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促使我們改變世界的動力”[107]，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獲得的一切能力以及精神產品，是人類對周圍世界的體驗形式和探索經驗，它的發展和延續也與人類所處的生存環境、生活方式、心理習俗密切相關，其力量表現出二象性特征。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描述了基於理性的信任的兩種方向上的動力，一種動力是造成生活的無情褪變，另一種動力是走向解放和保持幸福承諾的方法。兩種力量匯合造成一種態勢：“一種致命的技術主義把所有的經濟和政治的努力都引導其中，僅僅用技術來解決由於對自然的剝削所造成的種種巨大問題。而消費主義是如此滲透在文化的感性之中，以至於幸福在商品欲望以及它的零售療法的令人鄙視的滿足之外，缺少任何充滿想象力的空間。”[108]這種二重特征遍布於生活的各個方麵並以強勢力量延續著。
按照約瑟夫·奈的觀點，文化是一種軟實力，它和物質力量的存在方式有很大差別。因為物質力量可以用硬指標和具體參數來體現，而文化力量不宜用具體的數據來表達；物質力量是一種顯性能量，文化力量是一種潛在能量。但是，我們不能將物質力量與文化力量截然分開，在很多時候，二者是相互滲透的。技術、語言、藝術等，經常成為二者聯係的橋梁或中介。在文化發展進程中，社會進化是科技進化的結果。文化力量的作用方式是化育，不論是化“人”還是化“物”，都表現出上善若水的特征。科學引人發問，哲學引人深思，道德引人向善，藝術引人思美，文明引人崇禮，諸多健康文化形式在社會中起作用時，無一例外地體現出塑造人性、開發心智、移風易俗的功能。我們講以理服人、以文化人，都是對文化力量的肯定。古代講“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以理服人”等，也是說要發揮文化的教化和說服作用。從文化層麵來講，我們可以把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精神文明看成社會發展的軟實力。文化力量又可以表現為硬實力，可以起到物質力量達不到的作用，當它蘊含到經濟中成為經濟發展的現實力量時，當它滲透到社會之中成為社會發展的現實素材時，當它貫穿到社會各個環節並成為社會進步的必要元素時，它的力量和影響就會被硬化。阿爾都塞曾把科學社會主義看成一種現實的力量，他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共運史上的現實作用；法蘭克福學派把文化產業看成一種現實的力量，他們看到了文化工業發展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和變革；哈貝馬斯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看成具有侵蝕性的現實力量，看到了西方社會用意識形態來控製本國民眾和別國發展的實質。冷戰時期，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都被對方指責為欺騙性的力量，在一些政治家看來，文化成了沒有個人價值體現的力量。然而，文化力量是靠軍事硬實力來保證的，美蘇兩國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是由兩國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來保障的，文化的“偉大功能”是靠深厚的經濟基礎來實現的。冷戰結束後，美國人推出的話語體係中，具有一種孤芳自賞的味道，宣稱要負世界責任，其“話語力量容易使人產生一種仁慈的幻覺”，這是物質基礎支撐著的話語狂妄和文化霸權。法國殖民主義擁護者茹爾斯·哈曼德曾經放言：“征服土著的基本合法性存在於我們對自己優越性的信心，而不僅是我們在機器、經濟與軍事方麵的優越性，還有我們的道德優越性。我們的尊嚴就存在於這種優越性上，而且它加強了我們指揮其餘人的權力。物質力量不過是達到這種目的的手段。”[109]盡管這種語言表現出一種征服心態，卻從一個方麵表達了文化力量與物質力量的共生特征。一些國家將軍事入侵或經濟活動冠以文化之名，凸顯了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配合作用，文化帝國主義經常借助經濟軍事力量推行文化霸權。
文化通常是形神兼具的，文化“形態”表現為文化產品、文化遺產、文化行為等。文化產品是文化力量的依附形式或載體，使文化內蘊轉化為文化形式；文化遺產作為曆史的記憶和情感，它以一種特殊存留形式反映著人們曾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和風俗習慣；文化行為是人的文化素養的外顯，是人的文化素養的積澱狀況和表現方式。文化“神態”是通過精神陶冶、思想模鑄形成的。音樂的“神態”在於表達心理願望、抒發思想情感；理想的“神態”在於激發精神、催人奮進；藝術的“神態”在於陶冶性情、提升操行。當代社會中，不同國度的人們無一例外地關注文化內涵的提升，目的在於改善文化之“神態”。文化的“神態”和“形態”是相互統一的，有“神”無“態”不行，有“態”無“神”不行，“神”“態”不符也不行。我們提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在與展示外在“形態”，更重要的是表現其內在的“神態”，在這方麵“形”與“神”是需要統一的。二者的統一經常體現在語言表達和文化符號中，因為文化價值、符號意義已超過了它們所載荷的文化的直接的、物的含義。但是，符號的傳統性與現代性、語言的完整性和分割性，都會影響“形態”與“神態”的結合狀況，這就使得探索合適的語言表達和獲得真實的文化意義成為必要。生活中，話語形式是一種蘊含形、神的力量，它使用具有吸引力和滲透力的語匯將意義表達出來，與形式僵硬的統治力相比較，話語力量比較靈活，其柔性大於剛性。我們強調提升話語力量，強調既不言必“老祖宗”，又要講出“新話”，就是要創造出體現當代主題的形神兼具的話語體係。其神態集中在核心理念上，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穩定性的語匯表現出思想的繼承性和一貫性，其形態表現在基本結構、基本語匯的使用上，表現在基本精神的闡釋方式上。在多種力量的匯合中，文化力量的表達也呈現動態化，借助高科技媒體和力量博弈在不同載體的承載中向外延伸，它所依托的文化群體大體有：被稱為“達沃斯文化”的商業群體，被稱為“學院俱樂部文化”的商業群體，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幾類載體是文化力量表達的主要形式，也是推動文化由靜態影響向動態發展的形式。
文化力量不是整齊劃一的，其能量大小取決於吸引力、輻射力和傳播能力。文化的作用範圍跟自身的影響力有關，通常情況下，不同文化會形成一個文化圈，其能量由中心向邊緣傳播，並且呈現逐漸減弱的趨勢。不同文化圈之間存在著交叉和重疊，其相互影響的大小分別由各自的濡化能力決定。在文化發展史上，不同類型的宗教文化有不同的思想表達，有的溫和，有的極端；在相互交往中，有的能夠和諧相處，有的卻互不相讓，盡管都有輝煌的曆史，盡管都有自己的影響力，它們在社會的作用卻呈現一種差序格局狀態，其勢能和場力會有差別。卡爾·雅斯貝斯在《曆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指出，“與中國和印度相比，西方的新開端似乎惹人注目得多。和東方有時變得很弱的精神持續相並列，西方出現了一係列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110]。
虛與實是互相映襯的，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的內容可以用實景襯托，實的內容可以給虛的方麵添彩。文化之虛不在於虛妄而在於“軟力量”，是文化的想象力；文化之實不在於具象而在於影響，是文化的風景線。虛是文化之魅力，給人以憧憬；實是文化之活力，給人以激勵。文化力量的大小並不要求它一定是實實在在的東西，那些虛幻的思想或想象，那些烏托邦式的設想，那些在目前還未成為現實的偉大理想，都可能成為真實的力量。文化想象很遙遠，似乎是“望梅止渴”；文化現實很接近，無異於眼前風物。咫尺之物可以有萬裏之勢，天涯之遠可以有渺渺之音。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人文精神的內容比較虛幻，“人文精神每每在追隨著一個接一個的幻影，並在其中尋找愛，而它們所愛的每一個目標卻發現自己正在重新向上轉型成為一種奴役別人的權力”[111]。這是說，文化力量可以從幻象轉入真實。從一定意義上說，人文精神的要義在於體現社會關懷的力量，在於以平實的心誌和方式表達和諧的人際關係。但如果這些施愛者把自己擺在盛氣淩人的地位，而把受愛者作為一種悲憫的對象來看待，不僅愛的力量會發生畸變，也可能會轉化成“優雅”的思想奴役。在宗教祈禱中，有類似的影響，“所有的社會對於海市蜃樓都有既定的禱告模式和一係列相關的想法，所有的社會也都是在聽從心靈的呼喚，尋求目標和方向。不同的社會建構和地球上不同的文化向我們展示了不同的祈禱者，以及不同的崇拜、祈願和召喚神靈的方式，這些都是人們發明出來遠離邪惡的方法”[112]。豐富的情感世界裏，道德信仰中蘊含著對現實生活的影響力，威廉·詹姆斯認為，信仰者的情感世界是宗教信仰中最具活力的因素，離開了信仰者的情感世界，宗教文化便無法發揮其功能。宗教這一想象的深廣、複雜與力量也有涓涓細流，繼而匯成眾多同質異象的能量洪流，承載著異教徒神話、上帝和節日，將一些人最終帶向那被一神論的殘餘脆弱地黏合在一起的多神教的大都會文化之中，“這種虛幻的力量在生活中具有現實的影響，也許是那被神聖化了的抗逆力又如孤獨一般糾纏著自我”[113]。按照戴維·蘭德斯的觀點，文化具有的內在價值觀能引導觀念，它帶有種族的和繼承的刺鼻氣味，具有特殊的免疫力。文化力量之“虛”在網絡社會裏表現得特別明顯。媒體不斷調整，向人們提供新的幻象，擾亂傳統習俗，突出反常和奇異行為，使之成為他人模仿的對象。網民的文化行為被注入虛擬化和非實體化的特征，其中介係統是符號或數字，這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識、超現實的虛擬活動，這種虛實互動的效果給人以“花非花、幻非幻”的感覺。生活中，藝術文化的現實魅力和虛幻存在構成典型的虛實映照方式，高雅藝術和大眾藝術的對抗是極其明顯的例證，陽春白雪和下裏巴人都設置了自己的文化壁壘，也都試圖對另一方產生更大的影響。“高雅藝術被商業文化重重包圍，商業文化給出了虛假的幸福許諾，這種幸福產生於庸俗花哨的藝術作品、甜得發膩的影視、尤其是廣告等使人喪失個性的甜蜜承諾”[114]，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陷入藝術**的泥沼。其虛假性在於，盡管它通過某種故事或敘事給人以安慰，卻僅僅是一種裹著糖衣的道德寓意。深處這種醜陋與沮喪之中，會覺得美的力量彌足珍貴，而在美感被放逐的情況下，審美所具有的現實力量及日常生活的批判力量就會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