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意識是多樣的和各有邊界的，就文化的存在和發展而言，它的知識體係、語言係統、價值體係都不是單一的，它通過語言的界分、知識的界分和認識的界分等形式，表明主體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
（一）文化的價值邊界及其對普世價值的拒斥
價值邊界意識是對價值絕對性的懷疑和反思。在形而上學那裏，價值被賦予終極的統一性特征，價值的終極性和統一性是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及其元意識的一個基本內核。西方哲學發展中的懷疑主義者，首先對價值的統一性觀點提出質疑，休謨的論說具有代表性。他批判了“真善一致”的元意識，把“是什麽”與“該怎麽”加以區分，要求在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加以界分。休謨將道德歸於情感而不是理性，認為道德不是以“是”“否”劃界的事實內容，而是以“該”與“不該”判斷的價值形態，二者沒有必然的關係。“在此問題上，形而上學唯理論的根本錯誤就在於試圖從‘是’推導出‘應該’，這種邊界不分、領域混淆的做法所表明的正是形而上學唯理論的獨斷。”[94]克服這一缺陷，要對理性邊界和情感邊界予以勘分，明確理性和情感的不同功能和範圍。休謨在《人性論》中曾言：“在我所遇到的每一個道德學體係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個時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進行的，確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對人事作了一番議論；可是突然之間，我卻大吃一驚地發現，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題中通常的‘是’與‘不是’等連係詞，而是沒有一個命題不是由一個‘應該’或一個‘不應該’聯係起來的。這個變化雖是不知不覺的，卻是有極其重大的關係的。因為這個應該或不應該既然表示一種新的關係或肯定，所以就必須加以論述和說明；同時對於這種似乎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即這個新關係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關係推出來的，也應當舉出理由加以說明。不過作者們通常既然不是這樣謹慎從事，所以我倒想向讀者們建議要留神提防；而且我相信，這樣一點點的注意就會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學體係，並使我們看到，惡和德的區別不是單單建立在對象的關係上，也不是被理性所察知的。”[95]人們將休謨的劃界觀點稱為“休謨法則”，認為他以自己的見解闡釋了價值的邊界問題，在西方哲學史上有很大影響。後來，康德關於知識理性、實踐理性和審美理性的劃界，與休謨的觀點是有淵源的。在德國古典哲學的發展中，康德的“二元論”價值觀與黑格爾“一元論”價值觀是最引人注目的。平心而論，兩種觀點在德國哲學史上各有長短，不能一概而論，把康德的二元論絕對化可能導致價值觀上的懷疑論，把黑格爾的一元論絕對化可能導致價值終極論。
對價值邊界的有無及其狀態需要客觀地看待。如果抽象地談論一般的價值問題，有些價值似乎是無邊界的，如人權、自由、民主等，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是需要的；美好的生活願望，對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有吸引力。但是，具體到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區，其價值觀念又是不同的，又是有邊界的。社會主義人權觀與資產階級人權觀截然不同，無產階級價值觀與資產階級價值觀也難以調和，社會主義製度下的自由、平等、民主與資本主義製度下的自由、平等、民主也不完全一致。當西方文化自命為唯一普遍性的文化時，普世價值也隻能是西方的價值。普世價值和多元價值的邊界之爭中，有不同的認識。一些人認為，“全人類價值”不止一次地使人類陷入窘境，各種文化的價值，尤其是一些帶有宗教傲慢的文化，在接受其他文化價值方麵普遍缺乏寬容和忍讓。一些人認為，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尋找文化的某種現場的新標準沒有意義，因為不同文化的價值難以用統一尺度來衡量。關於這一點，考茨基認為，從形式上看，不同的曆史時代的一些道德要求似乎是一成不變的，如對自由平等的要求。但是，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在這種一致的表象下，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社會內容。原始基督教要求的平等，是財產追求上的平等；法國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是財產所有權的平等；社會民主黨要求的自由，是合理組織勞動力、保證每個人有自由的學習、研究和娛樂時間。西方思想史上，古典自然法曾把當時人類先進思想知識化和理論化，極力使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等觀念泛化為人類共同的準則，這是早期的“普世價值”雛形，後來的啟蒙運動者也用自然法來主張它的普適性。“普世價值”的實質在於：以過度的思辨形式表述抽象的普遍現象，使“民主”“自由”變為脫離實際的概念，對多樣化的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卻視而不見。這種觀點即便在一些西方人那裏也是行不通的，尼采認為，萬物是流動的，人們對它的評價也是不斷變化的，在你為“善”，在他也許為“惡”，彼此皆以對方為荒謬，雙方各有自己的權利主張；在此地為“善”，在彼地也許為“惡”，雙方也各有自己的價值判斷。人們的思想判斷實際上是一種價值偏好，不能用所謂的普世、絕對、永恒的價值規範來抹殺我思、我欲、我願的個體性差別。那種不帶功利雜質的淳樸、沒有勢利名望的單純、不受拘束的自由，盡管“完美”卻不一定符合實際，因為它是用高懸於社會之上的標準比照和評判社會行為的。因此，當今社會沒有絕對權力，也沒有絕對一致的價值觀。
與“價值邊界”相聯係的“認識邊界”的存在及狀態，也體現了人的認識的有限性和相對性。一方麵人的實踐能力是有限的，對自然界的認識有一個過程，人所表現的認識成果與社會本質之間隻能是一條漸近線；另一方麵認識手段也是不斷發展的過程，認識事物的眼界和工具是不斷拓寬和發展的。就是說，主客體的存在狀況影響著認識邊界。認識社會問題不能脫離實踐，“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96]普世價值將絕對精神外化，在自己的主張中兜圈子、打轉轉，忽視了多樣化的價值狀態，而當“絕對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發點以後，就結束了思辨的循環，從而也結束了自己的生涯。它的往後的運動是純粹的——超越一切群眾利益的自己體內的循環，因此，群眾對它已絲毫不感興趣了”[97]。普世價值觀自認持有“曆史規律”，卻不承認“理一分殊”，其背後包藏著西方中心主義野心，它“憑借無限的自我意識，使自己淩駕於各民族之上，期待著各民族跪在自己腳下乞求指點迷津”[98]。“普世價值”的悖論在於：承認“君權神授”價值模式的曆史性，又否認現有價值模式的曆史性；承認社會價值選擇的多樣性，又以普世價值否定價值選擇的多樣性；承認文化意識的邊界存在，又否認文化邊界影響下的價值邊界存在。
（二）文化的話語邊界意識及其話語構建要求
西方社會的形而上學傳統與印歐語係的表達方式有很大關係，那些智者們最早把語言邏輯作為一個獨立的對象進行考察，並揭示了語言與“邏各斯”之間的內在裂隙。普羅泰戈拉所謂“人是萬物的尺度”，基本意思是人可以以自己的尺度描述和衡量萬物的存在與否，間接地表達了評價標準的相對性，其中的語言邏輯自設了包含著相互矛盾的邊界意識。在普羅泰戈拉的語係中，語言邏輯不再是神意的表達方式和神性的寄居形式，而是充滿相對性和有限性的主觀產物，它經常體現為具有邊界意識和分化傾向的個體性原則。20世紀以來的哲學話語中，邊界意識經常體現在知識與存在層麵上，維特根斯坦是用語言評判來認定“在場”與“缺場”的邊界的，他在《邏輯哲學論》中論述哲學的功能時說：“沒有哲學，思想就會模糊不清；哲學應該使思想清晰，並且為思想劃定明確的界限。”這一觀點觸及表達的邊界及其作用問題。
當今社會上有不同的話語體係，不同國家的話語機會並不是均等的，不同國家的話語權力也不相同，它的背後有經濟、政治、軍事、技術等要素的支撐。國際舞台上，西方大國占據著輿論主導權，它們在國際事務中有較多的話語權，力爭通過各種形式將自己的話語邊界向外推延。不甘失語或無語的發展中國家，也希望爭取更多的話語機會來捍衛自己的思想邊界，其民族性、多樣性成了它們據理力爭的基礎。守衛民族的根、守護家園等，是它們捍衛價值邊界的活動表現，也是提升話語權和軟實力的重要方式。當下的中國，提升話語影響力的重點是增強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說服力，形成高度的價值自覺和文化自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自覺調整與中國社會轉型是相互促進的，它使社會的文化邊界及價值邊界都有了不小的變化。黨和政府在思想教育中麵臨的重要問題是如何整合不同的價值觀，使新的話語體係在新的話語環境中發生並起作用。就國際共運史上的語言選擇看，馬克思恩格斯設定的原初語係、蘇聯社會主義的話語體係、中國社會主義的話語體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係，是不一樣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都表明，固守一種絕對的和一成不變的話語體係不僅是思想僵化的表現，也是革命和建設中思想失語的表現。話語體係折射出時代的思維和發展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為當下的話語構建提供了思維前提，黨和國家麵臨的社會環境是話語體係的場景，人民群眾的創造實踐是話語體係的不竭源泉。話語體係的構建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尤其要突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引領作用；要以黨的領導為基礎，尤其要突出思想建黨和製度治黨的要求；要堅持以人為本，尤其是突出廣大群眾的創造精神；要體現世界關懷，尤其是突出世界發展的主流趨勢。
（三）文化交流中的邊界及文化安全意識問題
文化邊界是在文化的融合與守望中形成的。一般說來，文化交流伴隨著技術交流和新媒介的運用，經常表現為強勢文化邊界向弱勢文化邊界的推展。好萊塢的電影、滿世界流淌的可口可樂、受人青睞的名牌商品等，都在經濟和技術的推動下把發達國家的文化邊界、價值邊界推向遠方。而非洲的原始舞蹈、大漠中的生活觀念、落後國家的民俗、愛斯基摩人的漁獵生活等，卻難以滲入歐美社會生活中。強勢文化有一種征服的欲望，它們希望改變現有的文化邊界；弱勢文化也有自我保護的願望，它們希望捍衛自己的文化邊界。文化邊界的“前沿陣地”就是一個戰場，盡管沒有硝煙，攻與守卻經常發生著，在擠壓與反擠壓的過程中，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的邊界有一個大致平衡的態勢。由於文化特征的差異，經常會出現不同的情形：寬容型的文化經常采取溫和的態度，體現出很多包容性；極端型的文化經常持有排拒態度，不願意接納別類文化。世界範圍內，“變動的全球力量平衡逐漸遠離西方以及更多的聲音傳回西方，一個強烈的意識已經形成了，即現代性將不會被普遍化”[99]。在這個過程中，與其說出現了統一的全球化，不如說全球化進程呈現出一個強勁的趨勢，即全球差異階段的出現，它不僅開啟了“文化世界櫥窗”，讓遙遠的異域文化直接比肩而存，而且提供了一個場所，讓文化的碰撞發出更嘈雜的音調。文化交流中的邊界變更，減損了文化的純潔性內容，有人稱之為文化褻瀆，其基本形式是：去領土化造成的文化無家可歸；混雜化造成的文化麵目變形；閥限化造成的文化排斥現象；流散化造成的文化內容稀釋；去核心化造成的文化有體無魂。這些方麵可以發生在意識形態滲透中，也可以發生在日常交往中，這是文明的文化建設中應該注意並克服的。
概念模糊是邊界意識模糊的原因之一。維護自身的文化安全，首要的任務是理解自家的文化，包括它在曆史中處於什麽方位，它的價值狀況，它的內容或形態上的缺陷，等等。這些問題在當前的文化強國建設中，表現為文化自覺和價值自覺。生活中，人們麵對著多方麵的文化**和價值問題，文化消費主義不僅消費娛樂和**，也泛化了價值形態和價值模型，“媒體的非政治化”現象也很嚴重，“純粹的消遣”和“娛樂至死”成了普遍的表現，不少人已經失去了文化抵抗力，他們在尋求心靈的慰藉的同時也放棄了心理上的防線，價值邊界在無形的損耗中變得模糊了。網絡文化的低技術門檻，更是激起更多網民的“創造”欲望，文化變得粗糙和粗俗，邊界變得模糊和模棱，思想的安慰與情感上的發泄之後，留下了文化安全問題。一些人心目中的國家意識衰微和普同意識加強，也降低了邊界意識的防禦功能，甚至一些西方文化沒有遭遇任何阻滯就被全盤接受了。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一些人接受了另一種世界主義觀點，即虛化國家和民族，把國家的獨立主權看作“曆史進步”的障礙。實際上，任何的文化交流中，不加防禦隻是特定時期的例外，文化保護才是常態，捍衛文化邊界是任何一個國家經常性的措施。從整體上看，文化安全問題源於價值邊界、思想邊界、語言邊界等被擠壓變形而引起的思想恐慌和心理焦慮，也是文化自信力以及文化防禦能力不足的表現。應對這種風險，最主要的是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文化軟實力，讓群眾有信心、有能力應對文化發展中的諸多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