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是修正主義的鼻祖，由於缺少係統的教育和學習，其思想素質基本上是以分析為特征的，這對他的理論概括能力和思想視野具有很大影響。伯恩施坦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基本上是以拉薩爾和杜林的著作為起點的，根據他的判斷，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結論，“已不能滿足運動目前所達到的水平的要求了”，他對杜林“用來說教的那種實用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形式”多有青睞。他在《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中表達了自己對資本主義社會變化的態度，要求德國共產黨改頭換麵，變為“一切富有真正仁愛精神的人”的黨，要把“有教育的和有財產的階級中出現的許許多多的擁護者”都爭取過來，他主張走合法道路而不是暴力革命。客觀地講，伯恩施坦看到資本主義社會變化帶來的革命任務變化，也看到了文化在未來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的一些觀點和結論未能觸及資本主義的全部實質，而他對工人階級力量的輕視也是造成依靠力量轉移的原因，成為他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根源。
這種話語的出現也不是突然發生的，它有一個漸變的過程。19世紀90年代初，德國一些經濟學家借口資本主義發展，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種種非難，甚至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批判是完全錯誤的。伯恩施坦對這些觀點進行了有選擇的批駁，而對一些觀點避而不談。他在《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發展過程》中曾言，“盡管我內心竭力抗拒，我仍舊對我一直認為無可反駁的一些原則發生了懷疑，而緊接的幾年帶來了進一步加劇這種懷疑的因素”。這種心態是思想迷茫的表現。後來，他在《社會主義問題》中對“傳統解釋的公開批判”，其中心論點是拋棄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以及無產階級隻有通過社會革命才能走向社會主義勝利的基本原理。在1898年的《崩潰論和殖民政策》裏，他否定資本主義發展中資本集中的新趨勢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斷言資本主義內部已經長出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因素，主張放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最終目的。在伯恩施坦的話語中，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文獻隻是為科學社會主義這一名稱辯護的紀念性作品。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目前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尤其資本主義殖民政策起著傳播文明的作用，而且“好的”殖民政策是有積極作用的。這些理論話語表明，伯恩施坦已經從對馬克思主義“懷疑”和“竭力抗拒”，轉向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麵“懷疑”和對主要理論的否定。《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中，其觀點進一步係統化，批判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成了他要表達的主要內容和主要任務。
伯恩施坦主張“回到康德去”，用新康德主義話語統括其基本觀點，甚至不惜脫離原來對之無限忠誠的馬克思主義“學派”，而轉向他推崇備至的新康德主義。用他的話說：“社會民主黨必須有一個康德，他總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對傳統的教義進行批判的審查和嚴厲的責備。他要指出，這一教義在表麵上是唯物主義在哪些地方，實際上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把人引入歧路的空泛意識形態，指出輕視理想和把物質因素抬高為無所不能的發展力量是自我欺騙，而傳布這種欺騙的人已經自己通過行動隨時發現了或者將要它的本來麵目。”[13]伯恩施坦認為，就未來理想和文化敘事看，《共產黨宣言》是一種“隨便哪一個第一流的政治夢想家也很少會超過的曆史的自我欺騙，如果不把這一自我欺騙看成黑格爾的矛盾辯證法殘餘的產物，那末它就不好理解了”[14]。由此，他進一步認定，辯證法是社會思想發展的阻滯力，是人的思維中的陷阱。“辯證法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它的對立麵的相互滲透和從量到質的轉化，以及其他的辯證法的妙語（Schonheiten），一再妨礙對已經認識的變化的影響作出充分的說明。”[15]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思想稱為宣傳暴力的文化，認為其中充滿“叛賣性因素”。為了這種種矛盾，他主張用折中主義因素論代替馬克思主義的一元論，認為折中精神總是要一再以強大的自發力量為自己開辟道路的，並認為運用唯物主義曆史觀的人“有義務除了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和影響，還對每一時代的法權的和道德的概念、曆史的和宗教的傳統、對地理的影響和其他的自然影響（人本身的性質和人的精神素質的性質也屬於這一範圍）加以充分的考慮”[16]。伯恩施坦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認為馬克思為了“教義”而犧牲了科學，認為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的腳手架的框架內建造的建築物是不合比例的。在他看來，“不管那種二元論表現在什麽地方，為了使建築物得到自己的權利，都必須摧毀腳手架”[17]。這種見解在當時頗有市場，後來的米勒蘭入閣成了伯恩施坦話語思想的具體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