的邏輯和說服力折服人心，而是以論者粗暴武斷的結論和行政命令的口吻壓服人、脅迫人，仿佛解決思想理論問題不是傾聽真理的聲音，而是憑借權力的力量”[42]。在這種思維支配下，主體的能動性被從一個極端中發揮出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文化力量”的缺失也助長了文化活動的極端化。革命政黨的力量原本蘊藏在先鋒隊的首創精神中，文化唯心主義者卻在群眾之外尋找自我影響和自我存在的源泉。“連他們中間那些具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動機並且絕對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的人都不了解一個落後的、被反動和不幸的戰爭嚴重破壞、又遠遠早於先進國家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必然要經曆的特殊的和特別‘不愉快的’狀態，都缺乏經受住這個艱難過渡中的艱難時刻的堅毅精神。”[43]革命家隊伍中的認識分歧顯然不利於文化力量的正常發揮，當不同的思想認識相互碰撞時，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所顯示的文化力量難以完全一致。那些在書本上讀過社會主義卻從來沒有認真鑽研馬克思恩格斯本原思想的所謂的社會主義者，並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導師們的文化動力思想的真諦。
三是文化官僚主義的負能量。文化官僚主義的存在是“文明的衰退”，這種官僚主義的形式愈是精致，其負麵力量表現得愈是微妙。按照它的作用特征，在表達文化的力量時常常依賴行政手段，原本應該推動群眾自由發展的文化素養，卻常常處於官僚主義壓抑之下。當文化官僚主義喪失了與廣大群眾的聯係時，人民群眾也被排斥在文化建設之外，而不再是文化力量的表達主體，甚至淪為文化官僚主義的作用工具。文化官僚主義或官僚文化具有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瓦解健康文化力量的傾向，不良文化觀念也以負麵力量向實體的文化形式轉化。不少時候，文化官僚主義者通過世俗的力量把文化觀念強加於社會，以大眾利益和普遍價值掩蓋了社會主義文化的本原要求，借助烏托邦的幻想把馬克思主義文化倫理的終極目標變為簡單事項，並用相應的政治手段激勵它。文化官僚主義經常催生出現實的悖論：它既存在於這個世界又不屬於這個世界，它拒絕現實世界而期待新的現實世界，它承認生活的世界卻拒絕承擔建設世界的責任。一些人缺乏把握道德最高原則並使之具體化為帶有最低限度的必要妥協的能力，繼而對膚淺的文化教條抱有幻想，這難免會影響到無產階級先進文化力量的發揮。在列寧看來，大量的文盲現象也是社會發展的阻滯力，文盲不僅處在政治之外，也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任務極不相宜，問題的關鍵在於社會建設主體特別是作為先鋒隊成員的共產黨人缺少文化、缺少本領。
解決上述問題，列寧的思路比較切合實際：一是采取辯證態度看待文化力量。文化力量的表達是實實在在的事情，它不是在空談一般“民主”、空談一切“勞動者的平等”和空談“一切文化”中實現的，因為“空談隻能蒙蔽眼睛，蒙蔽意識”。二是依靠廣大群眾發展無產階級的先進文化。曆史賦予無產階級以偉大的力量，它就有能力而且應該捍衛無產階級文化並保存和發展成果，它不僅要保持無產階級文化的原生態，更要體現無產階級文化的創新態，並將原生態的話語加以改造，成為實踐的思想偉力。三是思想與實踐結合。“少來一些政治空談。少發一些書生的議論。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農群眾怎樣在日常工作中實際地創造新事物。多檢查檢查，看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產主義成分。”[44]這既是實際工作的方向，也是消除文化負能量的正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