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邊界意識是指文化的活動範圍和存在空間具有一定的界域，這個邊界不是地理界線、疆域界線，而是不同文化的形成、發展和交流中造成的差別意識。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不同的宗教文化之間，都有各自的邊界意識及哲學基礎。
（一）文化邊界意識與元意識
邊界意識本是一個哲學概念，它既不同於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及元意識，也不同於形而上學終結論及虛假意識。元意識的表現形式是元敘事，其基本特點有：它所講述的是所在群體的英雄或祖先的故事，起著正麵或反麵的教育作用；它能夠接納不同的語言，能體現多種語言遊戲規則和標準；它的構成要素是發話者、受話者和被敘述的第三者；它不斷重複類似的話題，以便實現對曆史的記憶和對時間的遺忘；它具有維護社會合法性的功能。正是由於元敘事的這些功能，它“界定了有權在文化中自我言說和自我成形的東西，而且因為敘事也是這種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就通過這種方式使自己合法化了”[80]。邊界意識的形成，源於對“終極真理”獨斷性的破除，固守一種不變的思維及形態，是形而上學真理觀的一種表現，它在文化存在上的表征是給文化設定界限，然後以一定方式守衛這一界限。邊界意識承認生活世界的相對分離，否認無差別的統一性；承認認識的差異性，否認完全的普遍性。它把思想領域的有限性、認識領域的相對自主性和遊戲規則的自律性，看成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則。曆史上，“盡管希臘文化被認為是植根於埃及的閃米特和各種其他南方和東方文化，19世紀期間卻被改變為‘雅利安人’的。它的閃米特或非洲的根基或是被有意識地清除掉了，或是被掩蓋起來了。因為希臘作家自己公開承認他們文化的混合的曆史特性，歐洲語文學者為了保持雅典的純潔，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習慣，對這些使他們難堪的部分隻字不提。”[81]這也表明，人們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有一種保守意識，希望保留美好舊時光的純潔內容而不被侵染。邊界意識與元意識的差別在於：第一，元意識提供了一種總領式的文化存在形態，邊界意識支持多元化的文化形態，前者以其先驗特征來規範思想，後者以其分殊特征表達思想；第二，元意識表達了文化的無限性和絕對性，邊界意識體現了文化的有限性和相對性；第三，前者是“同而不和”，後者“和而不同”。簡單地說，元意識提供了一個思想界限，構成了一個由自身內容決定的範圍，但是，在思想界和學術界，元意識不止一種，元敘事也不止一種，由無數個元意識和元敘事構成的不同邊界，分布於學術界和社會群體中，使社會群體的活動方式有了不同的思想守望，也使不同理論之間存在一種張力和矛盾。拿德國古典哲學來說，從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到費爾巴哈，他們各自的理論都可以看成一種元敘事形式，但是由於思想上的銜接或觀察研究中的共識，使得其元敘事思想中有很多交集，其思想重疊部分往往因多次強調而固化，其不同部分經常成為爭論的問題或新的學科分支的源頭，這兩種情況的實質是價值觀的固化和新生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揚棄以及對新世界觀的概括，是突破舊的哲學敘事而建立新的話語敘事的結果。從社會主義流派的發展看，它有不同的形式和觀點。但是，科學社會主義產生以後，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的元意識和元敘事，為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奠定了新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理論有了自己的邊界，並在實踐中不斷地調整著這個邊界。江澤民在一次講話中曾列舉了一些思想界限，“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議會民主的界限，辯證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界限，社會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界限，學習西方先進東西同崇洋媚外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極頹廢生活方式的界限，等等”[82]。這些“界限”有的是在科學社會主義誕生之初就存在的，有的是隨著社會主義實踐而產生的，不難理解，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和人們對社會主義認識的變化，還會有新的思想界限出現。
（二）文化邊界意識與人的解放
一定意義上說，邊界意識是一種思想約束和行為要求，這種狀況是由人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共同作用而成的。“蓋在白日，人幾於無時不居樊籠之內；其始在擁擠之公共汽車，或地下電車，或街道電車中；其次在升降機之籠中；複次在店台中，或在充滿人員、案卷、機械、貨物之辦公室或工廠中；終則再乘擁擠之車而歸家。”[83]這是物理邊界的體現，人生活在一個有局限的物理空間中，它的活動範圍不是充分的解放狀態。與這種邊界相互作用的是心理邊界，由於心理的壓抑無處排遣，思想上積怨無處發泄，常常尋求一種方式披露情懷，“至夜，然後於喧嚷擁擠之環境相失，又覺為人反無著落，無以自愉，便欲設法排遣煩悶。於是舉步出門、徘徊於街中電炬通明，邊道上行人如織之外。或赴喧鬧急奏之爵士歌舞會，振其疲憊精神。亦有不耐靜坐，又不樂出門者，則與友人在電話中作長談，亦消遣之一法也”[84]。也有被現代物質或精神束縛者，沉溺大眾消費、流行文化之中，有持不同消費觀者，有不同社會觀者，神學觀念、傳統迷信等都可能成為精神枷鎖。康德認為，成熟的人就是具有自覺的“邊界意識”的人，“自覺”反映了人的理性世界的領域分化並肯定不同領域有不同的立法尺度和實現方式。阿倫特認為，人的解放有兩種形態，一是實現政治自由，二是獲得人身自由。她認為，平等是自由的實質，而自由就是從統治權產生的不平等狀態下解放出來，並進入一個既不存在統治、也不存在被統治的領域。這樣，從一個領域進入另一個領域，必然要跨過一定的邊界，而且同自由的情況下，每個人的邊界狀態大體上是一樣的。如果從理論上看，這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但從現實看，又充滿了烏托邦特征。但是，阿倫特看到了“人”“物”互隔造成的界分問題，它所引起的強製與束縛是人的被奴役狀態的一種體現，意味著實現人的解放的必要性。哈貝馬斯把這種解放的狀態看成顛覆“時代意識”和“曆史意識”的狀態，其價值邊界必然變化，“新世界即現代世界與舊世界的區別在於它是向未來開放的，因此，時代在推陳出新的每一個當下環節上都不斷重新開始”[85]。如果說人在古代社會通過上天的意識來證明行為的合法性以便從中獲得某種支撐，那麽在現代社會中，人通過精神辯證法、意義闡釋學、理性思維等敘事方式獲得支撐。利奧塔的元敘事設定的邊界意識語境中，人性解放代替了封建束縛和貴族特權，在此基礎上積累起來的理性主體的發展和成熟，個人勞動的自由化和社會化，普遍精神的一體化和成熟化，成了人的解放的重要標誌。元敘事語境中，理性是人的本質規定，通過人的理性和啟蒙作用發揮人的積極作用，乃是重構文化邊界的一種途徑。
黑格爾是用主體性原則解釋這一問題的，這種主體性原則建立在認識理性、道德理性和審美理性的基礎上。在康德看來，人的解放在於“理性的啟蒙”，人能主動利用理性破除思想迷霧而達到真正自律。孔多塞在《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描繪的“曆史圖表”是這樣的狀態：“那時候太陽在大地上將隻照耀著自由的人們，他們除了自己的理性就不承認有任何其他的主人；那時候暴君和奴隸、教士及其愚蠢而虛偽的工具，在曆史之中和舞台之上外就將不再存在；那時候除了惋惜他們的那些受難者和受騙者，除了由於恐懼他們的為所欲為而使自己保持著一種有益的警惕，人們就將不再關懷它們；並且在理性的壓力之下人們就學會了識別和遏止迷信和暴政的最初的萌芽，假如它們一旦膽敢卷土重來的話。”[86]上述思想觀點，是關於邊界意識及人的解放關係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理一分殊”的價值取向。馬克思沒有使用邊界意識或元意識術語，但是，他在論述政治解放和人類的關係時，對文化及文化的發展階段的描述，也表明文化有邊界、行為有邊界、價值也有邊界，以及人的解放與邊界意識的變遷關聯性。恩格斯認為：“既然單個人不受國界的限製，那麽整個國家就不會因為個人獲得解放而獲得解放。希臘哲學家中間有一個西徐亞人，但西徐亞人並沒有因此而向希臘文化邁進一步。”[87]這是說，一個人的發展不等於社會的發展，一個人跨越思想界限不等於所有人都跨越這一界限。人的解放是整個社會的事情。當人以自己有目的的活動改變世界的時候，他們也是在不斷地設定邊界和改變邊界，“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88]。人的發展和解放不僅是交往中地理邊界的變化，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意識邊界的變化，“關於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89]。人的解放是在現實社會中運用現實的手段來實現的，盡管這是一種曆史活動而不是思想活動，他也要根據不同階段的發展要求，清除那些自我意識和純粹批判之類的無稽之談，而且要在以後的發展基礎上進一步做這樣的工作，“因此任何曆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90]。盡管唯心主義、舊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對人的解放都有邊界設定，各種宗教神學也對人的解放有邊界設定，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把握人的解放的現實走向和真正意蘊。
（三）文化邊界意識的現實意蘊
邊界意識的合理性在於承認一種思想存在及其影響的強弱和大小，承認其相對性和差異性。形而上學思維中的邊界意識及其元意識，其失謬之處不在於是否承認邊界意識的存在，而在於對邊界意識的幻想和空洞的希望，在於堅持不願放棄又無法完成的觀念。生活中，人們力圖破解對形而上學的恐怖心理，試圖徹底去除形而上學幽靈，或者用合理性的行動消解形而上學式的衝動，或者充分發揮語言的隱喻性潛能，用意義的流動性和彌散性來減少形而上學式的追求，這種思維構成了對形而上學的拒斥，它合理卻難以完全實現。很顯然，如果這種思想得以實現，就是名副其實的“形而上學的終結”。實際上，思想的絕對邊界是不存在的，思想的無界現象也是不能想象的，處在“形而上學恐怖”和“形而上學終結”之間的邊界意識，也必然遭遇很大變數。“從‘形而上學的恐怖’到‘形而上學的終結’，實質是對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及其元意識所設計的人的理想生活和解放神話的全麵解構，是對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及其元意識所奠定的價值秩序和生活哲學的全麵顛覆，就此而言，‘形而上學的終結’是包含著重大的合理性的。”[91]從方法論上看，文化邊界意識上的“形而上學恐怖”與“形而上學終結”不是對立的兩極，而是相通的兩點，對前者感受的加強促使人們改變其狀態，其邏輯結果就是後者。文化的邊界意識類似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和而不同”思想，它不是要用一個觀點來涵蓋生命、存在、思想和語言的一切內容，而是承認差異、承認多樣、承認個性；它不是要尋找一個在文化上普遍適用的遊戲規則，而是承認各個領域已有的不同遊戲規則，允許它們在各個領域按照自己的遊戲規則運行。但是，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並不是縱容無規則的遊戲，而是承認各自必須遵循的法則以及每個領域都是人的生活空間。“和而不同”與“同而不和”的區別在於其存在結構和價值秩序的差異，其關節點就是對“邊界意識”的自覺表達。文化邊界意識還類似於“求同存異”，它承認內涵的差別和多樣，也不強求在文化觀點上做出整齊劃一的改動。文化邊界具有排拒性，即使生活在同一空間和同一時期，擁有不同文化觀的人們往往會保留自己的文化表征和生活習慣，穆斯林群眾對衣食習慣的遵守，是常見的事例。天主教、基督教在這方麵相對緩和，耶穌教徒為了傳播教義，經常在末節問題上采取妥協態度，早期傳教士來華，習華言，易華服，讀儒書，從儒教，以博中國人信用。佛教之來引起一片爭執，一曰華夷之爭，乃此疆彼界之說。“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二曰倫理之爭，乃思想畛域之說。“三破論”最為典型：入國而破國，入家而破家，入身而**。三曰宗教之歧義，乃門戶之爭。“五橫之論”，沙門處其一焉。19世紀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在全球占據優勢時，西方文化被等同於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則等同於低劣，似乎西方國家的霸權是理所應當的。21世紀的今天，文化的分化範圍更為寬廣，西方國家不再是文明的同義語，非西方國家也不再是野蠻的同義語。就目前現實而言，全球範圍的文化交流並不否認邊界意識的合理性，它不是要消除文化的多樣性，既不是“美國化”，也不是“中國化”；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東方化”；既不是“資本主義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化”。這是異質文化彼此接觸的過程，是文化普遍性和文化多樣性的雙向運動過程。但是，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同國度對文化的堅守態度是不一樣的，“日本舍棄其舊文化，不甚顧惜，因其大部分得之中國，非本國所固有也。中國則不然，舊文化根深蒂固，入於人心。地廣民眾，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可致；且各處人民，因第十九世紀中，國家屢受歐羅巴諸邦攻擊，義憤填胸，往往結為黨會，以排外為旨。清政府治國無方，屢招叛亂，大傷國家元氣，更無力革新文化”[92]。“在某一個時候，文化積極地與民族或國家聯係在一起，從而有了‘我們’和‘他們’的區別，而且時常是帶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義。文化這時就成為身份的來源，而且火藥味十足，正如我們在最近的文化和傳統的‘回歸’中所看到的。與那種提倡多元文化主義與文化雜交的自由主義哲學所具有的容忍態度相反，這種‘回歸’伴隨著一種知識與道德上的強烈規範。”[93]即使你相信文化似水，可以溶解一些差異，但要衝決所有文化邊界而融為一體，也是難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