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對象
本論題研究的對象是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及其實踐。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文化力量的存在形式、發展方式、社會功能等方麵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包括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等對上述方麵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以其特定的語境和敘事對人類文化變遷做出自己的解釋，需要放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背景中來分析，放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環境中來認識，放在人類社會的曆史長河中來評騭。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的基本特征有以下方麵：（1）注重科學的研究方法的選擇。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力量的方法建立在兩個前提下。一是研究視角的確立，認為“在每一科學領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從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維中獨立形成的，並且在這些世代相繼的人們的頭腦中經過了自己的獨立的發展道路”[1]，有關的曆史材料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問題的線索；二是研究方法的設定，認為“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2]，這一視角旨在突出辯證思維在認識文化力量問題中的工具意義。馬克思恩格斯不讚成用抽象的推理來把握曆史和現實，不主張對問題做臨時性的應景描述，而是致力於尋求合乎規律的言說形式，在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時空關係變化中揭示文化力量的實質。（2）注重對文化力量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關係的分析。關於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力量的認識，是對人類文化演進方式和演進通則的探索；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力量與資本主義文化力量的性質及作用方式的比較，是對文化發展的特殊形式的判斷；關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文化力量的消長分析，也是思想認識上的獨造。（3）注重對文化力量的社會經濟基礎的認識。在生產方式支撐的社會係統中，文化經常與社會生產力的增長聯係在一起。與手推磨相聯係的生產方式代表著封建文化，與蒸汽磨相聯係的生產方式代表著工業資產階級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是一定時代的生產力及其表現。隨著現有生產方式的改變，文化力量的積澱和積聚方式也在改變，盡管其中的思想、政治、製度等因素極其重要，但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條件及社會實踐是貫穿文化發展以及理解文化的一根紅線。（4）注重對文化力量要素的綜合性考察。對於文化力量的考察，馬克思恩格斯更加關注它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中產生的影響，他們從來不把文化視為獨立的變量，而是把文化動力的表達看成一個完整的過程。（5）注重文化的內在驅動力和外在影響力的結合。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越接近事物的本質，越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質，文化力量的影響也就越大，尤其是當相關的文化與國家的前途命運和人們的生活實踐緊密相連時，其影響力將更加顯著。文化的表達離不開社會實踐活動，文化的主體是從事社會實踐活動的“群眾”，每一種文化形式，都不過是對群眾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思想的外顯。
（二）研究內容
對馬克思恩格斯文化動力思想的研究，主要是結合19世紀上半期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以及資產階級思想體係的諸多矛盾和社會領域中的眾多探索，在分析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基礎上，理解馬克思恩格斯文化動力思想的背景和根源，認識其哲學基礎和現實基礎。認識馬克思恩格斯文化動力思想的結構、內容和敘事方式，深入把握它作為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的原初譜相所具備的理論特質和話語特征。
關於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文化動力思想研究，研究內容可以分為三個要點，一是列寧文化動力思想及其對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的貢獻，結合列寧早期文化思想、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化思想以及晚年的文化思想，認識列寧文化動力思想演進的機理，揭示社會發展中經濟、政治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尤其要理解列寧晚年文化思想真諦，理解“根據經驗談論社會主義”而形成的文化建設思路，認識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意義和價值。研究列寧蘇聯文化革命的特定語境及實踐要求，深入理解革命導師對文化如此鍾情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進而追索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葛蘭西以及諸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文化革命的不同理解及實踐狀況，理解上述思想的銜接與延伸。二是研究斯大林文化動力思想及實踐的民族情結和民族特征，認識其思想在蘇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地位和貢獻，對理論界的不同觀點做出中肯的評析與認識，還要研究其文化動力思想實踐中的經驗教訓。三是理解列寧、斯大林的文化立場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觀的捍衛和發展。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思想動力研究，主要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的文化動力思想脈絡。在思想的起源上，理解馬克思主義文化在中國傳播所造成的文化視野和術語的變化，研究在當時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整理中國傳統文化的必要性和現實性，以及在中國共產黨文化動力思想形成和發展中的意義，理解唯物辯證法在中國共產黨思想文化建設中的方法論價值。認識毛澤東文化動力思想形成發展中的基本要點，理解它在馬克思主義文化譜係中的關聯性和繼承性，認識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意識形態理論、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理論等，對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的貢獻。對於鄧小平文化動力思想的研究，主要關注改革開放造成的環境變化，認識這一時期文化思想的現代化特征，認識社會變革與轉型中的文化定位，尤其要認識在國際風雲變幻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文化的必要性和現實性，認識這一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譜係的延伸作用。研究中國共產黨這一時期的文化動力觀，不能脫離文化強國建設語境、文化生產力語境和文化軟實力語境。
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研究，一是從理論內容和曆史淵源考察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認識資本主義話語環境中文化敘事的多樣化展開，分析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的早期發展，認識盧卡奇、葛蘭西、科爾施等的文化觀的承上啟下作用，分析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觀、英國“新左派”的文化觀、後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理解它們在不同時期的發展狀況及思想內容。例如，在英國，從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提出到文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轉變的動因和表現，從“文化馬克思主義”到“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轉變的原因和表現，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後英國馬克思主義分裂的文化根源。二是研究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觀點或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論節點。例如，文化霸權或文化領導權的譜係、從階級意識到犬儒主義意識形態再到鏡像理論的變化，文化結構與文化建構、技術和意識形態滲透、話語理論及其構建等文化觀點。三是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文化動力思想解讀和解構方式的分析，集中研究唯物史觀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的影響和不同態度，階級鬥爭與文化革命力量的關係等，理解這些問題影響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譜相與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原初譜相的聯係及密切程度。上述方麵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在本書中不是以集成的模塊呈現出來的，而是在每一章中根據不同部分的內容和需求表達出來的。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擬在中文化層麵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主要涉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動力觀、馬克思主義科技動力觀、馬克思主義精神動力觀、馬克思主義文藝動力觀等方麵的理論內容以及在當代中國的實踐狀況。因為大文化過於寬泛，不易把握；小文化過於狹窄，包含內容太少。中文化層麵上的內容，主要指社會的思想意識、理想信念、價值觀念、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宗教信仰等。本書主要涉及這些方麵在社會發展中的動力作用及其實踐形式，這一範圍界定可以從經典著作以及當下的文化建設實踐中找到依據。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中，廣義的文化是指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中人的社會關係以及社會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馬克思恩格斯多次提及“人類文化初期”“史前文化”“希臘文化”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把史前文化階段劃分為蒙昧時期、野蠻時期和文明時期，這是將“文化”和“文明”並列，是比較寬泛的理解。馬克思在《人類學筆記》中，沿用過摩爾的“文化時期”“文化生活”等詞語；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把“文化”與“財富”並列使用，這一說法也很寬泛，大體可以看成廣義的文化。狹義的文化是指人類社會實踐的精神產品，有時也指體現文化內涵的某一具體形式。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語體係中，對狹義文化的表述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麵：第一，把文化理解為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的對應形式。一般而言，經濟政治決定文化形式，而文化影響並反作用於經濟和政治，對人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裏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3]從這一表述看，思想、觀念、意識是與物質活動相伴生的，語言是表達媒介，由此形成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學都是語言的邏輯體係，是物質和政治反映出來的觀念形式和文化形態，甚至那些幻象和虛無縹緲的思想形態也可以是物質活動的異化或升華。“人們頭腦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係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4]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文化的起源、進化和發展離不開人的活動，物質生產、精神生產、人口生產構成人的生存和活動的三個緯度，“從曆史的最初時期起，從第一批人出現以來，這三個方麵就同時存在著，而且現在也還在曆史上起著作用”[5]。這裏，文化是物質活動的產物，又被作為與物質並列的存在而發生作用，是狹義的文化。第二，把文化理解為經濟結構所製約的社會製度及意識形態。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強調從“直接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生活過程和意識形態的生產，意識形態的文化性質充分顯示出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第一次明確論述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及其相互關係，把法律、政治等意識形態歸入上層建築，界定了文化的狹義內涵。在《共產黨宣言》的一篇序言中有這樣一段經典的語言：“每一曆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曆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並且隻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曆史才能得到說明。”[6]其中的“精神的曆史”和意識形態的曆程接近，屬於狹義的文化內容。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文化時，對文化內容的分類是逐步細化和明確的，這一方麵與他們的文化體認有關，另一方麵與社會發展中的分工及學科分類的多樣化有關。第三，把文化理解為一定前提下的科學、藝術、宗教等方麵的知識。《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有一段經典語句：“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7]在這裏，恩格斯把科學、藝術作為不同的文化形式，範圍比較小。馬克思指出：“孤立的勞動（假定它的物質條件是具備的）即使能創造使用價值，也既不能創造財富，又不能創造文化。”[8]這裏強調的是文化的精神性質，範圍也比較小。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恩格斯使用的“精神”概念，也屬於狹義的文化形式。他說：“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高度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地位的占有，不僅成為多餘的，而且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為發展的障礙。”[9]這裏所講的“精神”，既有別於政治統治，也不同於教育壟斷，也屬於狹義的文化形式。
列寧、斯大林使用過“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純粹文化”“民族文化”“無產階級文化”“資產階級文化”等詞，在他們的著作中，關於文化範圍和含義的論述大致從以下方麵體現出來。第一，在分析俄國基本國情和建成社會主義的條件時使用的“文化”。在《論我國革命》一文中，列寧指出：“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麽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10]這裏說的文化水平應該是一個綜合狀態，既包括個人的知識水平，又包括國民的綜合素質，體現為國家的整個文化狀況。在《論合作社》一文中，他把文化革命與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聯係起來，認為：“隻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11]“文化革命”的含義比較寬泛，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麵的變革，是指社會主體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活動，其成果可以看成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製度文明的合體，相當於廣義的文化。列寧還講到：“但是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麵（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麵（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於我們說來，都是異常困難的。”[12]這裏所說的“文化革命”包括了“純粹的文化”和“物質方麵”，還與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相聯係，體現在物質方麵和精神方麵，它與“文明”的內涵及外延很相近。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寧談到的“資產階級製度以前的糟糕之極的文化”“官僚或農奴製等等的文化”，當屬此類。而且，“這些缺點根源於過去，過去的東西雖已被打翻，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退到早已成為陳跡的舊文化的階段去。我在這裏提出的正是文化問題，因為在這種事情上，隻有那些已經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為習慣的東西，才能算作已達到的成就”[13]。這裏的“文化”主要指傳統、習慣以及一個民族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等，它深刻影響著蘇維埃俄國的現實。第二，在論述俄國居民識字狀況及黨和國家工作機關人員素質時使用的“文化”。在《日記摘錄》中，列寧指出：“當我們高談無產階級文化及其與資產階級文化的關係時，事實提供的數據向我們表明，在我國就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狀況也是很差的。”[14]他引用的“每千人的識字人數”的比較數據顯示了這一點。在此，列寧表達了一個意向：僅僅識字還不能和“文化”畫等號，識字隻是具有文化的前提和基礎。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談到提高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時，列寧把文化理解為“受過教育和訓練”。當時，令列寧感到憂心的是，一些機關人員的文化素質太低，遠遠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而改變這種狀況卻非一日之功。第三，在論述無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以及兩類民族文化時使用的“文化”。這兩類文化都是特指，它們性質不同，作用方向也不同。無產階級文化不是孤立地發展起來的，它不是空想的造物。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硬說是這樣，那完全是一派胡言。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15]這是說無產階級文化的繼承性及其存在形態。在列寧看來，建設無產階級文化要有一定的條件。“當我們談到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就必須注意這一點。應當明確地認識到，隻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隻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16]這裏所說的文化是特定曆史時期的文化，是文化的曆時性與共時性的表現，是文化的繼承性和發展性的表現。
中國共產黨對文化範圍的理解大致有三種路向：一是大文化，既包括物質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是指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過程中所形成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二是中文化，把它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對應起來，這種理解在黨的文獻中使用較多，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學教育。例如，十六大報告中講的文化建設和文化體製改革就是中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也指中文化，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基本一致。三是小文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文化建設屬於此類，主要指語言、文學、藝術等，這個層麵上的文化理解相對狹窄。
其一，在大文化層麵上使用的“文化”。1960年，毛澤東在《應當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遺產》一文中提到的文化遺產既有物質方麵的，又有精神方麵的，屬於大文化。實際上，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化遺產”中的文化也處在這個層麵上。在一些場合裏，毛澤東所論述的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等，包含著與之相聯係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內容，可以理解為大文化。後來，毛澤東所講的“**”中的“文化”，也相當於大文化。胡錦濤曾指出：“一個沒有文化底蘊的民族，一個不能不斷進行文化創新的民族，是很難發展起來的，也是很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17]這裏的文化內涵很大，可以理解為大文化。近年來，我們所講的先進文化，基本上是指大文化，其範圍既不能用意識形態來界定，也不能用單純的文化知識來涵蓋；既不能用哲學社會科學知識來界定，也不能用單純的自然科學知識來界定。我們現在講的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範圍也很大。
其二，在中文化層麵上使用的“文化”。毛澤東對文化的論述，很多是在這個層麵上展開的，並限定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毛澤東認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18]這一段話很經典。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19]。這是講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至於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20]這是對新文化作用對象的分析，他把“新文化”“新經濟”“新政治”相比較使用，是在中文化層麵上來認識和理解的。鄧小平把科學文化水平和高尚的思想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21]。他把“文化生活”“科學技術水平”與“高度的物質文明相對應”，也是在中文化層麵上審視文化的。通常情況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相對應”，是中文化；“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與“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是不同時期的文化要求，前者範圍較廣，後者指代更明確。
其三，在小文化層麵上使用的“文化”。小文化主要體現為語言文字、文學藝術以及識字能力等方麵。毛澤東在《軍委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提到：“必須在今後一個相當時期內著重學習文化，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22]在當時的環境中所講的“文化”是指提高知識水平，而所采取的措施也是舉辦各種文化學校，如半日製學校、速成小學、速成中學、初小教育和高小教育等，顯然屬於小文化的範圍。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講到我們國家一窮二白，文化水平和科學水平都不高，講的是國民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指小文化。
對於文化範圍的確定，是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的重要前提。不同的文化環境影響著人們的文化認識。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正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盡管他們沒有研究文化的專門論著，但他們對文化的理解亦非泛泛之談，這與他們對當時社會矛盾的辯證認識分不開。到了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形勢已大不相同，對無產階級文化的探索被引向深入並且多方麵展開，麵對現實的文化問題，列寧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觀點並付諸實踐。中國共產黨人對文化的理解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相聯係，也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化觀的繼承和發展。總的來看，文化範型的延續和變遷，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的真實寫照。由於社會的變遷和不同文化的相互影響，造成文化的邊界經常變動，人們對文化的認識也經常變化。對文化含義的界定，可以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地而異，也可以易人而同、易地而同、易時而同，從而造成不同的文化說辭。但是，不能借口文化變動就無所作為，甚至否定文化建設的重要性。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否認文化發展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人強調提高文化實力和文化活力，體現了與時俱進的文化精神。對於文化範圍的不同理解，既是理論問題，又是現實問題；既是學術問題，又有政治因素。除了本文所述的文化含義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理解。例如，第二國際時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解、文化人類學的文化理解等，顯示出文化研究的活躍和生機，正是這種別開生麵、源源不斷的文化“物流”，不斷更新著人們的文化理解，造成“文化範型”的變化。從方法論看，不同的文化理解並不妨礙人們的文化研究，相反它提供了多樣化的研究視角和線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文化建設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對不同文化含義的使用，不能拘泥於一個方麵。哲學社會科學所理解的文化，與自然科學所理解的文化會有很大差別，這不會影響各自的文化研究；社會主義國家所理解的文化，與資本主義國家理解的文化也不完全一致，這也不會妨礙各自的文化建設。但是，當一方把自己的理解強加於另一方時，其負麵影響很快會顯示出來。