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自從產生以來，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社會巨大的推動力。長期的發展中，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並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和研究門類發展起來。在這個不斷延伸的思想體係中，研究者試圖探析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的元敘事形態以及這個元敘事發展的曆程和思想要點。
（一）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研究
對文化的理解是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基本前提，一些研究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廣義文化概念是指社會一定階段中的人際關係及文明狀況，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及的“人類文化初期”以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講到的“史前文化階段”，都有此意。恩格斯在蒙昧時期、野蠻時期和文明時期的劃分中，將“文化”和“文明”並列，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文化概念。不少研究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所講的文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也有研究者把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狹義文化概念概括為人類社會實踐的精神產品，一些研究者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及重要文獻的有關論述中，分析文化概念表述及含義上的差別，認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文化有時指物質文化，有時指精神文化，有時二者兼用。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論述中，占據篇幅較多的是文化的革命性、政治性。文化的功能主要是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指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是由當時的社會狀況和革命任務決定的。學術界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分類研究成果很多，如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文藝思想的論述、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論述、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形態理論的論述、關於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的論述等。也有學者以曆時的方式詳細地梳理、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在倫理、道德等方麵所做的論述，較為完整地剖析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哲學理論。有研究者運用係統科學的方法，研究了馬克思恩格斯文藝學體係的邏輯起點，以及諸概念、範疇、規律的基本內容、內在聯係和層次結構。一些研究者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論做了係統梳理，分析了馬克思恩格斯宗教理論的基本精神及思想貢獻。有研究者以階級意識為視角，圍繞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問題，從理論和實踐、普遍和特殊的關係上，分析了早期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的辯證特征。一些研究者指出，馬克思在與德國古典哲學決裂之後的文化建設思想，不僅清算了舊的哲學信仰，用科學根據揭穿資本主義文化的虛假繁榮，而且強調在社會變革和政治實踐中發展無產階級的新文化，這是使無產階級獲得思想解放、擺脫壓迫和走向全麵發展的重要路徑。
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東方文化理論的研究，有不少爭論，觀點也不一致。俞良早、韋建樺、王學東、韋定廣等人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基本要點是：從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起，“東方”就被納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體戰略，俄國、中國等經濟文化落後的東方國家，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引下，進行了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新探索，他們對落後文化的改造與建設成為東方道路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研究者依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背景，以馬克思、恩格斯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關注為線索，揭示了馬克思、恩格斯對東方文化認識視角的轉變過程。一些研究者指出，早期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的文化落後性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而在《資本論》揭示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與資產階級文化的腐朽性和沒落後，晚年馬克思轉入人類學的研究，提出辯證分析西方殖民主義對東方社會文化的影響，落後國家存在實現文化跨越式發展的可能性，未來社會文化的旨趣“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更高級的複活”，而這個過程也推動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完善。還有研究者指出，列寧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化建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東方文化思想由理論到實踐的飛躍。無論是東方社會革命（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還是東方社會建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經濟建設和政治改革）都遭遇到東方特有的、複雜的、落後的文化困境。一些研究者認為，東方文化的“附屬性”，決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形態的複雜性，因此文化建設是多維度的係統工程，但它們之間的地位卻是不平等的：政治革命成為東方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先導，這需要以革命意識的培養為主要任務，以資本主義經濟意識為基本手段，以社會主義指引科學來驅散宗教迷霧。俄共（布）執政後，沙俄舊的“官僚或農奴製等等”的政治文化傳統極大地阻礙著蘇維埃的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俄國社會各群體階層都與俄共（布）文化現代化嚴重“脫節”，因此“文化革命”成為列寧晚年思索的重要問題。有研究者指出，蘇維埃俄國開展曆史上第一次屬於勞動人民的文化建設運動，並為東方落後國家提供了範式，東方國家尤其要重視政治文化建設。一些研究者認為，從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馬克思主義東方文化建設理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中國夢科學地回答了新時期應該“樹立什麽樣的理想，怎樣實現理想”；“樹立什麽樣的目標，怎樣實現目標”的時代問題，凸顯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價值意蘊，體現了今日中國之理想。
（二）關於社會主義國家文化理論和實踐的研究
學術界對列寧晚年文化思想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一種觀點認為，列寧晚年所提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蘇聯“文化革命”既包含純粹文化方麵也包含物質文化方麵，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另一種觀點認為，列寧晚年文化思想僅僅指純粹的文化內容，不包含物質文化，是狹義的文化。也有研究者指出，列寧所講的文化是精神文化，認為文化建設的任務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應的文化實踐就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關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認識，研究者大多是從俄國文化落後的國情出發來論述這一問題的，認為列寧強調的“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是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研究者將這種必要性和迫切性歸結為三個方麵：俄國當時的落後國情；無產階級鞏固領導權的需要；文化建設與經濟、政治的關聯性。國外學術界有關研究的代表著作有：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的《蘇共領導下的蘇聯文化革命》、鮑·索·梅拉赫的《列寧和俄國文學問題》、布哈林的《列寧主義和文化革命問題》等。代表性論文有：弗拉基米爾·薩普雷金的《列寧主義：遭遇無知》、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的《列寧與20世紀》、格·斯米爾諾夫的《列寧的社會主義構想》。他們的基本觀點是：列寧的理論遺產絕沒有過時，在現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方法方麵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列寧晚年關於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的反思和文化建設理論，對現代社會主義國家文化建設有著借鑒意義；列寧的文化理論主要探索了俄國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的文化建設方法和途徑。
對斯大林文化思想及實踐的研究，成果比較鬆散，觀點也不集中，列舉如下：秦正為的《關於斯大林“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設的幾點思考》一文認為，早期斯大林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思想，他提出“幹部決定一切”和“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開展了“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設，使蘇聯的整個社會麵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也造成了消極影響。王慧燕、鄧海龍的《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對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啟示意義》認為，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是“斯大林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領袖真理化、學術行政化、權力集中化、政策封閉化和團體邊緣化等弊端，但也不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合理內核，這對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具有借鑒意義。孫來斌在《斯大林在思想理論教育問題上的貢獻與失誤》中指出，經濟文化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教育，是一個高難度的曆史性課題。斯大林在此問題上的理論與實踐，既有不可抹殺的重要貢獻，也有重大失誤。他對思想理論教育的內容、意義、主客體關係、原則與方法、教材建設等方麵的探討，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和引以為戒之處。筆者的《列寧斯大林文化動力觀論析》一文，把列寧斯大林的文化動力思想歸納為：科學技術是與國家前途命運及人民生活密切聯係的力量，意識形態是能給工人以自信力和確定方向的力量，社會主義理想對人民群眾有巨大的吸引力，社會主義教育的基本目標是減少文盲造成的阻滯力，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體現文化力量的重要方式。粟迎春的《談斯大林的文化觀》《論斯大林關於發展教育的思想及其局限性》《談談斯大林關於共產主義教育的思想》，表達的基本觀點是：斯大林的文化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新形勢下的運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組成部分；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遵照列寧關於文化革命的一係列教導，從蘇聯經濟建設的實際出發，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大力普及義務教育，改革高等教育，豐富與發展了列寧的文化思想。
學術界對毛澤東文化思想及實踐的研究成果較多，幾乎涉及當代中國社會所有的文化要點。朱瑛、李雲祥的《毛澤東文化思想探析》，王鳳賢的《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劉倉的《毛澤東關於新中國文化建設思想探析》、李慶雲的《毛澤東文化哲學思想研究》、張教評的《毛澤東文藝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李鵬程的《毛澤東與中國文化》等，具有代表性。涉及的內容有毛澤東文化思想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毛澤東關於文化概念的認識、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觀、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文化觀。冷舜安、翟東波的《毛澤東文化思想中的文化自覺》認為，毛澤東文化思想中的文化自覺在中國新文化的建立和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張國民認為，毛澤東文藝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同毛澤東文藝思想關係最為密切的首先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它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貫穿於其他各方麵思想的理論指導，它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了決定性作用。沙健孫在《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若幹思想》中指出，毛澤東文化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思想是毛澤東文化思想的重要方麵。主要內容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從新民主主義文化到社會主義文化，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文化問題上的古今中外的關係，建設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宏大隊伍，加強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領導。徐祥運的《論毛澤東關於科學技術的理論及其實踐》認為，毛澤東的科學技術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關於科學技術特征及其作用的思想是毛澤東的科學技術觀的基點，關於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功能的思想是毛澤東科學技術觀的核心內容，關於科學技術的方針和政策的思想是毛澤東的科學技術觀及其核心內容的具體體現。這些方麵有機地組成了毛澤東關於科學技術的理論及其實踐的主要內容。還有一些相關論述，如杜玉芳的《毛澤東宗教思想及其特征》認為，毛澤東宗教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宗教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鮮明的特征：服從和服務於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從政治角度分析中國宗教，是毛澤東宗教思想的出發點；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毛澤東宗教思想的方法論；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毛澤東宗教思想的核心；把宗教問題納入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範疇，是毛澤東宗教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新貢獻。
關於鄧小平對文化的理解和闡釋，大致有以下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廣義的文化概念，是一個大文化觀或社會發展觀，認為鄧小平把文化看成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另一種是狹義的文化觀，認為鄧小平的文化理論大多是從精神文明的角度予以論述的。研究者認為，鄧小平文化思想是一個多層次、多側麵的結構體係。從縱向看，它的基礎層麵是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政治結構相聯係的社會心理；它的內容是科學、教育、法律、文藝等思想；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以及建立的相應的組織形式、製度和文化設施；它的最高層麵是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從橫向關係看，包括文化的性質、發展方向和價值定向，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水平，生產、傳播文化的組織、設施，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信仰、道德修養和行為規範，黨和政府機關對文化的管理等不同的側麵。有研究者用“文化價值的判斷觀念體係”來劃分鄧小平文化思想結構，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物質文化價值係列，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精神文化價值係列，以體製改革為動力的製度文化價值係列。有研究者用“文化發展戰略”來概括鄧小平的文化思想體係，認為其核心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其基石是改革開放，其重點是發展科教，其方針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關於鄧小平文化思想與毛澤東文化思想的比較，一些研究者認為，鄧小平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建設文化，是毛澤東“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革命文化在新的曆史時期的繼承與發展，在中國新文化發展曆史進程中有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毛澤東提出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思想，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成為鼓舞中國人民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強大精神動力，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向社會主義文化過渡的良好開端，而鄧小平文化思想則使中國人民逐步擺脫了現代迷信，從“左”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消除自我封閉的文化心態，弘揚祖國傳統文化，吸取西方先進文化精華，積極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
對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文化思想及實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先進文化建設、文化生產力、文化軟實力、文化自覺、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等方麵，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大背景中展開的，研究的重點是文化理論與文化實踐的相互促進、相互轉化問題，研究者對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有關思想均有深入的分析。有學者把文化力量歸結為精神力量、道義力量、文化魅力和文化組織力，有學者把文化軟實力理解為文化吸引力、文化親和力和文化規製力，還有學者把文化軟實力歸諸“文化國力”，等等。《傳媒與文化領導權》一書指出，當文化行使領導權力時，它就變為統治力量。《精神動力論》《追尋精神的家園》《現代化進程中的精神動力問題研究》等研究成果中，都對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生產力、精神動力觀等做了分析。一些研究者指出，江澤民同誌要求發揮先進文化的力量，胡錦濤同誌提出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十七屆六中全會報告中多次提到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凝聚力和引導力、文化生產力和文化軟實力、文化創造力和引導力、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等，這些方麵都是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力量的認識的最新表達。關於文化力量的作用機理，存在著社會實踐決定論、生產方式決定論、社會與文化雙向選擇論、內外機製結合論、文化交往推動論等觀點，這是研究者從不同角度認識和分析得出的結論。
（三）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的研究
就國內學術成果看，關於國外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的研究，經曆了從新中國成立後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醞釀準備時期和20世紀80—90年代的蓬勃發展時期，最早的研究受蘇聯學界觀點影響較大，研究的前提和目標受“嚴格的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影響較大，當時編譯的“蘇聯哲學資料選輯”和“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是有關研究的主要參考材料。盡管缺少總體上的理論觀照，卻是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的肇始。1981年佩裏·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以及1982年徐重溫著述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使有關研究進入**，研究者在爭論與交鋒中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逐漸明朗。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總體認識，多數學者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部分地繼承了馬克思的先進理念、偉大思想、革命精神、批判意識和道德實踐，緊密跟蹤曆史進程，密切結合社會現實和“生活世界的現代化及其結構自身的激烈分化”。
一些西方研究者針對各種現代和後現代的思潮與主題，如後形而上學思想、語言學轉向、理性的定位、對現代性的否定，以及廣泛流行的非理性主義、解構主義、文化多元論和道德相對主義，深入、全麵地分析了人性的異化及其在當代的延異。他們立足於社會批判、非暴力主義、反法西斯主義、反極權主義、反霸權主義、國際和平主義、生態主義、新人格主義、新虛無主義、異化消費、持續發展、藝術革命、解放美學、新時期的階級和剝削概念以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遠大前景，圍繞意識形態、倫理道德、自由、尊嚴、公正、人權和虛假主體等問題，提出了一係列真知灼見。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思想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較為係統地分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葛蘭西、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代表阿爾都塞和普蘭查斯、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以及吉諾維斯、薩姆納和柯林斯的意識形態理論，歸納了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法與意識形態”問題上的核心觀點。一些學者從多個角度分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意識形態方麵的基本思想，揭示了意識形態的種類、形式、特征和功能，對不同流派的意識形態理論進行了分類和歸納，梳理了這些意識形態理論的脈絡，全麵展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複雜圖卷，這對於深化意識形態理論研究，從宏觀上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具有一定的意義。一些學者從學術上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進行當代闡釋，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各個時期的代表人物等的意識形態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進行了比較研究。一些研究者圍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名哲學家——布洛赫、弗洛姆、馬爾庫塞、哈貝馬斯、高茲等展開分析，並闡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烏托邦”的理論及其淵源，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本身是一個具有很強“實踐”意向的思潮。有學者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批評理論及其在中國的理論進行了全麵審視和深入思考，研究者通過清理並反思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批評理論與我國新時期文論之間的影響和對話，拓展了審視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問題的新視閾，考察了中西馬克思主義文論之間的交互影響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批評理論概貌，在此基礎上對意識形態與藝術生產、意識形態與審美、意識形態與審美烏托邦三個論域展開深入剖析。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美學問題的研究，一些學者指出，“文化”成了西方當代社會思潮中的一個關鍵範疇，它已經充當了一個內在的現代性批判術語和衡量後現代性中社會、政治、經濟運動的方法。
在很大程度上，美學思維已經成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批判現代性的重要工具。有研究者立足中國學術語境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進行了再解釋，對盧卡奇、布萊希特、阿多諾、馬爾庫塞、本雅明、阿爾都塞、馬舍雷、伊格爾頓、傑姆遜等代表人物的思想做了較為詳細的解讀和評價，重新解釋和估價了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性人物的藝術觀和美學思想，揭示了這些思想對中國學界的影響。有研究者分析了盧卡奇、葛蘭西、阿爾都塞的社會主義道德教育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啟蒙道德的批判，馬爾庫塞、弗洛姆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批判，哈貝馬斯的交往倫理，薩特的自由論倫理以及分析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倫理。一些研究者以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以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為切入點，分析了20世紀中國的若幹美學問題，突出了研究對象的“中國特色”，考察了中國文化作為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的接受者所體現出的深層變異，對我們今天重新思考中國文化發展模式和文化價值觀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一些研究者打破了流派和理論的局限，以“現代性”為主線構造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框架，較為深入地觸及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理論核心與實質性問題。有研究者把目光轉向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進程，將其置於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變遷的理解和分析的基礎上，他們反思了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精神分析學派、批判理論、存在主義、消費理論等人物與流派的思想邏輯，力圖達到哲學理念與曆史生活之間的溝通。此外，文化霸權理論及其衍生觀點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熱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思想給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啟示和發揮的空間，他們從中捕捉靈感並加以闡發，形成了自己的體係，拉克勞和墨菲等人的霸權理論與之有很大淵源。
（四）關於第二國際時期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的研究
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相對和平發展時期，這種社會生態提供了新的敘事語境，學術界對該時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思想研究有以下方麵。關於考茨基的道德敘事的研究，研究者提出的基本觀點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人的本能及道德要素仍將依據階級的不同而有很大改觀；道德根植於社會經濟之上又對經濟基礎產生很大影響，道德與社會發展的張力在原始社會就已經存在。促進社會團結與共同協力的道德規範，在階級社會裏具有維護某種利益的功能。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除了種種強製的武器之外，統治階級還可能借助強大的經濟力以及文化、宗教等勢力來維係道德原則並使其得以貫徹；在未來無階級社會中，道德原則的貫徹就不再需要強製的武器做保障，那時再出現道德問題時，依靠輿論的力量足以解決。關於梅林的文藝敘事，研究者把其中的要點概括為：文學藝術要在為無產階級服務中發揮作用；無產階級在實現勞動解放的同時還要實現文學藝術的解放，以便使它能夠擺脫資產階級經濟的束縛，成為無產階級爭取和鞏固勝利成果的有力武器，無產階級必須喚醒和培養一種以共產主義為基礎的藝術鑒賞力和藝術創造力。關於蔡特金的教育思想敘事研究，包括無神論與宗教迷信共存的話語、愛國主義與狹隘民主主義共存的話語、舊的教育體製及其改革話語。學術界比較讚同蔡特金關於培養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是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的論述，認為這應當體現在曆史、語言等的教學中，還應當剔除曆史學和語言學教育中的狹隘民族主義毒素。關於普列漢諾夫的美學和文藝理論敘事，研究者認為，普列漢諾夫是用曆史唯物主義話語解讀和考察文學藝術的，他強調對意識形態以及宗教、藝術的研究就是明證。一些研究者指出，普列漢諾夫對美學和藝術理論的研究，與對民粹派的批判話語有密切關係，他的關於文學為社會發展服務的觀點，文化創造反映社會現實的觀點，以及文學性和藝術性相統一的觀點，都是上述語境的產物。也有學者指出，普列漢諾夫利用批判的敘事方式闡釋了藝術的內容和形式、藝術的本質特征和社會作用，以及無產階級藝術代替資產階級藝術的必然性。也有不少研究者認為，比較話語是普列漢諾夫研究美學的重要方法。
（五）關於文化動力的敘事方式及內容表達
第一是西方資產階級語境中的文化力量表達，意在展示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觀。約瑟夫·奈的“軟實力論”是不少人研究文化力量的藍本；弗朗西斯·福山把“普世價值論”看成全球同質化的力量；塞繆爾·亨廷頓把文明的衝突看成決定未來國際政治走向的力量。西方一些反對普世價值的學者表達了不同的話語敘事：薩義德的“後殖民文化”理論認為，文化是帝國主義擴張的重要力量；傑姆遜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論”指出，第一世界是通過大眾傳媒的力量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推向第三世界的；加爾頓的“文化暴力”論則把帝國主義文化力量分為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和文化暴力。西方社會中，一些學者采取了相對折中的話語形式，如韋伯指出，文化需求的各種解決方法塑造了文明組織與動機動力學；J.C.亞曆山大的“強文化範式”指出了文化在塑造社會生活方麵的作用；休厄爾把文化看成人的日常活動及其創造力的動因。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敘事表達了另一種文化情懷：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阿蘭·圖雷納的行動理論，阿多諾的文化工業理論，哈特、奈格和霍爾等人的非物質性勞動理論，拉克勞和墨菲的霸權譜係等，都給文化力量打上了濃重的學術印記，也在一些觀點上有力地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第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動力思想。主要集中在國家文化軟實力理論及其表達方法上，存在著社會實踐決定論、生產方式決定論、社會與文化雙向選擇說、內外機製結合說、文化交往推動說等觀點，敘事要點聚焦在文化國力、文化生產力、影響力、輻射力、吸引力、親和力、滲透力等方麵。第三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對文化力量的認識和表達，這一類往往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特征，其內容繁雜，主要取材於本民族的地方文化，還夾雜著宗教成分或神學內容，大多是為了捍衛自己的文化形態，希望改變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湮沒不彰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