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數不盡的交往，由於政治、經濟、環境、教育、技術、社會和藝術的變化，不僅世界正經受改變，而且文化和各種文化形態也迅速成為個人、機構、社團、國家和國際事務中的強有力的力量。”[115]文化曾經被認為是社會變化的結果，而現在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變化的原因。其影響越來越多地從被動發生轉化為主動作用。一定意義上說，文化自身也是一個力場，“文化成為了一個舞台，各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力量都在這個舞台上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個文雅平靜的領地，它甚至可以成為一個戰場，各種力量在上麵亮相，互相角逐”[116]。尤其是現代社會中，各種意識形態、政治思想、經濟活動、社會交往都把文化作為載體或平台，來展示自身的延展力和影響力，盡管不見硝煙，卻充滿爭奪意識。
文化是一種吸引力和聚合力。文化的凝聚力和親和力與文化認同有關，高度認同的文化往往和者甚眾，缺乏認同的文化經常黯然消退。“認同”和“認異”是相對的，如果一種文化經常舊調重彈，會引起人們對這種文化標準化單一化形式的麻木和無視；如果一種文化在內容和形式上經常變動不居，又會使人們因無所適從而失去信心，這兩種狀態下的文化都是令人質疑的。“認同”不能走向刻板，“認異”不是否定一切，否則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無從說起。文化吸引力和聚合力問題，是華茲華斯在其《抒情歌謠集》前言中提出的，他悲歎人們在快速傳播的信息和不斷加快的生活步伐中產生的對異常事件的渴望和對過分刺激的渴求，以至於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著作無人問津，被狂暴小說、令人惡心的愚蠢德國悲劇以及洪水般泛濫的無聊誇張的詩體故事擠在一邊。艾略特在論及此問題時說，在社會朝著複雜化和差異化方向發展時，人們會希望不同文化層麵上的浮現：階級或群體文化會浮出水麵，泛濫的低俗文化在顛覆嚴肅文化，亞文化不斷為社會提供種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模式。其潛在的危害是文化內聚力的減損、語言表達能力的減低以及意義結構的斷裂，人們長期以來精心製造的審美理性以及有關的時空觀，在現代性的影響下所造成的文化渙散，是難以彌合的。
現實生活中，流行文化、大眾文化、消費文化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來自平民化的實踐層麵，來自人們生活中自發持有的心理審美，也來自直截了當的表達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地域界限，抹平意識鴻溝，增強了文化的普及功能。國家層麵上的文化，可以成為凝聚民眾的重要力量，是體現一個國家親和力的黏合劑。它隱含於道德、政治、法律及社會製度的各個方麵，其價值、規範和象征性過程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麵所起的作用超過了強製性的處罰、權力與需求，是一種永久的作用力。尤其是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對社會的大部分群體都有一種吸引力、親和力，當人們把從屬一定階級、一定社會形態的核心價值觀視為理所當然時，統治階級的思想就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進而成為人們的生活準則，成為人們是非標準的內在尺度。
文化的吸引力和親和力的表達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無關係，在經濟領域中，信仰者的情感對經濟係統有影響，起著體現主客觀相統一的倫理規範作用，是道德自覺對經濟的影響力。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表現出來的高尚動機和倫理意識，是一定價值導向作用下的人文意識。在經濟活動中體現倫理規範，讓經濟活動接受倫理規範的導航，形成經濟活動與倫理規範相契合的理想結構，達到倫理精神和務實精神的完美結合，是發揮文化吸引力和親和力的重要方麵。當然，除了倫理約束機製外，還要發揮精神創造力的激發機製和引導機製。
文化是一種輻射力和消化能力。“文化是我們已經創造的世界和仍在創造的世界，文化是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促使我們改變世界的動力。”[117]其輻射力大小取決於自身的能量集聚和積澱狀況，一般說來，內能集聚越多，其輻射性越強。文化的消化力強弱取決於對外來文化的理解和轉化能力，一般說來，對外來文化的理解越充分，消化能力越強，這與自身的內在支配能力有關。可以說，當我們看到美國人受到大熊貓的啟示拍出《功夫熊貓》時，當我們看到美國動畫版的《花木蘭》時，當我們看到美國人從恐龍蛋化石得到啟示拍出《侏羅紀公園》時，我們會感慨美國人對文化資源的利用能力和消化能力。當今的美國，文化輻射力和消化力可謂很強，甚至“強”到了使它自己的夥伴們也擔心的程度。歐洲人把美國文化的擴張稱為“全球文化同質化”，芬蘭、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相繼提出“全球文化地方化”的口號，法國提出“文化例外論”，加拿大首倡“文化主權論”，這都是試圖顯示自己文化的力量。而那些發展中國家更是擔心自己的文化被邊緣化，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捍衛自己的文化。蘇聯的和平演變表明，美國人在對意識形態力量的理解上遠遠超出了其他國家。美國中央情報局元老艾倫·杜勒斯曾說：如果我們教會蘇聯的年輕人唱我們的歌曲並隨之舞蹈，那麽我們遲早將教會他們按照我們所需要的方法思考問題。《丘吉爾回憶錄》記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隻相信軍事實力的斯大林曾不屑地說，教皇有多少個坦克師？現在看來，文化的輻射力、宗教的影響力，有時比軍事力量還要大。尼克鬆在《1999：不戰而勝》中有一段話耐人尋味：“我們有一手好牌。我們的自由和民主價值觀在世界各地極有魅力。它們的力量在於它們並不規定人應如何生活，而隻是認為個人與民族應能自由地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幾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118]尼克鬆看到了世界各地人們追求的共性價值和文化內容，進而把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描述成具有共性的普遍追求的文化形式，並在尊重傳播的名義下支持一些國家以實用主義方式把西方文化力量推向世界。
文化是一種主導力和規製力。“一切文化都傾向於把外國文化表現為易於掌握或以某種方式加以控製。但是，並非一切文化都能表現外國文化並且事實上掌握或控製它們。我認為，這是現代東西方文化的特點，它要求對西方知識的學習或對非歐洲世界的表現，既是對那些表現的研究，也是對它們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研究。”[119]國際社會的話語權不完全是以武力表達的，文化軟實力越來越被看重和被利用，尤其是在波譎雲詭的外交舞台上，國際規範、國際標準和國際機製是很重要的軟實力，它的形成、發展和變遷與國際文化資源所體現的文化軟實力密切相關。文化入侵與經濟欲望經常是相互配套的，沒有人否認，英國殖民化過程中意識形態所起的巨大作用，也沒有人否認美國的擴張中文化價值觀發揮的作用。在曆史上的英國，文化的改變是以國內工業化和保護國外貿易為基礎的；在現代的美國，文化的改變是以信息技術和現代工業的發展為基礎的。顯然，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資源擁有較大影響力，就容易把自己的優勢轉化為現實力量。“所有這些在不同領域中發揮作用的混合力量、個人和時刻展現了一個群體或文化。它是由無數的反體製跡象和並非建立在強迫或統治基礎上的人類集體生存實踐（而不是數條或純粹的理論）組成的。”[120]在很多情況下，軍事硬實力是文化軟實力的物質基礎和有效載體，而文化軟實力則是經濟硬實力的精神和製度基礎。每一個國家都會麵臨著深層社會聯係和表象式的文化風光，誠如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所言，沒有一個能脫離問題本身的普遍定理。在各個文化之間、帝國與非帝國的不平等力量之間，沒有任何人有認識上的優勢，能夠不受當前關係所附帶的利益與牽扯的羈絆，而對世界做出判斷、評價和解釋。表麵上看，文化沒有高低之分，實際上它的影響卻是有差別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定位文化力量，把文化看成不受經濟、政治等因素影響的獨立因素，乃是唯心主義的思想表現。國際舞台上，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觀的吸引力是政治文化資源的重要表現方式。“當真正的控製與力量、關於某一個地方到底是什麽的觀念與一個實際的地方這三者同時出現時，對於帝國的爭鬥就開始了”，“帝國主義和與之相關聯的文化都肯定地理和關於對領地的控製的意識形態的重要性”。[121]
文化是一種批判力和創造力。有效的文化認同與文化融合力及文化批判力有關，因為批判與融合取決於人們對文化的審視能力和評價眼光。文化的批判力主要是一種批評性的評價，它要求盡可能不偏不倚地評價某種事物，其目的在於改進它和優化它而不是否定它或削弱它。生活中的很多形式需要通過文化批判來審視，如環境問題、生存問題、技術問題等，都需要用文化批判的眼光來考察和認識，可以說，能夠不偏不倚地認識社會問題是文化批判的重要品質。作為理想，文化關係到批判能力的培育，能夠彌補在文化特征和文化實踐方麵的缺陷和缺點；作為現實，文化關係到批判的質量，當文化實踐和特征不符合人類生存和整個世界的最高利益時，也會由於某些主觀原因而被裂解。因此，培育文化的批判能力，有助於克服不良效應。文化的創造力與批判精神是一體的，這種創造性體現在增強文化的生命力和文化發展的方向上，當人們不滿意現有文化的世界觀和價值準則時，當人們感到不得不采用新的方式來引導文化發展時，就產生了摧毀舊的文化結構和確立新的文化結構的願望。不同類型的文化的創造性有著緊密的聯係，不同類型的創造性同樣具有改變文化方向和增強文化彈性的功能。文化創造力的前提在於承認個人或集體在文化創造上的能動性，承認他能夠對社會做出合理的有價值的貢獻，承認創造力的差異，這有利於保留創造性的完整表達。文化的創造力無所不在，既在各種學科門類中，又在各種社會階層中，既是不同個體或群體的獨立表現，也是社會的共同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