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的移動是多種因素決定的，這正像“意識”的產生一樣，“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隻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當然，意識起初隻是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一種意識，是對處於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係的一種意識。同時，它也是對自然界的一種意識，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製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係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係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於自然界，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但是，另一方麵，意識到必須和周圍的個人來往，也就是開始意識到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中的。”[100]這表明意識的影響因素是多樣的，它對應的邊界也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邊界的移動不是一種單向的運動，也不是單一因素的影響結果。
（一）社會變遷對文化邊界的影響
經濟發展中，商業對文化邊界的擠壓是明顯的，為市場而文化的現象遍及社會之中，那些緊盯“行情”專務“前衛”的人，更是為市場而市場了。這種情況下，文化的邊界意識已經可有可無了，這種狀況與其說是文化的衰落不如說是精神的衰落。在這種情況下，文化產品就要考慮怎樣吸引顧客、抓住顧客，讓顧客掏錢消費，由此導致文化產品的庸俗化、大眾化。美國社會文化模式是一種經濟形態的產物，是以經濟利潤為前提的，它是崇尚財富、把積累看得高於一切的文化倫理。這種重商主義文化，在人類諸多文化形態中具有特殊的價值邊界。然而，這種文化邊界在古代西方社會中的認可度是很小的，“在古代和中世紀，則肯定會遭排斥，因為它會被認為是最卑劣的貪婪”[101]。中國的文化傳統講究“義”“利”平衡、安貧樂道，追求理想勝過追求財富，這種文化意識在中國古代是有市場的。但到了今天，恥於言利的觀念似乎已經“落伍”，改革開放以後“十億人民九億商”的說法，表明價值邊界已經有了很大變化。同樣是在推進經濟發展，同樣是在促進社會轉型，中美的文化意識和價值邊界預設卻是不同的，如果隻盯著美國的生活方式，以美國的社會製度、文化精神來判定我們的文化邊界，那就失去了我們自己的價值標準，而不同社會發展中的價值邊界是不能隨意移植和嫁接的。
當今世界，文化多元化使民族文化固有的方陣和排列方式發生變化，並在新的環境中形成新的序列。發達國家希望把自己的文化邏輯強加給其他國家，把對自己有利的邏輯強加給其他國家。而那些經濟力量薄弱的國家，經曆著前所未有的文化震撼，不得不將自己原有的邊界一再改寫。在經濟實力的更移中，文化影響力會有所損益，這是文化邊界改變的重要原因。這樣的背景中，中國不僅不能淡化國家意識，更要摒棄文化自卑感，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偽世界主義”命題的實質——它不是基於對世界文化的差異性的尊重，而是試圖消除文化多樣性而重建一個符合自己標準的文化形態。西方國家關於“世界主義”的命題實際上是一種普世性的帝國主義，是把自己的特殊性認識作為樣板，漠視了多元化的文化邊界。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指出，“在文化中，它的特征是自我實現，即將個人從傳統束縛和歸屬紐帶（家庭和血緣）中解脫出來，使得他們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塑造’自己；在性格結構上，是自我控製和先勞動後享受的規範，是在追求明確目標的過程中有意義的行為的規範”。它認定“世界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和普世解放的政治計劃，是自然進化的國民倫理的終點，屆時經濟邊界、金融邊界和政治邊界都會消失殆盡。它對所有國家都做出一種同樣口吻的虛假許諾，用“股東民主”裝點烏托邦資本主義的政治神話，在民主與市場的名義下進行文化轉型。麵對這種“世界主義”的文化入侵，我們不能以“全人類”的名義膜拜西方文化，不能放棄自己的文化堅守，試想：沒有了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如何捍衛文化邊界呢？
（二）現代科學技術對文化邊界的影響
在現代技術的影響下，一些文化試圖超越地理界限，形成“全球化”態勢。航天技術、航海技術、克隆技術等使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更近一層，這樣的情況下，文化的邊界越走越遠。馬克思把科學技術的功能置於生產力發揮作用的範圍以內，認為科學技術不僅是重要的發明物，甚至還是區分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標誌，他也意識到了科技的負麵作用。就文化而言，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各種社會信息和思想觀念通過現代傳媒手段得到迅速傳播，將文化發展推向豐富化和複雜化，導致文化邊界的進一步模糊和交叉。毫無疑問，那些自覺推動對話的文化類型，會因為順應曆史發展潮流而處於有利的話語地位，堅守邊界自然也比較容易；相反，那些墨守成規的文化形式卻在曆史發展的大趨勢中逐步被邊緣化。在技術的影響中，文化的邊界走向哪裏，變數依然很大。從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轉化是技術進步與社會發展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農業文明的文化模式是科技有了較大發展的產物；現代工業文明是文化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全新模式，“技術理性占據了主導地位，文化建設中的理性色彩、思辨色彩更加濃了”[102]，人們不僅在生活中追問文化的本來意蘊、發展機理和構建模式，還把人類的主體地位提高到一個嶄新界麵上。就意識形態及其邊界而言，技術的意識形態化和意識形態的技術化正日趨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中，人們可能會被一種悖論困擾：一方麵是對堅持固定的文化認同獲得的幸福感；另一方麵是隨著人際交往而陷入文化差異的迷惑感。越來越多的人正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間或文化邊界上。一些人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淡化、消弭邊界，首先是在文化意識上做文章，但通常以經濟和科技為載體，以現代性和後殖民理論詮釋其邊界走向。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堅定一個信念，全球化不是同質化和一體化，更不是要製造文化的單一性，它隻是開啟了文化世界的櫥窗，使先前封閉的文化形式有可能穿過原有界限形成關聯和融合，相距遙遠的異域文化可以比肩接踵，並在同一個場域中廢除不同的聲音。與其說全球化正在湮滅文化邊界，不如說全球化強化了文化邊界意識。
現代技術的邊界不斷延展，造成了行為底線和道德底線的突破，思想邊界和意識形態防線一再被跨越。技術化生存使人、事、物從遮蔽狀態進入無蔽狀態，意識形態的籠罩性發生變化，以前對一種形態的神秘感和臣服心態，因注入新的解讀方式而變得透明化和通俗化，技術理性支配下的意識形態，經常使人感到那種無形的支配力量就在身邊，而當人們認真體悟和琢磨它的存在時，又感到無邊無際。比如，在丹尼爾·貝爾看來，資本主義文化邊界的變化，“一個是資產階級精於算計的精神；而另一個是現代經濟和技術表達出來的永不安寧的浮士德式動機，其格言是‘無邊無際的邊界’，其目的是徹底改造自然”[103]。由此看來，一方麵是技術的每一次進步給人帶來的心理滿足，使人在感受詩意的生活方式的同時尋找回歸精神家園之路，人們將幸福托付於技術，於是就在社會的意識形態中注入了價值寄托。另一方麵是技術的邊界影響著價值邊界，科學技術不僅導致了人的自我疏遠，而且最終導致人的自我喪失。那些看起來是為了滿足人類需要的工具，結果卻製造出無數虛假的需要。這是科學技術對邊界意識的雙重影響，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界定文化邊界意識的思維方法。
網絡文化作為技術與文化的聯姻形式，造成了邊界意識的新變化和新特征。網絡文化的精神內蘊及其新型表現方式，是現代技術影響下的價值表現方式，基礎進步程度決定著價值邊界的存在狀況。網絡虛擬社會使網民的思維方式、認知方式及行為方式都發生了很多變化，合目的性以及合規律性的行為增加的同時，相反行為也在增多。人的意識在虛擬世界延伸的結果，使網絡理性變得極其重要。在這種寬鬆的環境中，個體的自我意識與技術秩序的角色要求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矛盾，在不少網民看來，文化領域是個自我表達和自我滿足的地方。它是反製度的，也是反道德法律的。個人的感受、情感成了自我滿足，而不是質量與價值這類客觀標準，技術邏輯中的網絡文化，一方麵要求個體聽命於政治規則和行政權力；另一方麵又給個體提供了無邊的世外桃源，以供網民騁其遐思。這種技術環境中的精神特質，具有超時空的想象力和擴展力，網絡文化的幻覺感知模式不僅有助於創建網絡烏托邦，而且提供了實現網絡烏托邦的可能性，給予渴望烏托邦的人們真實的精神慰藉。這種精神特質也具有打破傳統文化邊界的破壞力和解構力，其中的技術與文化的關係不是誰決定誰的問題那麽簡單。文化獲得了技術的特質，技術獲得了文化的精神，網絡文化成了具有現代性的文化和具有現代技術特質的文化，它對邊界意識經常性地發生作用。
（三）社會交往對文化邊界的影響
社會交往對文化的邊界意識影響極大，這與文化認同有很大關係，是人在交往中被賦予共同的積極的建設性的力量的一種表現，也是表達歸屬感的一種體現。馬克思恩格斯對這一問題極為關注，認為這是影響思想邊界的活動方式，在他們看來，通過交往，地域性的個人將會被社會曆史性的具有普遍經驗的個人所代替。“不這樣，（1）共產主義就隻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於地方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狀態’；（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104]一定意義上說，交往就是一種邊界革命。世界曆史上，中國、埃及、巴比倫、印度等都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其文化邊界是以各自地域為中心在交往中向外推進的。湯一介提出的“軸心時代”理論，把歐美文化、東亞文化、南亞文化和中東與北非文化（伊斯蘭文化），以及以色列和分散在各地的猶太文化等，列為不同的文化類型，都有不同的文化邊界。上述國家的文化“原點”和“原典”是不同的，其走向也不完全一樣。每種文化之源，猶如被激活的動力點，向外擴散、輻射，類似於波的傳播，後浪推前浪，前浪激後浪，形成差序格局，造成文化延伸的不同步性以及文化邊界走向的不一致性。
作為一種勢能，文化從“高端”向低勢的傾斜與流淌是難以阻擋的。社會交往的全球化使人們超出了特定文化區域界限，使人們了解到其他的文化標準。工業、事業和教育領域的文化全球化，也同樣改變著文化的邊界。而互聯網則超越地域概念，成為文化邊界移動的強大動力。不過，在外力整合下，衝突的代價與合作的吸引力都在增長，雖然短時期內能夠把知識與信仰世界的喧嘩和騷亂控製住，重新構建起思想世界的統一性。但是，恰恰是這種思想世界的統一性掩蓋著差異性，在文化認同中掩蓋著思想分歧。當話語世界出現了分裂，公共話語、私人話語產生了背離，生活的表麵平靜掩飾著心理的內在緊張的時候，人們便會尋求另一種表達方式，從而使文化的表達邊界發生變化。
元意識成分的變異和元敘事方式的變化，也是引起文化邊界移動的重要原因。“原因並不複雜，一個古老的國家幾乎與一個新興的國家一樣，在激烈的變革之後都失去了傳統，在沒有傳統規範可循的時代裏，一切人類天性中未經磨煉的欲望便會沿著粗俗突兀的路徑生長。其結果，必然是隨處可見的惡俗事物。”[105]這種現象的實質是價值邊界的畸變，在當今中國社會中，由元意識和元敘事引起的惡俗文化隨處可見，刻意虛飾、矯揉造作或故意欺騙成為常見的手法，不好卻說好，不雅卻裝雅，不美卻言美，就像食品上包裹的糖衣，外麵是甜的，內容卻可能已經變質。惡俗報紙、惡俗廣告、惡俗標識、惡俗言行、惡俗人物、惡俗信仰、惡俗建築、惡俗影視，都是通過露骨的具象主義或膚淺的抽象主義方式來表達的，其意向中有過度消費的價值追求，有刻意表達創造的自我滿足心理，也有故意吸引眼球的媚世心理。這樣，行為主體一方麵為一種生活方式做貢獻，另一方麵用這種生活方式將平庸和欺騙提升為一種文化理念，於是一種新的邊界意識出現了，這是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衝突和融合的結果。此外，跨文化發展所表現出的邊界意識也不宜忽視，在確信社會主流或“次文化”安全的同時，必然要把其他一些文化劃分到邊界外，文化的邊緣化現象不可避免地在社會中出現。拿藝術和文學作品來說，都是由知識分子創造的有界限的商品，它們在社會空間中的流動能力受到諸多限製，這是出於保護藝術和文學的需要而選擇的方式。但是，在過度生產甚至仿製的情況下，它又顯示出毫無邊界和毫無價值尺度的侵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