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爾烏斯認為，伯恩施坦的理論觀點和敘事方式陷入了“唯心論的迷霧王國”，暴露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盧森堡指出，伯恩施坦的理論主張和敘事基礎，同科學社會主義存在著根本矛盾。在理論基礎上，伯恩施坦的理論是把社會主義綱領從物質基礎上舉起來放到唯心主義基礎上去；在理論方法上，伯恩施坦以資本家的理解方法進行理論概括，把個別資本家的表現當成資本主義的整體現象；在理論內容上，徹底否定無產階級革命和奪取政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他看來，批判伯恩施坦的混亂言論，統一全黨的理論認識，是一項艱巨而重要的任務。“隻限於在報刊上進行討論是不夠的，因為每次都隻是表達了作者的個人意見。然而對這次提出討論的黨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問題，全黨都必須表示態度，全黨必須對正確的觀點表示認可，要這樣做，黨代表大會就是唯一的機會。”[18]他還看到，伯恩施坦的言論敘說，已經搞亂了最終目的和日常鬥爭的關係，他采用總體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伯恩施坦理論和策略的內在關係，認為價值論不是抽象的思維映像，科學社會主義也不是抽象的“原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唯物史觀以及科學社會主義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因為而且僅僅是因為馬克思一開始就以社會主義者的立場，也就是用曆史的觀點去觀察資本主義經濟，所以他才能夠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的象形文字，正是因為他把社會主義的立場作為對資產階級社會進行科學分析的出發點，他反過來才能科學地論證社會主義。”[19]在德國出現的一係列機會主義實踐的路標，以及這些實踐所表現出的對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的敵視，是伯恩施坦修正主義言說的具體體現，實際上是要“用一種普遍的理論表述概括起來，找出它們自己的理論前提，同科學社會主義較量一番”[20]。
倍倍爾認為，伯恩施坦的思想言論與他所處的環境有關，他不隻是伯恩施坦本人思想演變的結果，也是黨麵臨新形勢、新任務時必然出現的機會主義思想的反映。他明確地向伯恩施坦指出：“促成這種變化的是，你把暫時在其中生活的環境當成了普遍適用的標準，並且力圖用你全部洞察力來證明這一點……你隻看到你所願意看到的東西，而當你看不到你願意看到的東西時，你就進行編造。”在思想方法上，伯恩施坦對問題的觀察很片麵，隻會分析不會綜合。在1899年的漢諾威大會上，倍倍爾指出：“我要特別譴責的是，伯恩施坦確實使我們害怕勝利，他似乎企圖使我們厭惡勝利；誰也不會相信我們會在某一天早晨醒來時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社會共和國之中。但是，把目標推向遙遙無期的未來，使黨喪失犧牲的勇氣、熱情、獻身精神即鬥爭所迫切需要的一切品質，並且千方百計製造人為的困難，破壞人們對勝利可能性的信念，這是一種十分荒謬的策略。”[21]倍倍爾指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危害，以及伯恩施坦宣揚的策略的調和性立場和現實危害。
考茨基對伯恩施坦的言行及理論性質也有比較明確的判斷，認為伯恩施坦是“根據報紙和許多演說中的個別詞句形成了對黨的完全錯誤的看法”。考茨基評析了伯恩施坦的一些觀點後指出，這種理論不可能提高我們的信心，但“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信心不應當是盲目的信心，不應當以人們不假思考地接受下來的、現在也許已不再站得住腳的傳統見解為根據；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信心必須以日新月異的考察為根據”[22]。斯圖加特大會以後不久，考茨基給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了他的思想實質和話語危害：“你宣稱價值理論、辯證法、唯物主義、階級鬥爭、我們運動的無產階級性質、資本論關於原始積累的結論都是錯誤的，那麽，馬克思主義還剩下什麽呢？……說實在的，就你目前的態度講，用‘戰勝馬克思主義’一語還嫌太輕。它在你那裏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崩潰，不是它向更高的形式發展，而是你向批評它的人投降，也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搞調和，這我是不能幫忙的，不僅如此，我一定要堅決鬥爭。”[23]考茨基的批判話語，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他認為，伯恩施坦通過對唯物史觀中個別詞句的詭辯，通過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性演繹，把馬克思的曆史觀變成了宿命論和一種機械的自動的必然性理論。伯恩施坦把唯物史觀所闡述的曆史必然性，解釋成社會發展的強製性質，這樣一來，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內容變成了阻礙社會發展的教條，實質上否認了社會發展的必然性和規律性。
普列漢諾夫認為，伯恩施坦的話語迎合了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資產階級理論家把他褒揚為有理性的勇敢的人，說他懂得了社會主義學說的妄謬，實際上是用抄來的論據大肆宣揚馬克思學派遇到的危機。在對社會文明的認識上，“不論是馬克思、恩格斯或是他們的學生中的任何一個人，誰都沒有使自己的希望跟社會財富的減少發生聯係。伯恩施坦先生想扯斷這樣的‘聯係’，簡直是無的放矢”[24]。針對伯恩施坦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低級文化”，普列漢諾夫指出，這種觀點隔斷了文化血脈和曆史聯係，是用“政治上的返祖現象”嚇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